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警察通報了校方，又通知了我的父母，他們聞訊大為光火。而我的學業也是一團糟。我各科的平均成績是d，其中演講課因從未到堂上課而不及格，這可是我多年來拿到的最低分，因為我一直認為演講才是我的最強項。我並未想方設法去擺脫這種困境。第二學年結束時，很顯然，我在西部荒野的冒險生涯已走到了盡頭。
如果說我對這一時期的全部記憶似乎都與倒黴事件和自毀前程有關，當時的情形對我來說好像正是這樣。我離開大學迴到了家，生活在不無失望的父母的眼皮底下。母親得知我再也當不了獸醫時尤為傷心。像以往一樣，當我自己拿不定主意該做什麽時，便重新仗著自己有體育特長，於1965年夏季幹上了救生員的工作。夏季結束時，我用不著返迴大學了，便找了份工作，負責管理帕喬格假日酒店的健身俱樂部。
在那裏開始工作後不久，我認識了桑迪，她是酒店雞尾酒會的女招待。她年輕漂亮，帶著一個年幼的兒子，我很快就為她神魂顛倒了。她穿上那套酒會招待員的小號製服時真是迷人至極。由於經常運動和健身，我的身體顯得十分健壯，她似乎也挺喜歡我。我當時住在家裏，她老是打電話給我。父親對我說：“到底是什麽人一天到晚給你打電話?而且總能聽到背景中傳來小孩的哭鬧聲。”
住在家裏可沒有幹好事的可趁之機，不過桑迪告訴我，在酒店工作的人能夠非常便宜地租到一間未被預訂的客房。於是有一天我們雙雙進了一問客房。
次日淩晨，電話鈴響了起來。她接了電話，我隻聽見她說：
“不!不!我不想跟他通話!”
我半夢半醒地問道：“是誰呀?”
她說：“是總台打來的。她們說我丈夫來了，正在上樓。”
這下子我完全清醒了，說：“你丈夫?這是什麽意思，你丈夫?你可從沒告訴我你還是有夫之婦!”
她指出她也從沒告訴我她離婚了，接著又解釋說，他們已分居了o
沒什麽大不了的，我思忖道。這時我聽見那個瘋子沿著過道沖了過來。
他開始一個勁地捶門。“桑迪!我知道你在裏麵，桑迪!”
客房有扇玻璃百葉窗開向過道，他正在用力扯拽著窗戶，想把它們從窗框上扯下來。與此同時，我正在尋找一個能夠跳下去的地方——我們住在酒店二樓——可是沒有窗戶能夠讓我跳下去。
我問她：“這傢夥會不會攜帶槍枝什麽的?”
“他有時帶把匕首。”她說。
“噢，該死!這下子可好了!我一定要離開這裏。打開門。”
我擺出一副拳擊的架勢。她拉開了門。那位先生沖了進來，直衝我而來。不過就在這時，他看見了我的身影輪廓。我肯定顯得又高又壯，因此他改變了主意，收住了腳步。
但是他仍然在大叫大嚷：“你這狗娘養的!給我滾出去!”
我心想，男子漢的陽剛之氣我已經展示了一天，況且現在時間還早，便很客氣地說：“好的，先生。事實上我正準備要走。”我又一次逢兇化吉，皮毛無損地擺脫了另一個尷尬局麵。然而我無法迴避這一事實，即生活中的一切都已弄得亂七八糟。順便提一下，我駕駛父親的紳寶車與朋友比爾·特納駕駛的紅色mga車進行一場比賽時，還撞壞了父親車子的前軸。
一個星期六早晨，母親拿著一封兵役局的公函走進了我的房
間，信中稱他們想約見我一次。我來到曼哈頓的懷特霍爾街，與其他300人一起接受了一次兵役體檢。他們要我做深屈膝動作，當我彎腰時，你能聽見膝關節劈啪作響。同喬·納馬思一樣，我因打橄欖球受傷，被取下了膝蓋的軟骨，隻不過他的律師在這件事上肯定更有本事。他們推遲了錄不錄用我的決定，但最終還是通知我說，山姆大叔確實需要我。我不願進陸軍去碰運氣，而是立即報名參加了空軍，雖說那意味著四年服役期，但我估計空軍會提供較好的教育機會。或許這正是我所需要得到的。我非常肯定自己在紐約或在蒙大拿已把教育機會差不多都糟蹋掉了。
我選擇空軍還有另一層原因。當年是1966年，越南戰爭正在不斷升級。我這人並不熱衷於政治，一般來說，我認為自己是甘迺迪的民主黨的支持者，那是因為我父親是長島印刷工會的官員。可是要我為一個我僅有模糊概念的事業去賣命，我不大甘心。我記得當時有位航空機械師曾告訴我，隻有在空軍裏是當官的——即飛行員——上前線參戰，而讓當兵的留在後方提供支援。既然我無意當一名飛行員，這種情形聽起來倒挺對我的胃口。
我被派往德克薩斯州阿馬裏洛接受基礎訓練。我們這一訓練班共有50人，大約半數是像我這樣的紐約人，半數是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南方小夥子。教官們總是與北方人過不去，然而大多數時候我認為那是合情合理的。我喜歡和南方人呆在一起，我發現他們比較可愛，遠不像我那些紐約夥伴招人討厭。
對許多年輕人而言，基礎訓練壓力重重。我在團體比賽運動方麵曾接受過教練的嚴格管教，我承認近幾年來一直惹禍不斷，因此將訓練教官的申斥責罵視同玩笑一般。我能夠識別出教官在動什麽腦筋和玩什麽心理把戲，而我的體格向來就很棒，故而基礎訓練對我來說是不難對付的。我很快成為一名m16自動步槍的射擊能手，也許這是因為我在高中時做過投手，練就了善於瞄準的本領的緣故吧。我參軍以前惟一的槍枝射擊經歷就是十幾歲時用氣槍瞄準路燈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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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我對這一時期的全部記憶似乎都與倒黴事件和自毀前程有關，當時的情形對我來說好像正是這樣。我離開大學迴到了家，生活在不無失望的父母的眼皮底下。母親得知我再也當不了獸醫時尤為傷心。像以往一樣，當我自己拿不定主意該做什麽時，便重新仗著自己有體育特長，於1965年夏季幹上了救生員的工作。夏季結束時，我用不著返迴大學了，便找了份工作，負責管理帕喬格假日酒店的健身俱樂部。
在那裏開始工作後不久，我認識了桑迪，她是酒店雞尾酒會的女招待。她年輕漂亮，帶著一個年幼的兒子，我很快就為她神魂顛倒了。她穿上那套酒會招待員的小號製服時真是迷人至極。由於經常運動和健身，我的身體顯得十分健壯，她似乎也挺喜歡我。我當時住在家裏，她老是打電話給我。父親對我說：“到底是什麽人一天到晚給你打電話?而且總能聽到背景中傳來小孩的哭鬧聲。”
住在家裏可沒有幹好事的可趁之機，不過桑迪告訴我，在酒店工作的人能夠非常便宜地租到一間未被預訂的客房。於是有一天我們雙雙進了一問客房。
次日淩晨，電話鈴響了起來。她接了電話，我隻聽見她說：
“不!不!我不想跟他通話!”
我半夢半醒地問道：“是誰呀?”
她說：“是總台打來的。她們說我丈夫來了，正在上樓。”
這下子我完全清醒了，說：“你丈夫?這是什麽意思，你丈夫?你可從沒告訴我你還是有夫之婦!”
她指出她也從沒告訴我她離婚了，接著又解釋說，他們已分居了o
沒什麽大不了的，我思忖道。這時我聽見那個瘋子沿著過道沖了過來。
他開始一個勁地捶門。“桑迪!我知道你在裏麵，桑迪!”
客房有扇玻璃百葉窗開向過道，他正在用力扯拽著窗戶，想把它們從窗框上扯下來。與此同時，我正在尋找一個能夠跳下去的地方——我們住在酒店二樓——可是沒有窗戶能夠讓我跳下去。
我問她：“這傢夥會不會攜帶槍枝什麽的?”
“他有時帶把匕首。”她說。
“噢，該死!這下子可好了!我一定要離開這裏。打開門。”
我擺出一副拳擊的架勢。她拉開了門。那位先生沖了進來，直衝我而來。不過就在這時，他看見了我的身影輪廓。我肯定顯得又高又壯，因此他改變了主意，收住了腳步。
但是他仍然在大叫大嚷：“你這狗娘養的!給我滾出去!”
我心想，男子漢的陽剛之氣我已經展示了一天，況且現在時間還早，便很客氣地說：“好的，先生。事實上我正準備要走。”我又一次逢兇化吉，皮毛無損地擺脫了另一個尷尬局麵。然而我無法迴避這一事實，即生活中的一切都已弄得亂七八糟。順便提一下，我駕駛父親的紳寶車與朋友比爾·特納駕駛的紅色mga車進行一場比賽時，還撞壞了父親車子的前軸。
一個星期六早晨，母親拿著一封兵役局的公函走進了我的房
間，信中稱他們想約見我一次。我來到曼哈頓的懷特霍爾街，與其他300人一起接受了一次兵役體檢。他們要我做深屈膝動作，當我彎腰時，你能聽見膝關節劈啪作響。同喬·納馬思一樣，我因打橄欖球受傷，被取下了膝蓋的軟骨，隻不過他的律師在這件事上肯定更有本事。他們推遲了錄不錄用我的決定，但最終還是通知我說，山姆大叔確實需要我。我不願進陸軍去碰運氣，而是立即報名參加了空軍，雖說那意味著四年服役期，但我估計空軍會提供較好的教育機會。或許這正是我所需要得到的。我非常肯定自己在紐約或在蒙大拿已把教育機會差不多都糟蹋掉了。
我選擇空軍還有另一層原因。當年是1966年，越南戰爭正在不斷升級。我這人並不熱衷於政治，一般來說，我認為自己是甘迺迪的民主黨的支持者，那是因為我父親是長島印刷工會的官員。可是要我為一個我僅有模糊概念的事業去賣命，我不大甘心。我記得當時有位航空機械師曾告訴我，隻有在空軍裏是當官的——即飛行員——上前線參戰，而讓當兵的留在後方提供支援。既然我無意當一名飛行員，這種情形聽起來倒挺對我的胃口。
我被派往德克薩斯州阿馬裏洛接受基礎訓練。我們這一訓練班共有50人，大約半數是像我這樣的紐約人，半數是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南方小夥子。教官們總是與北方人過不去，然而大多數時候我認為那是合情合理的。我喜歡和南方人呆在一起，我發現他們比較可愛，遠不像我那些紐約夥伴招人討厭。
對許多年輕人而言，基礎訓練壓力重重。我在團體比賽運動方麵曾接受過教練的嚴格管教，我承認近幾年來一直惹禍不斷，因此將訓練教官的申斥責罵視同玩笑一般。我能夠識別出教官在動什麽腦筋和玩什麽心理把戲，而我的體格向來就很棒，故而基礎訓練對我來說是不難對付的。我很快成為一名m16自動步槍的射擊能手，也許這是因為我在高中時做過投手，練就了善於瞄準的本領的緣故吧。我參軍以前惟一的槍枝射擊經歷就是十幾歲時用氣槍瞄準路燈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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