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真的讓他留在了亞特蘭大一哥倫布地區，他開始使自己的生活逐步走上正軌。後來，他被調到紐約外勤站，主要負責國外反間諜行動。他同時還成為該外勤站的一名側寫協調員，即當地警方與我們科之間的聯絡人。
等到我們科有了空缺位置時，我們就把賈德調了過來，一同調來的還有同屬紐約外勤站的羅森妮·拉索和華盛頓外勤站的吉姆·賴特。賴特曾用了一年多時間辦理約翰·欣克利一案的調查及審判工作。羅森妮最後離開了我們科，調到華盛頓外勤站負責國外反問諜行動。賈德和吉姆雙雙成為享有國際知名度的科裏傑出成員，也成為我的摯友。我當上科長以後，吉姆·賴特接替我成為側寫項目主管。
賈德聲稱，我們當初選中他時，他感到很吃驚。但是他在紐約外勤站一向就是優秀的協調員，而且由於具有豐富的執法經驗，他的工作從一開始就很對路子。他學東西很快，極其有分析頭腦。身為警官的他曾經“親臨一線”參與過案件的偵破，並把正確的見解帶到了科裏。
在教學場合，賈德並不懼怕提及那起針對他的未遂謀殺案及其影響。他甚至保留著一盤錄有當時他撥打緊急電話的磁帶，有時還會在課堂上播放。但是他無法待在教室聽它。他會等在外麵直到錄音放完再進來。
我對他說：“賈德，這個案子大有文章可做。”我解釋道，現場有那麽多因素，諸如腳印、電視屏幕上的血跡等，原本都可能起到誤導作用或者看起來理不出頭緒。但現在我們開始懂得，貌似不合理的因素可能會有合理的解釋。“如果你好好研究整理這件案子，”我告訴他，“它會成為非常有價值的教學案例。”
他照我說的去做了，於是此案成為我們講授的最生動且最具啟發意義的案例之一。對他來說，這是一種心靈淨化過程。“我發覺這對我個人有很大啟發。在講授這件案子的備課過程中，我會走進一條以前從未涉足的小巷。每當你跟可以信賴的人談論它，你就在探索另一條小巷。僱人謀殺配偶的案件或者未遂案件在這個國家裏的發案率要比我們願意相信的還要高。出事的家庭常常感到十分難堪，因此沒有人願意談論它。”聽賈德講授這個案例是我擔任全國學院教官的過程中所經歷過的最讓我感動的事件之一。我知道有此感想的人不止我一個。到後來，在播放那盤錄音帶時，他總算可以留在教室裏收聽了。
到賈德成為我們科的一員之時，我已經對作案後行為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我開始明白，不管作案者多麽努力，他的許多作案後行為常常超出他的意識控製範圍。由於這是親身經歷的案子，賈德開始對作案前行為這一課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們一度認為，突發的緊張性刺激是導致犯罪發生的重要因素。但是，賈德大大拓寬了我們的視野，以自身實例說明了集中分析案發前行為和人際關係有何等重要。夥伴在行為方麵表現出的根本變化、哪怕是細微的但卻非常重要的變化，都可能意味著他或她已經開始籌劃要改變現狀。如果丈夫或妻子變得出乎意料地鎮定，或者變得一反常態地友善和寬容，這就可能意味著他或她已經開始認為那種改變不可避免或者即將來臨。
僱人謀殺配偶案是很難調查的。活著的一方已經設好了心理防線。破案的惟一辦法就是要撬開某人的嘴巴，而且你得搞清楚作案動機和案發事由，這樣對方才會買你的帳。就像重新布置犯罪現場可能會把警方引入歧途一樣，配偶的作案前行為也是一種布置的形式。
最最重要的是，賈德的案例提供了犯罪現場可能會被錯誤解
釋的很好的例證。假如賈德被害身亡，我們很可能會得出一些錯誤結論。
警察最初被傳授的要點之一就是不可破壞案發現場。但是老資格警察及特工的賈德的幾乎無意識的行動卻無形之中破壞了原來的案發現場。我們可能會把地上的所有腳印和他活動的證據都解釋為出了一起進行得不順利的夜盜案件，闖入者挾持他在房內四處走動，逼迫他講出某些物品藏在何處。電視屏幕上的血跡則提示出，賈德一直躺在床上收看電視，突然之間遭到了襲擊，隨即中了彈。
有個情況需要鄭重考慮。正如賈德所說的：“假如我死了，我絕對相信，她能逃脫一切罪責。整個事件經過了周密策劃，她的表現已經贏得了左鄰右舍的好感。沒有人會對她喪夫的哀痛表示懷疑。”
如我所說的，我和賈德成為了摯友。他幾乎可以說與我情同手足。我常常對他開玩笑說，他一定要在我評估科員表現之際，給我放一遍那盤錄音帶，那樣準保會得到我的絕對同情。然而，從來就沒有這個必要。賈德·雷的履歷說明了一切。他現在是國際訓練科科長。在這個單位，他的技術和經驗會使新一代特工和警察受益匪淺。但是，不管他走到哪裏，他永遠是我們中的一員，而且是最棒的一員。他是完全憑藉勇氣和意誌力才劫後餘生、隨後親手將作案者繩之以法的少數幾個仍然健在的執法官員之一。
13最危險的遊戲
1924年，作家理察·康奈爾寫了一篇題為《最危險的遊戲》的短篇小說。故事說的是一個名叫傑納勒爾·紮羅夫的專門捕殺大型獵物的獵人，厭倦了捕獵動物，開始獵殺一種更具有挑戰性、更聰明的獵物：人。時至今日，這個故事仍然廣為閱讀。我女兒勞倫最近在學校就剛剛讀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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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我們科有了空缺位置時，我們就把賈德調了過來，一同調來的還有同屬紐約外勤站的羅森妮·拉索和華盛頓外勤站的吉姆·賴特。賴特曾用了一年多時間辦理約翰·欣克利一案的調查及審判工作。羅森妮最後離開了我們科，調到華盛頓外勤站負責國外反問諜行動。賈德和吉姆雙雙成為享有國際知名度的科裏傑出成員，也成為我的摯友。我當上科長以後，吉姆·賴特接替我成為側寫項目主管。
賈德聲稱，我們當初選中他時，他感到很吃驚。但是他在紐約外勤站一向就是優秀的協調員，而且由於具有豐富的執法經驗，他的工作從一開始就很對路子。他學東西很快，極其有分析頭腦。身為警官的他曾經“親臨一線”參與過案件的偵破，並把正確的見解帶到了科裏。
在教學場合，賈德並不懼怕提及那起針對他的未遂謀殺案及其影響。他甚至保留著一盤錄有當時他撥打緊急電話的磁帶，有時還會在課堂上播放。但是他無法待在教室聽它。他會等在外麵直到錄音放完再進來。
我對他說：“賈德，這個案子大有文章可做。”我解釋道，現場有那麽多因素，諸如腳印、電視屏幕上的血跡等，原本都可能起到誤導作用或者看起來理不出頭緒。但現在我們開始懂得，貌似不合理的因素可能會有合理的解釋。“如果你好好研究整理這件案子，”我告訴他，“它會成為非常有價值的教學案例。”
他照我說的去做了，於是此案成為我們講授的最生動且最具啟發意義的案例之一。對他來說，這是一種心靈淨化過程。“我發覺這對我個人有很大啟發。在講授這件案子的備課過程中，我會走進一條以前從未涉足的小巷。每當你跟可以信賴的人談論它，你就在探索另一條小巷。僱人謀殺配偶的案件或者未遂案件在這個國家裏的發案率要比我們願意相信的還要高。出事的家庭常常感到十分難堪，因此沒有人願意談論它。”聽賈德講授這個案例是我擔任全國學院教官的過程中所經歷過的最讓我感動的事件之一。我知道有此感想的人不止我一個。到後來，在播放那盤錄音帶時，他總算可以留在教室裏收聽了。
到賈德成為我們科的一員之時，我已經對作案後行為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我開始明白，不管作案者多麽努力，他的許多作案後行為常常超出他的意識控製範圍。由於這是親身經歷的案子，賈德開始對作案前行為這一課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們一度認為，突發的緊張性刺激是導致犯罪發生的重要因素。但是，賈德大大拓寬了我們的視野，以自身實例說明了集中分析案發前行為和人際關係有何等重要。夥伴在行為方麵表現出的根本變化、哪怕是細微的但卻非常重要的變化，都可能意味著他或她已經開始籌劃要改變現狀。如果丈夫或妻子變得出乎意料地鎮定，或者變得一反常態地友善和寬容，這就可能意味著他或她已經開始認為那種改變不可避免或者即將來臨。
僱人謀殺配偶案是很難調查的。活著的一方已經設好了心理防線。破案的惟一辦法就是要撬開某人的嘴巴，而且你得搞清楚作案動機和案發事由，這樣對方才會買你的帳。就像重新布置犯罪現場可能會把警方引入歧途一樣，配偶的作案前行為也是一種布置的形式。
最最重要的是，賈德的案例提供了犯罪現場可能會被錯誤解
釋的很好的例證。假如賈德被害身亡，我們很可能會得出一些錯誤結論。
警察最初被傳授的要點之一就是不可破壞案發現場。但是老資格警察及特工的賈德的幾乎無意識的行動卻無形之中破壞了原來的案發現場。我們可能會把地上的所有腳印和他活動的證據都解釋為出了一起進行得不順利的夜盜案件，闖入者挾持他在房內四處走動，逼迫他講出某些物品藏在何處。電視屏幕上的血跡則提示出，賈德一直躺在床上收看電視，突然之間遭到了襲擊，隨即中了彈。
有個情況需要鄭重考慮。正如賈德所說的：“假如我死了，我絕對相信，她能逃脫一切罪責。整個事件經過了周密策劃，她的表現已經贏得了左鄰右舍的好感。沒有人會對她喪夫的哀痛表示懷疑。”
如我所說的，我和賈德成為了摯友。他幾乎可以說與我情同手足。我常常對他開玩笑說，他一定要在我評估科員表現之際，給我放一遍那盤錄音帶，那樣準保會得到我的絕對同情。然而，從來就沒有這個必要。賈德·雷的履歷說明了一切。他現在是國際訓練科科長。在這個單位，他的技術和經驗會使新一代特工和警察受益匪淺。但是，不管他走到哪裏，他永遠是我們中的一員，而且是最棒的一員。他是完全憑藉勇氣和意誌力才劫後餘生、隨後親手將作案者繩之以法的少數幾個仍然健在的執法官員之一。
13最危險的遊戲
1924年，作家理察·康奈爾寫了一篇題為《最危險的遊戲》的短篇小說。故事說的是一個名叫傑納勒爾·紮羅夫的專門捕殺大型獵物的獵人，厭倦了捕獵動物，開始獵殺一種更具有挑戰性、更聰明的獵物：人。時至今日，這個故事仍然廣為閱讀。我女兒勞倫最近在學校就剛剛讀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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