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前,普通民眾可擊鼓鳴曲申冤,或向朝廷提建議,或對政策提出異議等等。
宋朝以後,擊登聞鼓的條件日趨苛刻,至清朝已形同虛設,並規定擊登聞鼓者,先廷杖三十,以防止無端刁民的惡意上訪。
自明清以後,律法日益完備,登聞鼓僅代表一種象征……
果真如此嗎?
不一定。
畢竟,不管是在怎樣的朝代,都免不了民事訴訟、刑事訴訟。
有冤情的底層黎庶,必然是不在少數的。
這個時代,民風淳樸,又得益於吳國較為嚴苛的法製,真正敢於觸犯法令的黎庶,或者貪贓枉法,魚肉鄉裏的官吏,少之又少。
因為吳國的官吏,這個時代的官吏,多是貴族出身,基本上德才兼備。
有才無德,不一定能在吳國出仕。
德才兼備,是吳國舉孝廉、茂才、秀才的硬性標準,不會更改……
不過,為了吳國的黎庶考慮,為了國家的吏治清明考慮,慶忌不得不先一步搬出登聞鼓,以此來讓底層的黎庶,都能有申冤辯解的機會。
“大王,臣以為晏子之諫言,善!”
當先表示讚同的,不出意外,正是跟晏嬰形同莫逆,交情匪淺的右丞相孔丘。
孔丘手持牙笏,老淚縱橫的站了起身,朝著慶忌行禮道:“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取諫之鼓。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
“帝堯有君人之大德,恢理國之令圖,將啟納善之懷於四方之士,乃立進善之旌於五達之衢!”
“今大王效法古之帝王,設登聞之鼓,可為大善!”
孔丘與晏嬰的交情,說起來是比較複雜的。
昔日孔丘跟著落難的魯昭公一起逃到齊國,被齊侯所看重,準備委以重任。
不過晏嬰從旁勸說齊侯,終於使後者放棄了重用孔丘的想法。
文人相輕?
不一定。
至少孔丘隻是對晏嬰這樣對付自己,頗有微詞,卻沒有放在心上。
等到晏嬰入吳,為太保的時候,孔丘與他一起在宮塾教授諸公子學業,一起在稷下學宮開壇講學,可謂是感情甚篤的同僚。
在恢複禮儀,以德行治國的問題上,晏嬰與孔丘,更是想法如出一轍。
晏嬰對“禮”很是重視,把禮看作是治國的根本,統治百姓的工具,可見禮在晏嬰心目中的地位。
在這一點上,晏嬰與孔丘是很有相似之處的。
眾所周知,“仁”是儒家“仁政愛民”的主要學說,也是晏嬰當年在齊國施政的中心內容。
另外,晏嬰還非常推崇管仲的“欲修改以平時於天”。
所以晏嬰與孔丘長久以來的相處,都能相談甚歡。
對於晏嬰的所作所為,孔子更是讚他是“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表明了晏嬰的隨和大度……
而今,晏嬰雖死,卻還是能出於一片公心,向慶忌獻上如此的治國之政,怎能不讓孔丘感動,為之潸然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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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丞相所言極是!大王,對於晏子之奏請,臣附議!”
“臣附議!”
治粟內史曾點、禦史大夫範蠡等群臣,都紛紛站起身,表示讚同。
“善。”
見到公卿大夫們都沒有任何的異議,慶忌就微微頷首,決定了在吳國設立“登聞鼓”、“路鼓”的事情。
相傳堯舜之時,就有“敢諫之鼓”。
凡欲直言諫諍或申訴冤枉者均可撾鼓上言。
在這個時代,包括周王室在內,宋、魯、衛、鄭等中原列國,都懸鼓於路門之外,稱“路鼓”。
由太仆主管,禦仆守護,黎庶有擊鼓聲冤者,禦仆須迅速報告太仆,太仆再報告國君,不得延誤。
這“路鼓”就是後來的“登聞鼓”。
而今,慶忌隻不過是推動了一下登聞鼓設立的進程……
進善旌、誹謗木和敢諫之鼓,都代表著古時信訪工作的開端。
另外還有肺石、公車……
肺石,古時設於朝廷門外的赤石。
民有不平,得擊石鳴冤,石形如肺,故名。
後演化為冤鼓,或曰鳴冤鼓,或曰喊冤鼓。
慶忌現在隻取“登聞鼓”和“路鼓”,並不會繁瑣的去設立更多的信訪之途徑。
“文種!”
“臣在!”
被點到名字的左丞相文種,連忙站了起身。
“你負責在宮門口,設立登聞鼓,並督促各地郡縣,在府衙之側,設立‘路鼓’,以讓黎庶鳴冤所用!”
慶忌大手一揮道:“凡各類訴訟刑法之事,涉及冤情者,鄉裏不決,可告之於路鼓,使縣令接待,開堂公審,不得怠慢!”
“若縣一級不可處理,縣令可轉達郡一級,或自認為有冤情者,可告之於郡一級路鼓鳴冤。”
“當地郡守、郡丞必須親自接待,依法審理。”
“若郡一級仍不能處決,當轉達於廷尉府。”
“或有冤情之民,上告於宮門口,擊登聞鼓,廷尉府當依法審理。如若還不能決斷……寡人,親自處理!”
“諾!”
文種立即答應下來。
登聞鼓、路鼓的設立,不止是為吳國廣開言路,也是在加強慶忌作為吳王的司法權。
大有裨益!
這可謂是真正有益於民的國之大事。
現在慶忌可是明文規定,凡是有冤情的黎庶上訴,地方的郡守、縣令都必須要按照流程來接待,不得怠慢。
誰敢觸犯這樣的禁令?
最後一級,普通的升鬥小民,甚至是能一路告禦狀,到慶忌的麵前訴說冤情,請慶忌裁決……
當然,這種事情,肯定是少之又少的。
若是真的發生底層黎庶一路告狀,告到國君麵前的事情,慶忌一定會查處下去,對待犯法之人,嚴懲不貸……
“父王!”
這個時候,公子恆忽然站起身,朝著慶忌作揖行禮道:“兒臣以為,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猶恐不能自知!”
“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
“請父王在登聞鼓之側,設立誹謗之木,或敢諫之鼓,以讓天下人得以擊鼓進諫言,集思廣益,完善我吳國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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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
畢竟,不管是在怎樣的朝代,都免不了民事訴訟、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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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代,民風淳樸,又得益於吳國較為嚴苛的法製,真正敢於觸犯法令的黎庶,或者貪贓枉法,魚肉鄉裏的官吏,少之又少。
因為吳國的官吏,這個時代的官吏,多是貴族出身,基本上德才兼備。
有才無德,不一定能在吳國出仕。
德才兼備,是吳國舉孝廉、茂才、秀才的硬性標準,不會更改……
不過,為了吳國的黎庶考慮,為了國家的吏治清明考慮,慶忌不得不先一步搬出登聞鼓,以此來讓底層的黎庶,都能有申冤辯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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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先表示讚同的,不出意外,正是跟晏嬰形同莫逆,交情匪淺的右丞相孔丘。
孔丘手持牙笏,老淚縱橫的站了起身,朝著慶忌行禮道:“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取諫之鼓。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
“帝堯有君人之大德,恢理國之令圖,將啟納善之懷於四方之士,乃立進善之旌於五達之衢!”
“今大王效法古之帝王,設登聞之鼓,可為大善!”
孔丘與晏嬰的交情,說起來是比較複雜的。
昔日孔丘跟著落難的魯昭公一起逃到齊國,被齊侯所看重,準備委以重任。
不過晏嬰從旁勸說齊侯,終於使後者放棄了重用孔丘的想法。
文人相輕?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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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晏嬰入吳,為太保的時候,孔丘與他一起在宮塾教授諸公子學業,一起在稷下學宮開壇講學,可謂是感情甚篤的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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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嬰對“禮”很是重視,把禮看作是治國的根本,統治百姓的工具,可見禮在晏嬰心目中的地位。
在這一點上,晏嬰與孔丘是很有相似之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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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晏嬰還非常推崇管仲的“欲修改以平時於天”。
所以晏嬰與孔丘長久以來的相處,都能相談甚歡。
對於晏嬰的所作所為,孔子更是讚他是“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表明了晏嬰的隨和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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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郡守、郡丞必須親自接待,依法審理。”
“若郡一級仍不能處決,當轉達於廷尉府。”
“或有冤情之民,上告於宮門口,擊登聞鼓,廷尉府當依法審理。如若還不能決斷……寡人,親自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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