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稱自己好古敏求，所以皇帝效法前賢，“頤情典籍”，也是“好古之美德”。接著筆鋒一轉，指出鹹豐二年廣開言路，要求大臣們將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據實陳奏，可臣工們各抒己見之後，“究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間有特被獎許者，未幾而斥為亂道之言，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161這幾句話說得很重，幾乎是指責皇帝用心不誠，徒尚文飾。
第三種流弊就更嚴重了，曾國藩用了很模糊，看似不著邊際的語句，說鹹豐“娛神淡遠，恭己自怡，曠然若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廣大之美德也”。162其實是一種反諷，意思是說，陛下一副高高在上，唯我獨尊，視眾臣如無物的樣子，看似氣派很大，適足以“厭薄恆俗而長驕矜之氣”。並舉例說鹹豐二年下詔求言，要求臣子們貢獻用人行政的意見;而近來則屢屢宣言，“黜陟大權，朕自持之”，大有幹綱獨斷之意。若這麽一味自大下去，廣大之美德就會變質為自以為是，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流弊，會給朝政造成致命的危害。
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大率憨直者少，緘默者多，皇上再三誘之使言，尚且顧忌濡忍，不敢輕發苟見;皇上一言拒之，誰復肯幹犯天威?……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折人主驕奢之萌，培其風骨，養其威稜，以備有事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也。若不取此等，則必專取一種諧媚軟熟之人，料其斷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鋒芒者，必盡挫其勁節而銷鑠其剛氣。一旦有事，則滿庭皆疲苶遝泄，相與袖手，一籌莫展而後已。163
奏疏的核心寓意，是希望皇帝不要“自矜”，把臣下的意見不當迴事，“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164奏疏雖措辭委婉，可指摘了鹹豐的行為，等於是批了皇帝的逆鱗。故“鹹豐帝覽奏大怒，捽諸地，立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祁寯藻叩頭稱‘主聖臣直’者再，季芝昌亦請恕其愚直，帝意乃解，且深嘉國藩之敢言，命署刑部侍郎。”165“深嘉”其實未必，鹹豐放過他，為的是表現自己的寬宏大度。其後在上諭中，鹹豐完全否定了曾國藩的指摘，表現出了帝王的傲慢：
曾國藩條陳一折，朕詳加披覽，意在陳善責難，預防流弊，雖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來，凡大小臣工章奏，與國計民生用人行政諸大端有所補裨者，無不立見施行，……豈遂以“毋庸議”三字置之不論也?伊所奏，……或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頗，拘執太甚。念其意在進言，朕亦不加斥責。至所論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諛惡直等語，頗為切要。自維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時存檢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過當之言不加節取，採納不廣，是即驕矜之萌。朕思為君之難，諸臣亦當思為臣之不易，交相諮儆，坐言起行，庶國家可收實效也。166
這樣，曾國藩有驚無險地過了一關。但事情傳出後，卻為他在京師，尤其是在鄉裏贏得了一片讚譽之聲。“自此疏之上，曾國藩忠直之聲乃大著，天下想望風采矣。”167一道犯顏直諫的奏疏，何以會有如此反響，這就不得不由當時報喜不報憂的官場風氣說起了。
康雍幹三朝，為了鞏固滿族對中國的統治，除不斷加強皇權外，在懷柔籠絡漢族士大夫的同時，朝廷也對所有不馴服者實行思想言論上的鎮壓，即眾所周知的文字獄。皇帝高度集權的後果是臣子主動性的喪失，思想鉗製也必然會斫喪文化學術的生機，催生政治的腐敗。上上下下、四麵八方一派歌功頌德之聲，但卻聽不到來自現實的真話，是政治腐敗的重要表徵。幹隆末世與嘉慶、道光兩朝，朝廷上盛行的就是這麽一種風氣。道光一朝，先後出任首輔的曹振鏞、穆彰阿、潘世恩等，在皇帝麵前，都是些自甘平庸，奉命惟謹，“多磕頭，少說話”的角色。
曹中堂(即曹振鏞)168當國，始嘉慶末年，至宣宗(即道光)朝特見委任，而性模稜，終身無所啟沃，入對但頌揚而已。又最忌士之有能者，稍出己上，必排擠之使去。本朝家法，政無大小皆由宸斷。至宣宗嗣位，尤慮大權旁落，必擇謹善之士使之佐治，故一時才臣半遭廢斥，而與曹有水乳之合。有識者每仰屋竊嘆，以為三十年後，才與財皆盡矣。……至曹死，穆、潘169兩相國相繼枋政，用人行事，一尊其轍，升達者非夤刺(拉關係)即疲苶，170士風既變，國事遂日非。171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樞如此，則京師與地方官場的風氣不問可知。當時有個叫沈垚的浙江人，在京師官宦人家坐館，曾對親眼目睹的官場風氣，做過這樣的描述：“都下無一事不以利成者，亦無一人以真心相與者。”又雲：“垚居都下六年，求一不愛財之人而未之遇。”“中朝貴人取給於方麵(指外省封疆大吏)，方麵取給於州縣，州縣取給於小民，層層剝取，即層層護持。都下衣冠(士大夫之別稱)之會，無有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終日華軒快馬，馳騁於康莊。翰林則謁拜閣師，部郎則進謁台長。公事則胥吏持稿，顧名畫譜;私退則優伶橫陳，笙歌鼎沸。其間有文雅者，亦不顧民生之艱難，惟有訪碑評帖，證據瑣屑而已。”172
舉朝如此，個人隻能隨波逐流，難得有所作為。曾國藩的京宦生涯，也是這麽過來的。他升任侍郎後，“勤於供職，署中辦事無虛日”，173但大都是些等因奉此之類的公事，“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他甚至對朋友們戲稱自己像隻寄生於官場的虱子。174這種庸庸碌碌的生活，加上頑癬等病痛的折磨，幾次使他萌生退誌。但朝廷發生的一件大事，又振作起他的精神。
道光三十年正月，老皇帝旻寧去世，皇四子奕訁寧即位，年號鹹豐。新皇帝年方20，所為卻令人刮目相看。登基伊始，下詔求言;不久後又一下子扳倒了老皇帝最為寵信的領班軍機大臣、大學士穆彰阿。穆彰阿(1782～1856)，字鶴舫，姓郭佳氏，滿洲鑲藍旗人。嘉慶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檢討。累遷少詹事、各部侍郎、內務府大臣、左都禦史、理藩院尚書、漕運總督、諸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大學士等職，道光七年入軍機處。鴉片戰爭時，“穆彰阿當國，主和議，為海內所叢謗。上既厭兵，從其策，終道光朝，恩眷不衰。自嘉慶以來，典鄉試三，典會試五，‘凡覆試、殿試、朝考、教習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翰詹，無歲不與衡文之役。國史、玉牒、實錄諸館，皆為總裁。門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稱‘穆黨’。”175曾國藩自己，雖然並未阿附穆彰阿，可論起來也是他的門生呢。
大臣門生故吏遍天下，對於皇權專製而言，本身就是件很遭忌的事情。所以新皇帝即位，為了掃清行政障礙，樹立威信，每每都會整肅前朝的權臣。道光三十年十月(鹹豐雖已即位，但在道光去世的當年仍沿用其年號)，鹹豐忽然下了一道詔書，罷了穆彰阿的官，罪名是：“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摩以逢(迎)主意。”176但舉出的事例，就有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譬如說潘世恩薦用林則徐，穆彰阿說林身體不好，赴廣西剿匪身體怕承受不了，鹹豐罵他是“偽言熒惑，使朕不知外事，罪實在此”。其實穆彰阿說的是實話，林則徐果然病死在赴廣西的路上。至於庚子年(1840)主張與洋人議和，是他看出道光不想打下去，逢君之好的舉動。說他“揣摩以逢主意”，則有之，而責任實在於道光，他不過是按照皇帝的意圖行事而已。可在當時，朝野上下都同情林則徐，在心裏認定了他是欺君誤國的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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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流弊就更嚴重了，曾國藩用了很模糊，看似不著邊際的語句，說鹹豐“娛神淡遠，恭己自怡，曠然若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廣大之美德也”。162其實是一種反諷，意思是說，陛下一副高高在上，唯我獨尊，視眾臣如無物的樣子，看似氣派很大，適足以“厭薄恆俗而長驕矜之氣”。並舉例說鹹豐二年下詔求言，要求臣子們貢獻用人行政的意見;而近來則屢屢宣言，“黜陟大權，朕自持之”，大有幹綱獨斷之意。若這麽一味自大下去，廣大之美德就會變質為自以為是，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流弊，會給朝政造成致命的危害。
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大率憨直者少，緘默者多，皇上再三誘之使言，尚且顧忌濡忍，不敢輕發苟見;皇上一言拒之，誰復肯幹犯天威?……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折人主驕奢之萌，培其風骨，養其威稜，以備有事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也。若不取此等，則必專取一種諧媚軟熟之人，料其斷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鋒芒者，必盡挫其勁節而銷鑠其剛氣。一旦有事，則滿庭皆疲苶遝泄，相與袖手，一籌莫展而後已。163
奏疏的核心寓意，是希望皇帝不要“自矜”，把臣下的意見不當迴事，“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164奏疏雖措辭委婉，可指摘了鹹豐的行為，等於是批了皇帝的逆鱗。故“鹹豐帝覽奏大怒，捽諸地，立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祁寯藻叩頭稱‘主聖臣直’者再，季芝昌亦請恕其愚直，帝意乃解，且深嘉國藩之敢言，命署刑部侍郎。”165“深嘉”其實未必，鹹豐放過他，為的是表現自己的寬宏大度。其後在上諭中，鹹豐完全否定了曾國藩的指摘，表現出了帝王的傲慢：
曾國藩條陳一折，朕詳加披覽，意在陳善責難，預防流弊，雖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來，凡大小臣工章奏，與國計民生用人行政諸大端有所補裨者，無不立見施行，……豈遂以“毋庸議”三字置之不論也?伊所奏，……或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頗，拘執太甚。念其意在進言，朕亦不加斥責。至所論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諛惡直等語，頗為切要。自維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時存檢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過當之言不加節取，採納不廣，是即驕矜之萌。朕思為君之難，諸臣亦當思為臣之不易，交相諮儆，坐言起行，庶國家可收實效也。166
這樣，曾國藩有驚無險地過了一關。但事情傳出後，卻為他在京師，尤其是在鄉裏贏得了一片讚譽之聲。“自此疏之上，曾國藩忠直之聲乃大著，天下想望風采矣。”167一道犯顏直諫的奏疏，何以會有如此反響，這就不得不由當時報喜不報憂的官場風氣說起了。
康雍幹三朝，為了鞏固滿族對中國的統治，除不斷加強皇權外，在懷柔籠絡漢族士大夫的同時，朝廷也對所有不馴服者實行思想言論上的鎮壓，即眾所周知的文字獄。皇帝高度集權的後果是臣子主動性的喪失，思想鉗製也必然會斫喪文化學術的生機，催生政治的腐敗。上上下下、四麵八方一派歌功頌德之聲，但卻聽不到來自現實的真話，是政治腐敗的重要表徵。幹隆末世與嘉慶、道光兩朝，朝廷上盛行的就是這麽一種風氣。道光一朝，先後出任首輔的曹振鏞、穆彰阿、潘世恩等，在皇帝麵前，都是些自甘平庸，奉命惟謹，“多磕頭，少說話”的角色。
曹中堂(即曹振鏞)168當國，始嘉慶末年，至宣宗(即道光)朝特見委任，而性模稜，終身無所啟沃，入對但頌揚而已。又最忌士之有能者，稍出己上，必排擠之使去。本朝家法，政無大小皆由宸斷。至宣宗嗣位，尤慮大權旁落，必擇謹善之士使之佐治，故一時才臣半遭廢斥，而與曹有水乳之合。有識者每仰屋竊嘆，以為三十年後，才與財皆盡矣。……至曹死，穆、潘169兩相國相繼枋政，用人行事，一尊其轍，升達者非夤刺(拉關係)即疲苶，170士風既變，國事遂日非。171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樞如此，則京師與地方官場的風氣不問可知。當時有個叫沈垚的浙江人，在京師官宦人家坐館，曾對親眼目睹的官場風氣，做過這樣的描述：“都下無一事不以利成者，亦無一人以真心相與者。”又雲：“垚居都下六年，求一不愛財之人而未之遇。”“中朝貴人取給於方麵(指外省封疆大吏)，方麵取給於州縣，州縣取給於小民，層層剝取，即層層護持。都下衣冠(士大夫之別稱)之會，無有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終日華軒快馬，馳騁於康莊。翰林則謁拜閣師，部郎則進謁台長。公事則胥吏持稿，顧名畫譜;私退則優伶橫陳，笙歌鼎沸。其間有文雅者，亦不顧民生之艱難，惟有訪碑評帖，證據瑣屑而已。”172
舉朝如此，個人隻能隨波逐流，難得有所作為。曾國藩的京宦生涯，也是這麽過來的。他升任侍郎後，“勤於供職，署中辦事無虛日”，173但大都是些等因奉此之類的公事，“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他甚至對朋友們戲稱自己像隻寄生於官場的虱子。174這種庸庸碌碌的生活，加上頑癬等病痛的折磨，幾次使他萌生退誌。但朝廷發生的一件大事，又振作起他的精神。
道光三十年正月，老皇帝旻寧去世，皇四子奕訁寧即位，年號鹹豐。新皇帝年方20，所為卻令人刮目相看。登基伊始，下詔求言;不久後又一下子扳倒了老皇帝最為寵信的領班軍機大臣、大學士穆彰阿。穆彰阿(1782～1856)，字鶴舫，姓郭佳氏，滿洲鑲藍旗人。嘉慶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檢討。累遷少詹事、各部侍郎、內務府大臣、左都禦史、理藩院尚書、漕運總督、諸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大學士等職，道光七年入軍機處。鴉片戰爭時，“穆彰阿當國，主和議，為海內所叢謗。上既厭兵，從其策，終道光朝，恩眷不衰。自嘉慶以來，典鄉試三，典會試五，‘凡覆試、殿試、朝考、教習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翰詹，無歲不與衡文之役。國史、玉牒、實錄諸館，皆為總裁。門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稱‘穆黨’。”175曾國藩自己，雖然並未阿附穆彰阿，可論起來也是他的門生呢。
大臣門生故吏遍天下，對於皇權專製而言，本身就是件很遭忌的事情。所以新皇帝即位，為了掃清行政障礙，樹立威信，每每都會整肅前朝的權臣。道光三十年十月(鹹豐雖已即位，但在道光去世的當年仍沿用其年號)，鹹豐忽然下了一道詔書，罷了穆彰阿的官，罪名是：“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摩以逢(迎)主意。”176但舉出的事例，就有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譬如說潘世恩薦用林則徐，穆彰阿說林身體不好，赴廣西剿匪身體怕承受不了，鹹豐罵他是“偽言熒惑，使朕不知外事，罪實在此”。其實穆彰阿說的是實話，林則徐果然病死在赴廣西的路上。至於庚子年(1840)主張與洋人議和，是他看出道光不想打下去，逢君之好的舉動。說他“揣摩以逢主意”，則有之，而責任實在於道光，他不過是按照皇帝的意圖行事而已。可在當時，朝野上下都同情林則徐，在心裏認定了他是欺君誤國的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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