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風中殘燭
曾國藩晚年老病纏身，猶如風中的殘燭，隨時有可能熄滅。而其道德文章，已臻於大儒之境界。百年以下，曾國藩肉身雖朽，塚墓丘墟，而其功在中華，遺愛在民，為後人譽為“三不朽”之完人，其嘉言懿行已內化於我民族精神之中，成為中華文化復興中可資借鑑的思想資源。
附錄：曾國藩家族世係簡表
跋
自20世紀80年代末起，讀書界出現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曾國藩熱”，一直延續到新世紀初，坊間有關他的各類書籍，林林總總，不一而足。造反有理的革命年代，曾國藩被視為反動派，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劊子手，不可能出版他的傳記。“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泛政治化的流風遺韻尚在，斯時出版的曾氏傳記，仍以階級鬥爭史觀裁判歷史人物，其內容與結論可想而知。之後商品經濟大潮席捲中華，書商們借曾氏大名炒作文化快餐，肆意塗抹，塞進了不少望風捕影的私貨，就更是等而下之的垃圾了。曾國藩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他在近代史上起了怎樣的作用，怎樣看待他同太平天國的那場殊死戰爭，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何在?十幾年來，沒有一部詳實、真切的曾氏傳記來告訴我們這一切。所以編輯約稿時，筆者略費躊躇，便選定為曾國藩寫一部評傳。
筆者撰述此書的宗旨，第一是真實，要做到這一點，就要用第一手史料說話，用同時代的、可信的公私文獻說話。當然，史料中包含的信息也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殘缺不全的。所以，歷史人物無法完全復原，能夠近似地復現歷史人物的本來麵貌就很不錯了。為此，書稿不吝大量引證史料，雖不敢說無一字無來歷，但力求言出有據，是做到了的。
古代撰史者，提倡德學才識四者的統一，其中史德，也就是著述人的居心，尤為重要。作者對自己所表述的歷史人物應該抱有“同情”，心存恕道，時不時地做一下換位思考，想一想自己若處在傳主當時的情勢下，會當如何?如此，才能真正進入你寫的那個人的生活、思想乃至於情感，甚至感受到一種心靈的相通。抱著這種心態讀古人之書，就仿佛同一位位嚴肅而睿智的先賢對話，進而對你所寫的時代、社會與人物獲得更為貼切的認識。
真實而外，再就是評論了。古代私家撰史，都可以說是評傳，譬如《史記》每篇傳記之後的“太史公曰”，《漢書》每篇之後的“贊曰”，都是評傳之一種。後來官修史書，也難脫其窠臼，一部二十五史，直至清史稿，都帶有評傳性質。而且史家都是有血有肉、有愛有恨之人，行文走筆之際，感情不可能不灌注於筆端，讀太史公、班孟堅的書，沉鬱而又飽含激情的文字下麵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感動並激勵著一代代讀者，古人甚至有以《漢書》佐酒者，歷史由是展示著自己的價值與文化傳承功能。如此，歷史並非客觀、真實二詞所能包攬，歷史的撰述，亦應飽蘸激情的筆墨，給讀者以感動。當然，激情中仍應保持足夠的理性判斷，不溢美，不隱惡，不以成敗論英雄，太史公樹立的這個傳統，應為良史之標準，史家之圭臬。
寫曾國藩些什麽，當然是這個人。就時代情勢而論，曾國藩的處境類同於孔夫子，孔夫子生當“禮崩樂壞”的衰世，他四處奔走，唿籲君主們克己復禮，維護禮製與傳統價值。他知其不可而為之，四處碰壁，皇皇如喪家之犬，其誌可欽，其情可憫，其不遇可悲。他隻能通過課讀，向弟子們傳授他的理念，雖齎誌以終，但數百年後，其學說被定於一尊，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影響，至深且巨，可謂大成功者。曾國藩亦遭逢大亂，以一介書生出任艱巨，艱難竭蹶，力撐危局，最終敉平大亂，再造中興。在事功上，他比孔夫子幸運，在文化理念上，他也無愧於孔夫子的傳人，是位真正的儒者。生當衰世，他以陶鑄人才、轉移風氣為己任，堅執理念，躬親實踐，最終實現自我，成就為一代偉人。歷史上很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是他們那個時代的人傑，他們廁身官場，雖也不能不過科舉這道門檻，可他們的學問、思想、理念，皆得自對儒家經典的刻苦研讀，故其為官，皆抱有社稷蒼生的大關懷。他們一代代傳承給後人的，是文天祥詩中所闡揚的那種沛乎於天地蒼冥之間的浩然正氣，生生不息，涵養著中華文化存亡續絕之生機。筆者在閱讀與撰述曾國藩的過程中，每每能感受到這股正氣的激盪，心胸如洗之際，俗念褪色，境界提升。
儒家學說能為歷代精英所崇奉，主導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長達兩千年之久，必有其過人之處，其中必有超越時代、種族、文化的普適性價值。餘英時先生稱之為道1，李幼蒸先生則定義其為“仁學”2。近些年來，學界關於自由主義、憲政主義的討論很熱，紛紛為中國的社會轉型謀出路。最近劉軍寧等又提出中國需要一場真正的文藝復興，它不是要復古，而是要在古典文化中尋找普世價值，同時讓普世文化在本土傳統中紮下根來3。筆者在敘述曾國藩的思想時，也曾涉及到普世價值的問題，如恕道，故亦願就此發表一點看法。
人類對待世界的基本態度是保守主義的，如賽西爾所言，人之心靈具有天然的守舊傾向，依賴經驗，厭惡變化，這源於他們對於未知事物的懷疑，因為未知事物意味著不確定性，從而具有風險。故所有改良社會的理想都是打著復古的旗號進行的。譬如孔夫子動輒頌揚三代，亟稱“鬱鬱乎文哉，吾從周”，等等，而其《論語》中的思想則全然不同於三代。又如憲政主義者所津津樂道的大憲章，“不過是係統地表述和肯定了這個王國的古代法律和習慣罷了”4，但卻由此開啟了後世憲政的先河。所以，先不忙高揚什麽自由主義，而要為保守主義正名，保守主義珍視傳統與經過驗證的基本價值，崇尚有道德的生活，主張漸進改良，是有效防止激進主義把社會引向災難的製動器。也先別奢談什麽文藝復興，出什麽大師，大師之所以成為大師，是因為他站到了前賢的肩膀上，才看得更遠。胡適是中國自由主義當之無愧的先驅，可也是他最先提出整理國故，為什麽?若漠視國故，直接藉助西方的思想資源解決中國的問題，五四以來的歷史已然證明，非邯鄲學步，即淮橘成枳。文化廢墟上復興不了文藝，也出不了大師，因為缺失自身的思想資源。帝王們為了統治而利用儒學，但彼儒學非此儒學，與學者無關。所以要緊的不是糾纏於意識形態，而是讀通我們自己古典大師們的原著，把為非普世價值顛倒了的是非恢復過來，如孔孟，如二程，如朱子，如理學。儒學能造就出一大批曾國藩式的誌士仁人，表明了古典文化強大的生命力與自我修復功能。研究，讀通原著，揭示出其中的普適性價值，立足本土，方可為多元文化的融會貫通打好基礎。既是普適的，就是普世的，也就是相通的，無所謂移植，無所謂紮根。
這部評傳，就是讀原著，讀第一手史料的成果，它所呈現給讀者的，是一個更為接近歷史本來麵目的曾國藩。“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還有更多的歷史人物有待研究，有待於公正的對待，泛政治化的陰霾散去，歷史恢復其本來麵目，人們才會有健全的心智與正常的思維，坦然麵對世界，麵對過去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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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晚年老病纏身，猶如風中的殘燭，隨時有可能熄滅。而其道德文章，已臻於大儒之境界。百年以下，曾國藩肉身雖朽，塚墓丘墟，而其功在中華，遺愛在民，為後人譽為“三不朽”之完人，其嘉言懿行已內化於我民族精神之中，成為中華文化復興中可資借鑑的思想資源。
附錄：曾國藩家族世係簡表
跋
自20世紀80年代末起，讀書界出現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曾國藩熱”，一直延續到新世紀初，坊間有關他的各類書籍，林林總總，不一而足。造反有理的革命年代，曾國藩被視為反動派，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劊子手，不可能出版他的傳記。“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泛政治化的流風遺韻尚在，斯時出版的曾氏傳記，仍以階級鬥爭史觀裁判歷史人物，其內容與結論可想而知。之後商品經濟大潮席捲中華，書商們借曾氏大名炒作文化快餐，肆意塗抹，塞進了不少望風捕影的私貨，就更是等而下之的垃圾了。曾國藩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他在近代史上起了怎樣的作用，怎樣看待他同太平天國的那場殊死戰爭，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何在?十幾年來，沒有一部詳實、真切的曾氏傳記來告訴我們這一切。所以編輯約稿時，筆者略費躊躇，便選定為曾國藩寫一部評傳。
筆者撰述此書的宗旨，第一是真實，要做到這一點，就要用第一手史料說話，用同時代的、可信的公私文獻說話。當然，史料中包含的信息也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殘缺不全的。所以，歷史人物無法完全復原，能夠近似地復現歷史人物的本來麵貌就很不錯了。為此，書稿不吝大量引證史料，雖不敢說無一字無來歷，但力求言出有據，是做到了的。
古代撰史者，提倡德學才識四者的統一，其中史德，也就是著述人的居心，尤為重要。作者對自己所表述的歷史人物應該抱有“同情”，心存恕道，時不時地做一下換位思考，想一想自己若處在傳主當時的情勢下，會當如何?如此，才能真正進入你寫的那個人的生活、思想乃至於情感，甚至感受到一種心靈的相通。抱著這種心態讀古人之書，就仿佛同一位位嚴肅而睿智的先賢對話，進而對你所寫的時代、社會與人物獲得更為貼切的認識。
真實而外，再就是評論了。古代私家撰史，都可以說是評傳，譬如《史記》每篇傳記之後的“太史公曰”，《漢書》每篇之後的“贊曰”，都是評傳之一種。後來官修史書，也難脫其窠臼，一部二十五史，直至清史稿，都帶有評傳性質。而且史家都是有血有肉、有愛有恨之人，行文走筆之際，感情不可能不灌注於筆端，讀太史公、班孟堅的書，沉鬱而又飽含激情的文字下麵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感動並激勵著一代代讀者，古人甚至有以《漢書》佐酒者，歷史由是展示著自己的價值與文化傳承功能。如此，歷史並非客觀、真實二詞所能包攬，歷史的撰述，亦應飽蘸激情的筆墨，給讀者以感動。當然，激情中仍應保持足夠的理性判斷，不溢美，不隱惡，不以成敗論英雄，太史公樹立的這個傳統，應為良史之標準，史家之圭臬。
寫曾國藩些什麽，當然是這個人。就時代情勢而論，曾國藩的處境類同於孔夫子，孔夫子生當“禮崩樂壞”的衰世，他四處奔走，唿籲君主們克己復禮，維護禮製與傳統價值。他知其不可而為之，四處碰壁，皇皇如喪家之犬，其誌可欽，其情可憫，其不遇可悲。他隻能通過課讀，向弟子們傳授他的理念，雖齎誌以終，但數百年後，其學說被定於一尊，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影響，至深且巨，可謂大成功者。曾國藩亦遭逢大亂，以一介書生出任艱巨，艱難竭蹶，力撐危局，最終敉平大亂，再造中興。在事功上，他比孔夫子幸運，在文化理念上，他也無愧於孔夫子的傳人，是位真正的儒者。生當衰世，他以陶鑄人才、轉移風氣為己任，堅執理念，躬親實踐，最終實現自我，成就為一代偉人。歷史上很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是他們那個時代的人傑，他們廁身官場，雖也不能不過科舉這道門檻，可他們的學問、思想、理念，皆得自對儒家經典的刻苦研讀，故其為官，皆抱有社稷蒼生的大關懷。他們一代代傳承給後人的，是文天祥詩中所闡揚的那種沛乎於天地蒼冥之間的浩然正氣，生生不息，涵養著中華文化存亡續絕之生機。筆者在閱讀與撰述曾國藩的過程中，每每能感受到這股正氣的激盪，心胸如洗之際，俗念褪色，境界提升。
儒家學說能為歷代精英所崇奉，主導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長達兩千年之久，必有其過人之處，其中必有超越時代、種族、文化的普適性價值。餘英時先生稱之為道1，李幼蒸先生則定義其為“仁學”2。近些年來，學界關於自由主義、憲政主義的討論很熱，紛紛為中國的社會轉型謀出路。最近劉軍寧等又提出中國需要一場真正的文藝復興，它不是要復古，而是要在古典文化中尋找普世價值，同時讓普世文化在本土傳統中紮下根來3。筆者在敘述曾國藩的思想時，也曾涉及到普世價值的問題，如恕道，故亦願就此發表一點看法。
人類對待世界的基本態度是保守主義的，如賽西爾所言，人之心靈具有天然的守舊傾向，依賴經驗，厭惡變化，這源於他們對於未知事物的懷疑，因為未知事物意味著不確定性，從而具有風險。故所有改良社會的理想都是打著復古的旗號進行的。譬如孔夫子動輒頌揚三代，亟稱“鬱鬱乎文哉，吾從周”，等等，而其《論語》中的思想則全然不同於三代。又如憲政主義者所津津樂道的大憲章，“不過是係統地表述和肯定了這個王國的古代法律和習慣罷了”4，但卻由此開啟了後世憲政的先河。所以，先不忙高揚什麽自由主義，而要為保守主義正名，保守主義珍視傳統與經過驗證的基本價值，崇尚有道德的生活，主張漸進改良，是有效防止激進主義把社會引向災難的製動器。也先別奢談什麽文藝復興，出什麽大師，大師之所以成為大師，是因為他站到了前賢的肩膀上，才看得更遠。胡適是中國自由主義當之無愧的先驅，可也是他最先提出整理國故，為什麽?若漠視國故，直接藉助西方的思想資源解決中國的問題，五四以來的歷史已然證明，非邯鄲學步，即淮橘成枳。文化廢墟上復興不了文藝，也出不了大師，因為缺失自身的思想資源。帝王們為了統治而利用儒學，但彼儒學非此儒學，與學者無關。所以要緊的不是糾纏於意識形態，而是讀通我們自己古典大師們的原著，把為非普世價值顛倒了的是非恢復過來，如孔孟，如二程，如朱子，如理學。儒學能造就出一大批曾國藩式的誌士仁人，表明了古典文化強大的生命力與自我修復功能。研究，讀通原著，揭示出其中的普適性價值，立足本土，方可為多元文化的融會貫通打好基礎。既是普適的，就是普世的，也就是相通的，無所謂移植，無所謂紮根。
這部評傳，就是讀原著，讀第一手史料的成果，它所呈現給讀者的，是一個更為接近歷史本來麵目的曾國藩。“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還有更多的歷史人物有待研究，有待於公正的對待，泛政治化的陰霾散去，歷史恢復其本來麵目，人們才會有健全的心智與正常的思維，坦然麵對世界，麵對過去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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