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生活情形有一種不幸的趨勢，使人變成狹窄，小氣，庸俗，以致於社會上一般人提起“太太”兩個字往往都帶著點嘲笑的意味。現代中國對於太太們似乎沒有多少期望，除貞操外也很少要求。而有許多不稱職的太太也就安然度過一生。那些盡責的太太呢，如同這齣戲裏的陳思珍，在一個半大不小的家庭裏周旋著，處處委屈自己，顧全大局，雖然也煞費苦心，但和舊時代的賢妻良母那種慘酷的犧牲精神比較起來，就成了小巫見大巫了。陳思珍畢竟不是《列女傳》上的人物。她比她們少一些聖賢氣，英雄氣，因此看上去要平易近人得多。然而實在是更不近人情的。沒有環境的壓力，憑什麽她要這樣克己呢？這種心理似乎很費解。如果她有任何偉大之點，我想這偉大倒在於她的行為都是自動的，我們不能把她算作一個製度下的犧牲者。
中國女人向來是一結婚立刻由少女變為中年人，跳掉了少婦這一階段。陳思珍就已經有中年人的氣質了。她最後得到了快樂的結局也並不怎麽快樂；所謂“哀樂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們的歡樂裏麵永遠夾雜著一絲辛酸，他們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沒有安慰的。我非常喜歡“浮世的悲哀”這幾個字，但如果是“浮世的悲歡”，那比“浮世的悲哀”其實更可悲，因而有一種蒼茫變幻的感覺。
陳思珍用她的處世的技巧使她四周的人們的生活圓滑化，使生命的逝去悄無聲息，她運用那些手腕，心機，是否必需的！！她這種做人的態度是否無可疵議呢？這當然還是個問題。在《太太萬歲》裏，我並沒有把陳思珍這個人加以肯定或袒護之意，我隻是提出有她這樣的一個人就是了。
像思珍這樣的女人，會嫁給一個沒出息的丈夫，本來也是意中事。她丈夫總是鬱鬱地感到懷才不遇，一旦時來運來，馬上桃花運也來了。當初原來是他太太造成他發財的機會的，他知道之後，自尊心被傷害了，反倒向她大發脾氣——這也都是人之常情。觀眾裏麵閱歷多一些的人，也許不會過份譴責他的罷？
對於觀眾的心理，說老實話，到現在我還是一點把握都沒有，雖然一直在那裏探索著。
偶然有些發現，也是使人的心情更為慘澹的發現。然而……文藝可以有少數人的文藝，電影這樣東西可是不能給二三知己互相傳觀的。就連在試片室裏看，空氣都和在戲院裏看不同，因為沒有廣大的觀眾。有一次我在街上看見三個十四五歲的孩子，馬路英雄型的，他們勾肩搭背走著，說：“去看電影去。”我想著：“啊，是觀眾嗎？”頓時生出幾分敬意，同時好像他們陡然離我遠了一大截子，我望著他們的後影，很覺得惆悵。
中國觀眾最難應付的一點並不是低級趣味或是理解力差，而是他們太習慣於傳奇。不幸，《太太萬歲》裏的太太沒有一個曲折離奇可歌可泣的身世。她的事跡平淡得像木頭的心裏漣漪的花紋。無論怎樣想方設法給添出戲來，恐怕也仍舊難於彌補這缺陷，在觀眾的眼光中。但我總覺得，冀圖用技巧來代替傳奇，逐漸沖淡觀眾對於傳奇戲的無魘的欲望，這一點苦心，應當可以被諒解的罷？
johngassner批評“ourtown”那出戲，說它“將人性加以肯定——一種簡單的人性，隻求安靜地完成它的生命與戀愛與死亡的循環。”《太太萬歲》的題材也屬於這一類。戲的進行也應當像日光的移動，鎊鎊地從房間的這一個角落，照到那一個角落，簡直看不見它動，卻又是倏忽的。梅特林克一度提倡過的“靜的戲劇”，幾乎使戲劇與圖畫的領域交疊，其實還是在銀幕上最有實現的可能。然而我們現在暫時對於這些隻能止於嚮往。例如《太太萬歲》就必須弄上許多情節，把幾個演員忙得團團轉。嚴格地說來，這本來是不足為訓的。
然而，正因為如此，我倒覺得它更是中國的。我喜歡它像我喜歡街頭賣的鞋樣，白紙剪出的鏤空花樣，托在玫瑰紅的紙上，那些淺顯的圖案。
出現在《太太萬歲》的一些人物，他們所經歷的都是些註定了要被遺忘的淚與笑，連自己都要忘懷的。這悠悠的生之負荷，大家分擔著，隻這一點，就應當使人與人之間感到親切的罷？“死亡使一切人都平等”，但是為什麽要等到死呢？
生命本身不也使一切人都平等麽？人之一生，所經過的事真正使他們驚心動魄的，不都是差不多的幾件事麽？為什麽偏要那樣地重視死亡呢？難道就因為死亡比較具有傳奇性——而生活卻顯得瑣碎，平凡？
我這樣想著，仿佛忽然有了什麽重大的發現似的，於高興之外又有種悽然的感覺，當時也就知道，一離開那黃昏的陽台我就再也說不明白的。陽台上撐出的半截綠竹簾子，一夏天曬下來，已經和秋糙一樣的黃了。我在陽台上篦頭，也像落葉似地掉頭髮，一陣陣掉下來，在手臂上披披拂拂，如同夜雨。遠遠近近有許多汽車喇叭倉皇地叫著；逐漸暗下來的天，四麵展開如同煙霞萬頃的湖麵。對過一幢房子最下層有一個窗洞裏冒出一縷淡白的炊煙，非常猶疑地上升，仿佛不大知道天在何方。露水下來了，頭髮濕了就更澀，越篦越篦不通。赤著腳踝，風吹上來寒颼颼的，我後來就進去了。
《惘然記》序
北宋有一幅《校書圖》，畫一個學者一手持紙卷，一手拿著個小物件——看不清楚是簪子還是文具——在搔頭髮，仿佛躊躇不決。下首有個僮兒托盤送茶來。背景是包公案施公案插圖中例有的，坐堂的官員背後的兩折大屏風，上有朝服下緣的海濤圖案。看上去他環境優裕。他校的書也許我們也不怎麽想看。但是有點出人意表地，他赤著腳，地下兩隻鞋一正一反，顯然是兩腳互相搓抹著褪下來的，立刻使我想起南台灣兩個老人脫了鞋坐在矮石牆上拉弦琴的照片，不禁悠然微笑。作為圖畫，這張畫沒有什麽特色，脫鞋這小動作的意趣是文藝性的，極簡單扼要地顯示文藝的功用之一：讓我們能接近否則無法接近的人。
在文字的溝通上，小說是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就連最親切的身邊散文，是對熟朋友的態度，也總還要保持一點距離。隻有小說可以不尊重隱私權。但是並不是窺視別人，而是暫時或多或少地認同，像演員沉浸在一個角色裏，也成為自身的一次經驗。
寫反麵人物，是否不應當進入內心，隻能站在外麵罵，或加以醜化？時至今日，現代世界名著大家都相當熟悉，對我們自己的傳統小說的精深也有新的認識，正在要求成熟的作品，要求深度的時候，提出這樣的問題該是多餘的。但是似乎還是有在此一提的必要。
對敵人也需要知己知彼，不過知彼是否不能知道得太多？
因為了解是原恕的初步？如果了解導向原宥，了解這種人也更可能導向鄙夷。缺乏了解，才會把罪惡神化，成為與上帝抗衡的魔鬼，神秘偉大的“黑暗世界的王子”。至今在西方“撒旦教派”“黑彌撒”還有它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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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人向來是一結婚立刻由少女變為中年人，跳掉了少婦這一階段。陳思珍就已經有中年人的氣質了。她最後得到了快樂的結局也並不怎麽快樂；所謂“哀樂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們的歡樂裏麵永遠夾雜著一絲辛酸，他們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沒有安慰的。我非常喜歡“浮世的悲哀”這幾個字，但如果是“浮世的悲歡”，那比“浮世的悲哀”其實更可悲，因而有一種蒼茫變幻的感覺。
陳思珍用她的處世的技巧使她四周的人們的生活圓滑化，使生命的逝去悄無聲息，她運用那些手腕，心機，是否必需的！！她這種做人的態度是否無可疵議呢？這當然還是個問題。在《太太萬歲》裏，我並沒有把陳思珍這個人加以肯定或袒護之意，我隻是提出有她這樣的一個人就是了。
像思珍這樣的女人，會嫁給一個沒出息的丈夫，本來也是意中事。她丈夫總是鬱鬱地感到懷才不遇，一旦時來運來，馬上桃花運也來了。當初原來是他太太造成他發財的機會的，他知道之後，自尊心被傷害了，反倒向她大發脾氣——這也都是人之常情。觀眾裏麵閱歷多一些的人，也許不會過份譴責他的罷？
對於觀眾的心理，說老實話，到現在我還是一點把握都沒有，雖然一直在那裏探索著。
偶然有些發現，也是使人的心情更為慘澹的發現。然而……文藝可以有少數人的文藝，電影這樣東西可是不能給二三知己互相傳觀的。就連在試片室裏看，空氣都和在戲院裏看不同，因為沒有廣大的觀眾。有一次我在街上看見三個十四五歲的孩子，馬路英雄型的，他們勾肩搭背走著，說：“去看電影去。”我想著：“啊，是觀眾嗎？”頓時生出幾分敬意，同時好像他們陡然離我遠了一大截子，我望著他們的後影，很覺得惆悵。
中國觀眾最難應付的一點並不是低級趣味或是理解力差，而是他們太習慣於傳奇。不幸，《太太萬歲》裏的太太沒有一個曲折離奇可歌可泣的身世。她的事跡平淡得像木頭的心裏漣漪的花紋。無論怎樣想方設法給添出戲來，恐怕也仍舊難於彌補這缺陷，在觀眾的眼光中。但我總覺得，冀圖用技巧來代替傳奇，逐漸沖淡觀眾對於傳奇戲的無魘的欲望，這一點苦心，應當可以被諒解的罷？
johngassner批評“ourtown”那出戲，說它“將人性加以肯定——一種簡單的人性，隻求安靜地完成它的生命與戀愛與死亡的循環。”《太太萬歲》的題材也屬於這一類。戲的進行也應當像日光的移動，鎊鎊地從房間的這一個角落，照到那一個角落，簡直看不見它動，卻又是倏忽的。梅特林克一度提倡過的“靜的戲劇”，幾乎使戲劇與圖畫的領域交疊，其實還是在銀幕上最有實現的可能。然而我們現在暫時對於這些隻能止於嚮往。例如《太太萬歲》就必須弄上許多情節，把幾個演員忙得團團轉。嚴格地說來，這本來是不足為訓的。
然而，正因為如此，我倒覺得它更是中國的。我喜歡它像我喜歡街頭賣的鞋樣，白紙剪出的鏤空花樣，托在玫瑰紅的紙上，那些淺顯的圖案。
出現在《太太萬歲》的一些人物，他們所經歷的都是些註定了要被遺忘的淚與笑，連自己都要忘懷的。這悠悠的生之負荷，大家分擔著，隻這一點，就應當使人與人之間感到親切的罷？“死亡使一切人都平等”，但是為什麽要等到死呢？
生命本身不也使一切人都平等麽？人之一生，所經過的事真正使他們驚心動魄的，不都是差不多的幾件事麽？為什麽偏要那樣地重視死亡呢？難道就因為死亡比較具有傳奇性——而生活卻顯得瑣碎，平凡？
我這樣想著，仿佛忽然有了什麽重大的發現似的，於高興之外又有種悽然的感覺，當時也就知道，一離開那黃昏的陽台我就再也說不明白的。陽台上撐出的半截綠竹簾子，一夏天曬下來，已經和秋糙一樣的黃了。我在陽台上篦頭，也像落葉似地掉頭髮，一陣陣掉下來，在手臂上披披拂拂，如同夜雨。遠遠近近有許多汽車喇叭倉皇地叫著；逐漸暗下來的天，四麵展開如同煙霞萬頃的湖麵。對過一幢房子最下層有一個窗洞裏冒出一縷淡白的炊煙，非常猶疑地上升，仿佛不大知道天在何方。露水下來了，頭髮濕了就更澀，越篦越篦不通。赤著腳踝，風吹上來寒颼颼的，我後來就進去了。
《惘然記》序
北宋有一幅《校書圖》，畫一個學者一手持紙卷，一手拿著個小物件——看不清楚是簪子還是文具——在搔頭髮，仿佛躊躇不決。下首有個僮兒托盤送茶來。背景是包公案施公案插圖中例有的，坐堂的官員背後的兩折大屏風，上有朝服下緣的海濤圖案。看上去他環境優裕。他校的書也許我們也不怎麽想看。但是有點出人意表地，他赤著腳，地下兩隻鞋一正一反，顯然是兩腳互相搓抹著褪下來的，立刻使我想起南台灣兩個老人脫了鞋坐在矮石牆上拉弦琴的照片，不禁悠然微笑。作為圖畫，這張畫沒有什麽特色，脫鞋這小動作的意趣是文藝性的，極簡單扼要地顯示文藝的功用之一：讓我們能接近否則無法接近的人。
在文字的溝通上，小說是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就連最親切的身邊散文，是對熟朋友的態度，也總還要保持一點距離。隻有小說可以不尊重隱私權。但是並不是窺視別人，而是暫時或多或少地認同，像演員沉浸在一個角色裏，也成為自身的一次經驗。
寫反麵人物，是否不應當進入內心，隻能站在外麵罵，或加以醜化？時至今日，現代世界名著大家都相當熟悉，對我們自己的傳統小說的精深也有新的認識，正在要求成熟的作品，要求深度的時候，提出這樣的問題該是多餘的。但是似乎還是有在此一提的必要。
對敵人也需要知己知彼，不過知彼是否不能知道得太多？
因為了解是原恕的初步？如果了解導向原宥，了解這種人也更可能導向鄙夷。缺乏了解，才會把罪惡神化，成為與上帝抗衡的魔鬼，神秘偉大的“黑暗世界的王子”。至今在西方“撒旦教派”“黑彌撒”還有它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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