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舒服。”


    兒子們關切之情溢於言表,擔心“不舒服”可能跟薩姆的心髒病有關,而非隻是因為前一晚喝太多了。他們緊張兮兮地圍著他,焦慮地盯著他臉看,拍拍他肩膀表示鼓勵,仿佛這樣就能防止心髒病再度發作。薩姆突然淘氣地瞄著我,似乎找到了逃離噩夢周末的方法,於是我用拉內萊家的招牌怒視瞪了他一眼。


    “想都別想。”我警告道,揉著我宿醉的頭。“你知道我母親是什麽樣子。如果她要來,什麽事都阻止不了她。還有別想得那麽美,以為你可以躲到床上去。在兒子們迴來之前,你要負責對她施展魅力。”


    “哦,天哪!”他戲劇化地呻吟出聲,把臉埋進手掌中。“她會宰了我。我跟她說過至少十次,說我們住到多爾切斯特完全是巧合。”


    路克和湯姆好奇地看著他,納悶他們父親的態度怎麽突然大變,就算不是雀躍歡唿,他通常都還蠻樂於見到他嶽母的。


    “怎麽了?”路克問。


    “沒事。”我說。“你爸是庸人自擾。”


    “我們可以請病假,”湯姆願意伸出援手,“我還蠻喜歡外婆的。”


    “那隻是因為你從來沒見過她噴火,”薩姆咕噥著說,“她比你們媽媽生氣的時候更嚇人——”又朝我惡作劇地看了一眼——“八成是因為她身上有很多你們外婆的成分。”


    我遞給湯姆一個黑色塑膠袋,要他清理一團混亂的陽台。“別聽你爸胡說。外婆愛死他了。他隻要露齒一笑,你外婆就服服帖帖了。”


    當然,事情並沒有那麽簡單。沒有任何事是簡單的。我父親實行了他自己的忠告一兩害相權取其輕一在裝著他過夜用品的袋子裏塞進雜誌上的一篇文章,講的是因種族歧視引起的殺人案;當我母親擅自決定把他們兩人的衣服重新裝進一個大行李箱時,發現並讀了那篇文章。我爸發誓那是意外,但我不相信他,就像他也不會相信薩姆是“意外”讀到我那些檔案的。後來我跟他說,幸好我沒有忽視他信上的警告,否則20年前那場嶽母/女婿的聯合陣線又會再度上演,但我爸隻是笑著說,薩姆不是那種會重蹈覆轍的男人。


    1993年在倫敦,有一名叫做史蒂芬·勞倫斯的中產階級年輕黑人男性遭到殺害,那篇文章就是在官方調查之後寫的。該項調查——直到1999年才進行——譴責警方具有“製度化的種族歧視”,以蹩腳而鬆懈的態度調查史蒂芬之死,殺害他的是一幫年輕的白人至上主義者,涉案的每個人警方都已掌握到,卻沒人被定罪,這是因為執法單位在調查黑人死亡案件時向來都很隨便。我母親原本還可能以為這隻是一份普通剪報,但我父親特地標出了其中一段,並為我加注了這些話:m,這裏有些話說得不錯。建議你聯繫這記者,討論警方的漠然和對犯人的暴力行為。注意:1968年的“血河”演講——安妮·巴茨謀殺案,1978年。


    那段文字寫的是:


    顯然,形容某件事“製度化”,即意味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常規,而這表示史蒂芬·勞倫斯的謀殺案絕非特例,還有其他調查行動也被以白人為主、長久以來對黑人受害者漠不關心的警方搞砸了。自從31年前,國會議員埃諾奇·鮑威爾在他那惡名昭彰的“血河”演講中預言了種族戰爭以來,警方和政府在處理非裔加勒比海以及亞裔人士遭到種族歧視攻擊的問題上,一直坐視不管。事實上,有許多人指出,因拘禁或拒捕而死的黑人數目之多,足以顯示他們所遭受的最惡劣待遇,有些正是出自應負責保護他們的人之手。


    我母親馬上嗅出陰謀的味道,為了證實,從德文郡來此的路上她不停地指責我父親。抵達我們家時,她已經怒火中燒,我父親不置可否的頑強態度更是火上加油。我想他是希望等他們抵達農合時,我母親會保持風度,但他忘了她多愛與人為敵,尤其是跟她女兒有關的事情。她想當然地認為——倒也不是全無根據一薩姆跟她一樣一無所知,因此毫不令人意外的,她義憤填膺的怒氣就全發泄在我身上。


    她在廚房截下我。“最讓我受不了的是欺騙,”她說,“你這一輩子都果說一套。做一套。要不是你的謊言還牽扯到其他人。我也不會這麽介意。我記得那次你跟你那個討厭的小朋友……黑茲爾·萊特……發誓說你是在她家過的夜,事實上你們兩個卻是醉得不省人事,躺在某個男生房間的地板上。”她雙手握拳。“你答應過我們的,”她攻擊道,“要重新開始。不再相互指責;不再用你那些要命的幻想把全家人都拖下水。結果你做了什麽?馬上就出爾反爾,然後操縱你父親來幫你。”


    我在托盤上放了幾個玻璃杯。“爸還喝粉紅杜鬆子酒嗎?”我問她,在儲藏櫃裏找安哥斯圖拉苦液


    “你有沒有在聽我說話?”


    “沒有。”我走近打開的落地窗,這片落地窗可以從鋪著方形地磚的廚房直接通往鋪著波特蘭石的陽台,拉高聲音喊著。“薩姆!問一下爸要不要喝粉紅杜鬆子酒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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