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manwiththescar[1]
我最初注意到他就是因為那條傷疤，又粗又紅，像一彎新月，從耳朵掛到下顎。我在想這不知是軍刀還是炸彈碎片造成的，但那次受傷必定非同小可。那是一張胖胖的圓臉，一副好脾氣的樣子，所以傷疤更顯得突兀。他的五官也不引人注意，表情都很單純，但人倒是個粗壯有力的大個子，放在一起頗不相稱。身上總是一件非常破舊的灰色西服，卡其襯衫，頭戴一頂破爛的闊邊帽；我沒有見他穿過別的衣服。總之是個遠遠談不上幹淨的人。以前在危地馬拉城的皇宮大酒店，每天到了喝雞尾酒的時候[2]，他都會悠閑地四下走動，向客人兜售彩票。如果這是他的生計，那他一定過得很淒涼，因為我從來沒有見誰買過；不過有時倒看到別人會請他喝酒——他從來不會拒絕。他在酒桌間穿梭時，有種左右搖擺的步態，就好像這是一個經常會走遠路的人；每到一桌都會停下，微笑著報出自己要賣的號碼，要是沒有人睬他，就保持微笑到下一桌去。我覺得他很多時候其實都有些喝暈了。
有一天傍晚，我跟一個熟人站在吧台邊喝酒（皇宮大酒店的幹馬提尼是一流的），一隻腳擱在吧台下的橫杆上，這時帶傷疤的男人走了過來。他又拿出他的彩票供我選擇，我到危地馬拉城之後，這大概是第二十迴了，我還是搖了搖頭。但我的這位酒友很和氣地跟他點頭。
“你好嗎[3]，最近如何呀？”
“還行吧，生意就不怎麽好了，但總算沒有更糟吧。”
“將軍你喝點什麽？”
“來杯白蘭地。”
他一口把酒悶了，將杯子放迴到吧台上。他朝我的這位朋友點了點頭。
“謝謝。再見。”
接著他就一個轉身，把彩票出示給站在我們旁邊的一個人。
“你這位朋友是誰？”我問道。“臉上那條傷疤還挺嚇人的。”
“添了條傷疤沒有變更好看，是吧？他是從尼加拉瓜來的一個逃亡者。的確是個暴徒不假，是個土匪，但人也不算壞；我時不時地就給他幾個比索。他之前是個領導革命的將軍，要不是最後彈藥不夠，應該已經推翻政府，當上戰爭部長了，而不是在危地馬拉賣彩票。當時他被抓住，一起被抓的還有幾個他的所謂幕僚，被帶到軍事法庭審判；你也知道，那種國家像這樣的事都很草率，然後他就被判了死刑，第二天一早槍決。我想他當時被抓就該知道自己是什麽結局了。那天晚上他和其他幾個人關在一起，一共五個，於是就打撲克打發時間，用火柴當籌碼。他說他手氣從來沒有這麽差過；他們打的是不用整副牌的‘雙j開局’[4]，但他從來都拿不到好牌，打了一宿，贏錢不會超過五六次。每次買了一堆籌碼轉眼就沒了。等到士兵天亮的時候來牢房提犯人去行刑，他輸掉的火柴正常情況下一個人一輩子都用不完。
“他們被帶到監獄的天井裏，讓他們肩並肩靠牆站著，對麵就是行刑隊。當時進程停了下來，我們這位朋友問管事的人，到底還在磨蹭什麽。長官說，政府軍的將軍想來看一看，所以他們在等。
“‘那應該有工夫讓我再抽根煙了，’我們的朋友說道。‘那人總是遲到。’
“可煙剛點著，將軍就到了——順便說一句，就是聖伊格納西奧，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帶著他的副官進了天井。正常的過場全走了一遍，聖伊格納西奧問那些死刑犯在行刑前還有什麽願望。五個人之中有四個人搖了搖頭，但我們這位朋友說話了。
“‘我有，我想跟我妻子道別。’
“‘好的，’政府軍將軍說道，‘這個要求我不反對。她人在哪裏？’
“‘她等在監獄門口。’
“‘這麽說來，拖延起來也不會超過五分鍾。’
“‘連五分鍾都不用，將軍先生。’我們的朋友說道。
“‘先把他帶到一邊。’
“兩個士兵走上前去；他被兩人夾著，走到了一個指定地點。行刑隊的主管看到將軍點頭示意，立馬發出號令，隻聽得一陣刺耳的槍響，四個人倒下了。奇怪的是他們並不是同時倒下的，而是一個接著一個，動作簡直怪誕，就像兒童劇場裏的牽線木偶。其中一個士兵走過去，用他的左輪手槍朝一個還沒死的囚犯身上又補了幾發子彈。我們的朋友抽完了煙，把煙蒂隨手扔掉。
“大門口略微有些吵鬧，一個女人快步衝到天井中來了，但半路把手放在胸口，停了下來。然後又喊了一聲，伸出雙臂跑上前去。
“‘唉呀。’政府軍的將軍感歎道。
“她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蓋著頭紗，臉上煞白。她不過還是個少女，一個輕盈的小東西，除了一雙大眼睛，五官都端莊、小巧。而眼睛雖大，裏麵都是憔悴和痛苦。她一路跑過去的時候，嘴巴微微張開，一臉的哀傷那麽動人，旁邊那些麻木的士兵看到她，都驚訝地深吸一口氣。
“這個叛亂者朝姑娘走了幾步迎接她，等姑娘衝進自己的懷裏，他用粗啞的嗓音動情地喊了一聲：我的心，我的魂，然後吻上了她的雙唇。就在這時，他從自己破爛的襯衫裏抽出一把小刀——我完全不知道他是怎麽留著這種東西的——一刀捅在姑娘的脖子上。血管被割斷，鮮血噴湧出來，把他的襯衫也染紅了。這時他用雙臂摟住那個姑娘，再次親吻了她。
“一切發生得太快了，很多人都沒弄清是怎麽迴事，但還有一些人全都驚恐地唿喊起來，衝上去擒住了他。他們把他的手掰開，要不是那個副官接住，姑娘就會直接倒下。她已經沒了知覺。那些人把她放在地上，站在周圍驚慌失措地看著。這個叛亂者知道自己下手的地方，血是肯定止不住的。隻過了一會兒，跪在姑娘身邊的副官站了起來。
“‘她死了。’他輕聲說道。
“叛亂者在自己胸前畫了個十字。
“‘你為什麽這麽做？’政府軍的將軍問他。
“‘我愛她。’
“擠在周圍的人似乎都歎了口氣，表情古怪地看著這個殺人犯。政府軍的將軍一言不發地注視著他。
“‘這是個高貴的舉動，’他最終說道，‘我沒法處死這個男人。開我的車，把他送到國境線吧。先生，這是一個勇士對另一個勇士起碼的敬意。’
“聽到這句話的人忍不住發出一陣讚同的低語。副官拍了拍叛軍領袖的肩膀，然後又是在左右兩個士兵的陪伴下，他走向了等在一邊的轎車。”
我的朋友說完了，我一時也沒有做聲。我得解釋一句：他是個危地馬拉人，以上都是用西班牙語說的。我已經盡力把他的話翻成像樣的英文，不過並沒有淡化他那些浮誇的語言。說實在的，我覺得這個故事就該這樣去講。
“可他臉上的傷疤是怎麽來的？”我最後問道。
“啊，那是我開飲料的時候，瓶子爆了。就一瓶幹薑水。”
“我從來都不喜歡幹薑水。”我說。
[1]首次發表於1925年，收錄於1936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四海為家之人》（cosmopolitans）。
[2]通常為下午四點到六點。
[3]此處原文為西班牙語，本篇以下仿宋體字皆同。
[4]jackstoopen，也稱jackpot，一種牌戲，須持牌大於一對j方可開局下注。
我最初注意到他就是因為那條傷疤，又粗又紅，像一彎新月，從耳朵掛到下顎。我在想這不知是軍刀還是炸彈碎片造成的，但那次受傷必定非同小可。那是一張胖胖的圓臉，一副好脾氣的樣子，所以傷疤更顯得突兀。他的五官也不引人注意，表情都很單純，但人倒是個粗壯有力的大個子，放在一起頗不相稱。身上總是一件非常破舊的灰色西服，卡其襯衫，頭戴一頂破爛的闊邊帽；我沒有見他穿過別的衣服。總之是個遠遠談不上幹淨的人。以前在危地馬拉城的皇宮大酒店，每天到了喝雞尾酒的時候[2]，他都會悠閑地四下走動，向客人兜售彩票。如果這是他的生計，那他一定過得很淒涼，因為我從來沒有見誰買過；不過有時倒看到別人會請他喝酒——他從來不會拒絕。他在酒桌間穿梭時，有種左右搖擺的步態，就好像這是一個經常會走遠路的人；每到一桌都會停下，微笑著報出自己要賣的號碼，要是沒有人睬他，就保持微笑到下一桌去。我覺得他很多時候其實都有些喝暈了。
有一天傍晚，我跟一個熟人站在吧台邊喝酒（皇宮大酒店的幹馬提尼是一流的），一隻腳擱在吧台下的橫杆上，這時帶傷疤的男人走了過來。他又拿出他的彩票供我選擇，我到危地馬拉城之後，這大概是第二十迴了，我還是搖了搖頭。但我的這位酒友很和氣地跟他點頭。
“你好嗎[3]，最近如何呀？”
“還行吧，生意就不怎麽好了，但總算沒有更糟吧。”
“將軍你喝點什麽？”
“來杯白蘭地。”
他一口把酒悶了，將杯子放迴到吧台上。他朝我的這位朋友點了點頭。
“謝謝。再見。”
接著他就一個轉身，把彩票出示給站在我們旁邊的一個人。
“你這位朋友是誰？”我問道。“臉上那條傷疤還挺嚇人的。”
“添了條傷疤沒有變更好看，是吧？他是從尼加拉瓜來的一個逃亡者。的確是個暴徒不假，是個土匪，但人也不算壞；我時不時地就給他幾個比索。他之前是個領導革命的將軍，要不是最後彈藥不夠，應該已經推翻政府，當上戰爭部長了，而不是在危地馬拉賣彩票。當時他被抓住，一起被抓的還有幾個他的所謂幕僚，被帶到軍事法庭審判；你也知道，那種國家像這樣的事都很草率，然後他就被判了死刑，第二天一早槍決。我想他當時被抓就該知道自己是什麽結局了。那天晚上他和其他幾個人關在一起，一共五個，於是就打撲克打發時間，用火柴當籌碼。他說他手氣從來沒有這麽差過；他們打的是不用整副牌的‘雙j開局’[4]，但他從來都拿不到好牌，打了一宿，贏錢不會超過五六次。每次買了一堆籌碼轉眼就沒了。等到士兵天亮的時候來牢房提犯人去行刑，他輸掉的火柴正常情況下一個人一輩子都用不完。
“他們被帶到監獄的天井裏，讓他們肩並肩靠牆站著，對麵就是行刑隊。當時進程停了下來，我們這位朋友問管事的人，到底還在磨蹭什麽。長官說，政府軍的將軍想來看一看，所以他們在等。
“‘那應該有工夫讓我再抽根煙了，’我們的朋友說道。‘那人總是遲到。’
“可煙剛點著，將軍就到了——順便說一句，就是聖伊格納西奧，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帶著他的副官進了天井。正常的過場全走了一遍，聖伊格納西奧問那些死刑犯在行刑前還有什麽願望。五個人之中有四個人搖了搖頭，但我們這位朋友說話了。
“‘我有，我想跟我妻子道別。’
“‘好的，’政府軍將軍說道，‘這個要求我不反對。她人在哪裏？’
“‘她等在監獄門口。’
“‘這麽說來，拖延起來也不會超過五分鍾。’
“‘連五分鍾都不用，將軍先生。’我們的朋友說道。
“‘先把他帶到一邊。’
“兩個士兵走上前去；他被兩人夾著，走到了一個指定地點。行刑隊的主管看到將軍點頭示意，立馬發出號令，隻聽得一陣刺耳的槍響，四個人倒下了。奇怪的是他們並不是同時倒下的，而是一個接著一個，動作簡直怪誕，就像兒童劇場裏的牽線木偶。其中一個士兵走過去，用他的左輪手槍朝一個還沒死的囚犯身上又補了幾發子彈。我們的朋友抽完了煙，把煙蒂隨手扔掉。
“大門口略微有些吵鬧，一個女人快步衝到天井中來了，但半路把手放在胸口，停了下來。然後又喊了一聲，伸出雙臂跑上前去。
“‘唉呀。’政府軍的將軍感歎道。
“她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蓋著頭紗，臉上煞白。她不過還是個少女，一個輕盈的小東西，除了一雙大眼睛，五官都端莊、小巧。而眼睛雖大，裏麵都是憔悴和痛苦。她一路跑過去的時候，嘴巴微微張開，一臉的哀傷那麽動人，旁邊那些麻木的士兵看到她，都驚訝地深吸一口氣。
“這個叛亂者朝姑娘走了幾步迎接她，等姑娘衝進自己的懷裏，他用粗啞的嗓音動情地喊了一聲：我的心，我的魂，然後吻上了她的雙唇。就在這時，他從自己破爛的襯衫裏抽出一把小刀——我完全不知道他是怎麽留著這種東西的——一刀捅在姑娘的脖子上。血管被割斷，鮮血噴湧出來，把他的襯衫也染紅了。這時他用雙臂摟住那個姑娘，再次親吻了她。
“一切發生得太快了，很多人都沒弄清是怎麽迴事，但還有一些人全都驚恐地唿喊起來，衝上去擒住了他。他們把他的手掰開，要不是那個副官接住，姑娘就會直接倒下。她已經沒了知覺。那些人把她放在地上，站在周圍驚慌失措地看著。這個叛亂者知道自己下手的地方，血是肯定止不住的。隻過了一會兒，跪在姑娘身邊的副官站了起來。
“‘她死了。’他輕聲說道。
“叛亂者在自己胸前畫了個十字。
“‘你為什麽這麽做？’政府軍的將軍問他。
“‘我愛她。’
“擠在周圍的人似乎都歎了口氣，表情古怪地看著這個殺人犯。政府軍的將軍一言不發地注視著他。
“‘這是個高貴的舉動，’他最終說道，‘我沒法處死這個男人。開我的車，把他送到國境線吧。先生，這是一個勇士對另一個勇士起碼的敬意。’
“聽到這句話的人忍不住發出一陣讚同的低語。副官拍了拍叛軍領袖的肩膀，然後又是在左右兩個士兵的陪伴下，他走向了等在一邊的轎車。”
我的朋友說完了，我一時也沒有做聲。我得解釋一句：他是個危地馬拉人，以上都是用西班牙語說的。我已經盡力把他的話翻成像樣的英文，不過並沒有淡化他那些浮誇的語言。說實在的，我覺得這個故事就該這樣去講。
“可他臉上的傷疤是怎麽來的？”我最後問道。
“啊，那是我開飲料的時候，瓶子爆了。就一瓶幹薑水。”
“我從來都不喜歡幹薑水。”我說。
[1]首次發表於1925年，收錄於1936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四海為家之人》（cosmopolitans）。
[2]通常為下午四點到六點。
[3]此處原文為西班牙語，本篇以下仿宋體字皆同。
[4]jackstoopen，也稱jackpot，一種牌戲，須持牌大於一對j方可開局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