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信念開始衰亡的確切時刻很容易辨認——這就是它的價


    值開始受到置疑的時刻。一切普遍信念不過是一種虛構,它唯一的生存條件就是它不能受到審察。


    不過,即使當一種信念已經搖搖欲墜時,根據它建立起來的製度仍會保持其力量,消失得十分緩慢。最後,當信念的餘威盡失時,建立於其上的一切很快也會開始衰亡。迄今為止,沒有哪個民族能夠在沒有下決心破壞其全部文明因素的情況下轉變它的信仰。這個民族會繼續這一轉變過程,直到停下腳步接受一種新的普遍信念為止,在此之前它會一直處在一種無政府狀態中。普遍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們決定著各種思想傾向。隻有它們能夠激發信仰並形成責任意識。


    各民族一直清楚獲得普遍信念的好處,它們本能地知道,這種信念的消失是它們衰敗的信號。使羅馬人能夠征服世界的信念,是他們對羅馬的狂熱崇拜;當這種信念壽終正寢時,羅馬也註定衰亡。至於那些毀滅了羅馬文明的野蠻人,隻有當他們具備某種共同接受的信念,使他們取得了一定的團結,擺脫了無政府狀態時,才能做到這一點。


    各民族在捍衛自己意見時,總是表現出不寬容的態度,這顯然事出有因。這種對哲學批判表現出來的不寬容態度,代表著一個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質。在中世紀,正是為了尋求或堅持普遍信仰,才有那麽多發明創新者被送上火刑柱,即或他們逃脫了殉道,也難免死於絕望。也正是為了捍衛這些信念,世界上才經常上演一幕幕最可怕的混亂,才有成千上萬的人戰死沙場或將要死在那裏。


    建立普遍信念的道路可謂困難重重,不過一旦它站穩了腳跟,它便會長期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無論從哲學上看它多麽荒謬,它都會進人最清醒的頭腦。在長達1500年的時間裏,歐洲各民族不是一直認為,那些像莫洛克神一樣野蠻的宗教神話是不容爭辯的嗎?有個上帝因為他自己創造出來的動物不聽話,便進行自我報復,讓其兒子承受可怕的酷刑,在十多個世紀裏,居然一直沒人認識到這種神話荒謬至極。有過人天賦者,如枷利略、如牛頓、如萊布尼茨,一刻也沒有想到過這種說教的真實性值得懷疑。普遍信仰有催眠作用,沒有任何事情比這個事實更典型,也沒有任何事情能更確切地表明,我們的理智有著令人汗顏的局限性。


    新的教條一旦在群體的頭腦中生根,就會成為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會發展出各種製度、藝術和生活方式。在這種環境之下,它對人們實行著絕對的控製。實幹家一心要讓這種普遍接受的信仰變成現實,立法者一心想把它付諸實行,哲學家、藝術家和文人全都醉心於如何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它,除此之外再無他想。


    從基本信念中可以派生出一些短暫的觀念,然而它們總是具有那些信念賦予它們的印記。埃及文明,中世紀的歐洲文明,阿拉伯地區的穆斯林文明,都是寥寥幾種宗教信仰的產物,這些文明中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都留下了它們一眼就能辨認出來的印記。


    因此,幸虧有這些普遍信念,每個時代的人都在一個由相似的傳統、意見和習慣組成的基本環境中成長,他們不能擺脫這些東西的檢桔。人的行為首先受他們的信念支配,也受由這些信念所形成的習慣支配。這些信念調整著我們生活中最無足輕重的行動,最具獨立性的精神也擺脫不了它們的影響。在不知不覺中支配著人們頭腦的暴政,是惟一真正的暴政,因為你無法同它作戰。不錯,提比略今成吉思汗和拿破崙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墳墓深處的摩西、佛祖、耶穌和穆罕默德,對人類實行著更深刻的專製統治。利用密謀可以推翻一個暴君,而反對牢固的信念又有什麽可資利用?在同羅馬天主教的暴力對抗中,最終屈服的是法國大革命,盡管群體的同情顯然是在它這一邊,盡管它採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樣無情的破壞手段。人類所知道的惟一真正的暴君,歷來就是他們對死人的懷念或他們為自己編織出來的幻想。


    普遍的信念從哲學上說往往十分荒謬,但這從來不會成為它們獲勝的障礙。當然,如果這些信念缺少了提供某種神奇的荒謬性這一條件,它們也不可能獲勝。因此,今天的社會主義信念雖有明顯的破綻,這並沒有阻止它們贏得群眾。這種思考得出的推一結論是,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其實它隻能算是等而下之的信仰,因為前者所提供的幸福理想隻能實現於來世,因此也無法反駁它,而社會主義的幸福理想要在現世得到落實,因而隻要有人想努力實現這種理想,它的許諾的空洞無物立刻就會暴露無遺,從而使這種新信仰身敗名裂。因此,它的力量的增長也隻能到它獲得勝利,開始實現自身的那天為止。由於這個原因,這種新宗教雖然像過去所有的宗教一樣,也以產生破壞性影響為起點,但是將來它並不能發揮創造性的作用。


    (2)群體意見的多變


    以上我們闡述了牢固信念的力量,不過在這個基礎的表麵,還會生長出一些不斷生生滅滅的意見、觀念和思想。其中一些也許朝生暮死,較重要的也不會比一代人的壽命更長。我們已經指出,這種意見的變化有時不過是些表麵現象,它們總是受到某些種族意識的影響。例如在評價法國政治製度時我們說明,各政黨表麵上看極為不同——保莫派、激進派、帝國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等等,但是它們都有著一個絕對一致的理想,並且這個理想完全是由法蘭西民族的精神結構決定的,因為在另一些民族中,在相同的名稱下會看到一些完全相反的理想。無論是給那些意見所起的名稱,還是其騙人的用法,都不會改變事物的本質。大革命時代的人飽受拉丁文學的薰陶,他們的眼睛隻盯著羅馬共和國,採用它的法律、它的權標、它的法施,但他們並沒有變成羅馬人,因為後者是處在一個有著強大的歷史意義的帝國的統治之下。哲學家的任務,就是研究古代的信念在其表麵變化背後有什麽東西支撐著它們,在不斷變化的意見中找出受普遍信念和種族特性決定的成分。


    如果不做這種哲學上的檢驗,人們會以為群眾經常隨意改變他們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一切歷史,無論是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文學的歷史,似乎都證明了事情就是如此。作為例證,讓我們來看看法國歷史上非常短暫的一個時期,即1790到1820年這30年的時間,這也正好是一代人的時間。在這段時間,我們看到,最初是保皇派的群體變得十分革命,然後成為極端的帝國主義者,最後又變成了君主製的支持者。在宗教問題上,他們在這段時間從天主教倒向無神論,然後倒向自然神論,最後又迴到了最堅定的天主教立場。這些變化不隻發生在群眾中,而且發生在他們的領導者中。我們吃驚地發現,國民公會中的一些要人,國王的死敵、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會變成拿破崙恭順的奴僕,在路易十八的統治下,又手持蠟燭虔誠地走在宗教隊伍中間。


    在以後的刀年裏,群眾的意見又發生了無數次變化。本世紀初"背信棄義的英國佬"在拿破崙的繼承者統治時期,成了法國的盟友。兩度受到法國入侵的俄國,以滿意的心情看著法國倒退,也變成了它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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