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我把片子要播出的消息通知了三得利公司，據說連雲港市市政府當天還組織了收看，影響很大。
我和三得利公司素昧平生，那個拍了半個月、等了一年的報導結束之後也再無往來了，當時我頂著壓力做這篇報導就是憑著一股社會責任感。
第十五章 轟動一時的報導
三得利啤酒的案件報導後，我深刻感受到媒體的力量和記者的社會責任感與專業判斷有多麽重要。而《都市傳真》正好給了我發揮這種能力與責任感的平台和機會。
一九九七年的五一節，我正和家裏人在包餃子，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說有一個小孩兒被繼母虐待，已經被打得送醫院搶救去了。我立刻喊上一起做三得利啤酒報導的那個攝像，火速趕到南京軍區總醫院。
那個被打的孩子才六歲，被打得腸子都斷成了三截，肚子上插了好幾根管子，臉色慘白，奄奄一息。孩子特別懂事兒，再疼也不哼哼，也不哭，躺著什麽話都不說，同病房的人看了直掉眼淚。從小孩兒的外婆那裏得知，孩子叫鮑洋，是雙胞胎中的一個。父母離婚後鮑洋跟了爸爸，結果那個打流混世、靠女人過活的男人，又找了一個很厲害的女人。那個女人經常虐待鮑洋，最後把孩子打成了腸穿孔。
從醫院出來，我去了孩子住的地方，位於南京老城南的一個四合院。鄰居們向我描述了孩子更多的悲慘遭遇—繼母有時連水都不給喝，孩子渴極了就喝雨水或者鄰居放在院子裏的盆裏的髒水，而且三天兩頭挨打，等等。採訪結束後，我沒有迴家，直接就去台裏剪片了，同時向主任報告採訪的情況。《都市傳真》的一檔專題新聞，從前期到後期完成大約要五六天時間，主任聽了我的匯報後，立刻調整播出計劃，要求我兩天內務必拿出片子。
熬了兩夜，片子終於趕在五月三日晚上播出了，沒有想到片子播出後，一下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善良的中國觀眾大概最受不了這種報導。從節目播完一直到晚上十二點，台裏的總值班電話和新聞熱線電話就一直響個不停，所有電話都憤怒地譴責那個繼母—後來了解到那個女人還不是繼母，因為當時她根本沒有和小孩兒的爸爸結婚。
當時還沒有什麽收視率一說，台裏一般也很少接到觀眾的電話，通常就是因字幕打錯了偶爾會來幾個電話，以至於那天突然接到那麽多電話，值班的領導都震驚了，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當晚，主任又給我打了電話，說第二天要跟蹤報導下去，為此還專門安排了兩路記者給我。
第二天，當我趕到軍區總醫院時，小鮑洋的病房門口已經全是人了。護士說，節目一播完就有觀眾跑到醫院來看孩子了，還有人當場捐錢。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影響已經很大了：小孩兒的病情如何，治療費用如何落實，有沒有後遺症，打人的兇手在哪兒，如何懲處等，都是觀眾關注的焦點。這條報導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我們自然要給公眾一個交代。頻道為這件事情停掉了另一個欄目，把時間和記者人力都抽調了過來。等到第二天節目播出後，我已經出不去了，隻能待在台裏寫稿和剪片，讓同事們出去採訪、拍攝。到第四天，演變成我隻能睡在單位，同事們拍迴來的錄像帶鋪了一地，剪片子的時候找鏡頭都要找半天。
這個係列報導一共做了四期，我還記得上字幕時，第一期職員表是記者孟非，攝像疏洵；第二期記者名字就有六七個了；第三期，記者人數變成了十幾個；到最後一期，字幕幾乎就是當時整個頻道的人員花名冊，光字幕都走了半分鍾。
整個報導放到現在來看也算是成功的。我在街頭採訪市民，一問都看過這個報導。採訪的時候很多人當場就捐款，我們一一登記，並把捐款在節目上公布了出來。結果忙中出錯，最後交上去的錢和登記的錢差了一百塊，我和攝像隻能自掏腰包補上了。
我的主任平時審片總以罵我為樂事（他審片時罵我已然成為我們那層樓裏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很多人覺得幹了一天活兒很累、很無聊，聽完主任罵我就覺得人生是很幸福的），可那次我的主任在審那條片子時竟然流下了眼淚。
最後，這個“繼母”以故意傷害罪被判刑七年—後來聽說，當時派出所隻是準備關兩天就放人的。
第十六章 走出低穀
《都市傳真》辦了一年多，那是我做記者後業務能力提升最快的時候，我的綜合電視業務能力就是在那時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正是有了這基礎，當我坐到了新聞主播台上看片子時，我才能告訴年輕的記者，片子哪裏可能有問題，才能告訴觀眾，我關心片子裏的哪一個細節、我有什麽看法。
1、從編導到製片人
一九九八年的時候，央視的《實話實說》、《焦點訪談》還在大紅大紫，地方台也一哄而上搞談話、採訪類節目（中國電視這毛病現在也一樣）。於是《都市傳真》莫名其妙地停了。那個以罵我為樂的主任搞了一個新節目叫《走進直播室》。在相當長的一個階段裏他走到哪裏都要把我帶上，同事們都說：那是因為主任罵別人沒什麽感覺，不像罵你那麽酣暢淋漓，主任離不開你了。於是我成了這個欄目的編導，收入雖然又提高了，但是半年才發一次工資（那是江蘇電視台最低穀的時期），加上一九九七年女兒出生了，我的日子又開始過得緊緊巴巴了。
說實話，我不喜歡《走進直播室》，這也是我在江蘇台參與過的所有欄目當中最不喜歡的一個。這是因為，本來我就沒覺得《實話實說》有多好，更別提“山寨”《實話實說》的欄目了。當時央視一幫電視人創辦了《東方時空》，裏麵不少子欄目我都挺喜歡的，比如《麵對麵》、《生活空間》。唯獨同期出現的《實話實說》，我覺得那是一個評價過高的節目，盡管當時崔永元給了中國觀眾一點兒驚喜。《實話實說》—這個名字當時多震撼啊，但內容真的同樣震撼嗎？當時那批中國電視人喊出了諸如“要影響國策”的口號，但很快發現那是一個夢。
在傳媒發達的西方國家，類似《實話實說》的脫口秀節目最大的話題來源無非是政治或者娛樂八卦，但在中國這兩個話題都不可能放開談。我看了幾期《實話實說》，都是什麽“我的收藏”、“我的左手”（弄了一批左撇子談左撇子的生活）之類的—這種話題的“實話”又有多少價值呢？於是在《走進直播室》，我們整天找的也是諸如“城市公共廁所太少”、“打折騙局”之類無病呻吟的話題。話題定下來後，得找三四個嘉賓上節目，然後我就根據邀請的人寫台本：節目分幾個部分，每個部分都談什麽，話題怎麽遞進等。有很多次領導看了我的台本後說我：“你老毛病又犯了，你寫話劇啊？”本來談話節目就不需要什麽台本，是領導非要看台本，我怎麽辦？
很快我發現，台本真是不用寫的，因為這種節目如果請對了嘉賓，你什麽都不寫，人家也能說得很好，要是請的人不對，台本寫得再好，節目也死定了。有一次，有個話題實在找不著合適的嘉賓，我就自己上了。主任又說：“你那麽想出風頭嗎？”我沒吭聲，剪片子的時候我發現，除了自己講的還有點兒意思之外，其他嘉賓的話我都想剪掉。就這樣，我當過幾次節目嘉賓，逐漸上了癮，一來不必寫台本了，二來還能多掙兩百塊嘉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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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三得利公司素昧平生，那個拍了半個月、等了一年的報導結束之後也再無往來了，當時我頂著壓力做這篇報導就是憑著一股社會責任感。
第十五章 轟動一時的報導
三得利啤酒的案件報導後，我深刻感受到媒體的力量和記者的社會責任感與專業判斷有多麽重要。而《都市傳真》正好給了我發揮這種能力與責任感的平台和機會。
一九九七年的五一節，我正和家裏人在包餃子，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說有一個小孩兒被繼母虐待，已經被打得送醫院搶救去了。我立刻喊上一起做三得利啤酒報導的那個攝像，火速趕到南京軍區總醫院。
那個被打的孩子才六歲，被打得腸子都斷成了三截，肚子上插了好幾根管子，臉色慘白，奄奄一息。孩子特別懂事兒，再疼也不哼哼，也不哭，躺著什麽話都不說，同病房的人看了直掉眼淚。從小孩兒的外婆那裏得知，孩子叫鮑洋，是雙胞胎中的一個。父母離婚後鮑洋跟了爸爸，結果那個打流混世、靠女人過活的男人，又找了一個很厲害的女人。那個女人經常虐待鮑洋，最後把孩子打成了腸穿孔。
從醫院出來，我去了孩子住的地方，位於南京老城南的一個四合院。鄰居們向我描述了孩子更多的悲慘遭遇—繼母有時連水都不給喝，孩子渴極了就喝雨水或者鄰居放在院子裏的盆裏的髒水，而且三天兩頭挨打，等等。採訪結束後，我沒有迴家，直接就去台裏剪片了，同時向主任報告採訪的情況。《都市傳真》的一檔專題新聞，從前期到後期完成大約要五六天時間，主任聽了我的匯報後，立刻調整播出計劃，要求我兩天內務必拿出片子。
熬了兩夜，片子終於趕在五月三日晚上播出了，沒有想到片子播出後，一下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善良的中國觀眾大概最受不了這種報導。從節目播完一直到晚上十二點，台裏的總值班電話和新聞熱線電話就一直響個不停，所有電話都憤怒地譴責那個繼母—後來了解到那個女人還不是繼母，因為當時她根本沒有和小孩兒的爸爸結婚。
當時還沒有什麽收視率一說，台裏一般也很少接到觀眾的電話，通常就是因字幕打錯了偶爾會來幾個電話，以至於那天突然接到那麽多電話，值班的領導都震驚了，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當晚，主任又給我打了電話，說第二天要跟蹤報導下去，為此還專門安排了兩路記者給我。
第二天，當我趕到軍區總醫院時，小鮑洋的病房門口已經全是人了。護士說，節目一播完就有觀眾跑到醫院來看孩子了，還有人當場捐錢。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影響已經很大了：小孩兒的病情如何，治療費用如何落實，有沒有後遺症，打人的兇手在哪兒，如何懲處等，都是觀眾關注的焦點。這條報導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我們自然要給公眾一個交代。頻道為這件事情停掉了另一個欄目，把時間和記者人力都抽調了過來。等到第二天節目播出後，我已經出不去了，隻能待在台裏寫稿和剪片，讓同事們出去採訪、拍攝。到第四天，演變成我隻能睡在單位，同事們拍迴來的錄像帶鋪了一地，剪片子的時候找鏡頭都要找半天。
這個係列報導一共做了四期，我還記得上字幕時，第一期職員表是記者孟非，攝像疏洵；第二期記者名字就有六七個了；第三期，記者人數變成了十幾個；到最後一期，字幕幾乎就是當時整個頻道的人員花名冊，光字幕都走了半分鍾。
整個報導放到現在來看也算是成功的。我在街頭採訪市民，一問都看過這個報導。採訪的時候很多人當場就捐款，我們一一登記，並把捐款在節目上公布了出來。結果忙中出錯，最後交上去的錢和登記的錢差了一百塊，我和攝像隻能自掏腰包補上了。
我的主任平時審片總以罵我為樂事（他審片時罵我已然成為我們那層樓裏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很多人覺得幹了一天活兒很累、很無聊，聽完主任罵我就覺得人生是很幸福的），可那次我的主任在審那條片子時竟然流下了眼淚。
最後，這個“繼母”以故意傷害罪被判刑七年—後來聽說，當時派出所隻是準備關兩天就放人的。
第十六章 走出低穀
《都市傳真》辦了一年多，那是我做記者後業務能力提升最快的時候，我的綜合電視業務能力就是在那時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正是有了這基礎，當我坐到了新聞主播台上看片子時，我才能告訴年輕的記者，片子哪裏可能有問題，才能告訴觀眾，我關心片子裏的哪一個細節、我有什麽看法。
1、從編導到製片人
一九九八年的時候，央視的《實話實說》、《焦點訪談》還在大紅大紫，地方台也一哄而上搞談話、採訪類節目（中國電視這毛病現在也一樣）。於是《都市傳真》莫名其妙地停了。那個以罵我為樂的主任搞了一個新節目叫《走進直播室》。在相當長的一個階段裏他走到哪裏都要把我帶上，同事們都說：那是因為主任罵別人沒什麽感覺，不像罵你那麽酣暢淋漓，主任離不開你了。於是我成了這個欄目的編導，收入雖然又提高了，但是半年才發一次工資（那是江蘇電視台最低穀的時期），加上一九九七年女兒出生了，我的日子又開始過得緊緊巴巴了。
說實話，我不喜歡《走進直播室》，這也是我在江蘇台參與過的所有欄目當中最不喜歡的一個。這是因為，本來我就沒覺得《實話實說》有多好，更別提“山寨”《實話實說》的欄目了。當時央視一幫電視人創辦了《東方時空》，裏麵不少子欄目我都挺喜歡的，比如《麵對麵》、《生活空間》。唯獨同期出現的《實話實說》，我覺得那是一個評價過高的節目，盡管當時崔永元給了中國觀眾一點兒驚喜。《實話實說》—這個名字當時多震撼啊，但內容真的同樣震撼嗎？當時那批中國電視人喊出了諸如“要影響國策”的口號，但很快發現那是一個夢。
在傳媒發達的西方國家，類似《實話實說》的脫口秀節目最大的話題來源無非是政治或者娛樂八卦，但在中國這兩個話題都不可能放開談。我看了幾期《實話實說》，都是什麽“我的收藏”、“我的左手”（弄了一批左撇子談左撇子的生活）之類的—這種話題的“實話”又有多少價值呢？於是在《走進直播室》，我們整天找的也是諸如“城市公共廁所太少”、“打折騙局”之類無病呻吟的話題。話題定下來後，得找三四個嘉賓上節目，然後我就根據邀請的人寫台本：節目分幾個部分，每個部分都談什麽，話題怎麽遞進等。有很多次領導看了我的台本後說我：“你老毛病又犯了，你寫話劇啊？”本來談話節目就不需要什麽台本，是領導非要看台本，我怎麽辦？
很快我發現，台本真是不用寫的，因為這種節目如果請對了嘉賓，你什麽都不寫，人家也能說得很好，要是請的人不對，台本寫得再好，節目也死定了。有一次，有個話題實在找不著合適的嘉賓，我就自己上了。主任又說：“你那麽想出風頭嗎？”我沒吭聲，剪片子的時候我發現，除了自己講的還有點兒意思之外，其他嘉賓的話我都想剪掉。就這樣，我當過幾次節目嘉賓，逐漸上了癮，一來不必寫台本了，二來還能多掙兩百塊嘉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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