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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 作者：[法]古斯塔夫·勒龐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思想的傳播，如果作者沒有提供一個良好的基礎，使人可以對正確成分和胡言亂語進行鑑別，便很易於變成勒龐思想的傳播。區分錯誤思想和創造性思想的標準，在社會思想的領域和其他領域一樣，當然就是看那些能夠站住腳的、大體（但不肯定）正確的思想占了多大比例。就此而言勒龐似乎取得了相當高的打擊率，這也可以解釋此書為何有持久的影響。有時，正像弗洛伊德所暗示的那樣，他的打擊不著邊際，而他卻自以為贏了比賽。不過在社會哲學家的競賽中，他的確不時得分，並能在關鍵時刻來上一個全壘打。
把勒龐同時說成是一項知識競技中的英雄和一位社會學先知，也許會鑄成新的錯誤：混亂的形象化比喻和迷戀時代錯置的行為（棒球畢竟不是勒龐那個世界的一部分）。不過這個混亂的形象是可以捍衛的。勒龐接觸到一係列棘手的問題，對於其中的每個問題他都想一試身手，最後他做出了一係列社會學斷言，使他的後繼者能夠在這些難題上做得比勒龐本人更好。此外，在勒龐的後繼者中間，一些研究人類群體行為的人，也曾獨立採用過這個有關體育和科學的不雅的比喻。社會學家拉紮斯菲爾德和社會哲學家奧爾特加一加塞特都曾分別這樣做過，對於對手類似的犯規表現，他們都是完全無辜的。拉紮斯菲爾德在（社會研究的語言》一書中認為，奧林匹克運動上競賽記錄的不斷提高，其原因並不是人類競技能力發生了達爾文主義或拉馬克主義意義上的進化，而是因為對這種能力的訓練在過去不斷地有所改進。因此，每一代人都可以看到一些人的表現有了改進，但他們的能力並不比自己的前輩更好。在（群眾的反叛》（the revol of masses）——一本通過學習勒龐而改進了勒龐的書——中，奧爾特加對體育記錄的不斷提高提出了同樣的看法，並且指出科學中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在人類文化的所有領域，大概除了藝術和道德之外，現實很符合這種一度過時的"進步"觀，按其嚴格的定義，它是指不斷積累的知識以及有益的思想與行為能力的提高。因此可以說，勒龐《烏合之眾》中的觀點，一直被另一些頭腦所改進，他們的能力未必高於勒龐，有時甚至還不如他，而是得益於後來者的地位。
在有些讀者看來，勒龐的思想頗有先見之明。當他如先知般寫道"我們就要進入的時代，千真萬確將是一個群體的時代"時，他所謂群眾進入了歷史，是指他們過去幾乎不起任何作用的意見已開始發揮作用，後來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作家，如科拉蒂尼、奧爾特加一加塞特、紐曼、弗洛姆和阿倫特，都曾對這一觀點做出更深入的闡述。
勒龐另一項頗有道理的預見是，他把群體中人描述為日益被大眾文化所湮沒，這種文化把平庸低俗當做最有價值的東西。在他的筆下，與過去的社會相比，（勒龐認為）群眾人更易於接受自己周圍的人的判斷和愛好，他這一觀點不可能不讓人想到今天人們對所謂當代人失去自我判斷能力的關切。
社會學家帕克和伯吉斯承認，勒龐預見到了我們這個群眾運動的時代，並且描述了這些運動的若幹特點，其方法已被這方麵的社會學研究所繼承並做了重要的發展。
勒龐有先見之明的最後一個例子是，他認識到群體的日益重要性，這是一群缺乏組織的人，他們關注著同樣的社會熱點，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與同處一地、有組織的群體一樣的心理行為。勒龐當然不能預見到廣播電視這類影響巨大的新大眾媒體（他畢竟不是真正的先知），不過他確實注意到了編報紙的人對群眾意見的影響，他們先是迎合群眾的感情，然後把這些感情引入特定的行為渠道。
用恰當的行話說，所有這些"見識"都表明，一種觀點，如果它指出了人類社會行為中一再出現的某些方麵，那麽即使它十分粗糙，也能夠把握未來事件的某些方麵。這並非因為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勒龐是個先知。先知是指那些自稱能夠預測具體事件的人，即使做不到萬無一失，也能預見到許多細節。如果他是個出色的先知，他能夠說這些事件會在何時何地發生。他能夠對其細節做準確的描述。相反，研究社會、分析其運行要素的人，社會學的研究者，不適合承擔這項艱巨的任務。他不是先知，雖然他經常被人錯誤地當做先知，或讓人得出一種判斷，以為他自稱先知。他的任務僅僅是——這已相當困難——盡自己的最大努力找出某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我們可以合理地期待會出現某些社會行為和社會變化。當他遇到身邊的一個具體問題時，他隻會謹慎地偶爾預測一下未來事件中有限的某些特定方麵。社會科學家隻偶爾做出預測，不僅是因為他比社會先知更沒有把握（後者的一大優勢是，他有著接觸未來歷史的私人渠道，這種知識很少有人具備，或根本就沒有人具備）。不但已成為常規的謹慎態度和不確定性，使社會科學家隻偶爾做出預測，例如關於人口大量增加所造成的後果的預測，而且因為，當他有時打算說明在特定條件下可以合理地期待發生什麽時，他往往並不能說明這些預測性結果不可缺少的條件會在什麽時候出現或能否出現。
社會科學家所做的預測，同與他貌合神離的先知相比，在另一個方麵也有所不同。他希望從自己的失敗中學習。假如社會科學家有理由認為應當發生的預期後果沒有出現，如果研究表明，假定的條件事實上已經出現但沒有發生預期的結果，他會坐下來重新評價自己的證據，徹底反省自己的思想，就像有人對他發出指示一樣。先知對自己落空的預言會更加關愛，他不會丟棄這種預言，也不會重新整理自己關於事物如何發展的認識。相反，他習慣於輕描淡寫地對待預測的結果與實際結果的不一致，使預言避開對立的證據，得以原封不動地繼續存在下去。成功的先知能夠很有效地做到這一點，正如古人所言，他用婦熟的辯解"保住麵子"，使他的信徒往往從看來已經落空的每一次預言中，隻能很快看到自己的先知更為深刻的力量。
對社會先知和社會科學家的這些簡單比較，並不像看上去那樣離題。我的意思是，當今天重讀勒龐的《烏合之眾》時，我們中間的一些人會禁不住把他在1895年所說的話視為對後來發生的事情的預言。這不僅僅是個錯誤，而且顯然也對勒龐有害。這等於派給了勒龐一個先知的角色，一個他偶爾有所嚮往，但因為不適合自己而放棄了的角色。根據他的表現，也根據上個世紀末的流行時尚，他是想成為～名社會科學家。當然，與較年輕的法國同代人——例如迪爾凱姆，他開啟了社會學思想和社會研究的新紀元——不同，勒龐從來沒有學會如何按部就班地收集和分析社會學數據，以及用數據來否定自己的觀點——如果它們是錯誤的話——的方法。社會學研究這個階段的到來仍然有待時日（當然，即使現在也隻是處在初級階段）。勒龐有社會學家的目標，但他並沒有學會知識苦行僧一樣的工作方式，而這是使他的研究在方法與推理上都具有說服力所必需的。他有社會學家的意圖，卻隻有政論家的成果。但是，由於他對社會學有著先天的本能，因此如我們所知，他說了許多很值得一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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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勒龐同時說成是一項知識競技中的英雄和一位社會學先知，也許會鑄成新的錯誤：混亂的形象化比喻和迷戀時代錯置的行為（棒球畢竟不是勒龐那個世界的一部分）。不過這個混亂的形象是可以捍衛的。勒龐接觸到一係列棘手的問題，對於其中的每個問題他都想一試身手，最後他做出了一係列社會學斷言，使他的後繼者能夠在這些難題上做得比勒龐本人更好。此外，在勒龐的後繼者中間，一些研究人類群體行為的人，也曾獨立採用過這個有關體育和科學的不雅的比喻。社會學家拉紮斯菲爾德和社會哲學家奧爾特加一加塞特都曾分別這樣做過，對於對手類似的犯規表現，他們都是完全無辜的。拉紮斯菲爾德在（社會研究的語言》一書中認為，奧林匹克運動上競賽記錄的不斷提高，其原因並不是人類競技能力發生了達爾文主義或拉馬克主義意義上的進化，而是因為對這種能力的訓練在過去不斷地有所改進。因此，每一代人都可以看到一些人的表現有了改進，但他們的能力並不比自己的前輩更好。在（群眾的反叛》（the revol of masses）——一本通過學習勒龐而改進了勒龐的書——中，奧爾特加對體育記錄的不斷提高提出了同樣的看法，並且指出科學中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在人類文化的所有領域，大概除了藝術和道德之外，現實很符合這種一度過時的"進步"觀，按其嚴格的定義，它是指不斷積累的知識以及有益的思想與行為能力的提高。因此可以說，勒龐《烏合之眾》中的觀點，一直被另一些頭腦所改進，他們的能力未必高於勒龐，有時甚至還不如他，而是得益於後來者的地位。
在有些讀者看來，勒龐的思想頗有先見之明。當他如先知般寫道"我們就要進入的時代，千真萬確將是一個群體的時代"時，他所謂群眾進入了歷史，是指他們過去幾乎不起任何作用的意見已開始發揮作用，後來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作家，如科拉蒂尼、奧爾特加一加塞特、紐曼、弗洛姆和阿倫特，都曾對這一觀點做出更深入的闡述。
勒龐另一項頗有道理的預見是，他把群體中人描述為日益被大眾文化所湮沒，這種文化把平庸低俗當做最有價值的東西。在他的筆下，與過去的社會相比，（勒龐認為）群眾人更易於接受自己周圍的人的判斷和愛好，他這一觀點不可能不讓人想到今天人們對所謂當代人失去自我判斷能力的關切。
社會學家帕克和伯吉斯承認，勒龐預見到了我們這個群眾運動的時代，並且描述了這些運動的若幹特點，其方法已被這方麵的社會學研究所繼承並做了重要的發展。
勒龐有先見之明的最後一個例子是，他認識到群體的日益重要性，這是一群缺乏組織的人，他們關注著同樣的社會熱點，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與同處一地、有組織的群體一樣的心理行為。勒龐當然不能預見到廣播電視這類影響巨大的新大眾媒體（他畢竟不是真正的先知），不過他確實注意到了編報紙的人對群眾意見的影響，他們先是迎合群眾的感情，然後把這些感情引入特定的行為渠道。
用恰當的行話說，所有這些"見識"都表明，一種觀點，如果它指出了人類社會行為中一再出現的某些方麵，那麽即使它十分粗糙，也能夠把握未來事件的某些方麵。這並非因為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勒龐是個先知。先知是指那些自稱能夠預測具體事件的人，即使做不到萬無一失，也能預見到許多細節。如果他是個出色的先知，他能夠說這些事件會在何時何地發生。他能夠對其細節做準確的描述。相反，研究社會、分析其運行要素的人，社會學的研究者，不適合承擔這項艱巨的任務。他不是先知，雖然他經常被人錯誤地當做先知，或讓人得出一種判斷，以為他自稱先知。他的任務僅僅是——這已相當困難——盡自己的最大努力找出某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我們可以合理地期待會出現某些社會行為和社會變化。當他遇到身邊的一個具體問題時，他隻會謹慎地偶爾預測一下未來事件中有限的某些特定方麵。社會科學家隻偶爾做出預測，不僅是因為他比社會先知更沒有把握（後者的一大優勢是，他有著接觸未來歷史的私人渠道，這種知識很少有人具備，或根本就沒有人具備）。不但已成為常規的謹慎態度和不確定性，使社會科學家隻偶爾做出預測，例如關於人口大量增加所造成的後果的預測，而且因為，當他有時打算說明在特定條件下可以合理地期待發生什麽時，他往往並不能說明這些預測性結果不可缺少的條件會在什麽時候出現或能否出現。
社會科學家所做的預測，同與他貌合神離的先知相比，在另一個方麵也有所不同。他希望從自己的失敗中學習。假如社會科學家有理由認為應當發生的預期後果沒有出現，如果研究表明，假定的條件事實上已經出現但沒有發生預期的結果，他會坐下來重新評價自己的證據，徹底反省自己的思想，就像有人對他發出指示一樣。先知對自己落空的預言會更加關愛，他不會丟棄這種預言，也不會重新整理自己關於事物如何發展的認識。相反，他習慣於輕描淡寫地對待預測的結果與實際結果的不一致，使預言避開對立的證據，得以原封不動地繼續存在下去。成功的先知能夠很有效地做到這一點，正如古人所言，他用婦熟的辯解"保住麵子"，使他的信徒往往從看來已經落空的每一次預言中，隻能很快看到自己的先知更為深刻的力量。
對社會先知和社會科學家的這些簡單比較，並不像看上去那樣離題。我的意思是，當今天重讀勒龐的《烏合之眾》時，我們中間的一些人會禁不住把他在1895年所說的話視為對後來發生的事情的預言。這不僅僅是個錯誤，而且顯然也對勒龐有害。這等於派給了勒龐一個先知的角色，一個他偶爾有所嚮往，但因為不適合自己而放棄了的角色。根據他的表現，也根據上個世紀末的流行時尚，他是想成為～名社會科學家。當然，與較年輕的法國同代人——例如迪爾凱姆，他開啟了社會學思想和社會研究的新紀元——不同，勒龐從來沒有學會如何按部就班地收集和分析社會學數據，以及用數據來否定自己的觀點——如果它們是錯誤的話——的方法。社會學研究這個階段的到來仍然有待時日（當然，即使現在也隻是處在初級階段）。勒龐有社會學家的目標，但他並沒有學會知識苦行僧一樣的工作方式，而這是使他的研究在方法與推理上都具有說服力所必需的。他有社會學家的意圖，卻隻有政論家的成果。但是，由於他對社會學有著先天的本能，因此如我們所知，他說了許多很值得一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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