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頁
易中天中華史05：從春秋到戰國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就是貴族精神了。
有貴族精神，就有君子風度。所以，春秋雖然禮壞樂崩，卻還不至於道德淪喪。
然而進入戰國，士的權利和義務都沒有了，隻剩下一柄劍。這是他們在舉行冠禮時獲得的，14也是貴族的身份認同和象徵。所以，司馬遷在記錄秦始皇的成年禮時，特地寫了“帶劍”二字。15同樣，馮和韓信盡管一文不名，卻劍不離身。劍，是貴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大俠多半用劍，道理也在這裏。
劍，意味著身份，也意味著教養。一般地說，士都能接受比較良好的教育。他們的教育條件不一定最好，學習積極性卻可能最高。因為他們有身份無地位，有義務無職務，有事業無產業。唯一的出路，是為更高級的貴族服務，換取俸祿或食田（可以分得糧食和賦稅的田地）。
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務，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來工作。其中，幫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齊家”；協助諸侯治理邦國，叫“治國”；輔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合起來，叫修、齊、治、平。
但，無論齊家還是治國，士人都是幫傭，諸侯和大夫則是老闆。不過，春秋的老闆和幫傭是有血緣關係的，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襲職務和固定工作，或像管仲時代的齊國那樣由國家包養。戰國之士，則必須自己找工作。他們與諸侯和大夫，是僱傭關係。既然如此，士們是去幫忙，還是幫兇、幫腔、幫閑，便由不得自己。相反，為了保證有口飯吃，甚至能夠飛黃騰達，他們很可能放棄原則而投其所好，不顧長遠而隻顧眼前。戰國之人急功近利，社會風氣急劇敗壞，這是原因之一。16
好在事情還有另一麵。
另一麵就是士在國際事務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也是戰國與春秋的區別。尤其是那些重量級士人，服務某國該國就興旺發達，離開某國該國就內外交困，正所謂“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叛魏魏傷”，17簡直就是核武器。
這就迫使各國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節，禮賢下士，以至於普天之下，尊賢成風。他們甚至不惜自己節衣縮食，也要供養士人。齊國執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大部分用於養士。18孟嚐君門下食客三千，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樣的飯菜。如果食客表示懷疑，孟嚐君還得端著盤子去驗明正身。19權貴們對士人的謙恭，於斯為最。
相反，士人卻完全不必看權貴的臉色，甚至可以傲然視之。有一次，魏國士人田子方與太子擊（即後來的魏武侯）狹路相逢。太子連忙讓車迴避，自己下車行禮，田子方卻昂然不答。田子方說：諸侯看不起人則失其國，大夫看不起人則失其家。我們士人，如果主張不被接受，言論不被採納，換個國家就是。拋棄不識好歹的權貴，就像扔掉一隻糙鞋，有什麽了不起！
魏太子擊聽了，也隻能唯唯諾諾。20
毫無疑問，王侯卿相們的這種態度，是被殘酷的國際競爭和權力鬥爭逼出來的，卻在無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產力。我們知道，知識階層最希望的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態，一是衣食無憂，二是言論自由。有此兩條，思想的源泉就會充分湧流，文明的成果就會遍地開花。
戰國，就做到了這兩點。
事實上，戰國的知識階層雖然不少被國君或大夫供著養著，卻其實不必承擔責任，也不受任何製約。他們想著書立說就著書立說，想高談闊論就高談闊論，想出謀劃策就出謀劃策，想坐而論道就坐而論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沒人失去自由，也沒人因言獲罪。
不被供養的，更如此。
於是戰國二百年，就成了充滿矛盾的時代：民眾水深火熱，士人備受尊崇；社會動盪不安，學術空前繁榮；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華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動亂年代，變成了思想文化的黃金時代，隻不過這個黃金時代要從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奇怪嗎？
不奇怪。
事實上，正因為社會劇變，天下大亂，道德淪喪，共識闕如，中國向何處去才成了問題。同樣，正因為一個跨國界、超宗族的精英階層勃然興起，又沒有一統天下的強權能夠鉗製輿論，問題的迴答才有了可能。
於是，儒家代表著文士，墨家代表著武士，道家代表著隱士，法家代表著謀士，紛紛亮出自己的主張，力圖影響歷史的進程。這是當時最自由也最活躍的力量。因為自由，所以是百家；因為活躍，所以要爭鳴。
世紀大辯論開始了。
那就看他們如何亮劍！
後記
這格子不好走
本中華史第一卷《祖先》和第二卷《國家》在北京首發時，我跟媒體有一次對話。記者問：你用一己之力，在五到八年的時間內撰寫三十六卷本中華史，不難嗎？我答：難，當然難。記者又問：不累嗎？我答：累，當然累。記者再問：有辦法嗎？我答：有，當然有。
我的辦法，是臨睡前讀偵探小說。
新星出版社的謝剛和褚盟聽說，便把他們的“午夜文庫”陸續寄來，結果讓我在無意中又學了一招。
這一招是迪弗的，叫“走格子”。
走格子是一種刑偵手段。具體方法，是在頭腦中將犯罪現場畫上若幹格子，然後一格一格地收集證據。這樣做的好處，是不會漏掉任何線索，而且效率很高。這種高效率的手段完全可以用於寫作。《祖先》就是這樣寫出來的。夏娃、女媧、伏羲、炎帝、黃帝、堯舜禹，六格。《青春誌》也是這樣寫出來的。刺客、情人、戰士、人臣、使節、鬼神，也是六格。
隻不過，迪弗是“走格子”，我是“填格子”。
但到第五卷，難了。
最大的困難，是這段歷史時間長，頭緒多，人物關係複雜。從公元前722年春秋開始，到公元前221年戰國結束，整整五百年。平均下來，一萬多字之內就得說清百年。這當然並非做不到。但如果既要講清楚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又要有血有肉有聲有色，那就太難了。
然而必須做到。
在我看來，一部好的史書，史觀是不能沒有的，那是靈魂；史識是不能沒有的，那是骨骼；史料是不能沒有的，那是血肉；史感也是不能沒有的，那是神采。沒有神采就沒有魅力，歷史也就仍然是手術台上的木乃伊。
那不是我要的東西。
史感的獲得當然要靠同理心，但同時還需要一項技術支持，這就是還原現場。還原現場才能身臨其境，身臨其境才能感同身受。這就決定了本書不能是劇情梗概，而應該聲情並茂，栩栩如生。
也就是說，隻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問題是如何取捨。
首先看是否不可或缺。比如齊桓稱霸和商鞅變法，分別是春秋和戰國的兩件大事；田陳代齊和三家滅知，則是春秋與戰國的分水嶺。至於開春秋之篇的鄭莊公，終戰國之世的呂不韋，也不便缺席。由此及彼，宋襄、晉文、秦穆、楚莊、闔閭、夫差、勾踐、子產、三桓、蘇秦、張儀等等，都非說不可。再加上其他相關人物和事件，已是滿滿當當，濟濟一堂。
</br>
有貴族精神，就有君子風度。所以，春秋雖然禮壞樂崩，卻還不至於道德淪喪。
然而進入戰國，士的權利和義務都沒有了，隻剩下一柄劍。這是他們在舉行冠禮時獲得的，14也是貴族的身份認同和象徵。所以，司馬遷在記錄秦始皇的成年禮時，特地寫了“帶劍”二字。15同樣，馮和韓信盡管一文不名，卻劍不離身。劍，是貴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大俠多半用劍，道理也在這裏。
劍，意味著身份，也意味著教養。一般地說，士都能接受比較良好的教育。他們的教育條件不一定最好，學習積極性卻可能最高。因為他們有身份無地位，有義務無職務，有事業無產業。唯一的出路，是為更高級的貴族服務，換取俸祿或食田（可以分得糧食和賦稅的田地）。
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務，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來工作。其中，幫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齊家”；協助諸侯治理邦國，叫“治國”；輔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合起來，叫修、齊、治、平。
但，無論齊家還是治國，士人都是幫傭，諸侯和大夫則是老闆。不過，春秋的老闆和幫傭是有血緣關係的，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襲職務和固定工作，或像管仲時代的齊國那樣由國家包養。戰國之士，則必須自己找工作。他們與諸侯和大夫，是僱傭關係。既然如此，士們是去幫忙，還是幫兇、幫腔、幫閑，便由不得自己。相反，為了保證有口飯吃，甚至能夠飛黃騰達，他們很可能放棄原則而投其所好，不顧長遠而隻顧眼前。戰國之人急功近利，社會風氣急劇敗壞，這是原因之一。16
好在事情還有另一麵。
另一麵就是士在國際事務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也是戰國與春秋的區別。尤其是那些重量級士人，服務某國該國就興旺發達，離開某國該國就內外交困，正所謂“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叛魏魏傷”，17簡直就是核武器。
這就迫使各國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節，禮賢下士，以至於普天之下，尊賢成風。他們甚至不惜自己節衣縮食，也要供養士人。齊國執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大部分用於養士。18孟嚐君門下食客三千，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樣的飯菜。如果食客表示懷疑，孟嚐君還得端著盤子去驗明正身。19權貴們對士人的謙恭，於斯為最。
相反，士人卻完全不必看權貴的臉色，甚至可以傲然視之。有一次，魏國士人田子方與太子擊（即後來的魏武侯）狹路相逢。太子連忙讓車迴避，自己下車行禮，田子方卻昂然不答。田子方說：諸侯看不起人則失其國，大夫看不起人則失其家。我們士人，如果主張不被接受，言論不被採納，換個國家就是。拋棄不識好歹的權貴，就像扔掉一隻糙鞋，有什麽了不起！
魏太子擊聽了，也隻能唯唯諾諾。20
毫無疑問，王侯卿相們的這種態度，是被殘酷的國際競爭和權力鬥爭逼出來的，卻在無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產力。我們知道，知識階層最希望的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態，一是衣食無憂，二是言論自由。有此兩條，思想的源泉就會充分湧流，文明的成果就會遍地開花。
戰國，就做到了這兩點。
事實上，戰國的知識階層雖然不少被國君或大夫供著養著，卻其實不必承擔責任，也不受任何製約。他們想著書立說就著書立說，想高談闊論就高談闊論，想出謀劃策就出謀劃策，想坐而論道就坐而論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沒人失去自由，也沒人因言獲罪。
不被供養的，更如此。
於是戰國二百年，就成了充滿矛盾的時代：民眾水深火熱，士人備受尊崇；社會動盪不安，學術空前繁榮；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華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動亂年代，變成了思想文化的黃金時代，隻不過這個黃金時代要從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奇怪嗎？
不奇怪。
事實上，正因為社會劇變，天下大亂，道德淪喪，共識闕如，中國向何處去才成了問題。同樣，正因為一個跨國界、超宗族的精英階層勃然興起，又沒有一統天下的強權能夠鉗製輿論，問題的迴答才有了可能。
於是，儒家代表著文士，墨家代表著武士，道家代表著隱士，法家代表著謀士，紛紛亮出自己的主張，力圖影響歷史的進程。這是當時最自由也最活躍的力量。因為自由，所以是百家；因為活躍，所以要爭鳴。
世紀大辯論開始了。
那就看他們如何亮劍！
後記
這格子不好走
本中華史第一卷《祖先》和第二卷《國家》在北京首發時，我跟媒體有一次對話。記者問：你用一己之力，在五到八年的時間內撰寫三十六卷本中華史，不難嗎？我答：難，當然難。記者又問：不累嗎？我答：累，當然累。記者再問：有辦法嗎？我答：有，當然有。
我的辦法，是臨睡前讀偵探小說。
新星出版社的謝剛和褚盟聽說，便把他們的“午夜文庫”陸續寄來，結果讓我在無意中又學了一招。
這一招是迪弗的，叫“走格子”。
走格子是一種刑偵手段。具體方法，是在頭腦中將犯罪現場畫上若幹格子，然後一格一格地收集證據。這樣做的好處，是不會漏掉任何線索，而且效率很高。這種高效率的手段完全可以用於寫作。《祖先》就是這樣寫出來的。夏娃、女媧、伏羲、炎帝、黃帝、堯舜禹，六格。《青春誌》也是這樣寫出來的。刺客、情人、戰士、人臣、使節、鬼神，也是六格。
隻不過，迪弗是“走格子”，我是“填格子”。
但到第五卷，難了。
最大的困難，是這段歷史時間長，頭緒多，人物關係複雜。從公元前722年春秋開始，到公元前221年戰國結束，整整五百年。平均下來，一萬多字之內就得說清百年。這當然並非做不到。但如果既要講清楚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又要有血有肉有聲有色，那就太難了。
然而必須做到。
在我看來，一部好的史書，史觀是不能沒有的，那是靈魂；史識是不能沒有的，那是骨骼；史料是不能沒有的，那是血肉；史感也是不能沒有的，那是神采。沒有神采就沒有魅力，歷史也就仍然是手術台上的木乃伊。
那不是我要的東西。
史感的獲得當然要靠同理心，但同時還需要一項技術支持，這就是還原現場。還原現場才能身臨其境，身臨其境才能感同身受。這就決定了本書不能是劇情梗概，而應該聲情並茂，栩栩如生。
也就是說，隻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問題是如何取捨。
首先看是否不可或缺。比如齊桓稱霸和商鞅變法，分別是春秋和戰國的兩件大事；田陳代齊和三家滅知，則是春秋與戰國的分水嶺。至於開春秋之篇的鄭莊公，終戰國之世的呂不韋，也不便缺席。由此及彼，宋襄、晉文、秦穆、楚莊、闔閭、夫差、勾踐、子產、三桓、蘇秦、張儀等等，都非說不可。再加上其他相關人物和事件，已是滿滿當當，濟濟一堂。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