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吃食堂的歲月(2)
在那飢餓的年代，大人們都感到苦不堪言，然而，作為孩童的我們，仍然有無窮的樂趣。
為了戰勝飢餓，學校實行半日製，上午上課，下午各迴各自的生產隊為食堂拔野菜，學校將夥食長為學生開的野菜收條作為衡量學生好壞的一項依據。
記得也定有任務，如多大的孩子，每日繳多少斤野菜。繳多了獎勵多少飯，繳少了少打多少飯。我在這期間跟著這裏農村的孩子們認識了許多野菜的名字。我們在拔野菜的間隙，到小渠溝裏捉魚、摸蝦，摸螃蟹和田螺。小蝦和螃蟹，都是當時就生吃了的，那鹹鹹的味道很美氣。小魚和田螺，當時不能吃，我們就帶迴去加工。孩子們不知從哪裏找來小鐵盒子，盛了水，將小魚放進裏麵。食堂的煤火爐很大，那出煤渣的坑道能並排站進去好幾個大人，煤爐的進風口是個長方形的洞，我們便依偎在風口邊，將盛了魚的鐵盒放進風口，沒有鐵盒或性急的人幹脆將小魚放在風口爍熱的磚頭上，不一會兒小魚就被蒸熟了。
燒田螺更為有趣，將幾個田螺放到煤火爐風口爍熱的磚頭上，不大一會兒，田螺的“屁眼”處便開始“嗞嗞”往外麵冒白沫，然後“嘣”的一聲，小手指肚大小的一疙瘩黑肉，即田螺的軀體就從“屁眼”處蹦了出來，我們便用小木棍將這小疙瘩黑黑的肉夾出來放進口中咀嚼，也有一下子蹦到盡裏麵被燃燒著的，每有這種情況，緊貼風口的一個個小臉兒便現出無限的惋惜。
第四章 缺少勞力的日子(1)
父親終於迴到了他原來的金融係統，擔任了西照縣人民銀行的黨支部書記兼行長。
此時是一九六二年，十二歲的我，考上了西照縣的重點中學——西照一中。
我們班裏共有四十五名學生，非農業戶口的有六名，這是我第一次知道農業和非農業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因為，凡農業戶口的同學，都是從家裏帶糧食交到學校的大夥上，交什麽糧食發什麽飯票。農業學生交夥的多是玉米和紅薯幹，發的就是玉米麵票和紅薯麵票，也有交麥子和大米的，不過這樣的學生很少，即使有人交，交的數量也很少，發的就是白麵票和大米票。大夥上每頓都分別做有各種飯，如：拿著白麵票可以吃到白麵饃可以喝白麵條，拿著玉米麵票可以吃玉米麵饃可以喝玉米糝湯，拿著紅薯麵票隻能吃紅薯麵饃和喝紅薯麵糊糊，而非農業的學生，則是按國家供給的標準，配發百分之七十的白麵票，百分之二十的雜糧票和百分之十的黑糧票，這樣，在飯場吃飯的時候，學生們便出現了兩個明顯的階層，雖然由於農業學生多，吃黑饃喝黑麵糊糊的人總有點以多欺少的傾向，但內心深處，農業學生對非農業學生除了嫉妒外更多的卻還是羨慕。
我在這種情況下想得最多的是對父親的抱怨。
我想，我本來是應該吃白饃的。
我不敢直接責問我們的父親，為什麽自己去縣城了卻把我們撇在農村？我問過我的母親，母親當時倒不以為然，說鄉裏好活人，都去城裏顧不著呀！當時很多幹部都不幹工作迴家當農民了，北院你李叔就是自動放棄工作迴家來的，物價太貴，許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還買不了一捆蔥呢。
正是由於在農村比在城市好養活我們，父親放棄了妻兒可以恢復非農業的機會，心甘情願讓我們當了農民。當然，父親一直不這麽承認，偶爾提起，他隻是說，當時國家困難，我是個領導幹部，應該帶頭為國家減輕負擔。
我們不進城，國家的負擔可能是減輕了一點點，父親的負擔大概也減輕了許多，但有誰能知道，沒有勞動力的六口之家，在農村的日子，又是如何的艱辛呢？
母親要盡量多地出工。生產隊有規定，像母親這般年齡的婦女，每月勞動日是不能少於二十天的，出不夠了就要受到懲罰，即便是隊裏沒有硬性規定，為多掙工分少繳缺糧款也是要盡量多出工的。那時，我、夏弟都上著學，母親將沒上學的萍妹及幼小的秋弟托給鄰居一個老奶奶看管，每月給人家幾塊錢。母親要出工，要給兩個上學的孩子做應時飯，要伺候兩個幼小的孩子，還要給全家人做衣服、鞋襪，真是非常的辛苦。
其實在我看來，這些都不算苦，最苦的是將分到手的糧食拿迴家和將原糧的加工。我這樣說農民家的孩子一定會感到好笑，這不是最簡單的事嗎，有什麽苦的？但對我家，對我的母親來說，卻並不簡單。去生產隊幹活，一群婦女有說有笑，受苦受累大家都一樣，也就不覺得苦了，而分糧食時，人家有勞動力的人家，都是男勞力挑挑扛扛就迴家了，而我們家，父親在外工作，大點的孩子都在上學，母親就得獨自一人將分得的麥子、稻穀一袋袋往家背，尤其是分糧往往是沒有定時的，或中午，或傍晚，這時間，對別人，不算啥，而對我們的母親，卻是難關，因為這時候可能正在哄孩子，可能正在煮飯，可能正是家裏脫不開身的時刻，然而，分糧食是按名單喊的，喊你你不在就隻好將你的一份倒在不拘什麽一塊空地方。亂鬧鬧的打麥場上，等分糧的人頭攢動，誰顧得為你看堆？何況是什麽年月？等你去拿時十成可能隻剩五成了。所以，隊裏的管事人為了盡職，也為了推卸責任，一般是一定要領糧人到現場的，而且為了不願向一家家解釋這次分糧的具體規定，管事人每每等人到得差不多時要開一個簡單的會，向大家宣布譬如這次打了多少麥子，分紅的截止日期是哪天，全隊共有多少工分，是按人六勞四還是按人四勞六，誰誰家多少工分、幾口人應分多少，等等。這個必要的過程對母親來說是難挨得要命的過程，母親在別人探頭引頸洗耳恭聽時往往如芒刺在身，麵對著待分配的糧食堆，母親腦子裏想的是鍋裏的飯溢出來沒有，栓在床腿上的孩子是否把屙的屎、尿糊了一臉一身……為了公平，分糧這次從村東開始，下次呢，就從西往東，母親是記不著這些規則的，等她甩開羈絆匆匆趕到場裏時，免不了早了晚了的不是時候，隊裏人多嘴雜，好說損人話的人雖不多但不乏其人，來得早了，有人會說，看人家幹部家屬，幹活不見人，分糧跑頭哩！去得晚了，話更難聽：看人家幹部家屬架子多大呀，幹活喊不到，給他們糧食也請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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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飢餓的年代，大人們都感到苦不堪言，然而，作為孩童的我們，仍然有無窮的樂趣。
為了戰勝飢餓，學校實行半日製，上午上課，下午各迴各自的生產隊為食堂拔野菜，學校將夥食長為學生開的野菜收條作為衡量學生好壞的一項依據。
記得也定有任務，如多大的孩子，每日繳多少斤野菜。繳多了獎勵多少飯，繳少了少打多少飯。我在這期間跟著這裏農村的孩子們認識了許多野菜的名字。我們在拔野菜的間隙，到小渠溝裏捉魚、摸蝦，摸螃蟹和田螺。小蝦和螃蟹，都是當時就生吃了的，那鹹鹹的味道很美氣。小魚和田螺，當時不能吃，我們就帶迴去加工。孩子們不知從哪裏找來小鐵盒子，盛了水，將小魚放進裏麵。食堂的煤火爐很大，那出煤渣的坑道能並排站進去好幾個大人，煤爐的進風口是個長方形的洞，我們便依偎在風口邊，將盛了魚的鐵盒放進風口，沒有鐵盒或性急的人幹脆將小魚放在風口爍熱的磚頭上，不一會兒小魚就被蒸熟了。
燒田螺更為有趣，將幾個田螺放到煤火爐風口爍熱的磚頭上，不大一會兒，田螺的“屁眼”處便開始“嗞嗞”往外麵冒白沫，然後“嘣”的一聲，小手指肚大小的一疙瘩黑肉，即田螺的軀體就從“屁眼”處蹦了出來，我們便用小木棍將這小疙瘩黑黑的肉夾出來放進口中咀嚼，也有一下子蹦到盡裏麵被燃燒著的，每有這種情況，緊貼風口的一個個小臉兒便現出無限的惋惜。
第四章 缺少勞力的日子(1)
父親終於迴到了他原來的金融係統，擔任了西照縣人民銀行的黨支部書記兼行長。
此時是一九六二年，十二歲的我，考上了西照縣的重點中學——西照一中。
我們班裏共有四十五名學生，非農業戶口的有六名，這是我第一次知道農業和非農業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因為，凡農業戶口的同學，都是從家裏帶糧食交到學校的大夥上，交什麽糧食發什麽飯票。農業學生交夥的多是玉米和紅薯幹，發的就是玉米麵票和紅薯麵票，也有交麥子和大米的，不過這樣的學生很少，即使有人交，交的數量也很少，發的就是白麵票和大米票。大夥上每頓都分別做有各種飯，如：拿著白麵票可以吃到白麵饃可以喝白麵條，拿著玉米麵票可以吃玉米麵饃可以喝玉米糝湯，拿著紅薯麵票隻能吃紅薯麵饃和喝紅薯麵糊糊，而非農業的學生，則是按國家供給的標準，配發百分之七十的白麵票，百分之二十的雜糧票和百分之十的黑糧票，這樣，在飯場吃飯的時候，學生們便出現了兩個明顯的階層，雖然由於農業學生多，吃黑饃喝黑麵糊糊的人總有點以多欺少的傾向，但內心深處，農業學生對非農業學生除了嫉妒外更多的卻還是羨慕。
我在這種情況下想得最多的是對父親的抱怨。
我想，我本來是應該吃白饃的。
我不敢直接責問我們的父親，為什麽自己去縣城了卻把我們撇在農村？我問過我的母親，母親當時倒不以為然，說鄉裏好活人，都去城裏顧不著呀！當時很多幹部都不幹工作迴家當農民了，北院你李叔就是自動放棄工作迴家來的，物價太貴，許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還買不了一捆蔥呢。
正是由於在農村比在城市好養活我們，父親放棄了妻兒可以恢復非農業的機會，心甘情願讓我們當了農民。當然，父親一直不這麽承認，偶爾提起，他隻是說，當時國家困難，我是個領導幹部，應該帶頭為國家減輕負擔。
我們不進城，國家的負擔可能是減輕了一點點，父親的負擔大概也減輕了許多，但有誰能知道，沒有勞動力的六口之家，在農村的日子，又是如何的艱辛呢？
母親要盡量多地出工。生產隊有規定，像母親這般年齡的婦女，每月勞動日是不能少於二十天的，出不夠了就要受到懲罰，即便是隊裏沒有硬性規定，為多掙工分少繳缺糧款也是要盡量多出工的。那時，我、夏弟都上著學，母親將沒上學的萍妹及幼小的秋弟托給鄰居一個老奶奶看管，每月給人家幾塊錢。母親要出工，要給兩個上學的孩子做應時飯，要伺候兩個幼小的孩子，還要給全家人做衣服、鞋襪，真是非常的辛苦。
其實在我看來，這些都不算苦，最苦的是將分到手的糧食拿迴家和將原糧的加工。我這樣說農民家的孩子一定會感到好笑，這不是最簡單的事嗎，有什麽苦的？但對我家，對我的母親來說，卻並不簡單。去生產隊幹活，一群婦女有說有笑，受苦受累大家都一樣，也就不覺得苦了，而分糧食時，人家有勞動力的人家，都是男勞力挑挑扛扛就迴家了，而我們家，父親在外工作，大點的孩子都在上學，母親就得獨自一人將分得的麥子、稻穀一袋袋往家背，尤其是分糧往往是沒有定時的，或中午，或傍晚，這時間，對別人，不算啥，而對我們的母親，卻是難關，因為這時候可能正在哄孩子，可能正在煮飯，可能正是家裏脫不開身的時刻，然而，分糧食是按名單喊的，喊你你不在就隻好將你的一份倒在不拘什麽一塊空地方。亂鬧鬧的打麥場上，等分糧的人頭攢動，誰顧得為你看堆？何況是什麽年月？等你去拿時十成可能隻剩五成了。所以，隊裏的管事人為了盡職，也為了推卸責任，一般是一定要領糧人到現場的，而且為了不願向一家家解釋這次分糧的具體規定，管事人每每等人到得差不多時要開一個簡單的會，向大家宣布譬如這次打了多少麥子，分紅的截止日期是哪天，全隊共有多少工分，是按人六勞四還是按人四勞六，誰誰家多少工分、幾口人應分多少，等等。這個必要的過程對母親來說是難挨得要命的過程，母親在別人探頭引頸洗耳恭聽時往往如芒刺在身，麵對著待分配的糧食堆，母親腦子裏想的是鍋裏的飯溢出來沒有，栓在床腿上的孩子是否把屙的屎、尿糊了一臉一身……為了公平，分糧這次從村東開始，下次呢，就從西往東，母親是記不著這些規則的，等她甩開羈絆匆匆趕到場裏時，免不了早了晚了的不是時候，隊裏人多嘴雜，好說損人話的人雖不多但不乏其人，來得早了，有人會說，看人家幹部家屬，幹活不見人，分糧跑頭哩！去得晚了，話更難聽：看人家幹部家屬架子多大呀，幹活喊不到，給他們糧食也請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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