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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個超真實的恐怖故事 作者：懸疑誌編輯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們又讓安康地區的戶籍警幫忙查找是否有孫海莊這樣一個人，結果查找到了八個，其中七個人都健在，他們的家庭中沒有一個人是憨子，而那個去世的人，死的時候都已經五十多歲了。
僅僅憑這些，是完全無法斷定憨子的身份的。而且，憨子吐字不清，他到底說的是孫海莊，還是孫海光，還是宋懷壯，還是蘇海壯，我們都沒法判斷。
僅有的一條飄忽不定的線索中斷了。
當時，我們隻是從生者中尋找與這個憨子的關係，完全沒有想到這個死者居然與憨子有關係。這個案件的偵破，我們從一開始就走了彎路。
但是，誰又能想到，一個死去多年的人，會和一個神誌不清的人有關係。
如果你不了解案件的整個經過，你是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出他們之間那種微妙的、如絲如縷的關係的。
截至目前，這個案件已經有了很多疑點。那麽多的智障人士在一個集中的時間段裏消失，也都是在安康的兩個縣裏消失，為什麽犯罪分子專門盯上智障人?他們偷搶，或者誘騙這麽多的智障人士做什麽?他們為什麽要長途奔波，把智障人帶到千裏外的山西?他們到山西來做什麽?
這個被發現的智障人士是從事與煤炭有關的工作，很可能是井下挖煤，那麽是誰在控製他?他又是如何能夠從井下逃脫的?
把這些疑點歸納起來，我們可以總結出一條犯罪鏈條：有一夥犯罪分子，搜羅陝西安康的智障人士，也包括還在上中學的學生，用誘騙的方式帶著他們上火車，來到山西的這座城市，將這些智障人士和中學生，賣給小煤窯主，從事井下挖煤工作。因為這些人是買來的，所以煤礦主可以不支付他們工錢，而讓他們沒黑沒白地幹活。如果這些被買來的商品不聽話，他們就毒打。如果這些人被打死了，或者累死了，在八百米深處的井下，挖個坑掩埋了，沒有人會知道這些罪惡。
後來的偵破結果出來後，證實我們的猜想和事實有部分吻合，但是，事實上，這些犯罪分子比我們猜想的還要罪惡得多。
我們也曾想過通過煤炭管理部門，在一家家煤礦進行排查，看看是否有智障人士。可是，那些黑煤窯，一看到有穿製服的人來了，馬上就蓋上礦井，逃之夭夭。還有的煤礦主，與執法人員沆瀣一氣，執法人員通風報信，他們會提前把智障人士藏匿起來，我們怎麽排查?再說，這個地區挖煤的農民工，少說也有十萬人，這十萬人如果一一排查，要排查到猴年馬月。而如果僅僅詢問煤礦主，他們肯定都會說自己守法經營，沒有雇用智障人士。
還有，我們兩個外地人，又如何能夠讓這個地區的執法人員在煤礦來一次大檢查，他們怎麽會聽我們的呢!
所以，要破這個案子，還得依靠我們自己。
譚警官有一個同學，在當地勞動局工作，負責勞動仲裁。我們想從熟人入手，了解煤礦特別是黑煤窯的情況時，譚警官突然想起來他還有這麽一個同學，當初在警校的時候，他們是同一寢室的。畢業後，這位同學在警察行業幹了幾年，就轉行到了勞動部門任職。
我們找到譚警官的這名同學，他叫戴冠全。
多年的同學湊在一起，肯定要喝酒吃飯。那時候針對公安部門的五條禁令剛剛頒布，其中有一條是“嚴禁飲酒”，所以我們都不能喝酒。戴冠全有一個碩大的肚子，應該是長期應酬後酒足飯飽養成的。而當時的同學譚警官依舊“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一個凸出的大肚子，可見在一些地方實權部門的油水會有多豐厚。
戴冠全聽我們說想打聽煤礦方麵的糾紛，就說了一長串工資方麵的問題，井下挖煤的基本上都是農民工，農民工的工資不能得到保障，煤礦一轉手，農民工就拿不到工資。煤礦主都沒有給農民工買三險一金，農民工的權益不能得到保障。那時候還是三險一金，現在是五險一金。
這些都不是我們關心的，但是我們又不能準確地說出想從戴冠全口中得到什麽，所以，我們隻能一再地問：“還有呢?還有呢?”
戴冠全說了半個小時後，突然不經意地說到了一個我們感興趣的案件。
他說：“煤礦主的能耐都很大，有的人甚至是手眼通天。有一次，一個煤礦上發生了一起死亡事故，死者家屬向煤礦主索要50萬，他們認為是罐車剎車失靈，導致死亡事故;但是煤礦主認為死者違反了安全措施，是自己撞上了罐車，隻賠償兩萬元。雙方為此爭執不下。因為賠償數額相差太大，煤礦主就托人找到我，讓我出麵，把索賠價格往下壓一壓，這個煤礦主是我一個朋友的親戚開辦的。我去了以後，就發現有問題。如果是剎車失靈，死者身上隻會有一處致命的傷痕，可是這個死者頭上、身上有多處傷痕，於是，我判斷，是有人先把這個人打死，然後把他放在罐車軌道上，偽造罐車剎車失靈，撞死了他。我向煤礦主提出了自己的疑問，並當即報警。可是，事情的處理經過完全超出我的想像。”
我急切地問：“怎麽了?”
戴冠全說：“我報警前和煤礦主溝通過，他堅決不讓我報警。這個我能夠想到，煤礦主擔心自己的煤礦出了刑事案件，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就有可能會引發很多問題。這些小煤窯的問題太多了，隻要你去找，就到處都是問題。可是，出了人命關天的事情，我不能隱瞞不報啊，我是從警校畢業的，這點警惕性還是有的。可是，我沒有想到的是，報了警也沒有什麽作用，煤礦主把法醫買通了。法醫查看了死者後說，煤礦安全沒有問題，死者是自己喝醉了酒，撞上了罐車。罐車安全設施沒有問題，此事故與煤礦無關。後來，煤礦主本著‘人道主義’的原則，隻給死者家屬賠償了兩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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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憑這些，是完全無法斷定憨子的身份的。而且，憨子吐字不清，他到底說的是孫海莊，還是孫海光，還是宋懷壯，還是蘇海壯，我們都沒法判斷。
僅有的一條飄忽不定的線索中斷了。
當時，我們隻是從生者中尋找與這個憨子的關係，完全沒有想到這個死者居然與憨子有關係。這個案件的偵破，我們從一開始就走了彎路。
但是，誰又能想到，一個死去多年的人，會和一個神誌不清的人有關係。
如果你不了解案件的整個經過，你是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出他們之間那種微妙的、如絲如縷的關係的。
截至目前，這個案件已經有了很多疑點。那麽多的智障人士在一個集中的時間段裏消失，也都是在安康的兩個縣裏消失，為什麽犯罪分子專門盯上智障人?他們偷搶，或者誘騙這麽多的智障人士做什麽?他們為什麽要長途奔波，把智障人帶到千裏外的山西?他們到山西來做什麽?
這個被發現的智障人士是從事與煤炭有關的工作，很可能是井下挖煤，那麽是誰在控製他?他又是如何能夠從井下逃脫的?
把這些疑點歸納起來，我們可以總結出一條犯罪鏈條：有一夥犯罪分子，搜羅陝西安康的智障人士，也包括還在上中學的學生，用誘騙的方式帶著他們上火車，來到山西的這座城市，將這些智障人士和中學生，賣給小煤窯主，從事井下挖煤工作。因為這些人是買來的，所以煤礦主可以不支付他們工錢，而讓他們沒黑沒白地幹活。如果這些被買來的商品不聽話，他們就毒打。如果這些人被打死了，或者累死了，在八百米深處的井下，挖個坑掩埋了，沒有人會知道這些罪惡。
後來的偵破結果出來後，證實我們的猜想和事實有部分吻合，但是，事實上，這些犯罪分子比我們猜想的還要罪惡得多。
我們也曾想過通過煤炭管理部門，在一家家煤礦進行排查，看看是否有智障人士。可是，那些黑煤窯，一看到有穿製服的人來了，馬上就蓋上礦井，逃之夭夭。還有的煤礦主，與執法人員沆瀣一氣，執法人員通風報信，他們會提前把智障人士藏匿起來，我們怎麽排查?再說，這個地區挖煤的農民工，少說也有十萬人，這十萬人如果一一排查，要排查到猴年馬月。而如果僅僅詢問煤礦主，他們肯定都會說自己守法經營，沒有雇用智障人士。
還有，我們兩個外地人，又如何能夠讓這個地區的執法人員在煤礦來一次大檢查，他們怎麽會聽我們的呢!
所以，要破這個案子，還得依靠我們自己。
譚警官有一個同學，在當地勞動局工作，負責勞動仲裁。我們想從熟人入手，了解煤礦特別是黑煤窯的情況時，譚警官突然想起來他還有這麽一個同學，當初在警校的時候，他們是同一寢室的。畢業後，這位同學在警察行業幹了幾年，就轉行到了勞動部門任職。
我們找到譚警官的這名同學，他叫戴冠全。
多年的同學湊在一起，肯定要喝酒吃飯。那時候針對公安部門的五條禁令剛剛頒布，其中有一條是“嚴禁飲酒”，所以我們都不能喝酒。戴冠全有一個碩大的肚子，應該是長期應酬後酒足飯飽養成的。而當時的同學譚警官依舊“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一個凸出的大肚子，可見在一些地方實權部門的油水會有多豐厚。
戴冠全聽我們說想打聽煤礦方麵的糾紛，就說了一長串工資方麵的問題，井下挖煤的基本上都是農民工，農民工的工資不能得到保障，煤礦一轉手，農民工就拿不到工資。煤礦主都沒有給農民工買三險一金，農民工的權益不能得到保障。那時候還是三險一金，現在是五險一金。
這些都不是我們關心的，但是我們又不能準確地說出想從戴冠全口中得到什麽，所以，我們隻能一再地問：“還有呢?還有呢?”
戴冠全說了半個小時後，突然不經意地說到了一個我們感興趣的案件。
他說：“煤礦主的能耐都很大，有的人甚至是手眼通天。有一次，一個煤礦上發生了一起死亡事故，死者家屬向煤礦主索要50萬，他們認為是罐車剎車失靈，導致死亡事故;但是煤礦主認為死者違反了安全措施，是自己撞上了罐車，隻賠償兩萬元。雙方為此爭執不下。因為賠償數額相差太大，煤礦主就托人找到我，讓我出麵，把索賠價格往下壓一壓，這個煤礦主是我一個朋友的親戚開辦的。我去了以後，就發現有問題。如果是剎車失靈，死者身上隻會有一處致命的傷痕，可是這個死者頭上、身上有多處傷痕，於是，我判斷，是有人先把這個人打死，然後把他放在罐車軌道上，偽造罐車剎車失靈，撞死了他。我向煤礦主提出了自己的疑問，並當即報警。可是，事情的處理經過完全超出我的想像。”
我急切地問：“怎麽了?”
戴冠全說：“我報警前和煤礦主溝通過，他堅決不讓我報警。這個我能夠想到，煤礦主擔心自己的煤礦出了刑事案件，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就有可能會引發很多問題。這些小煤窯的問題太多了，隻要你去找，就到處都是問題。可是，出了人命關天的事情，我不能隱瞞不報啊，我是從警校畢業的，這點警惕性還是有的。可是，我沒有想到的是，報了警也沒有什麽作用，煤礦主把法醫買通了。法醫查看了死者後說，煤礦安全沒有問題，死者是自己喝醉了酒，撞上了罐車。罐車安全設施沒有問題，此事故與煤礦無關。後來，煤礦主本著‘人道主義’的原則，隻給死者家屬賠償了兩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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