所以,現在在台灣問四五十歲的男人,誰沒入過國民黨,可能很難找到,隻不過極大部分都沒交過黨費,沒參加過活動,成了“失聯黨員”。前不久,國民黨進行黨員資料整理,還意外發現許多民進黨及親綠人士都曾經是國民黨黨員。


    1978


    蔣經國繼任與“十大建設”


    1978年,蔣經國就任了。


    台灣人熟悉的那個畫麵——每年蔣中正穿著軍裝,在“雙十節”閱兵時那挺拔的身姿和強有力的口音“軍民同胞們……”變成蔣經國那親切的揮手以及謙虛的致意“親愛的父老、兄弟、姐妹們……”不變的是那浙江口音,但敏感的人似乎從這句話裏聽到了些弦外之音——時代開始改變了。


    蔣中正“崩逝”(是的,當時的報紙用的就是這個充滿了皇權帝製意味的封建字眼)後,“副總統”嚴家淦繼任,但實權卻在“行政院長”蔣經國手上。嚴家淦可說是虛位“首腦”,當時都叫他“yesman”。雖然兩年後蔣經國的接班已經是可以預見的事,但還是有不少人不太滿意,不知道蔣家王朝還有多久。當初有個政治笑話是這麽說的:蔣介石去世後,不可避免地在天堂遇見了“國父”孫中山先生,壯誌未酬身先死的孫中山非常關心“中華民國”的狀況,於是問老蔣——


    “我死後,‘中華民國’有沒有‘行憲’啊?”


    蔣介石馬上迴答:“有啊!有‘行憲’,有‘行憲’啦!”


    孫中山又問:“那第一任‘總統’是誰?”


    蔣介石迴答:“是我。”


    孫中山心想,老蔣一統江湖,確實當得,又問:“那第二任呢?”


    這時老蔣不太好意思說還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說謊對不起“國父”,於是迴答:“於右任[1](餘又任)。”


    孫中山高興地說:“不錯不錯,書法家當‘總統’,文學治國。那第三任又是誰呢?”


    蔣中正腦筋一轉,機智地答道:“吳三連[2](吾三連)。”


    孫:“嗯,輿論界有人出任‘總統’,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誰?”


    蔣:“趙元任[3](照原任)。”


    孫想了一想說道:“很好,語言學家當‘總統’。那第五任呢?”


    蔣:“是……是趙麗蓮[4](照例連)。”


    孫中山開心地說:“太好了,連教育家也做‘總統’了,真是越來越進步了。”


    這是個很典型的諷刺蔣家的笑話。其實,蔣中正的影響力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還存在,在我小學時都還要背“蔣公遺囑”,音樂課也要學唱“蔣公紀念歌”。而每次老師一提到蔣介石或“國父”孫中山先生時,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這些事現在迴想起來,都覺得挺傻的。


    在此前一年,中山高速公路也通車了,這是一條縱貫台灣南北四百多公裏的高速公路,也是台灣第一條高速公路。


    當初建成時,許多人批評這根本是一條超大型的養蚊場,因為根本沒多少車子在上麵跑,是富人專用的。但事後幾十年證明,這條高速公路對台灣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讓商品貨暢其流地在台灣西部三大港間流通。甚至到了後來,台灣私家車變多後,這條高速公路根本不敷使用。許多我這一代台灣人的成長經歷裏,一定都有過年爸爸開車載著全家走高速公路迴中南部老家的印象,並且,一定會被堵在路上好幾個小時。本來南北往來隻要四個多小時,這時變成近十個小時或更久,整條高速公路變成一個大停車場。在晚上看來,車尾燈就如同一條紅紅的龍,盤到地平線的另一邊。


    因此,後來當局又建了好幾條方向重複的高速公路,以減輕車流負擔。但高速公路在台灣除了交通功能外,還有很重要的戰備功能,在某些路段上,是特別設計來供戰鬥機起降的。


    那幾年,“十大建設”陸續完工。“十大建設”是指台灣在20世紀70年代時所進行的一係列基礎建設工程。在這之前的台灣許多公共基礎建設,如道路、港埠、機場、發電廠等,仍處於欠缺、老舊的狀態。再加上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為了提升和深化總體經濟發展,當局開始規劃進行十個大型建設工程。這分別是:核能發電廠,中正國際機場,鐵路電氣化,台中港,中山高速公路,大煉鋼廠,大造船廠,石油化學工業,蘇澳港,北迴鐵路。在“十大建設”中,有六項是交通運輸建設,三項是重工業建設,一項為能源項目建設。


    但當初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決定“十大建設”的計劃時,是冒了很大風險的。當時台灣經濟尚處於起飛初期,民眾經濟所得尚未提高,以及當時遇上第一次石油危機和台灣當局退出聯合國等外交困境,可以說,台灣在發展“十大建設”時,當局是沒有經費的。所以,有部分官員表示反對,但蔣經國以一句“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力排眾議,後來通過找沙特借款才得以解決。也就是說,“十大基礎建設”是舉債建設。後來也證明蔣經國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確實推動了台灣經濟起飛。可以說,台灣經濟完全起飛是在“十大建設”之後。


    以當時蔣經國的觀念來說,他認為,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富可敵國”與“貧無立錐”如果形成兩個極端,卻被理解為經濟真的成長了,這應是一大諷刺。所以,為了避免像許多高度開發國家那樣財富集中,貧富懸殊,他認為發展不僅要財富增加,也要合理分配,這樣人民才能在均富的標準下愉快又勤勞地工作,社會才能穩定。可以看到,“十大建設”裏有七項是經濟基礎建設,對台灣未來來說,不管採取哪種發展策略都是非常必要的建設。


    “十大建設”所帶來的經濟方麵影響,的確給台灣帶來煥然一新的生活風貌,但另一方麵也牽動了政治與社會的演化。在人民知識與經濟能力大幅提升的情況下,要求政治開放的唿聲也越來越高,原來嚴密的政治控製體係已逐漸不能應對人民的要求了。


    [1]著名國學家、政治家。


    [2]著名辦報人。


    [3]語言學家、音樂家。


    [4]著名英語教育家。


    1979


    我的家庭


    1979年對於台灣來說,實在是不怎麽安寧的一年。1月1日,美國與台灣當局斷交,年底又來了個“美麗島事件”,我看當局頭都大了。


    但對一般百姓來說,1979年最大的事就是開放去島外觀光。在過去,隻有經商、公務、留學等才能離開台灣,現在沒有具體的事情,也可以離開台灣觀光了,因此,香港瞬間就被台灣人“占領”。


    而我家的大事就是,我妹在夏天出生了。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台灣,當局鼓勵的生育政策是“一個孩子不算少,兩個孩子恰恰好”這種大家都會背的口號;另外,那幾年還有一種口號叫“三三三一”,指婚後三年生第一個小孩,過三年再生一個,理想的結婚年齡為男28歲、女25歲。我爸媽還真響應號召,剛好生了一男一女,一家四口,標準地邁入中產階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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