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萬人坑”的情況，已經由訪問過當地的許多日本人介紹過，所以，這裏就不再重複了。想說的是，陪同我們參觀的韶華先生在乘車前往該地的途中講的重要證詞。
這是在日軍開始推行“三光政策”時，通過作家的目睹而敘述的親自經歷的活生生的事實。
以下是根據韶華先生證詞錄音帶整理出來的：“當時，我才15歲，是八路軍遊擊隊的宣傳員。1941年4月12日，日軍在河南省北部進行大掃蕩。這次掃蕩在華北被稱為‘4·12掃蕩事件’。4月初，日軍集中兵力包圍八路軍的三個根據地冀、魯、豫邊區。這是日軍實施‘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的開端。當時，我年僅15歲，個子又小，所以，直屬隊長認為我不能適應今後的激烈戰鬥，決定把我託付給村裏的一位老人——張廣彩家，作為他的兒子撫養。
“4月12日，日軍完成了對八路軍根據地的包圍之後，燒光了所有的村莊。見人就殺，見物就全部搶光。這就是三光政策的開始。”
“盡管進行大掃蕩，但是，農民和八路軍親如骨肉，是分不開的。在實施三光政策前，日軍多次進行了掃蕩，但都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為了徹底破壞八路軍的根據地農村，斷絕八路軍給養的來源，日軍推行了三光政策。”
“我當時寄住在滑縣北部張桑村的張廣彩大爺家裏，村子位於黃河支流岸邊，是盛產紅棗和蘋果的地方。張大爺家有三口人，老夫妻倆和一個比我小一歲的女兒。”
“4月12日白天，日軍進村時，我們四人躲在村外樹林中冬天儲存糧食用的地窖裏。”
“……這時，八路軍不在村子裏，己開往別的地方。白天，我們可以聽見從村裏傳來的搶劫和村裏人的喊叫聲，從地窖裏還可以看到村子被燒的濃煙。到了晚上9時左右，村裏終於平靜下來，日軍好像巳經撤走。我們迴到村裏去看情況，那時我們家和附近的房屋還在燃燒。來不及逃走的人們的屍體，橫在路上、家門口或家中，到處都是。
“張大爺原來一直認為日軍隻殺戰鬥人員，但目睹他們連農民也殺的情景後，決定棄家而逃。他帶著老伴、女兒和我，沿著樹林中的小道，想盡快逃出日軍的包圍圈。我們沿著棗樹林中的小路走了2裏多地時，被日本兵發現了。他們用日語盤問我們。最後我們終於從日本兵那裏逃了出來。但當時張大爺帶著我，他的老伴帶著女兒分兩路逃跑，結果跑散了。張大爺帶著我走了一夜，終於逃出了日軍的包圍圈。我們跑到了親戚家，可是，親戚家也處在日本軍的占領下，於是我們在親戚家躲了一個月之後，又迴到原來的村子。雖然已過了一個月，又下了好幾場雨，可是村裏仍然隨處可見餘煙未盡的房屋。那時日本軍已經轉移，八路軍又迴來了。
“我們這個根據地東西30裏、南北10裏，其中有幾十個村子，約有8萬村民被殺害。來不及逃跑的人全都遭到殺害。受害最深的是以河南北部滑縣為中心的內黃、濮陽、清豐等地。據八路軍遊擊隊的調查，在某村，日軍把村民趕進一所大房子裏，然後堆上柴糙放火燒殺，屍體多達400具。
“日軍還把村民趕下水井，再扔手榴彈殺死，然後投進石塊壓住屍體。我們在一口井裏發現了72具屍體。我走進一戶人家，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已無從知道。一位像是父親的男人，在院裏被刺刀挑死，屍體被扔進糞坑裏。旁邊的樹上吊著一個像是兒子的男屍，屍體上留有7處刺刀的傷痕。在附近的地上估計是兒子的媳婦，是個20多歲的年輕婦女，棵露著下半身倒在那裏。她身上有十幾處剌刀傷痕。現場從情況來看，她是在被強姦之後殺害的。她屍體的辱房上趴著一個不滿周歲的嬰兒屍體，看樣子是嬰兒抱著母親的辱房，哭喊著‘媽媽、媽媽’而死去了。嬰兒的背上也有三處刺刀的傷痕。
“村裏所有的水井、溝渠裏都是屍體。我們迴到村裏時，住房已被燒光，食物已被搶光，連喝的水也沒有了。”
“當時我們迴到村裏目睹的這種慘景，至今仍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腦海裏。我的養父花費了好幾天的時間去尋找老伴和女兒，但是沒有找到。後來在最初藏身的樹林的地窖裏找到了她們的屍體。大概是跑散後，大娘累得走不動了，才又迴到地窖裏來的。”
韶華先生淡淡地說了這些，他的表情是那麽平靜。汽車進入了房屋鱗次櫛比的大街，那是撫順市。目的地平頂山就在附近。
“當時遭到日軍襲擊的村子，三分之二的人都被害，三分之一的村民逃難。遭襲擊後的村子，所有的河、溝和水井，凡有水的地方都填滿了屍體，倖存的人隻能用手接雨水喝；耕地荒蕪，即使到秋收季節，也無人收割。從其他根據地趕來的人和八路軍幫助收割，還從別的根據地送來糧食和其他救濟物資。
“日軍為了切斷八路軍和農民的聯繫而推行‘三光政策’，但是，相反卻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和仇恨，使他們更加團結起來。我所經歷的抗日運動，巳是41年前的事了，但是我還沒有把它寫成文章。我講述抗日的經歷，絕沒有怨恨日本人民的意思，隻是希望不再重演這種悲劇。”講到這裏，韶華先生這樣強調說。
“為什麽過去不寫成文章呢？”我插話問道。
“關於日中戰爭的悲劇，許多人都寫過，將來，我打算以迴憶錄的形式寫出來。向日本作家講述我的經歷，還是第一次。有我這種經歷的中國人是很多的。我對日本人民並無怨恨，而是作為歷史的教訓來談的。”韶華先生重複地說道。
“日軍的士兵雖然身穿軍服，但原來都是農民和工人等一般市民，是由於接受了軍部領導人的錯誤教育而被驅趕上戰場的。這些人被趕進侵略戰爭，在一段時期內失去了良心，但是，受了反戰同盟的教育之後，認識到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1973年，我47歲那年，再次到張桑村訪問了張大爺，他是我的養父，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再婚後有三個孩子。村子周圍到處都是墳墓，墳墓上插著白幡。但是，綠樹成蔭，栽上了棗樹、蘋果樹，人們過著筒樸而又幸福的生活。”
“把我託付給張大爺的八路軍遊擊隊長，現在是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張國礎先生。”
韶華先生的證詞和曾親自指揮過“三光政策”之一的陸軍少佐本田義夫的下述手記是完全相符的：
為了進攻以河南省濮陽縣李家莊為中心的地區，1941年5月9日深夜，我率領800名官兵利用黑夜開始行動……河南是大棗的盛產地，一年的收穫，是農民的主要生活來源。僅這一片棗林，至少能有12～30噸的收成。重疊的小枝冒出了嫩芽，沭浴著春天的陽光。我望著棗樹林，心想如果把這些棗樹都欲倒的話，農民就失去了生存之道，就一定會斷絕和八路軍的聯繫。於是，下令砍樹，不斷地聽到砍樹聲，看到揚起的塵土，心裏感到很高興。
這一片棗樹林的麵積約為15町（每町約99.2公畝，譯者注），農民用二三十年的時間親手培養起來的約2500棵棗樹已根深葉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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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日軍開始推行“三光政策”時，通過作家的目睹而敘述的親自經歷的活生生的事實。
以下是根據韶華先生證詞錄音帶整理出來的：“當時，我才15歲，是八路軍遊擊隊的宣傳員。1941年4月12日，日軍在河南省北部進行大掃蕩。這次掃蕩在華北被稱為‘4·12掃蕩事件’。4月初，日軍集中兵力包圍八路軍的三個根據地冀、魯、豫邊區。這是日軍實施‘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的開端。當時，我年僅15歲，個子又小，所以，直屬隊長認為我不能適應今後的激烈戰鬥，決定把我託付給村裏的一位老人——張廣彩家，作為他的兒子撫養。
“4月12日，日軍完成了對八路軍根據地的包圍之後，燒光了所有的村莊。見人就殺，見物就全部搶光。這就是三光政策的開始。”
“盡管進行大掃蕩，但是，農民和八路軍親如骨肉，是分不開的。在實施三光政策前，日軍多次進行了掃蕩，但都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為了徹底破壞八路軍的根據地農村，斷絕八路軍給養的來源，日軍推行了三光政策。”
“我當時寄住在滑縣北部張桑村的張廣彩大爺家裏，村子位於黃河支流岸邊，是盛產紅棗和蘋果的地方。張大爺家有三口人，老夫妻倆和一個比我小一歲的女兒。”
“4月12日白天，日軍進村時，我們四人躲在村外樹林中冬天儲存糧食用的地窖裏。”
“……這時，八路軍不在村子裏，己開往別的地方。白天，我們可以聽見從村裏傳來的搶劫和村裏人的喊叫聲，從地窖裏還可以看到村子被燒的濃煙。到了晚上9時左右，村裏終於平靜下來，日軍好像巳經撤走。我們迴到村裏去看情況，那時我們家和附近的房屋還在燃燒。來不及逃走的人們的屍體，橫在路上、家門口或家中，到處都是。
“張大爺原來一直認為日軍隻殺戰鬥人員，但目睹他們連農民也殺的情景後，決定棄家而逃。他帶著老伴、女兒和我，沿著樹林中的小道，想盡快逃出日軍的包圍圈。我們沿著棗樹林中的小路走了2裏多地時，被日本兵發現了。他們用日語盤問我們。最後我們終於從日本兵那裏逃了出來。但當時張大爺帶著我，他的老伴帶著女兒分兩路逃跑，結果跑散了。張大爺帶著我走了一夜，終於逃出了日軍的包圍圈。我們跑到了親戚家，可是，親戚家也處在日本軍的占領下，於是我們在親戚家躲了一個月之後，又迴到原來的村子。雖然已過了一個月，又下了好幾場雨，可是村裏仍然隨處可見餘煙未盡的房屋。那時日本軍已經轉移，八路軍又迴來了。
“我們這個根據地東西30裏、南北10裏，其中有幾十個村子，約有8萬村民被殺害。來不及逃跑的人全都遭到殺害。受害最深的是以河南北部滑縣為中心的內黃、濮陽、清豐等地。據八路軍遊擊隊的調查，在某村，日軍把村民趕進一所大房子裏，然後堆上柴糙放火燒殺，屍體多達400具。
“日軍還把村民趕下水井，再扔手榴彈殺死，然後投進石塊壓住屍體。我們在一口井裏發現了72具屍體。我走進一戶人家，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已無從知道。一位像是父親的男人，在院裏被刺刀挑死，屍體被扔進糞坑裏。旁邊的樹上吊著一個像是兒子的男屍，屍體上留有7處刺刀的傷痕。在附近的地上估計是兒子的媳婦，是個20多歲的年輕婦女，棵露著下半身倒在那裏。她身上有十幾處剌刀傷痕。現場從情況來看，她是在被強姦之後殺害的。她屍體的辱房上趴著一個不滿周歲的嬰兒屍體，看樣子是嬰兒抱著母親的辱房，哭喊著‘媽媽、媽媽’而死去了。嬰兒的背上也有三處刺刀的傷痕。
“村裏所有的水井、溝渠裏都是屍體。我們迴到村裏時，住房已被燒光，食物已被搶光，連喝的水也沒有了。”
“當時我們迴到村裏目睹的這種慘景，至今仍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腦海裏。我的養父花費了好幾天的時間去尋找老伴和女兒，但是沒有找到。後來在最初藏身的樹林的地窖裏找到了她們的屍體。大概是跑散後，大娘累得走不動了，才又迴到地窖裏來的。”
韶華先生淡淡地說了這些，他的表情是那麽平靜。汽車進入了房屋鱗次櫛比的大街，那是撫順市。目的地平頂山就在附近。
“當時遭到日軍襲擊的村子，三分之二的人都被害，三分之一的村民逃難。遭襲擊後的村子，所有的河、溝和水井，凡有水的地方都填滿了屍體，倖存的人隻能用手接雨水喝；耕地荒蕪，即使到秋收季節，也無人收割。從其他根據地趕來的人和八路軍幫助收割，還從別的根據地送來糧食和其他救濟物資。
“日軍為了切斷八路軍和農民的聯繫而推行‘三光政策’，但是，相反卻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和仇恨，使他們更加團結起來。我所經歷的抗日運動，巳是41年前的事了，但是我還沒有把它寫成文章。我講述抗日的經歷，絕沒有怨恨日本人民的意思，隻是希望不再重演這種悲劇。”講到這裏，韶華先生這樣強調說。
“為什麽過去不寫成文章呢？”我插話問道。
“關於日中戰爭的悲劇，許多人都寫過，將來，我打算以迴憶錄的形式寫出來。向日本作家講述我的經歷，還是第一次。有我這種經歷的中國人是很多的。我對日本人民並無怨恨，而是作為歷史的教訓來談的。”韶華先生重複地說道。
“日軍的士兵雖然身穿軍服，但原來都是農民和工人等一般市民，是由於接受了軍部領導人的錯誤教育而被驅趕上戰場的。這些人被趕進侵略戰爭，在一段時期內失去了良心，但是，受了反戰同盟的教育之後，認識到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1973年，我47歲那年，再次到張桑村訪問了張大爺，他是我的養父，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再婚後有三個孩子。村子周圍到處都是墳墓，墳墓上插著白幡。但是，綠樹成蔭，栽上了棗樹、蘋果樹，人們過著筒樸而又幸福的生活。”
“把我託付給張大爺的八路軍遊擊隊長，現在是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張國礎先生。”
韶華先生的證詞和曾親自指揮過“三光政策”之一的陸軍少佐本田義夫的下述手記是完全相符的：
為了進攻以河南省濮陽縣李家莊為中心的地區，1941年5月9日深夜，我率領800名官兵利用黑夜開始行動……河南是大棗的盛產地，一年的收穫，是農民的主要生活來源。僅這一片棗林，至少能有12～30噸的收成。重疊的小枝冒出了嫩芽，沭浴著春天的陽光。我望著棗樹林，心想如果把這些棗樹都欲倒的話，農民就失去了生存之道，就一定會斷絕和八路軍的聯繫。於是，下令砍樹，不斷地聽到砍樹聲，看到揚起的塵土，心裏感到很高興。
這一片棗樹林的麵積約為15町（每町約99.2公畝，譯者注），農民用二三十年的時間親手培養起來的約2500棵棗樹已根深葉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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