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李約瑟之謎”，李約瑟本人指出，近世科學之不能產生於中國，乃是由於“地理上、氣候上、經濟上和社會上的4種阻力”。在經濟和社會方麵，“秦朝以來，官僚士大夫專政階段停留甚長，社會生產少有進展，造成商人階級的沒落。使中產階級人民無由抬頭，初期資本主義無由發展。而近世科學則與資本主義同將產生”。
竺可楨先生在《為什麽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的論文中則分析道，一般人以為近世科學起源於伽利略、牛頓幾個偉大傑出人才，實是大誤。自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西歐工商業大為活躍。海洋中船隻之駕駛，需要專門工程知識;貿易繁盛，金市不足應付，冶礦迅速發展，而開礦時又發生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在15世紀末，歐洲已有16種機器用於礦中去水。航行發達，望遠鏡與羅盤針之製造日趨於精密。經緯之測定，又要天文知識。到1660年左右，英國有一班學者，專門為了好奇心所驅使，來集會討論研究一切事物，自宇宙以迄蟲魚。這就是英國皇家學會的起頭。英國皇家學會之所以成立於17世紀中葉，亦非偶然之事。因當時富商巨賈之特興，造成了一個有閑階級，時常往來旅行，他們的目的並不是孜孜為利，而是為求知心所驅使。這實在是近世科學之開端。
而在中國歷史上，“是否有一個時代可以獎勵工商業的發達，初期資本主義的興起，使中產階級能起而與專製封建勢力相抗衡，如同16、 17世紀歐洲新興勢力之與封建宗教相奮鬥呢?”竺可楨認為，隻有在戰國到西漢中葉一個時期有此可能性，這個時期亦是中國思想史、科學史上最燦爛的一個時期。春秋時代，商業尚未發達，當時帝王並不感覺到商人奪取政權的威脅，所以《左傳》有“務材順農，通商惠工”之說;《國語》有“輕關易道，通商寬農”之語，農工商尚不分厚薄高下。商鞅以後，重農抑商、農本商末之論勃興，漢初工商業長足之進步後，賈誼、董仲舒主張嚴厲裁抑商人，漢武帝更厲行多種抑商政策，例如將當時最大的私人企業，鹽和鐵收歸國營。由於將經商看作“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之事，所以抑製商業發展就成為歷代帝王的基本思想。“農業社會勢力大，求知之心不能發達，而科學思想亦無以發展。”這就是竺可楨最後的結論。
至於為什麽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中國會迅速衰落的問題，馬克斯·韋伯曾在《儒教與道教》一書中認為，“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種特殊宗教作為鼓舞力量”，而以顧準為代表的中國知識界比較普遍的看法則是中國古代典型的集權主義、專製主義傳統阻滯了近代化的過程，在大一統的王權政治框架下，產生不了基於西方城邦民主、民間自治、個性獨立之上的經濟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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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企業家認同，尋找新坐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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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費正清到楊小凱、袁偉時等學者的研究表明，清末的中國，政府壟斷了一切大規模有組織的活動，包括政治、軍事、企業、大型工商業。技術發明、鹽、鐵、火柴等大型生產活動不可能在沒有與官府的特殊關係及批準和監護下發展起來。政府不僅利用鹽業官營、官窯、皇家織造與民爭利，而且利用其任意侵犯私人企業財產的特權從與官府勾結的商人處索取各種利益。由於整個經濟主要是為官府和特權階級生產，因而市場狹小，分工無法深化，生產力不可能提高。
在最近20多年中國經濟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近來有不少學者力圖弘揚中國歷史上的商業精神與管理文化，從諸子百家到晉商徽商。究竟是什麽力量造就了今天中國經濟的繁榮，答案本來不言自明，那就是以給予創業者以創業機會、鼓勵企業家創新行為為特徵的製度變遷。而在我們的歷史上，這種製度變遷從未發生過。我們始終應該記住，在整個封建歷史上，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工商業一直由國家經營和控製，由此產生的大宗工商利潤絕大部分都被用於行政、軍事開支，甚至被皇室貴族和各級官府揮霍浪費，而沒有變成發展工商業的資本。私營工商業一直被官府控製，商人成功的首要條件是依附權貴，與官府搞好關係，得到庇護。“朝裏有人好發財”，但正如清朝大鹽商江春所說：“奴才即使有金山銀山，隻需皇上一聲口諭，便可名正言順的拿過來，無須屈身說是賞借。”因此他們即使有了資本積累，也要捐官買爵、興建牌坊，斷然不會謀求可持續的投入與發展。
通過以上的分析，不難看出，官府對自由經濟的控製與重本抑末、輕商賤商的風氣互為表裏，使得商人和企業家沒有獨立的存在價值，沒有持續發揮其創造力的製度保障。這樣的話，縱使一國的經濟曾經繁榮，卻如高樓屹立沙灘，其衰落看似突然，實則必然。
無論是借鑑外部的經驗，還是審視自身的歷史教訓，我們都沒有任何理由看輕商業的價值，貶損企業家的作用。可是，直到今天，那種站在權力立場教訓企業家的聲音，那種將企業家創造的商業價值和財富看作和社會無關的“私利”而仇視和討伐的聲音，還是如同幽靈般會經常出現。在“集體無意識”中，企業家似乎是一種外於我們的“異化力量”。
四
中國經濟的未來繫於中國企業的價值，中國企業的未來繫於中國企業家的精神、能力與實踐。
撫今思昔，後顧前瞻，我們不能不重新思考中國企業家的深層次價值基礎。
利中有義。我們要理直氣壯地看待商業的力量，理直氣壯地闡述企業家的作用。同時，我們要正視企業家的社會價值和精神價值，並以更高的標準審視企業家如何擔當他們的社會責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語境中實踐他們的“天職”。
我們唿喚，隻有建構在負責任的企業家行為基礎上的商業活動，才是文明的活動。沒有文明的商業，就沒有文明和諧的社會。
(本文作者為《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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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主編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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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
在經濟學家約瑟夫·a.熊彼特看來，現代商業精神的核心是矛盾的。在一個經濟社會中，人為了生存和證明自己的價值而必須賺錢，賺錢就必須投身商業，商業的成功讓人富足卻又開始陷入迷惘。在他看來企業家的人生充滿了悖論，錢本身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它沒有溫度、沒有感情、扁平而圓潤，但是一沾染上人的思考便會變得曖昧而癲狂起來。
事實上，每一個人的人生都充滿了悖論，無非企業家們因為角色的顯赫和鮮亮而顯得更為凸出一點而已。在一個商業日漸成為主流的時代，企業家對生命、社會的思考已經成為所有公眾不得不聆聽的聲音。
在一向缺乏現代商業精神的中國，企業家的生命體驗和他們所擁有的價值觀，從來沒有被認真地關注過。他們從來被視為“物質化的族群”，為了追求利潤而不惜血腥地積累，他們似乎沒有情感、沒有血肉，在任何一個場合下，他們說出來的話都可以用公式推演、用鋼鐵打造。很顯然，這是一些極深的誤讀，被徹底物質化的企業家形象讓這個族群始終遊離在社會和諧發展的主航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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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楨先生在《為什麽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的論文中則分析道，一般人以為近世科學起源於伽利略、牛頓幾個偉大傑出人才，實是大誤。自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西歐工商業大為活躍。海洋中船隻之駕駛，需要專門工程知識;貿易繁盛，金市不足應付，冶礦迅速發展，而開礦時又發生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在15世紀末，歐洲已有16種機器用於礦中去水。航行發達，望遠鏡與羅盤針之製造日趨於精密。經緯之測定，又要天文知識。到1660年左右，英國有一班學者，專門為了好奇心所驅使，來集會討論研究一切事物，自宇宙以迄蟲魚。這就是英國皇家學會的起頭。英國皇家學會之所以成立於17世紀中葉，亦非偶然之事。因當時富商巨賈之特興，造成了一個有閑階級，時常往來旅行，他們的目的並不是孜孜為利，而是為求知心所驅使。這實在是近世科學之開端。
而在中國歷史上，“是否有一個時代可以獎勵工商業的發達，初期資本主義的興起，使中產階級能起而與專製封建勢力相抗衡，如同16、 17世紀歐洲新興勢力之與封建宗教相奮鬥呢?”竺可楨認為，隻有在戰國到西漢中葉一個時期有此可能性，這個時期亦是中國思想史、科學史上最燦爛的一個時期。春秋時代，商業尚未發達，當時帝王並不感覺到商人奪取政權的威脅，所以《左傳》有“務材順農，通商惠工”之說;《國語》有“輕關易道，通商寬農”之語，農工商尚不分厚薄高下。商鞅以後，重農抑商、農本商末之論勃興，漢初工商業長足之進步後，賈誼、董仲舒主張嚴厲裁抑商人，漢武帝更厲行多種抑商政策，例如將當時最大的私人企業，鹽和鐵收歸國營。由於將經商看作“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之事，所以抑製商業發展就成為歷代帝王的基本思想。“農業社會勢力大，求知之心不能發達，而科學思想亦無以發展。”這就是竺可楨最後的結論。
至於為什麽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中國會迅速衰落的問題，馬克斯·韋伯曾在《儒教與道教》一書中認為，“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種特殊宗教作為鼓舞力量”，而以顧準為代表的中國知識界比較普遍的看法則是中國古代典型的集權主義、專製主義傳統阻滯了近代化的過程，在大一統的王權政治框架下，產生不了基於西方城邦民主、民間自治、個性獨立之上的經濟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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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企業家認同，尋找新坐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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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費正清到楊小凱、袁偉時等學者的研究表明，清末的中國，政府壟斷了一切大規模有組織的活動，包括政治、軍事、企業、大型工商業。技術發明、鹽、鐵、火柴等大型生產活動不可能在沒有與官府的特殊關係及批準和監護下發展起來。政府不僅利用鹽業官營、官窯、皇家織造與民爭利，而且利用其任意侵犯私人企業財產的特權從與官府勾結的商人處索取各種利益。由於整個經濟主要是為官府和特權階級生產，因而市場狹小，分工無法深化，生產力不可能提高。
在最近20多年中國經濟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近來有不少學者力圖弘揚中國歷史上的商業精神與管理文化，從諸子百家到晉商徽商。究竟是什麽力量造就了今天中國經濟的繁榮，答案本來不言自明，那就是以給予創業者以創業機會、鼓勵企業家創新行為為特徵的製度變遷。而在我們的歷史上，這種製度變遷從未發生過。我們始終應該記住，在整個封建歷史上，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工商業一直由國家經營和控製，由此產生的大宗工商利潤絕大部分都被用於行政、軍事開支，甚至被皇室貴族和各級官府揮霍浪費，而沒有變成發展工商業的資本。私營工商業一直被官府控製，商人成功的首要條件是依附權貴，與官府搞好關係，得到庇護。“朝裏有人好發財”，但正如清朝大鹽商江春所說：“奴才即使有金山銀山，隻需皇上一聲口諭，便可名正言順的拿過來，無須屈身說是賞借。”因此他們即使有了資本積累，也要捐官買爵、興建牌坊，斷然不會謀求可持續的投入與發展。
通過以上的分析，不難看出，官府對自由經濟的控製與重本抑末、輕商賤商的風氣互為表裏，使得商人和企業家沒有獨立的存在價值，沒有持續發揮其創造力的製度保障。這樣的話，縱使一國的經濟曾經繁榮，卻如高樓屹立沙灘，其衰落看似突然，實則必然。
無論是借鑑外部的經驗，還是審視自身的歷史教訓，我們都沒有任何理由看輕商業的價值，貶損企業家的作用。可是，直到今天，那種站在權力立場教訓企業家的聲音，那種將企業家創造的商業價值和財富看作和社會無關的“私利”而仇視和討伐的聲音，還是如同幽靈般會經常出現。在“集體無意識”中，企業家似乎是一種外於我們的“異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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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未來繫於中國企業的價值，中國企業的未來繫於中國企業家的精神、能力與實踐。
撫今思昔，後顧前瞻，我們不能不重新思考中國企業家的深層次價值基礎。
利中有義。我們要理直氣壯地看待商業的力量，理直氣壯地闡述企業家的作用。同時，我們要正視企業家的社會價值和精神價值，並以更高的標準審視企業家如何擔當他們的社會責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語境中實踐他們的“天職”。
我們唿喚，隻有建構在負責任的企業家行為基礎上的商業活動，才是文明的活動。沒有文明的商業，就沒有文明和諧的社會。
(本文作者為《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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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主編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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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
在經濟學家約瑟夫·a.熊彼特看來，現代商業精神的核心是矛盾的。在一個經濟社會中，人為了生存和證明自己的價值而必須賺錢，賺錢就必須投身商業，商業的成功讓人富足卻又開始陷入迷惘。在他看來企業家的人生充滿了悖論，錢本身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它沒有溫度、沒有感情、扁平而圓潤，但是一沾染上人的思考便會變得曖昧而癲狂起來。
事實上，每一個人的人生都充滿了悖論，無非企業家們因為角色的顯赫和鮮亮而顯得更為凸出一點而已。在一個商業日漸成為主流的時代，企業家對生命、社會的思考已經成為所有公眾不得不聆聽的聲音。
在一向缺乏現代商業精神的中國，企業家的生命體驗和他們所擁有的價值觀，從來沒有被認真地關注過。他們從來被視為“物質化的族群”，為了追求利潤而不惜血腥地積累，他們似乎沒有情感、沒有血肉，在任何一個場合下，他們說出來的話都可以用公式推演、用鋼鐵打造。很顯然，這是一些極深的誤讀，被徹底物質化的企業家形象讓這個族群始終遊離在社會和諧發展的主航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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