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屏幕上出現了第二節目主持人的一副討人喜歡的麵孔。
“你們好!是的，我們準備好了。”
在科爾尊的背後稍遠處，塔尼婭看見了一塊熟悉的招牌：樅樹手杖。以前這裏曾是瓦爾戴咖啡館，後來是叫“棕櫚”的一家中國餐館。這正是新阿爾巴特街的起點。節目主持人的周圍聚集著一群頗為體麵的觀眾，但這完全不意味著，所有這些人都會主動提什麽問題。站在旁邊看熱鬧——這件事卻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了——那就是積極參加。
演播室裏的主持人繼續說：“那麽，今天我們的嘉賓是兩位從事特別職業的女性。一位是法院一級偵查員、民警少校塔尼婭·格裏戈裏耶芙娜·奧布拉茲佐娃，另一位是刑事偵查局一級偵查員、民警中校阿娜斯塔霞·帕夫洛芙娜·卡緬斯卡婭。”
塔尼婭微微點了一下頭，驚奇地看見娜斯佳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她在心裏讚許道：“好樣的，控製住自己了。”
電視直播的最先十分鍾安穩省心，基本上是馬拉霍夫一個人在提問題，整個大廳裏的氣氛尚未熱烈起來，人們還沒有表現出談話的興趣。娜斯佳和塔尼婭輪流迴答問題，所有這些問題她們預先都估計到了。主要的是，沒有去討論自己的身份和個性，而是千方百計地強調，除了純粹的生理上的差別之外，男人和女人之間沒有任何區別。
“當初您是怎麽想到要去做民警工作的?”
“這就像男人們想做這件事的情況一樣。客觀上存在著這種思想，有朝一日它就深入你的頭腦。”
“您的父母當時如何對待這件事?”
“您知道，在我選擇職業的年代，很難找到反對這種選擇的父母。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民警工作是受人尊敬和享有威望的職業。”
“您從來不怕嗎?”
“怕誰呀?”塔尼婭天真地圓睜雙眼。
“什麽怕誰呀?罪犯唄。”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怕罪犯。這是正常現象，絕對不會與此相反。”
“這就是說，您怕罪犯，但終究還是選擇了自己的職業……”
“這種恐懼同職業選擇很少有共同之處。每個人都知道，要是坐車撞到水泥牆上，那就必死無疑。換句話說，車禍幾乎總能造成人員殘廢和死亡，也沒有不明白這個事理的人。但是，還是有不少人當司機呀。您想，他們不怕死嗎?怕。醫生們同樣十分清楚地知道，有些病今天還是不治之症。任何人得了這些病都可能死去，包括醫生本身誰也不會得到保險。歸根結底，我們大家都知道，或早或晚我們都會死去。那麽現在怎麽辦?幹脆不活了?”
主持人馬拉霍夫有點兒茫然失措。這樣的邏輯，他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他也不能考慮如何對待這樣的邏輯，因此，他把目光投向能夠救助他的大廳裏的觀眾。令他慶幸的是，大廳中間一隻手舉起來。
“哦，看到了，有的觀眾要提問題。歡迎，請拿住麥克風。”
“您會一對一的搏鬥嗎?”一個喝多了酒、角鬥士一樣的寬肩小夥子提出這麽一個問題。
“我——不會。”塔尼婭順口答道，同時也發現了娜斯佳責備的眼神。她們已經商量好不把談話引向討論個人的事情。應該糾正過來，“需要學會一對一搏鬥技巧的是那些直接逮捕罪犯的民警，而偵查員嘛——這完全是另外一種專業。”
“那您呢，阿娜斯塔霞 帕夫洛芙娜?”節目主持人問，“您可正好是逮捕罪犯的呀，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
“您錯了，”娜斯佳粲然一笑，“逮捕——這已經是最後的，也是最輕鬆的階段。首先是需要作出判斷，弄清楚罪犯是何人，然後再抓住他。這才是我要做的事情。”
大廳裏的氣氛活躍起來。坐在演播室裏的觀眾遠不是一些愚笨之輩，大家都明白，兩位嘉賓剛才當著他們的麵耍了什麽樣的花招。第一個問題提出後，一個節目嘉賓作出迴答，另一個未作迴答。他們非但沒有聽到對問題的迴答，反而聽到某種意料不到的，過去頭腦裏從來沒有的說法。而事實上……現場觀眾的頭腦裏開始產生一些想法：為了聽到的迴答不是那種平庸的說辭，而是一種新穎而有趣的東西，這類事還有什麽好問的呢?
“我向娜斯佳中校提一個問題。您說過您懂五種外語。那您經常同外國罪犯打交道嗎?”
“少極了。”
“那您為了什麽要通曉五種語言呢?”
“為了進行智力鍛鍊。偵查員無權做一個笨蛋。也許您另有高見吧?”
問題一個接一個地紛至遝來。新阿爾巴特街上的觀眾也參與了討論，節目至此進行得有聲有色，迸發出了火花。娜斯佳和塔尼婭好幾次開玩笑式的迴答，機智俏皮，妙語連珠，逗得演播室裏和大街上爆發出陣陣笑聲。
直播結束前三分鍾，新阿爾巴特街上一位觀眾同演播室裏的一位觀眾展開了一場爭辯，前者譴責後者的大男子主義以及他違反憲法，壓製婦女個性。
正是在這一時刻，這位新阿爾巴特街上的“主張男女平等者”的頭上冒出一塊手寫的標語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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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好!是的，我們準備好了。”
在科爾尊的背後稍遠處，塔尼婭看見了一塊熟悉的招牌：樅樹手杖。以前這裏曾是瓦爾戴咖啡館，後來是叫“棕櫚”的一家中國餐館。這正是新阿爾巴特街的起點。節目主持人的周圍聚集著一群頗為體麵的觀眾，但這完全不意味著，所有這些人都會主動提什麽問題。站在旁邊看熱鬧——這件事卻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了——那就是積極參加。
演播室裏的主持人繼續說：“那麽，今天我們的嘉賓是兩位從事特別職業的女性。一位是法院一級偵查員、民警少校塔尼婭·格裏戈裏耶芙娜·奧布拉茲佐娃，另一位是刑事偵查局一級偵查員、民警中校阿娜斯塔霞·帕夫洛芙娜·卡緬斯卡婭。”
塔尼婭微微點了一下頭，驚奇地看見娜斯佳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她在心裏讚許道：“好樣的，控製住自己了。”
電視直播的最先十分鍾安穩省心，基本上是馬拉霍夫一個人在提問題，整個大廳裏的氣氛尚未熱烈起來，人們還沒有表現出談話的興趣。娜斯佳和塔尼婭輪流迴答問題，所有這些問題她們預先都估計到了。主要的是，沒有去討論自己的身份和個性，而是千方百計地強調，除了純粹的生理上的差別之外，男人和女人之間沒有任何區別。
“當初您是怎麽想到要去做民警工作的?”
“這就像男人們想做這件事的情況一樣。客觀上存在著這種思想，有朝一日它就深入你的頭腦。”
“您的父母當時如何對待這件事?”
“您知道，在我選擇職業的年代，很難找到反對這種選擇的父母。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民警工作是受人尊敬和享有威望的職業。”
“您從來不怕嗎?”
“怕誰呀?”塔尼婭天真地圓睜雙眼。
“什麽怕誰呀?罪犯唄。”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怕罪犯。這是正常現象，絕對不會與此相反。”
“這就是說，您怕罪犯，但終究還是選擇了自己的職業……”
“這種恐懼同職業選擇很少有共同之處。每個人都知道，要是坐車撞到水泥牆上，那就必死無疑。換句話說，車禍幾乎總能造成人員殘廢和死亡，也沒有不明白這個事理的人。但是，還是有不少人當司機呀。您想，他們不怕死嗎?怕。醫生們同樣十分清楚地知道，有些病今天還是不治之症。任何人得了這些病都可能死去，包括醫生本身誰也不會得到保險。歸根結底，我們大家都知道，或早或晚我們都會死去。那麽現在怎麽辦?幹脆不活了?”
主持人馬拉霍夫有點兒茫然失措。這樣的邏輯，他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他也不能考慮如何對待這樣的邏輯，因此，他把目光投向能夠救助他的大廳裏的觀眾。令他慶幸的是，大廳中間一隻手舉起來。
“哦，看到了，有的觀眾要提問題。歡迎，請拿住麥克風。”
“您會一對一的搏鬥嗎?”一個喝多了酒、角鬥士一樣的寬肩小夥子提出這麽一個問題。
“我——不會。”塔尼婭順口答道，同時也發現了娜斯佳責備的眼神。她們已經商量好不把談話引向討論個人的事情。應該糾正過來，“需要學會一對一搏鬥技巧的是那些直接逮捕罪犯的民警，而偵查員嘛——這完全是另外一種專業。”
“那您呢，阿娜斯塔霞 帕夫洛芙娜?”節目主持人問，“您可正好是逮捕罪犯的呀，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
“您錯了，”娜斯佳粲然一笑，“逮捕——這已經是最後的，也是最輕鬆的階段。首先是需要作出判斷，弄清楚罪犯是何人，然後再抓住他。這才是我要做的事情。”
大廳裏的氣氛活躍起來。坐在演播室裏的觀眾遠不是一些愚笨之輩，大家都明白，兩位嘉賓剛才當著他們的麵耍了什麽樣的花招。第一個問題提出後，一個節目嘉賓作出迴答，另一個未作迴答。他們非但沒有聽到對問題的迴答，反而聽到某種意料不到的，過去頭腦裏從來沒有的說法。而事實上……現場觀眾的頭腦裏開始產生一些想法：為了聽到的迴答不是那種平庸的說辭，而是一種新穎而有趣的東西，這類事還有什麽好問的呢?
“我向娜斯佳中校提一個問題。您說過您懂五種外語。那您經常同外國罪犯打交道嗎?”
“少極了。”
“那您為了什麽要通曉五種語言呢?”
“為了進行智力鍛鍊。偵查員無權做一個笨蛋。也許您另有高見吧?”
問題一個接一個地紛至遝來。新阿爾巴特街上的觀眾也參與了討論，節目至此進行得有聲有色，迸發出了火花。娜斯佳和塔尼婭好幾次開玩笑式的迴答，機智俏皮，妙語連珠，逗得演播室裏和大街上爆發出陣陣笑聲。
直播結束前三分鍾，新阿爾巴特街上一位觀眾同演播室裏的一位觀眾展開了一場爭辯，前者譴責後者的大男子主義以及他違反憲法，壓製婦女個性。
正是在這一時刻，這位新阿爾巴特街上的“主張男女平等者”的頭上冒出一塊手寫的標語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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