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澤南“高顴方頤，精力絕人。讀書潛思力踐，言動造次必以禮法。”147雖沉滯於科舉，可學力深湛，“其為學主於性理，而求經世(致用)”。他以道德之士自期，在學術上“大率推本橫渠(即張載)，歸極孟子，以民胞物與為體，以勉強力行為用”。148其著作有《西銘講義》、《姚江學辨》、《讀孟子劄記》、《人極衍義》、《小學韻語》等等。羅積苦力學的經歷給他抹上了幾分悲壯色彩，而其道德學問更使之聲名鵲起。遠近學子，紛紛負笈從遊。較為著名的有易良幹、羅信東、羅鎮南，此三人後來均從羅澤南赴援江西，戰死於南昌城下。王錱、鍾近蘅鍾近濂兄弟，鍾氏兄弟後隨王錱從軍，敗死於羊樓司。此外還有朱宗程、康景暉、羅信北羅信南兄弟、翁篔登、易良翰、李續賓李續宜兄弟、曾國華曾國荃兄弟、潘鴻燾、左樞、楊昌濬等。而從羅氏講學過從之友人，同縣有謝邦翰、劉蓉、彭洋中、周牧、賀雍、魏萬傑、淇長齡等;縣外則有湘潭的王士達、王榮蘭，湘陰的左宗棠、郭嵩燾郭崑燾兄弟，長沙的丁敘忠，寧鄉的劉典等人。149其中成就為一代湘軍名將而位列封疆者，大有人在。
道光二十四年，曾國華、曾國荃赴省城讀書，附課於羅澤南處。曾國藩得知這個消息，很為兄弟們高興，此時他已從朋友處得知羅澤南學問德行俱優，堪為師表。“羅山兄甚為劉霞仙(即劉蓉，霞仙為其號)、歐(陽)曉岑所推服，有楊生(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則其可為師表明矣，惜吾不得常與居遊也。”150又有“羅羅山兄讀書明大義，極所欽仰，惜不能會麵暢談”之嘆，說曾國藩與之神交，不為謬也。曾國荃對羅澤南之道德學問，亦極欽佩，在給曾國藩的家信中，稱其為“吾邑偉人”，“叩其學問，正大篤實，經術深湛，著述日富”，而其談吐，則“粹然儒者之言，足令頑廉懦立”。
鹹豐元年，羅澤南始與曾國藩通信。羅曾為賀長齡家西席，故為賀家女兒做媒，提親於曾國藩長子曾紀澤。曾國藩初不情願，但因竹亭公堅持，終與賀氏做了親家。而後，太平軍由廣西北上，圍困長沙，全省人心惶惶。湘鄉縣令朱詒孫委託羅澤南、王錱、劉蓉等編練鄉勇，以保衛鄉裏。鹹豐二年底，丁憂迴籍的曾國藩，奉旨幫辦團練，這部分鄉勇就成為他屬下的基本力量，羅澤南自然也就成了曾國藩麾下的部將。此後數年，羅或在省內剿匪，或出省與太平軍作戰，所向克捷，備受倚重，成為湘軍早期的名將。羅、曾後來還結成了兒女親家，但在此時，兩人雖相知甚久，尚無緣謀麵。
與曾國藩同為京師舊雨，且與其今後事業大有關係者，還有毛鴻賓、李元度、陳士傑、莫友芝等。毛鴻賓(1806～1868)，字翊雲，號寄雲，山東歷城縣人。毛與曾為戊戌同年，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官江南道禦史、湖北道員、安徽臬司、江蘇藩司，鹹豐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撫，後遷兩廣總督。曾與毛私交甚好，稱毛為自己在戊戌同年中之“至好”，152以至於曾國藩丁憂返籍，留在京中的家小與債務，皆交其一手料理。153毛繼駱秉章出任湘撫，為征戰大江南北的湘軍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軍餉與兵員，是曾氏最終能夠克成大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又字笏庭，湖南平江縣人。少時肄業於嶽麓書院，道光二十三年湖南鄉試舉人，後官縣學教諭。道光三十年至鹹豐二年，“元度旅食京師間，閑從曾文正、邵位西(即邵懿辰，位西為其字)、孫芝房、吳南屏、楊杏農諸公遊”。154曾國藩迴鄉組練湘軍後，李上書言兵事，旋入曾氏幕府，自湖南轉戰至江西，李長於文墨，一直在曾身邊綜理文案。後亦帶兵作戰，官至雲南按察使、貴州布政使。著有《國朝先正事略》、《天嶽山館文鈔》。
陳士傑(1823～1892)，字雋丞，湖南桂陽縣人。道光二十九年，以拔貢廷試一等第一名，分戶部任職為七品小京官。為人耿介，“敝車羸馬，不喜造請”。同事中唯與閻敬銘相友善。“曾文正於朝考讀卷時相知賞，又同鄉先達以鑒裁自許，傾懷延接。”“鹹豐元年，(陳)丁父憂，貧不能歸。文正躬為辦裝，綿衣車簾，悉取為贈。”並許之為“外樸內朗，幹濟才也”。155陳迴籍守製時，適值桂陽土寇起事，陳為鄉裏所推，帶鄉勇剿滅之。曾國藩治軍衡陽時，“聞公知兵，手書招之”，遂入曾氏幕府。湘軍與太平軍初戰湘潭，建策者實為陳士傑。湘軍克復武昌後，陳以功用為戶部主事，隨即還鄉省親，此後一直留居湖南辦理團練，以抗禦石達開聞名於世。後累官江蘇、山東、福建按察使，浙江、山東巡撫。
莫友芝(1810～1871)，字子偲，貴州獨山縣人。父莫與儔為嘉慶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任貴州遵義府學教授。友芝家學淵源，道光十一年中舉。“丁未(道光二十七年)會試，公車報罷，與曾文正公國藩邂逅於琉璃廠書肆。始，未相知也，偶舉論漢學門戶，文正大驚，叩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學耶!即過訪國子監學正劉椒雲，傳瑩為置酒虎坊橋，(二人)造榻訂交而去。”156雖僅一麵之交，卻是後來遇合之機緣。鹹豐十年，莫以知縣候選，後入胡林翼幕府，為之校刻《讀史兵略》。“胡死，從曾國藩幕府踰十年。”莫友芝在曾氏幕中是個學者型的人物，“身通蒼雅故訓、六藝157名物製度，旁及金石目錄家言，治詩尤精，又工真行篆隸書。久之，名重西南，學者交推。”158胡、曾聘其於幕府，非為軍事，而是校刻書刊，切磋學問，由此亦可見儒將氣象之一斑。
曾國藩為人雅好交遊，由此結識的眾多人才，構成了一筆無形而且深厚的資源。當然，好交遊絕不是濫交遊，曾國藩交友，有著自己的選擇，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是也。正如他告誡兄弟們的，擇友宜慎之又慎，因為“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
曾國藩的京師生涯中，還有件很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鹹豐二年四月，他向皇帝上了一道《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所謂聖德，是個恭維的字眼，即皇帝的德行。三端指的是敬慎、好古、廣大這三種行為。在專製集權體製下麵，臣子通常是不敢直接指陳皇帝的毛病的，而是用些個假設來諷喻皇帝，期待他能自行省悟。如幹隆朝大臣孫家淦的那道著名的《三習一弊疏》。但曾國藩此疏不是諷喻，而是實指鹹豐行政處事的做法不妥，很有些犯顏直諫的意味。
那麽，這三種德行何以成了流弊呢?我們看看曾國藩怎麽說。他先給皇帝一個抽象的肯定，說鹹豐關注朝廷禮儀、臣工應對這類事情，本是“敬慎之美德”，但總把眼睛盯在這些細微末節上，則會“流弊為瑣碎”。在列舉了幾個臣工因禮儀疏忽被罰的實例後，曾國藩道出了其真意之所在：“於小者謹其所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160接下來筆鋒一轉，說到了朝廷對廣西民變處置不力上。意指皇帝不去抓關乎國本的大事，而把精力放在身邊的小事上，本末倒置，需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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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四年，曾國華、曾國荃赴省城讀書，附課於羅澤南處。曾國藩得知這個消息，很為兄弟們高興，此時他已從朋友處得知羅澤南學問德行俱優，堪為師表。“羅山兄甚為劉霞仙(即劉蓉，霞仙為其號)、歐(陽)曉岑所推服，有楊生(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則其可為師表明矣，惜吾不得常與居遊也。”150又有“羅羅山兄讀書明大義，極所欽仰，惜不能會麵暢談”之嘆，說曾國藩與之神交，不為謬也。曾國荃對羅澤南之道德學問，亦極欽佩，在給曾國藩的家信中，稱其為“吾邑偉人”，“叩其學問，正大篤實，經術深湛，著述日富”，而其談吐，則“粹然儒者之言，足令頑廉懦立”。
鹹豐元年，羅澤南始與曾國藩通信。羅曾為賀長齡家西席，故為賀家女兒做媒，提親於曾國藩長子曾紀澤。曾國藩初不情願，但因竹亭公堅持，終與賀氏做了親家。而後，太平軍由廣西北上，圍困長沙，全省人心惶惶。湘鄉縣令朱詒孫委託羅澤南、王錱、劉蓉等編練鄉勇，以保衛鄉裏。鹹豐二年底，丁憂迴籍的曾國藩，奉旨幫辦團練，這部分鄉勇就成為他屬下的基本力量，羅澤南自然也就成了曾國藩麾下的部將。此後數年，羅或在省內剿匪，或出省與太平軍作戰，所向克捷，備受倚重，成為湘軍早期的名將。羅、曾後來還結成了兒女親家，但在此時，兩人雖相知甚久，尚無緣謀麵。
與曾國藩同為京師舊雨，且與其今後事業大有關係者，還有毛鴻賓、李元度、陳士傑、莫友芝等。毛鴻賓(1806～1868)，字翊雲，號寄雲，山東歷城縣人。毛與曾為戊戌同年，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官江南道禦史、湖北道員、安徽臬司、江蘇藩司，鹹豐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撫，後遷兩廣總督。曾與毛私交甚好，稱毛為自己在戊戌同年中之“至好”，152以至於曾國藩丁憂返籍，留在京中的家小與債務，皆交其一手料理。153毛繼駱秉章出任湘撫，為征戰大江南北的湘軍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軍餉與兵員，是曾氏最終能夠克成大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又字笏庭，湖南平江縣人。少時肄業於嶽麓書院，道光二十三年湖南鄉試舉人，後官縣學教諭。道光三十年至鹹豐二年，“元度旅食京師間，閑從曾文正、邵位西(即邵懿辰，位西為其字)、孫芝房、吳南屏、楊杏農諸公遊”。154曾國藩迴鄉組練湘軍後，李上書言兵事，旋入曾氏幕府，自湖南轉戰至江西，李長於文墨，一直在曾身邊綜理文案。後亦帶兵作戰，官至雲南按察使、貴州布政使。著有《國朝先正事略》、《天嶽山館文鈔》。
陳士傑(1823～1892)，字雋丞，湖南桂陽縣人。道光二十九年，以拔貢廷試一等第一名，分戶部任職為七品小京官。為人耿介，“敝車羸馬，不喜造請”。同事中唯與閻敬銘相友善。“曾文正於朝考讀卷時相知賞，又同鄉先達以鑒裁自許，傾懷延接。”“鹹豐元年，(陳)丁父憂，貧不能歸。文正躬為辦裝，綿衣車簾，悉取為贈。”並許之為“外樸內朗，幹濟才也”。155陳迴籍守製時，適值桂陽土寇起事，陳為鄉裏所推，帶鄉勇剿滅之。曾國藩治軍衡陽時，“聞公知兵，手書招之”，遂入曾氏幕府。湘軍與太平軍初戰湘潭，建策者實為陳士傑。湘軍克復武昌後，陳以功用為戶部主事，隨即還鄉省親，此後一直留居湖南辦理團練，以抗禦石達開聞名於世。後累官江蘇、山東、福建按察使，浙江、山東巡撫。
莫友芝(1810～1871)，字子偲，貴州獨山縣人。父莫與儔為嘉慶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任貴州遵義府學教授。友芝家學淵源，道光十一年中舉。“丁未(道光二十七年)會試，公車報罷，與曾文正公國藩邂逅於琉璃廠書肆。始，未相知也，偶舉論漢學門戶，文正大驚，叩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學耶!即過訪國子監學正劉椒雲，傳瑩為置酒虎坊橋，(二人)造榻訂交而去。”156雖僅一麵之交，卻是後來遇合之機緣。鹹豐十年，莫以知縣候選，後入胡林翼幕府，為之校刻《讀史兵略》。“胡死，從曾國藩幕府踰十年。”莫友芝在曾氏幕中是個學者型的人物，“身通蒼雅故訓、六藝157名物製度，旁及金石目錄家言，治詩尤精，又工真行篆隸書。久之，名重西南，學者交推。”158胡、曾聘其於幕府，非為軍事，而是校刻書刊，切磋學問，由此亦可見儒將氣象之一斑。
曾國藩為人雅好交遊，由此結識的眾多人才，構成了一筆無形而且深厚的資源。當然，好交遊絕不是濫交遊，曾國藩交友，有著自己的選擇，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是也。正如他告誡兄弟們的，擇友宜慎之又慎，因為“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
曾國藩的京師生涯中，還有件很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鹹豐二年四月，他向皇帝上了一道《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所謂聖德，是個恭維的字眼，即皇帝的德行。三端指的是敬慎、好古、廣大這三種行為。在專製集權體製下麵，臣子通常是不敢直接指陳皇帝的毛病的，而是用些個假設來諷喻皇帝，期待他能自行省悟。如幹隆朝大臣孫家淦的那道著名的《三習一弊疏》。但曾國藩此疏不是諷喻，而是實指鹹豐行政處事的做法不妥，很有些犯顏直諫的意味。
那麽，這三種德行何以成了流弊呢?我們看看曾國藩怎麽說。他先給皇帝一個抽象的肯定，說鹹豐關注朝廷禮儀、臣工應對這類事情，本是“敬慎之美德”，但總把眼睛盯在這些細微末節上，則會“流弊為瑣碎”。在列舉了幾個臣工因禮儀疏忽被罰的實例後，曾國藩道出了其真意之所在：“於小者謹其所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160接下來筆鋒一轉，說到了朝廷對廣西民變處置不力上。意指皇帝不去抓關乎國本的大事，而把精力放在身邊的小事上，本末倒置，需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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