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曾氏家書中，其經濟上的拮據可以略窺一斑。曾氏授職翰林院檢討後，有了份固定的俸祿，可轉過年來，在給祖父星岡公的家信中，已流露了危機感：“孫等在京別無生計，大約冬初即須借帳”，“孫此刻在京光景漸窘。然當京官者，大半皆東扯西支，從無充裕之時，亦從無凍餓之時。家中不必繫懷。”3在給父親的信中則雲：“男目下光景漸窘，恰有俸銀接續，冬下有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尚可勉強支持，至明年則更難籌劃。借錢之難，京城與家鄉相仿，但不勒追強逼耳。”4
翰林院是朝廷儲備人才的所在，清而不要，俸祿雖低，可前程看好。日後一旦起用，外放為府道，內用為京卿，往往不幾年即可擢至方麵或京堂大員。債權人不擔心收不迴錢來，自然不會逼債。俸祿、借貸而外，京官們的額外收入尚有年節三敬，是地方官員用以拉關係，聯絡感情的贈銀，多少取決於雙方的地位與關係。曾國藩此時乃官場新人，資望全無，所以他所寄予希望的“炭資”(即炭敬)，不啻為畫餅充飢。
六月，曾氏有了一項可供挹注的財源。身為鄉黨的他，接手了長沙府會館的財務。會館每月有大錢十五千文的房租收入，而“此項例聽經管人支用，俟交卸時算出，不算利錢。”5有了這筆可以暫時挪借的錢，他的境況大有改善。到了八月，曾國藩遷居繩匠胡同(今宣武門外菜市口胡同)，居所寬敞了許多，可房租也增至月二十千(相當於十兩)。所以到了年關，他還是得借貸五十兩，加上挪借會館的六十千錢，當年還是背了八十兩銀子的債務。
下一年(道光二十二年)的光景仍不樂觀。四月，債務已增加到二百兩，而九弟曾國荃返鄉的數十兩川資，自然要由他籌借。冬天雖有了五十兩炭敬收入，可收不抵支，饑荒越拉越大，曾國藩在年終家信中不由感嘆：“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我在京該帳尚不過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則日漸緊矣。”6曾國藩這裏所說的“得差”，指的是外放學差。近人何剛德《春明夢錄》中對此有一則說明：
從前京官，以翰林為最清苦。編檢(即翰林院的編修、檢討)俸銀，每季不過四十五金，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優者為學差(即外放為各省學政)。學差三年滿，大省分可餘三四萬金，小亦不過萬餘金而已。次則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數千金，最苦如廣西，隻有九百金。若得鄉、會(試)房差，則專恃門生贄敬，其豐嗇以門生之貧富為轉移，大率不過三百金上下，亦慰情勝無耳。7
次年，曾國藩迎來了仕途上的轉折。三月大考詹翰，一百二十七人中，他名列二等第一名(一等僅五人，故曾國藩實是第六名)，授任翰林院侍講，連升四級。此番大考名列前茅，是其仕途轉折的一大關鍵，引見時皇帝對他印象深刻。到了五月，他終於得到了為所有翰林期盼的外差，出任當年四川鄉試的主考。這也就意味著，四川本屆正副兩榜七十四名舉人都是他的門生，門生於座主，例有饋送，所以這一趟外差下來，曾國藩得銀千兩，大大紓緩了他的窘困。“四川差竣，得俸千金寄家，為饋遺族姻之用。”8六百兩為家中完債零用，四百兩饋贈親戚。居官四年，難得接濟家用，奉老人甘旨。9國荃還鄉時，他隻能捎迴區區十兩銀子，作為“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資”。10這一千兩銀子，終於成就了他孝敬父祖，周濟親友的夙願。“男自四川歸後，身體發胖，精神甚好。”11其心情之快樂與舒暢，可以想見。
翰林院侍講為從五品，歲俸增加了十幾兩，可曾家吃飯的人也添了許多。入京以來，添了三個女兒;兒子紀澤到了進學的年紀，要立家塾，請先生;親友外加男女僕婦，“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飯，實為可怕。”12添丁進口，房子也不夠住，於是搬到前門內碾兒胡同，住房二十八間，月租三十串京錢(約合十五兩銀子)。身份高了，出門以馬車代步，起初僱車，自七月起，自養車馬，每年須花費上百兩銀子。年底補轉侍讀，但品級相同，還是從五品。次年，兩個兄弟國潢、國華聯袂進京求學，衣食住行及學習考試的費用，作為大哥的他，自然要全力負擔。這樣，曾國藩的家累仍很重。
轉過年來(道光二十五年)，曾國藩在仕途上仍是順風順水。三月派任會試同考官，五月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即轉補為左春坊左庶子。詹事府自古為輔佐儲君的衙門，清代自雍正以後不立太子，所以詹事府的職任成了閑曹。“諸官毫無所事，不過如翰林院為儲才養望之地而已。”13左右庶子均為正五品，年俸增加不到六兩銀子，可卻是仕途中極為關鍵的升轉站，到了這個位置，意味著高層的大門就要對他敞開了。年底，他被補任為日講起居注官，同時直文淵閣事，成為皇帝身邊的文學侍從之臣。
但疾病卻伴隨升遷而來。道光二十五年春天，他忽然罹患了一種頑症，“自頭麵以達身體皆見癬斑，靡之有癢，搔之見灰。醫人閱數十，銀錢靡數百，洎無成效。”14此症時愈時犯，時輕時重，伴隨了他後半生，從症狀判斷，應該是牛皮癬。疾病最能消磨人的銳氣，以致好長一陣子，折磨得他“頹散萬狀，擱筆不為一字，束書不觀一頁”。15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又是三年一次的大考，曾國藩仍居上遊，名列二等第四名。“詞館人員，不數年驟擢卿貳者，類皆大考前列所致。”16果然，到六月，曾國藩便一躍升任二品大員，以內閣學士兼任禮部侍郎。對此，他驚喜之外亦頗感自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17隨後他又被派任為教習考試的總裁，成為該闈百餘名中式者的座師，18僅門生們的贄敬銀，就收入了二百餘兩。19
在湖南籍的京官中，隨著曾氏的資望漸高，“同鄉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銀錢則量力佽助，辦事則竭力經營。”20摯友劉傳瑩，還鄉後病死，曾國藩收檢校刻其遺著，買石刻碑托送墓地。又有同鄉舉人鄒興愚，會試不售，貧病而死，全靠朋友料理後事;曾國藩撰寫墓誌，並代為買石勒銘。朝廷因水旱災害蠲免地方錢糧，發放賑濟的恩旨，所涉及省份的京官，例當具折謝恩。曾國藩仕途光明而又急公好義，大受同鄉的推重，故自道光二十六年起，凡湖南籍京官的謝恩折，都由曾氏領銜。此時的曾國藩，官居二品，負一鄉之望。從當年那個初涉京師，一身土氣的青年，走到這一步，不過十年，仕途之順，出人意表。侍郎，相當於今天的副部長，位列京堂，曾氏從此的身份就是朝廷的大臣了。每年的俸銀加飯銀，共計四百兩銀子，家境紓緩了不少。“公官京師十年，俸薄不給於用，取資稱貸;及官侍郎，每歲以其所得俸銀數十兩為高堂甘旨之奉，兼以周濟族戚之貧者。”21可升官後，“應酬較多，用費較廣”，還舊帳，借新債，仍是擺脫不了寅吃卯糧的局麵。年終歲尾，積欠的債務仍接近一千兩銀子。居京八年，曾國藩早有歸鄉省親的打算，無奈手頭拮據，竟不能成行。祖父病重，他隻能要兄弟們返鄉看顧。在家信中，他透露的想法是，若能外放為一任學政最好，三年任滿，即可歸家省親。退而求其次，或派任為外省主考，能解決旅費問題，也可就便歸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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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是朝廷儲備人才的所在，清而不要，俸祿雖低，可前程看好。日後一旦起用，外放為府道，內用為京卿，往往不幾年即可擢至方麵或京堂大員。債權人不擔心收不迴錢來，自然不會逼債。俸祿、借貸而外，京官們的額外收入尚有年節三敬，是地方官員用以拉關係，聯絡感情的贈銀，多少取決於雙方的地位與關係。曾國藩此時乃官場新人，資望全無，所以他所寄予希望的“炭資”(即炭敬)，不啻為畫餅充飢。
六月，曾氏有了一項可供挹注的財源。身為鄉黨的他，接手了長沙府會館的財務。會館每月有大錢十五千文的房租收入，而“此項例聽經管人支用，俟交卸時算出，不算利錢。”5有了這筆可以暫時挪借的錢，他的境況大有改善。到了八月，曾國藩遷居繩匠胡同(今宣武門外菜市口胡同)，居所寬敞了許多，可房租也增至月二十千(相當於十兩)。所以到了年關，他還是得借貸五十兩，加上挪借會館的六十千錢，當年還是背了八十兩銀子的債務。
下一年(道光二十二年)的光景仍不樂觀。四月，債務已增加到二百兩，而九弟曾國荃返鄉的數十兩川資，自然要由他籌借。冬天雖有了五十兩炭敬收入，可收不抵支，饑荒越拉越大，曾國藩在年終家信中不由感嘆：“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我在京該帳尚不過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則日漸緊矣。”6曾國藩這裏所說的“得差”，指的是外放學差。近人何剛德《春明夢錄》中對此有一則說明：
從前京官，以翰林為最清苦。編檢(即翰林院的編修、檢討)俸銀，每季不過四十五金，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優者為學差(即外放為各省學政)。學差三年滿，大省分可餘三四萬金，小亦不過萬餘金而已。次則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數千金，最苦如廣西，隻有九百金。若得鄉、會(試)房差，則專恃門生贄敬，其豐嗇以門生之貧富為轉移，大率不過三百金上下，亦慰情勝無耳。7
次年，曾國藩迎來了仕途上的轉折。三月大考詹翰，一百二十七人中，他名列二等第一名(一等僅五人，故曾國藩實是第六名)，授任翰林院侍講，連升四級。此番大考名列前茅，是其仕途轉折的一大關鍵，引見時皇帝對他印象深刻。到了五月，他終於得到了為所有翰林期盼的外差，出任當年四川鄉試的主考。這也就意味著，四川本屆正副兩榜七十四名舉人都是他的門生，門生於座主，例有饋送，所以這一趟外差下來，曾國藩得銀千兩，大大紓緩了他的窘困。“四川差竣，得俸千金寄家，為饋遺族姻之用。”8六百兩為家中完債零用，四百兩饋贈親戚。居官四年，難得接濟家用，奉老人甘旨。9國荃還鄉時，他隻能捎迴區區十兩銀子，作為“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資”。10這一千兩銀子，終於成就了他孝敬父祖，周濟親友的夙願。“男自四川歸後，身體發胖，精神甚好。”11其心情之快樂與舒暢，可以想見。
翰林院侍講為從五品，歲俸增加了十幾兩，可曾家吃飯的人也添了許多。入京以來，添了三個女兒;兒子紀澤到了進學的年紀，要立家塾，請先生;親友外加男女僕婦，“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飯，實為可怕。”12添丁進口，房子也不夠住，於是搬到前門內碾兒胡同，住房二十八間，月租三十串京錢(約合十五兩銀子)。身份高了，出門以馬車代步，起初僱車，自七月起，自養車馬，每年須花費上百兩銀子。年底補轉侍讀，但品級相同，還是從五品。次年，兩個兄弟國潢、國華聯袂進京求學，衣食住行及學習考試的費用，作為大哥的他，自然要全力負擔。這樣，曾國藩的家累仍很重。
轉過年來(道光二十五年)，曾國藩在仕途上仍是順風順水。三月派任會試同考官，五月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即轉補為左春坊左庶子。詹事府自古為輔佐儲君的衙門，清代自雍正以後不立太子，所以詹事府的職任成了閑曹。“諸官毫無所事，不過如翰林院為儲才養望之地而已。”13左右庶子均為正五品，年俸增加不到六兩銀子，可卻是仕途中極為關鍵的升轉站，到了這個位置，意味著高層的大門就要對他敞開了。年底，他被補任為日講起居注官，同時直文淵閣事，成為皇帝身邊的文學侍從之臣。
但疾病卻伴隨升遷而來。道光二十五年春天，他忽然罹患了一種頑症，“自頭麵以達身體皆見癬斑，靡之有癢，搔之見灰。醫人閱數十，銀錢靡數百，洎無成效。”14此症時愈時犯，時輕時重，伴隨了他後半生，從症狀判斷，應該是牛皮癬。疾病最能消磨人的銳氣，以致好長一陣子，折磨得他“頹散萬狀，擱筆不為一字，束書不觀一頁”。15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又是三年一次的大考，曾國藩仍居上遊，名列二等第四名。“詞館人員，不數年驟擢卿貳者，類皆大考前列所致。”16果然，到六月，曾國藩便一躍升任二品大員，以內閣學士兼任禮部侍郎。對此，他驚喜之外亦頗感自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17隨後他又被派任為教習考試的總裁，成為該闈百餘名中式者的座師，18僅門生們的贄敬銀，就收入了二百餘兩。19
在湖南籍的京官中，隨著曾氏的資望漸高，“同鄉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銀錢則量力佽助，辦事則竭力經營。”20摯友劉傳瑩，還鄉後病死，曾國藩收檢校刻其遺著，買石刻碑托送墓地。又有同鄉舉人鄒興愚，會試不售，貧病而死，全靠朋友料理後事;曾國藩撰寫墓誌，並代為買石勒銘。朝廷因水旱災害蠲免地方錢糧，發放賑濟的恩旨，所涉及省份的京官，例當具折謝恩。曾國藩仕途光明而又急公好義，大受同鄉的推重，故自道光二十六年起，凡湖南籍京官的謝恩折，都由曾氏領銜。此時的曾國藩，官居二品，負一鄉之望。從當年那個初涉京師，一身土氣的青年，走到這一步，不過十年，仕途之順，出人意表。侍郎，相當於今天的副部長，位列京堂，曾氏從此的身份就是朝廷的大臣了。每年的俸銀加飯銀，共計四百兩銀子，家境紓緩了不少。“公官京師十年，俸薄不給於用，取資稱貸;及官侍郎，每歲以其所得俸銀數十兩為高堂甘旨之奉，兼以周濟族戚之貧者。”21可升官後，“應酬較多，用費較廣”，還舊帳，借新債，仍是擺脫不了寅吃卯糧的局麵。年終歲尾，積欠的債務仍接近一千兩銀子。居京八年，曾國藩早有歸鄉省親的打算，無奈手頭拮據，竟不能成行。祖父病重，他隻能要兄弟們返鄉看顧。在家信中，他透露的想法是，若能外放為一任學政最好，三年任滿，即可歸家省親。退而求其次，或派任為外省主考，能解決旅費問題，也可就便歸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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