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極即位後，為了打破明朝東聯朝鮮，西結蒙古，對後金所構成的包圍圈，決定“先搶江東(指朝鮮)，以除根本之憂，次犯山海關、寧遠等城”[40]。因此，當明使李喇嘛一行抵達沈陽，他明知是來察看虛實，但仍以禮相待，表示和好，由於後金“將討朝鮮，欲因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41]。所以，十一月十六日，皇太極派方吉納、溫塔石等人隨李喇嘛同往寧遠，致書袁崇煥說:“爾停息幹戈。遣李喇嘛來吊喪，並賀新君即位。爾循聘問之常，我豈有他意，既以禮來，當以禮往，故遣官致謝。至兩國和好之事，前皇考往寧遠時，曾致璽書與爾，令汝轉達，至今尚未迴答。汝主如答前書，欲兩國和好，我當覽書詞以複之。兩國通好，誠信為先，爾須實吐衷情，勿事支飾也”[42].
寧遠大戰後，袁崇煥認識到後金的軍事力量仍很強大，必然要興兵再犯，以報前仇。因此，他提出了“守為正著，戰為奇著，款為旁著，以實不以虛，一以漸不以驟”[43]的戰略。當袁崇煥收到皇太極求和的來書後，正符合他“款為旁著”，以議和為手段，作為緩兵之計，乘機修城築堡，屯田練兵，重建寧錦防線之策。但是，他知道議和一事關係重大，必須慎重行事，何況自己隻是一名小小的邊官，所以他不拒絕後金的議和，卻以書中大金國與大明國並寫，不便入奏為由，仍付方吉納、溫塔石帶迴，以觀事態的發展。
天啟七年(1627)一月八日，皇太極命大貝勒阿敏等人，率領三萬大軍入侵朝鮮。他為了防止袁崇煥起兵援朝，進攻沈陽，於是就在出征的同一天，派方吉納、溫塔石赴寧遠，致書袁崇煥請求議和，書曰:
“今爾若以我為是，欲修兩國之好，當以黃金十萬，白金百萬.緞匹百萬，布匹千萬相饋，以為和好之禮。既和之後，兩國往來通使，每歲我國以東珠十，貂皮千，人參千肋遺爾。爾國以黃金一萬，白金十萬，緞匹十萬，布匹三十萬報我.兩國誠如約饋遺，以修盟好，則當誓諸天地，永久勿愉”
袁崇煥立即將後金求和報告明廷，他上疏稱:“夷使方金納(即方吉納)九人特來講話，隨詰來夷，何故起兵……又投遞漢文夷察，將向時皇帝二字改汗字，如虎酋之稱，而仍彼偽號.然既差人求款偽號安得猶存，……令易年號，尊奉正朔”
明廷對後金求和十分重視，明熹宗朱由校認為袁崇煥處理“奴使求款，應之有權，戰守可恃，操縱合宜”。同時又提出議和條件是:
“然而十年茶毒，奴罪已深，一旦輸情聽信匪易，侵地當諭令還.叛人當諭令獻.當不止去僭號，奉正朔。一紙夷書，數字改換，便可釋憾消疑也”。
袁崇煥看出明金議和條件差距甚大，雙方皆無議和誠意，都把議和作為緩兵手段。盡管如此，袁崇煥仍打著議和的旗號，他想利用議和時機，企圖修複錦州、中左、大淩河三城，所謂“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裏外，金湯益固矣”。
三月五日，袁崇煥派杜明忠等三人，前往沈陽，帶去他和李喇嘛書各一封，希望“息止刀兵”。此時後金已戰敗朝鮮，兩國結為兄弟之盟，解除了後顧之憂。於是四月八日，皇太極命明使杜明忠等人迴寧遠，帶迴他給袁崇煥和李喇嘛的複書。他在答袁崇煥書中，堅持“以我為是”，索取償金歲幣，業且要求修正國書格式，他說:“我揆以義，酌以禮，書中將爾明國皇帝下天一字書，我下爾明國皇帝一字書，爾明國諸臣下我一字書，已為允協，以後爾凡有書來，當照此書寫”[50]。
值得注意的是，這天皇太極又給袁崇煥致一書，書稱:“若果兩國議和，先須分定疆域，以何地為爾國界，何地為我國界，各自料理。今爾遣使議和，又修葺城垣，僭圖侵逼，……不願太平而願爭戰，恐非善事”[51]。這裏所謂“分定疆域”，就是山海關以內歸明，遼河以東歸金，而寧錦一帶不得設防，成為中間地帶。袁崇煥認為明金分定國界，事關重大，另外還要向後金納償金及歲一幣，因此拒絕接受，所以議和談判宣告破裂。
五月六日，皇太極以明人於錦州、大淩河、小淩河築城屯田，沒有議和誠意為由，‘實際上是怕袁崇煥重建寧錦防線，威脅後金一安全，故率領五萬大軍攻明。當時守衛錦州的明總兵趙率教、監軍太監紀用等人，聞知後金兵來攻，便把臨近城堡的守軍和糧草皆遷至錦州城內，實行堅壁清野。十一日，皇太極率軍抵達錦州，遂圍其城，見明軍有備，即遣使勸降。十二日晨，趙率教、紀用“欲一緩師以待救”[52]，派人赴金營議和。皇太極盛氣怒目說:“此我家地方，爾等在此修城何為”[53]並遣兩人隨至，帶來致趙、紀二.人書，書曰:
“今董率三軍，親至城下，爾等坐困孤城，外援莫至，將待勢窮力屈，俯首就戮耶，抑事識機先束身歸命耶，夫講信修睦，共享太平。豈不甚美。……今或以城降，或以禮議和，惟爾兩太監酌而行之耳”。
趙率教對來使答複說:“城可攻，不可說也”[54]。因此，皇太極下令“分兵兩路，輪番交攻西北二麵”。趙率教等人，率領全城將士英勇奮戰，“並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打死敵屍填塞滿地。至夜，拖抬死屍，退兵五裏，西南下營”。
皇太極攻城受阻後，一麵派人迴沈陽調兵，一麵繼續圍攻錦州。
袁崇煥看到錦州被圍，許多部將要求出一援，他認為“寧遠兵不可動”。，不然“正墮其計”[56]，故請求朝廷另“發奇兵逼之”[57]。明廷接受他的意見，從山海關等地調兵援錦，袁崇煥為了增強錦州軍民守城的信心和決心，派人致書趙率教、紀用等人，告知明廷援錦的大概計劃，“內有調集水師援兵六、七萬，將至山海。薊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後所兵俱至寧遠、各處蒙古兵已至台摟山。……錦州城中火器俱備，兵馬甚多，如加意防守，何能攻克”[58]。此書不慎被後金兵截取，皇太極從中得知明廷派兵解救錦州之圍情況，他考慮錦州城堅兵盛，一時不易攻破，明援兵抵達，更難取勝，況且這次伐明的主要攻打目標是寧遠，而不是錦州。所以改變了戰略，二十五日，當後金的沈陽援兵到達後，二十七日，隻留下少數人馬監視錦州，而親統大軍進攻寧遠。
二十八日黎明，後金兵馳至寧遠北崗。袁崇煥已有準備，沉著應戰，命監軍劉應坤、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啤守，列營壕內，用炮距擊”[59]。而總兵滿桂從山海關率領一萬援兵在城東列陣助守，命總兵孫祖壽、副將許定國於西門紮營，令副將尤世威嚴整火器，以備迎戰。皇太極發現後金兵的先鋒部隊已逼近城垣，難以盡力縱擊，於是下令後撤，企圖引誘明軍出戰，一舉殲滅，可是明軍按兵不前。他見此計不成，欲率軍攻城，這時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大貝勒，對一年前先汗□□哈赤兵敗寧遠，記憶猶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願上勿進，勸甚力”。皇太極說:“昔皇考□□，攻寧遠不克，今我攻錦州又未克，仍此野戰之兵，尚不能勝，其何以張我國威耶!”[60]因此，他不聽勸阻，親自率軍攻城，於是諸貝勒隻好隨之進擊。
寧遠城外的明軍奮力抗擊，阻止後金兵攻城，明車營都司李春華等，用“紅夷”，“木龍虎”，“滅虜”等火器，“齊力攻打”，後金兵死傷“約有數千，屍橫滿地”[61]。接著滿桂、尤世威等也率領步騎衝殺上來，雙方戰鬥更為激烈，滿桂身中數箭，尤世威的坐騎被射傷。後金兵在扳車厚盾的掩護下不斷攻城，城上袁崇煥指揮紅夷大炮轟擊，把皇太極的大帳炸毀，貝勒濟爾哈朗、薩哈廉、瓦克達俱受重傷。皇太極親自“督兵攻城，抵暮死者益眾，乃撤兵歸”[62]，至雙樹鋪駐營。
二十九日，皇太極看到後金兵死傷慘重，寧遠城無法攻破，又怕置於寧錦之間，腹背受敵，歸路被截，便放棄攻打寧遠，揮師北上。三十日，後金兵至錦州，占領駱駝、大興等堡。六月三日，皇太極命列八旗梯牌及所有攻城用具，並乘騎觀察形勢，準備攻打錦州。四日晨，後金兵向錦州城南麵發動猛烈進攻，錦州守將趙率教等指揮明軍用紅夷大炮和各種火器射擊，迫使後金兵無法接近城牆。皇太極臨陣督戰，發動多次強攻，皆為明軍火炮擊退，戰鬥一直進行到傍晚，後金兵傷亡慘重，士氣低落。皇太極“因城壕深闊，難以驟拔，時值褥暑，天氣炎蒸”[63]下令停止進攻，決定迴師。五日，皇太極率領殘兵敗將離開錦州，途中拆毀大、小淩河二城，一路憂心忡忡的迴到沈陽。這是明軍繼“寧遠大捷”後，再次取得“寧錦大捷”，也是明軍在關外戰勝後金軍的第二次重大勝利。
“寧錦大捷”，無疑與袁崇煥利用明金議和修複寧錦防線分不開，同時與他“守為正著，戰為奇著，款為旁著”的正確戰略戰術有直接關係。由於寧錦大戰的勝利，從而收複了大片失地，進一步加強和鞏固了寧錦防線，形成了以寧遠為核心，聯絡關外諸城，不僅可以獨自固守，而且還能互相支援的防禦體係，有效的保衛了山海關和京師的安全。
“寧錦大捷”，除了對明有重要意義外，而對後金也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第一，後金因寧錦戰敗，促使滿洲貴族內部汗權和王權的鬥爭日益激化，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銳。皇太極為了解決麵臨的問題，決定實行一係列的內政改革和對外政策的調整。所以在對明的政策也有所改變，他采納了廷臣的建議，所謂“我國處南朝之大計，惟講和與自固二策而已”[64]，就是利用議和的手段，以達到自固的目的，於是主動打起議和的旗號，通過明朝邊官、朝鮮國王、蒙古台吉向明廷轉達和談的願望。直到天聰十年(1636)，皇太極由於進行了社會改革，加強了汗權，業征服了朝鮮和蒙古，解除了東西兩麵的威脅，便改元稱帝，對明由積極議和轉入大肆進攻;
第二，皇太極吸取寧錦慘敗的教訓，放棄了攻打寧錦，打開山海關的作戰方針，認為“彼山海關，錦州防守甚堅，徒勞我師，攻之何益惟當深入內地，取其無備城邑可也”[65]。於是就繞開寧錦防線，取道內蒙入關，深入明境，攻城略地。可是，有寧錦堅城的存在，後金進關也不敢久留，害怕後路被截斷，沈陽受攻，所以隻好很快退出關外。天聰四年(1630)，雖然後金兵攻占永平等四城，卻得而複失，這說明沒有清除寧錦防線，占領山海關之前，要想立足關內是不可能的，所謂“年來我兵內入，累次破城獲捷，而不得坐守其地者，皆因關門阻隔，首尾難顧，是以得其城而不能保”[66]。可見，寧錦防線直接影響後金製定對明作戰的策略;
第三，後金軍在寧遠兩次戰敗，都是明軍火炮所致，皇太極深感“野地浪戰，南朝萬萬不能;嬰城固守，我國每每弗下”，“屢屢出征，屢屢不能長驅”[67]，其因是以刀矛弓箭等冷兵器，要想攻破有火炮設防的堅城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也想改變單純使用冷兵器，而增加倚重火炮的力量，加強後金兵的攻堅能力，於是開始關注鑄炮之事。天聰五年(1631)，皇太極命佟養性為督造官，帶領一批明降軍中的炮匠，如王天相、祝世陰、丁啟明等人，鑄造紅夷大炮，製成後賜名為“天佑助威大將軍”，當年就有四十門紅夷大炮裝備了八旗兵，八月後金兵攻打大淩河城時，“用‘大將軍，力也，自後師行必攜之”[68]，從而打破了明王朝獨擅火炮長技的局麵。
寧遠大戰後，袁崇煥認識到後金的軍事力量仍很強大，必然要興兵再犯，以報前仇。因此，他提出了“守為正著，戰為奇著，款為旁著，以實不以虛，一以漸不以驟”[43]的戰略。當袁崇煥收到皇太極求和的來書後，正符合他“款為旁著”，以議和為手段，作為緩兵之計，乘機修城築堡，屯田練兵，重建寧錦防線之策。但是，他知道議和一事關係重大，必須慎重行事，何況自己隻是一名小小的邊官，所以他不拒絕後金的議和，卻以書中大金國與大明國並寫，不便入奏為由，仍付方吉納、溫塔石帶迴，以觀事態的發展。
天啟七年(1627)一月八日，皇太極命大貝勒阿敏等人，率領三萬大軍入侵朝鮮。他為了防止袁崇煥起兵援朝，進攻沈陽，於是就在出征的同一天，派方吉納、溫塔石赴寧遠，致書袁崇煥請求議和，書曰:
“今爾若以我為是，欲修兩國之好，當以黃金十萬，白金百萬.緞匹百萬，布匹千萬相饋，以為和好之禮。既和之後，兩國往來通使，每歲我國以東珠十，貂皮千，人參千肋遺爾。爾國以黃金一萬，白金十萬，緞匹十萬，布匹三十萬報我.兩國誠如約饋遺，以修盟好，則當誓諸天地，永久勿愉”
袁崇煥立即將後金求和報告明廷，他上疏稱:“夷使方金納(即方吉納)九人特來講話，隨詰來夷，何故起兵……又投遞漢文夷察，將向時皇帝二字改汗字，如虎酋之稱，而仍彼偽號.然既差人求款偽號安得猶存，……令易年號，尊奉正朔”
明廷對後金求和十分重視，明熹宗朱由校認為袁崇煥處理“奴使求款，應之有權，戰守可恃，操縱合宜”。同時又提出議和條件是:
“然而十年茶毒，奴罪已深，一旦輸情聽信匪易，侵地當諭令還.叛人當諭令獻.當不止去僭號，奉正朔。一紙夷書，數字改換，便可釋憾消疑也”。
袁崇煥看出明金議和條件差距甚大，雙方皆無議和誠意，都把議和作為緩兵手段。盡管如此，袁崇煥仍打著議和的旗號，他想利用議和時機，企圖修複錦州、中左、大淩河三城，所謂“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裏外，金湯益固矣”。
三月五日，袁崇煥派杜明忠等三人，前往沈陽，帶去他和李喇嘛書各一封，希望“息止刀兵”。此時後金已戰敗朝鮮，兩國結為兄弟之盟，解除了後顧之憂。於是四月八日，皇太極命明使杜明忠等人迴寧遠，帶迴他給袁崇煥和李喇嘛的複書。他在答袁崇煥書中，堅持“以我為是”，索取償金歲幣，業且要求修正國書格式，他說:“我揆以義，酌以禮，書中將爾明國皇帝下天一字書，我下爾明國皇帝一字書，爾明國諸臣下我一字書，已為允協，以後爾凡有書來，當照此書寫”[50]。
值得注意的是，這天皇太極又給袁崇煥致一書，書稱:“若果兩國議和，先須分定疆域，以何地為爾國界，何地為我國界，各自料理。今爾遣使議和，又修葺城垣，僭圖侵逼，……不願太平而願爭戰，恐非善事”[51]。這裏所謂“分定疆域”，就是山海關以內歸明，遼河以東歸金，而寧錦一帶不得設防，成為中間地帶。袁崇煥認為明金分定國界，事關重大，另外還要向後金納償金及歲一幣，因此拒絕接受，所以議和談判宣告破裂。
五月六日，皇太極以明人於錦州、大淩河、小淩河築城屯田，沒有議和誠意為由，‘實際上是怕袁崇煥重建寧錦防線，威脅後金一安全，故率領五萬大軍攻明。當時守衛錦州的明總兵趙率教、監軍太監紀用等人，聞知後金兵來攻，便把臨近城堡的守軍和糧草皆遷至錦州城內，實行堅壁清野。十一日，皇太極率軍抵達錦州，遂圍其城，見明軍有備，即遣使勸降。十二日晨，趙率教、紀用“欲一緩師以待救”[52]，派人赴金營議和。皇太極盛氣怒目說:“此我家地方，爾等在此修城何為”[53]並遣兩人隨至，帶來致趙、紀二.人書，書曰:
“今董率三軍，親至城下，爾等坐困孤城，外援莫至，將待勢窮力屈，俯首就戮耶，抑事識機先束身歸命耶，夫講信修睦，共享太平。豈不甚美。……今或以城降，或以禮議和，惟爾兩太監酌而行之耳”。
趙率教對來使答複說:“城可攻，不可說也”[54]。因此，皇太極下令“分兵兩路，輪番交攻西北二麵”。趙率教等人，率領全城將士英勇奮戰，“並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打死敵屍填塞滿地。至夜，拖抬死屍，退兵五裏，西南下營”。
皇太極攻城受阻後，一麵派人迴沈陽調兵，一麵繼續圍攻錦州。
袁崇煥看到錦州被圍，許多部將要求出一援，他認為“寧遠兵不可動”。，不然“正墮其計”[56]，故請求朝廷另“發奇兵逼之”[57]。明廷接受他的意見，從山海關等地調兵援錦，袁崇煥為了增強錦州軍民守城的信心和決心，派人致書趙率教、紀用等人，告知明廷援錦的大概計劃，“內有調集水師援兵六、七萬，將至山海。薊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後所兵俱至寧遠、各處蒙古兵已至台摟山。……錦州城中火器俱備，兵馬甚多，如加意防守，何能攻克”[58]。此書不慎被後金兵截取，皇太極從中得知明廷派兵解救錦州之圍情況，他考慮錦州城堅兵盛，一時不易攻破，明援兵抵達，更難取勝，況且這次伐明的主要攻打目標是寧遠，而不是錦州。所以改變了戰略，二十五日，當後金的沈陽援兵到達後，二十七日，隻留下少數人馬監視錦州，而親統大軍進攻寧遠。
二十八日黎明，後金兵馳至寧遠北崗。袁崇煥已有準備，沉著應戰，命監軍劉應坤、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啤守，列營壕內，用炮距擊”[59]。而總兵滿桂從山海關率領一萬援兵在城東列陣助守，命總兵孫祖壽、副將許定國於西門紮營，令副將尤世威嚴整火器，以備迎戰。皇太極發現後金兵的先鋒部隊已逼近城垣，難以盡力縱擊，於是下令後撤，企圖引誘明軍出戰，一舉殲滅，可是明軍按兵不前。他見此計不成，欲率軍攻城，這時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大貝勒，對一年前先汗□□哈赤兵敗寧遠，記憶猶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願上勿進，勸甚力”。皇太極說:“昔皇考□□，攻寧遠不克，今我攻錦州又未克，仍此野戰之兵，尚不能勝，其何以張我國威耶!”[60]因此，他不聽勸阻，親自率軍攻城，於是諸貝勒隻好隨之進擊。
寧遠城外的明軍奮力抗擊，阻止後金兵攻城，明車營都司李春華等，用“紅夷”，“木龍虎”，“滅虜”等火器，“齊力攻打”，後金兵死傷“約有數千，屍橫滿地”[61]。接著滿桂、尤世威等也率領步騎衝殺上來，雙方戰鬥更為激烈，滿桂身中數箭，尤世威的坐騎被射傷。後金兵在扳車厚盾的掩護下不斷攻城，城上袁崇煥指揮紅夷大炮轟擊，把皇太極的大帳炸毀，貝勒濟爾哈朗、薩哈廉、瓦克達俱受重傷。皇太極親自“督兵攻城，抵暮死者益眾，乃撤兵歸”[62]，至雙樹鋪駐營。
二十九日，皇太極看到後金兵死傷慘重，寧遠城無法攻破，又怕置於寧錦之間，腹背受敵，歸路被截，便放棄攻打寧遠，揮師北上。三十日，後金兵至錦州，占領駱駝、大興等堡。六月三日，皇太極命列八旗梯牌及所有攻城用具，並乘騎觀察形勢，準備攻打錦州。四日晨，後金兵向錦州城南麵發動猛烈進攻，錦州守將趙率教等指揮明軍用紅夷大炮和各種火器射擊，迫使後金兵無法接近城牆。皇太極臨陣督戰，發動多次強攻，皆為明軍火炮擊退，戰鬥一直進行到傍晚，後金兵傷亡慘重，士氣低落。皇太極“因城壕深闊，難以驟拔，時值褥暑，天氣炎蒸”[63]下令停止進攻，決定迴師。五日，皇太極率領殘兵敗將離開錦州，途中拆毀大、小淩河二城，一路憂心忡忡的迴到沈陽。這是明軍繼“寧遠大捷”後，再次取得“寧錦大捷”，也是明軍在關外戰勝後金軍的第二次重大勝利。
“寧錦大捷”，無疑與袁崇煥利用明金議和修複寧錦防線分不開，同時與他“守為正著，戰為奇著，款為旁著”的正確戰略戰術有直接關係。由於寧錦大戰的勝利，從而收複了大片失地，進一步加強和鞏固了寧錦防線，形成了以寧遠為核心，聯絡關外諸城，不僅可以獨自固守，而且還能互相支援的防禦體係，有效的保衛了山海關和京師的安全。
“寧錦大捷”，除了對明有重要意義外，而對後金也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第一，後金因寧錦戰敗，促使滿洲貴族內部汗權和王權的鬥爭日益激化，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銳。皇太極為了解決麵臨的問題，決定實行一係列的內政改革和對外政策的調整。所以在對明的政策也有所改變，他采納了廷臣的建議，所謂“我國處南朝之大計，惟講和與自固二策而已”[64]，就是利用議和的手段，以達到自固的目的，於是主動打起議和的旗號，通過明朝邊官、朝鮮國王、蒙古台吉向明廷轉達和談的願望。直到天聰十年(1636)，皇太極由於進行了社會改革，加強了汗權，業征服了朝鮮和蒙古，解除了東西兩麵的威脅，便改元稱帝，對明由積極議和轉入大肆進攻;
第二，皇太極吸取寧錦慘敗的教訓，放棄了攻打寧錦，打開山海關的作戰方針，認為“彼山海關，錦州防守甚堅，徒勞我師，攻之何益惟當深入內地，取其無備城邑可也”[65]。於是就繞開寧錦防線，取道內蒙入關，深入明境，攻城略地。可是，有寧錦堅城的存在，後金進關也不敢久留，害怕後路被截斷，沈陽受攻，所以隻好很快退出關外。天聰四年(1630)，雖然後金兵攻占永平等四城，卻得而複失，這說明沒有清除寧錦防線，占領山海關之前，要想立足關內是不可能的，所謂“年來我兵內入，累次破城獲捷，而不得坐守其地者，皆因關門阻隔，首尾難顧，是以得其城而不能保”[66]。可見，寧錦防線直接影響後金製定對明作戰的策略;
第三，後金軍在寧遠兩次戰敗，都是明軍火炮所致，皇太極深感“野地浪戰，南朝萬萬不能;嬰城固守，我國每每弗下”，“屢屢出征，屢屢不能長驅”[67]，其因是以刀矛弓箭等冷兵器，要想攻破有火炮設防的堅城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也想改變單純使用冷兵器，而增加倚重火炮的力量，加強後金兵的攻堅能力，於是開始關注鑄炮之事。天聰五年(1631)，皇太極命佟養性為督造官，帶領一批明降軍中的炮匠，如王天相、祝世陰、丁啟明等人，鑄造紅夷大炮，製成後賜名為“天佑助威大將軍”，當年就有四十門紅夷大炮裝備了八旗兵，八月後金兵攻打大淩河城時，“用‘大將軍，力也，自後師行必攜之”[68]，從而打破了明王朝獨擅火炮長技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