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魯裏的眼中閃現著興味十足的神色。“因為逮捕他的那些人不太喜歡他對受害者做的事。他的律師一直哎哎喊著警方施暴，直到他看到受害者的慘狀，然後就同意以五千鎊和解，告訴艾倫說他們沒宰了他算他走運。我看這價錢算是便宜他了。”
我點頭。“德瑞克有沒有因強暴罪受刑？”
“那可就稱了你的意了，是不是？”
“為什麽？”我溫和地問。“我從來沒指控過他強暴。”
“就差那麽一點點。你說他把他的陰莖塞到你的兩腿之間。”
“我說他在我的兩腿之間放了某樣東西，我以為那是他的陰莖，因此以為他要強暴我。我也告訴過你他就是要我那樣相信。他是在示範給我看，要是我再不閉上我這張愛黑鬼的大嘴巴，事情就會變得很糟。是你告訴他我指控他意圖強暴……是你讓我陷入險境……盡管你已經同意了安德魯的判斷，認為最多隻能以恐嚇行為控告德瑞克。”
“我們根本不能控告他任何事。”他不在乎地說。“他有不在場證明。無論如何，我認為那傢夥有權利知道他又被指控了什麽罪名。你自己對德瑞克·史雷特也不是很自製……性侵犯可比在電話裏粗聲喘氣嚴重得多了。”
“他的不在場證明根本是個笑話，”我說。“你是三天之後才去查的。”
“沒有差別。那證明滴水不漏。”
“哦，少來了！”我不耐地說。“就憑一張肯普頓公園的票根？他大可以第二天從水溝裏撿一張。那賽馬場離裏奇蒙隻有幾裏路而已，而你就隻打了通電話問他的其中一個朋友？你連另外兩個都懶得去查。”
“你不也是一直到事情發生的第二天才報案。”他諷刺地反擊。
我用手指按住嘴唇，那裏有根筋在皮膚下跳動不已。想到他可能誤以為我在害怕，這個想法讓我受不了。“當時我花了24小時才鼓起勇氣，”我就事論事。“我一半想撒手不管這整件事，一半又明白要不是我說的話是正確的，德瑞克就不會找上門來嚇我。當然，我太天真了。我沒想到你會特地去保護一個你形容為人渣的男人……隻因為他是白人。”
“這不是真的，你也知道。”
“那你為什麽一直保護著史雷特一家人，不讓他們接受與安妮之死有關的任何盤問？”
“我沒有。”
“阿諾德醫生告訴你安妮的東西遭竊，你為什麽沒有繼續追查下去？那時你一定已經明白那幅羽蛇神是打哪來的。”
“沒有。我是記得史雷特家客廳裏有一些破爛的玩意兒，但現在我根本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當然也沒有把這幅畫跟阿諾德醫生後來說的話聯想在一起。”
要不是一個黑人女性之死對他而言根本不算什麽的話，我幾乎會相信他。“那些小孩偷安妮的東西已經偷了好幾個月，”我說，“他們不太會遮掩贓物，莫琳看到布麗姬·斯伯丁戴著一個顯然不是從連鎖超市買來的戒指，就打得她說了實話。然後她就開始明白，安妮家可能是座金山。”
德魯裏不在乎地揮了揮手。“如果沒人報案，警方就沒法行動。”
我當作他沒開口似的繼續說下去。“對安妮下手實在太容易了。她不肯讓人進她家，不相信任何跟她鄰居會話的人，認為地區委員和穿製服的男人都跟她作對，她的銀行經理也跟她交惡。事實上惟一一個成為她朋友的人就是她的醫生。”我注意看他的反應，但他毫無表情。“隻要希拉按時來看她，安妮就相當安全，就算德瑞克也不會笨到在她有醫生關心的情況下採取行動。然後希拉到美國去了，一切就改變了。”
“這你不能怪在我頭上。”
“說得更直截了當一點，希拉離開後，就沒有人說得出安妮有或沒有什麽東西。”我迎視他的目光。“你根本連問都懶得問，因為你認為黑女人就應該住在貧民窟裏。”
“你忘了我們找到多少個空酒瓶。她屋裏的狀況跟她的膚色無關，而是因為她酗酒。”
“那些是伏特加酒瓶。”我說。
他眼中掠過懷疑的神色。“那又怎麽樣？”
“她不喝伏特加。”我從背包裏抽出一疊紙。“安德魯寄了一份名單給我，列出1978年裏奇蒙所有的酒館和酒鋪老闆。我父親設法找到了其中的一半多一點。有兩個酒鋪老闆清楚記得安妮，兩人都說她是常客，隻買牙買加朗姆酒。‘綠人’酒館的老闆說他專門為安妮·巴茨存了一批牙買加朗姆酒，因為要是他店裏沒貨了，她就會大吵大鬧。”我把那幾張紙塞到他手裏。
德魯裏皺著眉翻看了幾眼。“這不能證明她沒有從超級市場買伏特加。”他說。
“是的。”我同意。
“那麽這就不能作為證據。”
“或許它本身不是，但要是你看看最後兩頁，就可以看到好幾個酒鋪老闆都記得莫琳·史雷特喝伏特加。其中一個人說，她常常在領到津貼支票之後就跑來，一口氣買個半打。他說後來他拒絕賣酒給她，因為她其中一個孩子——八成是艾倫——說他需要新鞋，結果挨她一個耳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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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點頭。“德瑞克有沒有因強暴罪受刑？”
“那可就稱了你的意了，是不是？”
“為什麽？”我溫和地問。“我從來沒指控過他強暴。”
“就差那麽一點點。你說他把他的陰莖塞到你的兩腿之間。”
“我說他在我的兩腿之間放了某樣東西，我以為那是他的陰莖，因此以為他要強暴我。我也告訴過你他就是要我那樣相信。他是在示範給我看，要是我再不閉上我這張愛黑鬼的大嘴巴，事情就會變得很糟。是你告訴他我指控他意圖強暴……是你讓我陷入險境……盡管你已經同意了安德魯的判斷，認為最多隻能以恐嚇行為控告德瑞克。”
“我們根本不能控告他任何事。”他不在乎地說。“他有不在場證明。無論如何，我認為那傢夥有權利知道他又被指控了什麽罪名。你自己對德瑞克·史雷特也不是很自製……性侵犯可比在電話裏粗聲喘氣嚴重得多了。”
“他的不在場證明根本是個笑話，”我說。“你是三天之後才去查的。”
“沒有差別。那證明滴水不漏。”
“哦，少來了！”我不耐地說。“就憑一張肯普頓公園的票根？他大可以第二天從水溝裏撿一張。那賽馬場離裏奇蒙隻有幾裏路而已，而你就隻打了通電話問他的其中一個朋友？你連另外兩個都懶得去查。”
“你不也是一直到事情發生的第二天才報案。”他諷刺地反擊。
我用手指按住嘴唇，那裏有根筋在皮膚下跳動不已。想到他可能誤以為我在害怕，這個想法讓我受不了。“當時我花了24小時才鼓起勇氣，”我就事論事。“我一半想撒手不管這整件事，一半又明白要不是我說的話是正確的，德瑞克就不會找上門來嚇我。當然，我太天真了。我沒想到你會特地去保護一個你形容為人渣的男人……隻因為他是白人。”
“這不是真的，你也知道。”
“那你為什麽一直保護著史雷特一家人，不讓他們接受與安妮之死有關的任何盤問？”
“我沒有。”
“阿諾德醫生告訴你安妮的東西遭竊，你為什麽沒有繼續追查下去？那時你一定已經明白那幅羽蛇神是打哪來的。”
“沒有。我是記得史雷特家客廳裏有一些破爛的玩意兒，但現在我根本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當然也沒有把這幅畫跟阿諾德醫生後來說的話聯想在一起。”
要不是一個黑人女性之死對他而言根本不算什麽的話，我幾乎會相信他。“那些小孩偷安妮的東西已經偷了好幾個月，”我說，“他們不太會遮掩贓物，莫琳看到布麗姬·斯伯丁戴著一個顯然不是從連鎖超市買來的戒指，就打得她說了實話。然後她就開始明白，安妮家可能是座金山。”
德魯裏不在乎地揮了揮手。“如果沒人報案，警方就沒法行動。”
我當作他沒開口似的繼續說下去。“對安妮下手實在太容易了。她不肯讓人進她家，不相信任何跟她鄰居會話的人，認為地區委員和穿製服的男人都跟她作對，她的銀行經理也跟她交惡。事實上惟一一個成為她朋友的人就是她的醫生。”我注意看他的反應，但他毫無表情。“隻要希拉按時來看她，安妮就相當安全，就算德瑞克也不會笨到在她有醫生關心的情況下採取行動。然後希拉到美國去了，一切就改變了。”
“這你不能怪在我頭上。”
“說得更直截了當一點，希拉離開後，就沒有人說得出安妮有或沒有什麽東西。”我迎視他的目光。“你根本連問都懶得問，因為你認為黑女人就應該住在貧民窟裏。”
“你忘了我們找到多少個空酒瓶。她屋裏的狀況跟她的膚色無關，而是因為她酗酒。”
“那些是伏特加酒瓶。”我說。
他眼中掠過懷疑的神色。“那又怎麽樣？”
“她不喝伏特加。”我從背包裏抽出一疊紙。“安德魯寄了一份名單給我，列出1978年裏奇蒙所有的酒館和酒鋪老闆。我父親設法找到了其中的一半多一點。有兩個酒鋪老闆清楚記得安妮，兩人都說她是常客，隻買牙買加朗姆酒。‘綠人’酒館的老闆說他專門為安妮·巴茨存了一批牙買加朗姆酒，因為要是他店裏沒貨了，她就會大吵大鬧。”我把那幾張紙塞到他手裏。
德魯裏皺著眉翻看了幾眼。“這不能證明她沒有從超級市場買伏特加。”他說。
“是的。”我同意。
“那麽這就不能作為證據。”
“或許它本身不是，但要是你看看最後兩頁，就可以看到好幾個酒鋪老闆都記得莫琳·史雷特喝伏特加。其中一個人說，她常常在領到津貼支票之後就跑來，一口氣買個半打。他說後來他拒絕賣酒給她，因為她其中一個孩子——八成是艾倫——說他需要新鞋，結果挨她一個耳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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