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不是我抓獲的，”謝盧亞諾夫揮著手說，“這是娜斯佳把他們找到的。怎麽，讓我說假話嗎?他會問我調查的進展情況的。”
“那你就隨便瞎編點什麽，你又不是小孩子，”尤裏·科羅特科夫斷然迴絕道，“不能讓娜斯佳去見他，她夠糟心的了。我們的女中校上次差點兒哭鼻子，他那挑剔勁兒使她受不了。”
類似這樣的議論已經第三天了。全體工作人員都愛戴頭兒，並想向他祝賀節日，但是所有人沒有一個不害怕挨剋的。不過，害怕——話不是這麽說。每天在碰頭會上都挨剋，大家習以為常了，認為這是理所當然，刑事偵查局的所有部門都是這樣工作的。但是，平常的日子裏在辦公室裏挨批是一迴事，而在醫院裏挨批則是另一迴事了。你帶著鮮花、禮物、最美好的祝願和節日的好心情，興沖沖地到醫院裏去探望，結果被剋了一頓，這叫什麽事呀。正好比是可以每天皺著眉頭，哼哼哧哧地吞服苦藥一樣，明明知道這是必須的，不可避免的，可是如果給你吃甜點心，你咬下一口後，發現裏麵也是那種苦藥，你就會覺得自己被欺侮和被矇騙了。誰都不願意在節日被欺侮和被矇騙。因為很難想像，一個偵探能把正在辦的案件搞得頭頭是道，條分縷析。這樣的偵探沒有，永遠也不可能有。這是肯定的。
謝盧亞諾夫在娜斯佳麵前有一種負罪感。她辛辛苦苦地尋找罪犯，結果找到的完全是另一個，而尋找後者的工作卻得他——謝盧亞諾夫，去匯報。尼古拉·謝盧亞諾夫倒是在匯報，而娜斯佳卻勞累不堪。他真心想幫一把，但不知如何幫才好。他能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要求把有關舒瓦洛夫的一切都詳詳細細地講清楚。可突然發現，他殺死的不光是吸毒者。他是有動機的，肯定有，他沒有忘記使他兒子死去的那些警察，沒有忘記偵查員塔尼婭·奧布拉茲佐娃。或許忘了?不，他沒有忘，這一點科斯佳·奧利尚斯基在他被拘捕後審訊了他整整一晚上。
尼古拉·謝盧亞諾夫跑著跑著突然猛地停了下來。對，奧利尚斯基審訊過，可是舒瓦洛夫什麽也沒承認。他隻承認私藏手槍一事，就再也不說話了。當然，奧利尚斯基向他提問了偵查員奧布拉茲佐娃和他兒子死亡的詳細情況，而舒瓦洛夫對這些問題迴答得鎮靜而詳盡，但一次也沒有暗示，他對塔尼婭·奧布拉茲佐娃有某種特殊的感情。他說得簡直就像任何一個失去愛子的父親那樣。
顯而易見，維克托·彼得羅維奇·舒瓦洛夫是一個冷血的、周密的、老謀深算的和危險的罪犯。他有殺害流浪漢的嫌疑，奧利尚斯基拘留他七十二小時，並把手槍送去做鑑定。鑑定證明，殺害流浪漢用的不是這支手槍，於是準備對舒瓦洛夫進行假釋，因為法律沒有規定隻因私藏武器就得剝奪自由。
這時傳來娜斯佳關於手槍的信息。這支手槍是第一個被打死的吸毒者弄到的，不知他藏到什麽地方去了。而根據子彈殼得出的結論是：子彈殼上的痕跡和在吸毒者屍體旁找到的子彈殼上的痕跡完全吻合。另一位偵查員在處理殺害吸毒者的案子，他已提出拘留舒瓦洛夫的新決定。再拘留三天。以後會見分曉的。
現在維克托·彼得羅維奇·舒瓦洛夫由偵查員帕舒京負責處理。帕舒京是個好嘮叨的老頭子，好像在史達林時代就開始工作了，總之，很早很早以前就工作了。帕舒京真正地恨民主改革和所有的律師以及被捕的人，他一聽“宣告無罪的判決”就直哆嗦。他對犯罪分子沒有同情心，甚至好像連一般的人之常情也沒有。應當給他應有的評價：一個非常刻薄的老頭兒。要是帶著“也許這不是他”的各種懷疑去登門找帕舒京，準不會有好果子吃，他對這種懷疑根本聽不進去，但是提出“讓我們把他跟其他犯罪行為比較一下”的建議，甚至半夜都可以叫開他家的門。誰都挺納悶，為什麽帕舒京至今仍沒退休。不過大家有一個共識：在目前情形下，多一個人不礙事，何況是業務嫻熟的人員呢。就算是好嘮叨和有起訴傾向的老偵查員也好，無論是國家的法律還是現行政策，他都瞭若指掌，工作起來比年輕沒有經驗的、目前還不會工作的大學畢業生要順手得多。這些大學生不願意學習。不知是因為自以為很有文化，還是因為壓根不打算長期在這個辦公室裏待下去。
是啊，帕舒京一定會贊同謝盧亞諾夫的意見。誰說假如一個人犯了這樣的罪行，他就不可能犯那樣的罪行呢?他們為什麽打一開始就認定殺害流浪漢和綽號叫舒特尼克的罪犯和射殺吸毒者的罪犯是兩個不同的人呢?他們都是被槍打死的嗎?那麽他應該有兩支槍，他用一支槍打死了吸毒者，用另一支槍打死了流浪漢。他把一支槍藏了起來，而另一支槍他被捕時就帶在身上。為什麽不可能是這樣?可能的。
這一切是合乎邏輯的。雖然複雜，但要知道，維克托·彼得羅維奇·舒瓦洛夫可不是平常人。他殺死吸毒者是因為他由於麻醉品而失去了家庭。一位大學的學者對販毒者束手無策，他不知道如何對付他們和在什麽地方尋找他們。此外，販毒者很像大商賈，都有自己的保鏢和保安係統，職業殺手都未必能輕易打死他們，更不用說一介儒雅書生了。而打死那些散兵遊勇的、幾乎耗盡了智力的吸毒者則不在話下。於是為了發泄對社會和所有跟他打過交道的人的仇恨，舒瓦洛夫鋌而走險，採取了這個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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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就隨便瞎編點什麽，你又不是小孩子，”尤裏·科羅特科夫斷然迴絕道，“不能讓娜斯佳去見他，她夠糟心的了。我們的女中校上次差點兒哭鼻子，他那挑剔勁兒使她受不了。”
類似這樣的議論已經第三天了。全體工作人員都愛戴頭兒，並想向他祝賀節日，但是所有人沒有一個不害怕挨剋的。不過，害怕——話不是這麽說。每天在碰頭會上都挨剋，大家習以為常了，認為這是理所當然，刑事偵查局的所有部門都是這樣工作的。但是，平常的日子裏在辦公室裏挨批是一迴事，而在醫院裏挨批則是另一迴事了。你帶著鮮花、禮物、最美好的祝願和節日的好心情，興沖沖地到醫院裏去探望，結果被剋了一頓，這叫什麽事呀。正好比是可以每天皺著眉頭，哼哼哧哧地吞服苦藥一樣，明明知道這是必須的，不可避免的，可是如果給你吃甜點心，你咬下一口後，發現裏麵也是那種苦藥，你就會覺得自己被欺侮和被矇騙了。誰都不願意在節日被欺侮和被矇騙。因為很難想像，一個偵探能把正在辦的案件搞得頭頭是道，條分縷析。這樣的偵探沒有，永遠也不可能有。這是肯定的。
謝盧亞諾夫在娜斯佳麵前有一種負罪感。她辛辛苦苦地尋找罪犯，結果找到的完全是另一個，而尋找後者的工作卻得他——謝盧亞諾夫，去匯報。尼古拉·謝盧亞諾夫倒是在匯報，而娜斯佳卻勞累不堪。他真心想幫一把，但不知如何幫才好。他能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要求把有關舒瓦洛夫的一切都詳詳細細地講清楚。可突然發現，他殺死的不光是吸毒者。他是有動機的，肯定有，他沒有忘記使他兒子死去的那些警察，沒有忘記偵查員塔尼婭·奧布拉茲佐娃。或許忘了?不，他沒有忘，這一點科斯佳·奧利尚斯基在他被拘捕後審訊了他整整一晚上。
尼古拉·謝盧亞諾夫跑著跑著突然猛地停了下來。對，奧利尚斯基審訊過，可是舒瓦洛夫什麽也沒承認。他隻承認私藏手槍一事，就再也不說話了。當然，奧利尚斯基向他提問了偵查員奧布拉茲佐娃和他兒子死亡的詳細情況，而舒瓦洛夫對這些問題迴答得鎮靜而詳盡，但一次也沒有暗示，他對塔尼婭·奧布拉茲佐娃有某種特殊的感情。他說得簡直就像任何一個失去愛子的父親那樣。
顯而易見，維克托·彼得羅維奇·舒瓦洛夫是一個冷血的、周密的、老謀深算的和危險的罪犯。他有殺害流浪漢的嫌疑，奧利尚斯基拘留他七十二小時，並把手槍送去做鑑定。鑑定證明，殺害流浪漢用的不是這支手槍，於是準備對舒瓦洛夫進行假釋，因為法律沒有規定隻因私藏武器就得剝奪自由。
這時傳來娜斯佳關於手槍的信息。這支手槍是第一個被打死的吸毒者弄到的，不知他藏到什麽地方去了。而根據子彈殼得出的結論是：子彈殼上的痕跡和在吸毒者屍體旁找到的子彈殼上的痕跡完全吻合。另一位偵查員在處理殺害吸毒者的案子，他已提出拘留舒瓦洛夫的新決定。再拘留三天。以後會見分曉的。
現在維克托·彼得羅維奇·舒瓦洛夫由偵查員帕舒京負責處理。帕舒京是個好嘮叨的老頭子，好像在史達林時代就開始工作了，總之，很早很早以前就工作了。帕舒京真正地恨民主改革和所有的律師以及被捕的人，他一聽“宣告無罪的判決”就直哆嗦。他對犯罪分子沒有同情心，甚至好像連一般的人之常情也沒有。應當給他應有的評價：一個非常刻薄的老頭兒。要是帶著“也許這不是他”的各種懷疑去登門找帕舒京，準不會有好果子吃，他對這種懷疑根本聽不進去，但是提出“讓我們把他跟其他犯罪行為比較一下”的建議，甚至半夜都可以叫開他家的門。誰都挺納悶，為什麽帕舒京至今仍沒退休。不過大家有一個共識：在目前情形下，多一個人不礙事，何況是業務嫻熟的人員呢。就算是好嘮叨和有起訴傾向的老偵查員也好，無論是國家的法律還是現行政策，他都瞭若指掌，工作起來比年輕沒有經驗的、目前還不會工作的大學畢業生要順手得多。這些大學生不願意學習。不知是因為自以為很有文化，還是因為壓根不打算長期在這個辦公室裏待下去。
是啊，帕舒京一定會贊同謝盧亞諾夫的意見。誰說假如一個人犯了這樣的罪行，他就不可能犯那樣的罪行呢?他們為什麽打一開始就認定殺害流浪漢和綽號叫舒特尼克的罪犯和射殺吸毒者的罪犯是兩個不同的人呢?他們都是被槍打死的嗎?那麽他應該有兩支槍，他用一支槍打死了吸毒者，用另一支槍打死了流浪漢。他把一支槍藏了起來，而另一支槍他被捕時就帶在身上。為什麽不可能是這樣?可能的。
這一切是合乎邏輯的。雖然複雜，但要知道，維克托·彼得羅維奇·舒瓦洛夫可不是平常人。他殺死吸毒者是因為他由於麻醉品而失去了家庭。一位大學的學者對販毒者束手無策，他不知道如何對付他們和在什麽地方尋找他們。此外，販毒者很像大商賈，都有自己的保鏢和保安係統，職業殺手都未必能輕易打死他們，更不用說一介儒雅書生了。而打死那些散兵遊勇的、幾乎耗盡了智力的吸毒者則不在話下。於是為了發泄對社會和所有跟他打過交道的人的仇恨，舒瓦洛夫鋌而走險，採取了這個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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