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林子軒所知,沈燕冰主編《小說月報》的時候對冰欣極為看重。


    1921年1月,他接手《小說月報》進行革新的第一期,在“創作”這個欄目把冰欣的短篇小說《笑》排在了第一篇,這在注重資曆的文壇是很難想象的。


    隨後,冰欣的小說《超人》仍然排在“創作”欄目的第一篇。


    包括王統兆、朱自青、孫夢磊、落花生、廬音女士、葉盛陶都排在了冰欣後麵。


    這還不算,沈燕冰還專門開辟了一個“讀者評論”的專欄,專門討論冰欣的小說。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文學研究會叢書”中的第一本詩集是冰欣的《繁星》。


    “文學研究會叢書”中的第一部小說集也屬於冰欣,即1923年5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短篇小說《超人》。


    可以說,《小說月報》如此大幅的版麵與大量的評論,使得冰欣一舉成名。


    從這裏就可以看出作家、文學和文學期刊之間的關係。


    文學期刊運用什麽方式來推介能代表自己文學主張的作家,從而推動自己刊物的發展,這是文學期刊麵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冰欣的小說能夠代表文學研究會的文學理念,所以得到了《小說月報》的大力推薦,而冰欣的小說又為《小說月報》帶來大量的讀者。


    這才是雙贏的局麵。


    冰欣是這個時代“問題小說”的代表作家。


    她於1919年下半年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斯人獨憔悴》,正式開創了問題小說的創作風氣。


    一般來說,凡是明確地接觸某一社會現實或是人生現象,有意識地提出問題、甚至試圖解答問題的小說,都可稱為“問題小說”。


    這類小說包括個性自由、戀愛婚姻、倫理道德、婦女解放等社會問題。


    還有些作品涉及了勞動人民的疾苦、軍閥混戰所帶來的災禍以及兒童問題、教育問題、勞工問題等等。


    這正是文學研究會主張的“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象,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


    於是。《小說月報》找了冰欣作為他們文學主張的代言人。


    林子軒同樣需要為《新月》雜誌找一位代言人,以雜誌的詩歌定位而言,這位代言人最好是位女詩人。還要是美女。


    無論怎麽說,在社會上。美女總是能受到優待。


    比如看一篇小說,如果知道作者是位美女的話,那讀者看書的心情絕對不一樣,這是人之常情。


    林徽茵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林子軒打算在《新月》雜誌上推出一個專欄,叫做“人間四月天”,專門刊載林徽茵的詩作和散文,把她捧為民國第一女詩人。


    有了這個噱頭,不怕雜誌不暢銷。


    就連郭沫偌也知道這個方法。他的創造社同樣推出了一位女作家,叫做馮沅珺。


    這也是一位才女,家學淵源,自幼喜愛讀古文,尤愛讀唐詩,十二歲就能作詩填詞。


    1922年,她畢業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係並考取北京大學研究所研究生,研習中國古典文學。


    1923年開始小說創作,以筆名淦女士在《創造季刊》與《創造周報》上發表《旅行》、《隔絕》和《隔絕以後》等小說。


    她的小說充滿了大膽的描寫和反抗舊禮教的精神,震動過許多讀者。


    這幾位女性可以說是五四以後中國第一代的女作家。她們所寫的小說大多是反映社會現實的“問題小說”。


    林子軒不由得想起那位喜愛拍電影的丁靈。


    丁靈是五四以後第二代的女作家,她更多的是關注女性自身的問題,比如《夢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記》。


    後來的蕭虹則是一位天才的小說家。她創造出了一種獨特的小說文體。


    那就是小說的散文化,她小說中的語言沒有著意雕琢的痕跡,自然而然,蘊含著一種稚拙渾樸的美,一種獨特而醇厚的情調,從而成為“蕭紅體”小說敘述風格的重要特征。


    至於張愛靈,她是海派言情小說的集大成者。


    她的小說和新文學的關係不大,而是直接來自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她寫出了一個真實而虛幻的上海。


    這些女作家可以說是時代造就了她們。而她們則書寫了這個時代。


    1923年12月10日,《新月》雜誌的創刊號全國發行。掀起了對於新詩的大討論。


    有人認為所謂的新詩格律化是給新詩帶上枷鎖,是束縛了新詩的“自然”和“自由”。是新文學的倒退。


    也有人讚成,詩歌之所以不是小說,不是散文,是因為它應該有旋律,有節奏,不能太過散漫,沒有約束。


    這其實就是“自由體新詩”和“格律化新詩”的爭論。


    郭沫偌的《女神》是自由體新詩的代表作,他的詩歌完全是按照自己抒發的感情而定,詩節、詩行長短無定,韻律無固定格式。


    或者說他想怎麽寫就怎麽寫,隻要能把感情表達出來即可。


    而徐至摩提倡的詩歌格律化,則是要求詩歌要有一定的節拍,有韻律,有音樂性。


    兩者的詩歌主張有極大不同。


    林子軒沒有參與論戰,他知道這種爭論直到後世也沒有消失,不過在後世新格律詩處於邊緣地位,自由詩占據了主流。


    這不僅是因為自由詩最能體現新詩自由的精神,最具有開放性與包容性。


    還因為新格律詩比較難寫,自由詩寫起來較為容易,所以寫新格律詩的詩人越來越少,不過那時候詩歌早就沒落了,詩人也不值錢了。


    魯訊在1934年說過:“詩歌雖有眼看的和嘴唱的兩種,也究以後一種為好,可惜中國的新詩大概是前一種。沒有節調,沒有韻,它唱不來;唱不來,就記不住;記不住,就不能在人們的腦子裏將舊詩擠出,占了它的地位。”


    這或許能說明後世詩歌沒落的原因,因為沒有韻律,所以讀者根本就記不住。


    在這一期的《新月》雜誌上,也有人注意到了林徽茵的名字,雖然詩寫的一般,但卻是一位頗有家庭背景的女詩人。


    因為父親在北洋政府中擔任要職,林徽茵在北平頗有名氣。


    林子軒給了她特別的推薦,培養她成為《新月》雜誌的代言人。(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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