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解除石井部隊長職務的理由，在第一集中已作了詳述。主要是由於陸軍參謀總部特別監察的結果，察覺他在63號大禮堂的建設費上有違反財務規定的問題。
關於關東軍防疫給水部與其他防疫給水部及部隊的關係，石井在供述中強調，他不是整個日軍防疫給水部隊的總司令，所以不了解其他方麵軍防疫給水部的活動情況。
石井說，在細菌戰活動方麵，陸軍省沒有給他下達過任何正式指令，也沒有撥下具體的預算，而是把防疫和給水方麵的研究預算挪用於細菌戰研究。石井估計，挪用於細菌戰研究的資金，隻占預算總額的1%～2%。（作者註：據另一信息來源稱，防疫研究預算每年約為600萬日元）。但是，石井的估計，和他後來說的約20%的預算用於細菌戰是不一致的。
石井在受審中竭力想給人們這樣一種印象：即，細菌戰研究規模極小，隻不過是作為防疫給水研究的一部分來進行而已。他反覆強調的是，進行細菌戰攻擊麵的調查研究，唯一的目的在於了解細菌戰的潛在能力，查明從防疫給水的角度必須採取怎樣的防禦措施。
關於這一問題，受審的全體人員做出的一致迴答是，天皇不知道日軍的細菌戰活動。石井對這一問題的迴答是：“細菌戰是非人道的，主張採取這種戰爭方法，是會玷汙天皇的德行與慈悲的。”他還說，“如果天皇知道有這種活動，會加以禁止的。”’
盡管石井說，細菌戰研究僅是關東軍給水部的很小的一部分，是在“沒有正式指令”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從其研究規模和進展來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細菌戰的研究開發，是大規模、全麵地實施的，是一直得到正式認可，得到最高軍事當局支持的。
在這一問題上，石井竭力給人以“細菌戰研究的規模極小，是作為防疫給水的一個部分實施而巳”的印象，但是，美國方麵巳看透了這一點，認為“研究開發是大規模、全麵地實施的，是一直得到正式認可，並得到最高軍事當局支持的”。
石井供稱，其目的是了解細菌戰的潛在能力，以便弄清防禦措施，但是又說“細菌戰是非人道的，如果天皇知道石井部隊活動的話，會加以禁止的”，暴露出他的供述也是自相矛盾的。報告接著記述了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的機構、人員和任務，這些內容完全重複，予以省略。
七、涉及了平房的設施
在平房設施建成之前，開展初期研究時，曾經利用過哈爾濱的小研究所。平房設施建成以後，哈爾濱研究所主要用於製造和修理淨水設備。石井將軍開發的矽藻土管型濾水器，已作為日軍製式野戰裝備而得到採用。哈爾濱研究所燒製矽藻土過濾器的設備，也用於製造“宇治型”細菌炸彈的陶瓷彈殼。
石井說，細菌戰的調查研究，並非由平房的固定的組織來進行的，而是根據特定的計劃或實驗的需要，從各部抽調人員臨時配屬在一起。計劃或特定階段完成以後，人員立即解散，返迴各自的原部門。
關於製造陶製彈殼的地區，據《佐賀新聞》最近的調查，佐賀縣藤津郡鹽田町是製造地區之一。1983年1月14日該報報導稱：
發現彈體的地方，是該町中街道政府職員貞包貞利（57歲）的家裏。從明治初期到1950年為止，貞包家持續三代經營製陶所。貞利的父親貞次（1969年82歲逝世）說曾經接受軍部的委託燒製過陶瓷彈殼。根據父親的叮囑，貞利在家中隻珍存著一個。
這種彈殼還有一個，保存在住在久留米市的長子貞悟家中（61歲），加在一起也隻有兩個。彈體長約50厘米，尖頭圓筒形，直徑20厘米，厚約5毫米，頂部有一個螺旋蓋，從這裏灌進細菌溶液。
已故貞次的妻子貞包金（87歲）和貞悟作證說：“1938年、1939年時，委託是通過町內窯業指導所進行的。軍方的人從東京來到這裏住下，工廠的窗戶全部封死，從外無法窺見。製品是悄悄地挾著在火盆中燒製的。燒好的彈體，要逐個進行嚴格檢查，稍有一點毛病就將它粉碎，埋在深山裏。成品仔細地放入畫有紅十字符號的木箱裏，然後用軍用卡車拉走。”
燒製工作對孩子和家人也徹底保密。在當地的人中傳說：“戰爭快結束了，鐵的原料供應不足，大概是用陶瓷做炸彈吧。”
製造了多久，貞包巳記不清，大約半年左右。後來以擔心泄密為理由而遷往別處。此後，在哪裏製造，是否還有其他的製造所，都不清楚。
鹽田町把天糙產的石灰石和陶石卸下後，在町內加工成陶土，向鹽田町的窯業供應原料。731部隊也許著眼於把鹽田產的陶土作為細菌炸彈的原材料吧！這樣，“宇治”型的命名則另有原因了。
所謂“哈爾濱的小研究所”，是指直到戰爭結束前，731部隊的第三部通稱為“南樓”的那幢建築而言。它位於濱江火車站附近，在今天的南通大街，靠近哈爾濱陸軍醫院。
關於第三部製造的細菌炸彈，我將在後邊敘述。但用陶瓷做彈殼是石井四郎的一項獨創發明。如果使用通常的鋼鐵彈殼，需要填充大量的火藥，爆炸時的高溫，使鼠疫菌、跳蚤和老鼠都會被燒死，而且在地麵著地點會留下證據；而他發明的矽藻土製的炸彈殼，以低溫、少量的炸藥爆炸，彈殼變得粉碎，滿足了既不留證據，又不會使細菌致死的要求。如果在鹽田町發現的彈殼是細菌炸彈的話，那麽，僅靠哈爾濱小研究所的製造設備巳無法滿足需要，也許是鹽田町的陶土適合製造這種彈殼。
接著，報告敘述了“攻擊性細菌戰活動”。
八、攻擊性的細菌戰活動
a.開展細菌研究。從細菌戰的角度研究了腸傷寒及副傷寒、霍亂、赤痢、炭疽、馬鼻疽、鼠疫、破傷風和瓦斯壞疽等病源菌及過濾性病毒、立克次體等等。石井說，在野外實驗中用做武器的細菌，隻限於無傳染性的b枯葉菌和b靈菌。馬鼻疽的野外實驗，隻進行過一次，不了解這一實驗的性質。由於感染的危險和馬鼻疽犧牲了一個人，所以，沒有進行更多的實驗。關於馬鼻疽的研究，限於努力開發其免疫劑和治療用軟脊。石井否定使用過p鼠疫的野外實驗。他說，鼠疫研究限於研究室內的理由是，擔心它的反作用和嚙齒類的擴散。
我們詢問石井在攻擊方麵最有效的細菌是什麽時，他說，這隻能是推測，特定細菌的效果取決於有關地區的氣候及在該地區實施的衛生措施如何。
b.大量生產細菌。石井發明的培養箱用於大量生產疫菌用的細菌，是細菌戰野外實驗用的細菌生產手段。這種培養箱是由雙重門的硬鋁箱組成的，箱內在固體培養基上放有一個表麵培育細菌的淺盆。通過淺盆帶有蓋子的門，向空間灌進培養基溶液，就會自動地敷上一定厚度的培養基，然後用棉棒植上細菌。增殖菌則用一個很小的金屬棒取出。為了進行大量生產，使用三四十個培養箱。
在附近日軍醫院技術人員的支援下，石井表演過培養箱的使用辦法：使用7升標準寒天培養基溶液，把培養箱倒下，從門的洞口灌入培養基，然後把培養箱再扶正，在各淺盆中自動形成9毫米厚的增殖菌；在另一個培養箱內，事先植入b大腸菌，可以取得160克的液體狀態的表麵培養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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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關東軍防疫給水部與其他防疫給水部及部隊的關係，石井在供述中強調，他不是整個日軍防疫給水部隊的總司令，所以不了解其他方麵軍防疫給水部的活動情況。
石井說，在細菌戰活動方麵，陸軍省沒有給他下達過任何正式指令，也沒有撥下具體的預算，而是把防疫和給水方麵的研究預算挪用於細菌戰研究。石井估計，挪用於細菌戰研究的資金，隻占預算總額的1%～2%。（作者註：據另一信息來源稱，防疫研究預算每年約為600萬日元）。但是，石井的估計，和他後來說的約20%的預算用於細菌戰是不一致的。
石井在受審中竭力想給人們這樣一種印象：即，細菌戰研究規模極小，隻不過是作為防疫給水研究的一部分來進行而已。他反覆強調的是，進行細菌戰攻擊麵的調查研究，唯一的目的在於了解細菌戰的潛在能力，查明從防疫給水的角度必須採取怎樣的防禦措施。
關於這一問題，受審的全體人員做出的一致迴答是，天皇不知道日軍的細菌戰活動。石井對這一問題的迴答是：“細菌戰是非人道的，主張採取這種戰爭方法，是會玷汙天皇的德行與慈悲的。”他還說，“如果天皇知道有這種活動，會加以禁止的。”’
盡管石井說，細菌戰研究僅是關東軍給水部的很小的一部分，是在“沒有正式指令”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從其研究規模和進展來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細菌戰的研究開發，是大規模、全麵地實施的，是一直得到正式認可，得到最高軍事當局支持的。
在這一問題上，石井竭力給人以“細菌戰研究的規模極小，是作為防疫給水的一個部分實施而巳”的印象，但是，美國方麵巳看透了這一點，認為“研究開發是大規模、全麵地實施的，是一直得到正式認可，並得到最高軍事當局支持的”。
石井供稱，其目的是了解細菌戰的潛在能力，以便弄清防禦措施，但是又說“細菌戰是非人道的，如果天皇知道石井部隊活動的話，會加以禁止的”，暴露出他的供述也是自相矛盾的。報告接著記述了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的機構、人員和任務，這些內容完全重複，予以省略。
七、涉及了平房的設施
在平房設施建成之前，開展初期研究時，曾經利用過哈爾濱的小研究所。平房設施建成以後，哈爾濱研究所主要用於製造和修理淨水設備。石井將軍開發的矽藻土管型濾水器，已作為日軍製式野戰裝備而得到採用。哈爾濱研究所燒製矽藻土過濾器的設備，也用於製造“宇治型”細菌炸彈的陶瓷彈殼。
石井說，細菌戰的調查研究，並非由平房的固定的組織來進行的，而是根據特定的計劃或實驗的需要，從各部抽調人員臨時配屬在一起。計劃或特定階段完成以後，人員立即解散，返迴各自的原部門。
關於製造陶製彈殼的地區，據《佐賀新聞》最近的調查，佐賀縣藤津郡鹽田町是製造地區之一。1983年1月14日該報報導稱：
發現彈體的地方，是該町中街道政府職員貞包貞利（57歲）的家裏。從明治初期到1950年為止，貞包家持續三代經營製陶所。貞利的父親貞次（1969年82歲逝世）說曾經接受軍部的委託燒製過陶瓷彈殼。根據父親的叮囑，貞利在家中隻珍存著一個。
這種彈殼還有一個，保存在住在久留米市的長子貞悟家中（61歲），加在一起也隻有兩個。彈體長約50厘米，尖頭圓筒形，直徑20厘米，厚約5毫米，頂部有一個螺旋蓋，從這裏灌進細菌溶液。
已故貞次的妻子貞包金（87歲）和貞悟作證說：“1938年、1939年時，委託是通過町內窯業指導所進行的。軍方的人從東京來到這裏住下，工廠的窗戶全部封死，從外無法窺見。製品是悄悄地挾著在火盆中燒製的。燒好的彈體，要逐個進行嚴格檢查，稍有一點毛病就將它粉碎，埋在深山裏。成品仔細地放入畫有紅十字符號的木箱裏，然後用軍用卡車拉走。”
燒製工作對孩子和家人也徹底保密。在當地的人中傳說：“戰爭快結束了，鐵的原料供應不足，大概是用陶瓷做炸彈吧。”
製造了多久，貞包巳記不清，大約半年左右。後來以擔心泄密為理由而遷往別處。此後，在哪裏製造，是否還有其他的製造所，都不清楚。
鹽田町把天糙產的石灰石和陶石卸下後，在町內加工成陶土，向鹽田町的窯業供應原料。731部隊也許著眼於把鹽田產的陶土作為細菌炸彈的原材料吧！這樣，“宇治”型的命名則另有原因了。
所謂“哈爾濱的小研究所”，是指直到戰爭結束前，731部隊的第三部通稱為“南樓”的那幢建築而言。它位於濱江火車站附近，在今天的南通大街，靠近哈爾濱陸軍醫院。
關於第三部製造的細菌炸彈，我將在後邊敘述。但用陶瓷做彈殼是石井四郎的一項獨創發明。如果使用通常的鋼鐵彈殼，需要填充大量的火藥，爆炸時的高溫，使鼠疫菌、跳蚤和老鼠都會被燒死，而且在地麵著地點會留下證據；而他發明的矽藻土製的炸彈殼，以低溫、少量的炸藥爆炸，彈殼變得粉碎，滿足了既不留證據，又不會使細菌致死的要求。如果在鹽田町發現的彈殼是細菌炸彈的話，那麽，僅靠哈爾濱小研究所的製造設備巳無法滿足需要，也許是鹽田町的陶土適合製造這種彈殼。
接著，報告敘述了“攻擊性細菌戰活動”。
八、攻擊性的細菌戰活動
a.開展細菌研究。從細菌戰的角度研究了腸傷寒及副傷寒、霍亂、赤痢、炭疽、馬鼻疽、鼠疫、破傷風和瓦斯壞疽等病源菌及過濾性病毒、立克次體等等。石井說，在野外實驗中用做武器的細菌，隻限於無傳染性的b枯葉菌和b靈菌。馬鼻疽的野外實驗，隻進行過一次，不了解這一實驗的性質。由於感染的危險和馬鼻疽犧牲了一個人，所以，沒有進行更多的實驗。關於馬鼻疽的研究，限於努力開發其免疫劑和治療用軟脊。石井否定使用過p鼠疫的野外實驗。他說，鼠疫研究限於研究室內的理由是，擔心它的反作用和嚙齒類的擴散。
我們詢問石井在攻擊方麵最有效的細菌是什麽時，他說，這隻能是推測，特定細菌的效果取決於有關地區的氣候及在該地區實施的衛生措施如何。
b.大量生產細菌。石井發明的培養箱用於大量生產疫菌用的細菌，是細菌戰野外實驗用的細菌生產手段。這種培養箱是由雙重門的硬鋁箱組成的，箱內在固體培養基上放有一個表麵培育細菌的淺盆。通過淺盆帶有蓋子的門，向空間灌進培養基溶液，就會自動地敷上一定厚度的培養基，然後用棉棒植上細菌。增殖菌則用一個很小的金屬棒取出。為了進行大量生產，使用三四十個培養箱。
在附近日軍醫院技術人員的支援下，石井表演過培養箱的使用辦法：使用7升標準寒天培養基溶液，把培養箱倒下，從門的洞口灌入培養基，然後把培養箱再扶正，在各淺盆中自動形成9毫米厚的增殖菌；在另一個培養箱內，事先植入b大腸菌，可以取得160克的液體狀態的表麵培養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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