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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商這個職業一直都看上去很風光，高高在上。但這要分兩麵說，各地的糧商有很大區別的，蘇北、兩湖、江浙一帶的糧食產量一直都是民國的主產區。
但同時這些地方又是民國的工商業發達的地區，尤其是江浙一帶，有金陵、蘇州、上海、杭州等人口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糧食這東西，在城市裏是沒法種植的，而城市人口卻不得不以來糧食商人的運送和售賣維持基本的生活，在大多數情況下市麵上的糧食價格都是由糧商決定的。
這就導致很多平民對糧商不滿，而這種情緒在糧食欠收的年份尤其突出。
為了維持糧商的整體權益，大部分糧商會在收購之前互相通氣，商定一個核定價格。
而糧食產區的農民對糧商也是恨的咬牙切齒，就算是在豐收年景也是如此。原因很簡單，糧食商人為了牟取更高的利潤，一方麵在收購上壓價，估算出一個能夠讓自耕農活下去的價格，在銷售端卻大肆抬高價格，導致糧商自從出現那一刻，就成了相見惡霸的代名詞。
這種判斷雖說不是絕對的，但糧商不奸，確實難以發家。
所以，在很多地區，糧商都是由當地的大地主掌握，或者本身糧商手中就有大量的土地資源，雇傭大量的佃戶，屬於部分自產自銷的模式。這種商人是非常反感外來事物的入侵，思想頑固，隻做最穩妥的買賣。
當然，作為大地主，經營項目也不會如此單一，開當鋪，發放印子錢，這些項目也是來錢最快，生意最好做的一些門類，再良心黑一點。就會賭館、煙館之類的。而這些項目都是需要有打手常住，才能威懾普通人老百姓的。
一旦遇到災荒，或者自耕農生病，很快在一張張當票和借款書背後。自耕農的房屋，田產都會成為這些大地主的獵物，最後落到他們的口袋裏。成為他們的產業。
至於佃戶這些破產農民是不用擔心災荒會失去所有，因為他們本來就貧窮到讓人沒有惦記他們的念頭。再說了，災荒年景。有幾畝薄田的小戶人家，才會在家鄉堅守，至於破產的農民，大起背包就能逃荒，大部分都已經習慣了。
而且糧商一旦成了氣候，就會站在官員的對立麵，倒不見得是處處刁難，但在關鍵時候，卻會突然逼迫官員同流合汙，不然就起民變。這樣一來。當官的也怕。加上和糧倉小吏之間的勾結，不斷的挖政府的資產。監守自盜，在各地已經屢見不鮮。
為什麽兩年多前，廣東大旱，導致糧食價格瘋漲。但是各地的糧倉卻根本拿不出救災的糧食，打開糧倉大門，都是搬空的糧庫。而‘國黨’當時聯合在上海的粵商，社會富豪，募捐大批的糧食緊急運抵廣州。當時孫大先生都親自上陣，可惜這批糧食剛剛運抵黃埔港。就已經被瓜分，最後落在了糧商的手中。
不同於資本家、銀行家、甚至貿易商人，糧商的眼界並不寬廣，他們的手段更多的是通過買通當地的糧倉管事。政府的一些小吏，加上本地的威望，導致這個群體一直成為官員不敢得罪的群體。尤其是縣長之類的牧民官，對糧商更是深惡痛絕，尤其是在災荒的年景。
貪婪，保守。固步自封，這是大部分糧商的通病。
而在鄉間，這些商人多半還有兩外一個身份，鄉紳。這個群體在民國地方上的話語權是很重的，而且經常站在官方的對立麵。宋子文沒有料到，王學謙最後的目的竟然不是湖州商幫，而是浙江的糧食商會。等到準備妥當，隻要不出大的紕漏，最後不管糧食售賣特許經營，或者幹脆收到政府管轄之內，都是可行的辦法。
而這樣做的好處就是，浙江境內麵對糧食緊缺的問題，將大大的減少幾率。除非出現像是三年多以前河南大旱那樣，顆粒無收的境地。控製了糧食供應和采購，城市將會在一個可控的穩定局麵之下。這項政策其實也是有參照的，有感於歐洲戰爭導致的物資緊缺，美國在歐戰之後就成立了糧食總署，第一任長官就是胡佛。胡佛采取的辦法很簡單，增加糧食的產量，限製糧食的價格。
“這倒是一個辦法！”
宋子文離開的時候，口中自言自語的說著。邊上的胡漢民卻大為不解：“老弟說什麽？”
“沒什麽，隻是有感而發。”宋子文敷衍道，他並不像和胡漢民說這些經濟戰略的問題，因為對方說起空洞的大道理起來，滔滔不絕，但是在前瞻眼光，戰略布局，甚至經濟角度，都是致命的缺陷。
‘國黨’不缺少誇誇其談的成員，而且位居高位的也不少。
但真正能做到謀定而後動的人，少之又少。
宋大公子是自詡是眼界高人一等的才學之士，尤其是站在胡漢民等這些‘國黨’內部的言論派。他們懂得商會對政府政令的下達的危害嗎？他們知道商會的致命弱點嗎？他們懂得借勢一舉將弊端全部清除嗎？
自視奇高的宋大公子，在一群備有用心的政客群中，繼續孤單，寥落，情緒低沉。
可惜了，王學謙能夠毫無顧忌地對那些背後貪婪的盯著政府糧倉、銀庫的糧商，一來因為浙軍大勝福建的直係軍隊，隻要平定了福建南部的叛亂，浙軍控製福建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狹大勝之威，自然是水到渠成。其次，就是浙江的鐵路，短短幾年時間，投入兩千萬的鐵路網，已經開始發揮功效了。
加上和南京港口的聯通，可以幾天時間內，就從兩湖地區籌備大量的糧食滿足市場。這也是導致糧商的功能一再的降低，等於說是被時代所淘汰了。
從層麵來說，在上海的華人創辦的糧食交易所，才成了王學謙需要關注的目標。
可惜，浙江能辦到的事，他宋子文卻無法辦到。在廣州，當初他籌備銀行，管理財政。也曾經想過動一下商會的一些經營項目，糧食是重中之重。
結果是功敗垂成，政府沒錢，糧食運輸規模太小。糧食收購太零散，都是主要原因之一。其次就是孫大先生當初在廣州當政，政府軍隊相互掣肘，舉步維艱，隻能靠著發動戰爭來穩固地位。結局是‘國黨’打贏了老桂係陸榮廷的軍隊。卻失去了廣州的政權。
不過宋大公子獨自哀傷不了多少時間了，他會繼續忙碌起來。
廣東畢竟是‘國黨’的大本營，擁有其他省份無法比擬的群眾基礎和優勢。而陳炯明最大的問題並不是無法控製軍隊，而是他作為孫大先的部下，竟然做出了兵變這等大逆不道的事。在廣東反對他的人數不勝數，他的督軍位置早就是岌岌可危了。
一旦，‘國黨’重返廣東，作為‘國舅爺’的宋子文，自然會被委以重任。而且他也有足夠被委以重任的才華。
杭州，西湖邊上的一處小巷。
取締了花船之後。西湖少了一些風塵氣息，卻多了一些普通人的足跡。
三進的院子，裏裏外外都坐滿了人，花廳內不斷傳來吵鬧的聲音。
這個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禍從天降這種事，一般都是騙騙人的，主要還是在自己身上，比如說不開眼冒犯人，性格缺陷……
至於一個老好人。整天與人為善，還攤上不明所以的禍事。那麽……應該從其他方麵找，不如說房屋的風水不好，祖宗的墓地犯忌諱之類的。總之。是個人倒黴，總是能找到十足的理由。
王學謙要對糧商動手了，這不是秘密，實際上在春荒時期，由於寧波城市人口急劇增加，糧食缺口越來越大。寧紹地區已經難以滿足本地發展的需要。這時候，糧食公會就像是聞到了血腥味的鯊魚一樣，聚集起來，在寧波這座新興的工業城市上咬了一口，這一口鮮血淋漓，直接將寧波港口後續工程的工程款給吞掉了。
沒有人貪墨，也沒有人敢貪墨明麵上的款項。
這是官場的規矩。
可就是一群不起眼的糧商，在關鍵時候，讓寧波的市麵上糧價瘋長，一天一個價格，很多居民家中的口糧不足三天。更要命的是，當時王學謙不在國內。
華盛頓會議期間，王學謙跟隨民國代筆團去了美國，為會議期間拿迴部分山東權益出過一些綿薄之力。
之後去了歐洲，然後整個春天幾乎都在中東耽擱了。
而當時政府的主要負責人是民政廳長林長民。原先浙江是沒有省長，主要是王學謙繼任浙江督軍之後，這個職位一直空閑下來了。而民國的民政廳長的實權是非常大的，管理戶籍，稅收，財政等等，僅次於省長。在民國初期，不少省份的省長就兼任民政廳長職務的。理所當然地，林長民在王學謙不再浙江的期間內，成為省政府的臨時主人。
可他的威望在浙江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加上麵對突如其來的變局，幾乎沒有絲毫抵擋能力。在斷糧引起民變，或者動用政府工程款財政儲備金上，他選擇了後者。說他和糧商同流合汙，連王學謙都不會相信，更不要說其他人了。本質上，林長民是一個外來戶，他在浙江當官，唯一讓王學謙器重的就是辦事認真。但缺點也很顯著，缺乏緊急應變的能力。竟然沒有在第一時間想到從其他省份購買糧食，緩解市麵上糧價，而是直接找糧商追究糧食商人勾結政府糧庫，倒賣庫存糧食的責任。
可惜，那時候林長民想要舉起屠刀，卻沒等落下，就已經是坐在了火山口。不得不最後和糧商妥協。
如果王學謙在浙江，就絕對不會允許事情發生到如此嚴重的底部。
憑借和盧永祥的攻守同盟的關係，浙江從江蘇就能夠獲得不少糧食。加上從安慶、武漢、長沙，都可以組建船隊運送糧食。
隻要拖住糧商，等到籌備了足夠的糧食之後，然後放出虛假消息，一點點的放糧食，引誘糧商高價采購，維持市麵糧價居高不下的局麵，等到將糧商手裏最後一點儲備資金都消耗幹淨。才是開倉放糧，穩定市麵的時候。
等到糧食暴跌，結果很可能就是，錢和糧食都成了王學謙的……
可惜這套博弈林長民沒有學會，隻能讓糧商在財政上趴著喝飽了血。
王學謙迴國之後，這些糧商確實有過擔驚受怕的時候，戰戰兢兢怕那位年輕的督軍秋後算賬。可等了幾個月之後，風平浪靜，幾位在商會中的頭麵人物暗自放下了戒心，心說：“留洋的博士也不過如此。”
於是，有些人還想起富貴險中求，想在‘國黨’兵變之中牟取更大的利益。
出錢出糧，甚至還準備了部分武器，就等‘國黨’大事成功之後，能夠換一個官身。但這樣的人在糧商公會之中並不多見，隻是少部分實力雄厚的大商人才有這樣的底氣和機會。畢竟小商人是沒辦法勾到政治這個層麵的，他們做的最多的就是魚肉鄉裏。
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國黨’的兵變隻持續了一天，確切的說是大半夜，就被撲滅。
等到張靜江被軟禁之後，這些人才開始擔憂起來。試圖拉著整個糧食公會一起下水，自然有人不願意了。
“趙老板，春荒的時候，我們可是一起在寧波做空了糧食，這時候想要退出，你不覺得可笑嗎？”
“李老板，你這是什麽意思。那不過是正當生意，可眼下你們是叛亂，性質不一樣，恕趙某人不敢苟同。”
“你以為王學謙會放過你，當初分錢的時候，你們一個個沒有少拿。如今大難臨頭，你們以為還能逃過去？王學謙的性格誰也琢磨不透，但是我們乘著他不在國內，狠狠的坑了一把政府，這時候想要退出，誰也落不下好來。”
“這時候隻能將糧食抽出浙江，逼王學謙和我們妥協。”
“然後等著他狠的我們牙癢癢，最後一鍋端？”
“徐會長，您老快下決定吧！不然我們誰都沒有好果子吃。”
……
“哎，他們幾個大商家，家大業大，我們何苦來哉？”幾個小糧商戰戰兢兢的在前院裏抱怨，花廳他們是進不去的，就像是被亂軍裹挾的農戶一樣，不是賊，也成了賊。
“可不是，當初他們幾個大糧商都掙了個缽滿盆滿，我們不過掙了一點運糧的辛苦錢。要擔責任了，卻拉著我們一起來，太不公平了。”
“誰讓他們財大氣粗？”
……
商會不同於政府部門，更不會像軍隊那樣高效。遇到危險的局麵的時候，頓時就會四分五裂。沒責任的高高掛起，拿到好處的自然悶聲不響，可要是讓所有人都要出錢出力，這時候就會怨聲載道了……
哢哢哢
界麵上突然傳來軍隊跑步整齊劃一的聲音，動靜很大，有人忍不住去門口觀望，可隨機就有人在院子裏大喊：“不好了，軍隊包圍了商會。”
戴笠的手臂夾著一本名冊，眼森森的眼神如同寒冰一樣在每個人的臉上劃過，冷笑著拿出名冊：“趙宣，嘉善商人，大通糧號東主；李茂森，湖州人，鐮倉號東主……”
戴笠每讀一個人的名字，在院子裏相應的那個人就哆嗦一下，隨即就有士兵夾著那個人離開院子。
名單上足足有三十多人都被戴笠帶走，隨後戴笠看著剩下驚恐的人群，開口道：“所有人都在商會居住，不準外出，等待調查最終結果才能離開。”
等到戴笠帶兵離開，有糧商就哀鴻倒地，絕望地大喊：“完了！”(未完待續。)
糧商這個職業一直都看上去很風光，高高在上。但這要分兩麵說，各地的糧商有很大區別的，蘇北、兩湖、江浙一帶的糧食產量一直都是民國的主產區。
但同時這些地方又是民國的工商業發達的地區，尤其是江浙一帶，有金陵、蘇州、上海、杭州等人口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糧食這東西，在城市裏是沒法種植的，而城市人口卻不得不以來糧食商人的運送和售賣維持基本的生活，在大多數情況下市麵上的糧食價格都是由糧商決定的。
這就導致很多平民對糧商不滿，而這種情緒在糧食欠收的年份尤其突出。
為了維持糧商的整體權益，大部分糧商會在收購之前互相通氣，商定一個核定價格。
而糧食產區的農民對糧商也是恨的咬牙切齒，就算是在豐收年景也是如此。原因很簡單，糧食商人為了牟取更高的利潤，一方麵在收購上壓價，估算出一個能夠讓自耕農活下去的價格，在銷售端卻大肆抬高價格，導致糧商自從出現那一刻，就成了相見惡霸的代名詞。
這種判斷雖說不是絕對的，但糧商不奸，確實難以發家。
所以，在很多地區，糧商都是由當地的大地主掌握，或者本身糧商手中就有大量的土地資源，雇傭大量的佃戶，屬於部分自產自銷的模式。這種商人是非常反感外來事物的入侵，思想頑固，隻做最穩妥的買賣。
當然，作為大地主，經營項目也不會如此單一，開當鋪，發放印子錢，這些項目也是來錢最快，生意最好做的一些門類，再良心黑一點。就會賭館、煙館之類的。而這些項目都是需要有打手常住，才能威懾普通人老百姓的。
一旦遇到災荒，或者自耕農生病，很快在一張張當票和借款書背後。自耕農的房屋，田產都會成為這些大地主的獵物，最後落到他們的口袋裏。成為他們的產業。
至於佃戶這些破產農民是不用擔心災荒會失去所有，因為他們本來就貧窮到讓人沒有惦記他們的念頭。再說了，災荒年景。有幾畝薄田的小戶人家，才會在家鄉堅守，至於破產的農民，大起背包就能逃荒，大部分都已經習慣了。
而且糧商一旦成了氣候，就會站在官員的對立麵，倒不見得是處處刁難，但在關鍵時候，卻會突然逼迫官員同流合汙，不然就起民變。這樣一來。當官的也怕。加上和糧倉小吏之間的勾結，不斷的挖政府的資產。監守自盜，在各地已經屢見不鮮。
為什麽兩年多前，廣東大旱，導致糧食價格瘋漲。但是各地的糧倉卻根本拿不出救災的糧食，打開糧倉大門，都是搬空的糧庫。而‘國黨’當時聯合在上海的粵商，社會富豪，募捐大批的糧食緊急運抵廣州。當時孫大先生都親自上陣，可惜這批糧食剛剛運抵黃埔港。就已經被瓜分，最後落在了糧商的手中。
不同於資本家、銀行家、甚至貿易商人，糧商的眼界並不寬廣，他們的手段更多的是通過買通當地的糧倉管事。政府的一些小吏，加上本地的威望，導致這個群體一直成為官員不敢得罪的群體。尤其是縣長之類的牧民官，對糧商更是深惡痛絕，尤其是在災荒的年景。
貪婪，保守。固步自封，這是大部分糧商的通病。
而在鄉間，這些商人多半還有兩外一個身份，鄉紳。這個群體在民國地方上的話語權是很重的，而且經常站在官方的對立麵。宋子文沒有料到，王學謙最後的目的竟然不是湖州商幫，而是浙江的糧食商會。等到準備妥當，隻要不出大的紕漏，最後不管糧食售賣特許經營，或者幹脆收到政府管轄之內，都是可行的辦法。
而這樣做的好處就是，浙江境內麵對糧食緊缺的問題，將大大的減少幾率。除非出現像是三年多以前河南大旱那樣，顆粒無收的境地。控製了糧食供應和采購，城市將會在一個可控的穩定局麵之下。這項政策其實也是有參照的，有感於歐洲戰爭導致的物資緊缺，美國在歐戰之後就成立了糧食總署，第一任長官就是胡佛。胡佛采取的辦法很簡單，增加糧食的產量，限製糧食的價格。
“這倒是一個辦法！”
宋子文離開的時候，口中自言自語的說著。邊上的胡漢民卻大為不解：“老弟說什麽？”
“沒什麽，隻是有感而發。”宋子文敷衍道，他並不像和胡漢民說這些經濟戰略的問題，因為對方說起空洞的大道理起來，滔滔不絕，但是在前瞻眼光，戰略布局，甚至經濟角度，都是致命的缺陷。
‘國黨’不缺少誇誇其談的成員，而且位居高位的也不少。
但真正能做到謀定而後動的人，少之又少。
宋大公子是自詡是眼界高人一等的才學之士，尤其是站在胡漢民等這些‘國黨’內部的言論派。他們懂得商會對政府政令的下達的危害嗎？他們知道商會的致命弱點嗎？他們懂得借勢一舉將弊端全部清除嗎？
自視奇高的宋大公子，在一群備有用心的政客群中，繼續孤單，寥落，情緒低沉。
可惜了，王學謙能夠毫無顧忌地對那些背後貪婪的盯著政府糧倉、銀庫的糧商，一來因為浙軍大勝福建的直係軍隊，隻要平定了福建南部的叛亂，浙軍控製福建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狹大勝之威，自然是水到渠成。其次，就是浙江的鐵路，短短幾年時間，投入兩千萬的鐵路網，已經開始發揮功效了。
加上和南京港口的聯通，可以幾天時間內，就從兩湖地區籌備大量的糧食滿足市場。這也是導致糧商的功能一再的降低，等於說是被時代所淘汰了。
從層麵來說，在上海的華人創辦的糧食交易所，才成了王學謙需要關注的目標。
可惜，浙江能辦到的事，他宋子文卻無法辦到。在廣州，當初他籌備銀行，管理財政。也曾經想過動一下商會的一些經營項目，糧食是重中之重。
結果是功敗垂成，政府沒錢，糧食運輸規模太小。糧食收購太零散，都是主要原因之一。其次就是孫大先生當初在廣州當政，政府軍隊相互掣肘，舉步維艱，隻能靠著發動戰爭來穩固地位。結局是‘國黨’打贏了老桂係陸榮廷的軍隊。卻失去了廣州的政權。
不過宋大公子獨自哀傷不了多少時間了，他會繼續忙碌起來。
廣東畢竟是‘國黨’的大本營，擁有其他省份無法比擬的群眾基礎和優勢。而陳炯明最大的問題並不是無法控製軍隊，而是他作為孫大先的部下，竟然做出了兵變這等大逆不道的事。在廣東反對他的人數不勝數，他的督軍位置早就是岌岌可危了。
一旦，‘國黨’重返廣東，作為‘國舅爺’的宋子文，自然會被委以重任。而且他也有足夠被委以重任的才華。
杭州，西湖邊上的一處小巷。
取締了花船之後。西湖少了一些風塵氣息，卻多了一些普通人的足跡。
三進的院子，裏裏外外都坐滿了人，花廳內不斷傳來吵鬧的聲音。
這個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禍從天降這種事，一般都是騙騙人的，主要還是在自己身上，比如說不開眼冒犯人，性格缺陷……
至於一個老好人。整天與人為善，還攤上不明所以的禍事。那麽……應該從其他方麵找，不如說房屋的風水不好，祖宗的墓地犯忌諱之類的。總之。是個人倒黴，總是能找到十足的理由。
王學謙要對糧商動手了，這不是秘密，實際上在春荒時期，由於寧波城市人口急劇增加，糧食缺口越來越大。寧紹地區已經難以滿足本地發展的需要。這時候，糧食公會就像是聞到了血腥味的鯊魚一樣，聚集起來，在寧波這座新興的工業城市上咬了一口，這一口鮮血淋漓，直接將寧波港口後續工程的工程款給吞掉了。
沒有人貪墨，也沒有人敢貪墨明麵上的款項。
這是官場的規矩。
可就是一群不起眼的糧商，在關鍵時候，讓寧波的市麵上糧價瘋長，一天一個價格，很多居民家中的口糧不足三天。更要命的是，當時王學謙不在國內。
華盛頓會議期間，王學謙跟隨民國代筆團去了美國，為會議期間拿迴部分山東權益出過一些綿薄之力。
之後去了歐洲，然後整個春天幾乎都在中東耽擱了。
而當時政府的主要負責人是民政廳長林長民。原先浙江是沒有省長，主要是王學謙繼任浙江督軍之後，這個職位一直空閑下來了。而民國的民政廳長的實權是非常大的，管理戶籍，稅收，財政等等，僅次於省長。在民國初期，不少省份的省長就兼任民政廳長職務的。理所當然地，林長民在王學謙不再浙江的期間內，成為省政府的臨時主人。
可他的威望在浙江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加上麵對突如其來的變局，幾乎沒有絲毫抵擋能力。在斷糧引起民變，或者動用政府工程款財政儲備金上，他選擇了後者。說他和糧商同流合汙，連王學謙都不會相信，更不要說其他人了。本質上，林長民是一個外來戶，他在浙江當官，唯一讓王學謙器重的就是辦事認真。但缺點也很顯著，缺乏緊急應變的能力。竟然沒有在第一時間想到從其他省份購買糧食，緩解市麵上糧價，而是直接找糧商追究糧食商人勾結政府糧庫，倒賣庫存糧食的責任。
可惜，那時候林長民想要舉起屠刀，卻沒等落下，就已經是坐在了火山口。不得不最後和糧商妥協。
如果王學謙在浙江，就絕對不會允許事情發生到如此嚴重的底部。
憑借和盧永祥的攻守同盟的關係，浙江從江蘇就能夠獲得不少糧食。加上從安慶、武漢、長沙，都可以組建船隊運送糧食。
隻要拖住糧商，等到籌備了足夠的糧食之後，然後放出虛假消息，一點點的放糧食，引誘糧商高價采購，維持市麵糧價居高不下的局麵，等到將糧商手裏最後一點儲備資金都消耗幹淨。才是開倉放糧，穩定市麵的時候。
等到糧食暴跌，結果很可能就是，錢和糧食都成了王學謙的……
可惜這套博弈林長民沒有學會，隻能讓糧商在財政上趴著喝飽了血。
王學謙迴國之後，這些糧商確實有過擔驚受怕的時候，戰戰兢兢怕那位年輕的督軍秋後算賬。可等了幾個月之後，風平浪靜，幾位在商會中的頭麵人物暗自放下了戒心，心說：“留洋的博士也不過如此。”
於是，有些人還想起富貴險中求，想在‘國黨’兵變之中牟取更大的利益。
出錢出糧，甚至還準備了部分武器，就等‘國黨’大事成功之後，能夠換一個官身。但這樣的人在糧商公會之中並不多見，隻是少部分實力雄厚的大商人才有這樣的底氣和機會。畢竟小商人是沒辦法勾到政治這個層麵的，他們做的最多的就是魚肉鄉裏。
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國黨’的兵變隻持續了一天，確切的說是大半夜，就被撲滅。
等到張靜江被軟禁之後，這些人才開始擔憂起來。試圖拉著整個糧食公會一起下水，自然有人不願意了。
“趙老板，春荒的時候，我們可是一起在寧波做空了糧食，這時候想要退出，你不覺得可笑嗎？”
“李老板，你這是什麽意思。那不過是正當生意，可眼下你們是叛亂，性質不一樣，恕趙某人不敢苟同。”
“你以為王學謙會放過你，當初分錢的時候，你們一個個沒有少拿。如今大難臨頭，你們以為還能逃過去？王學謙的性格誰也琢磨不透，但是我們乘著他不在國內，狠狠的坑了一把政府，這時候想要退出，誰也落不下好來。”
“這時候隻能將糧食抽出浙江，逼王學謙和我們妥協。”
“然後等著他狠的我們牙癢癢，最後一鍋端？”
“徐會長，您老快下決定吧！不然我們誰都沒有好果子吃。”
……
“哎，他們幾個大商家，家大業大，我們何苦來哉？”幾個小糧商戰戰兢兢的在前院裏抱怨，花廳他們是進不去的，就像是被亂軍裹挾的農戶一樣，不是賊，也成了賊。
“可不是，當初他們幾個大糧商都掙了個缽滿盆滿，我們不過掙了一點運糧的辛苦錢。要擔責任了，卻拉著我們一起來，太不公平了。”
“誰讓他們財大氣粗？”
……
商會不同於政府部門，更不會像軍隊那樣高效。遇到危險的局麵的時候，頓時就會四分五裂。沒責任的高高掛起，拿到好處的自然悶聲不響，可要是讓所有人都要出錢出力，這時候就會怨聲載道了……
哢哢哢
界麵上突然傳來軍隊跑步整齊劃一的聲音，動靜很大，有人忍不住去門口觀望，可隨機就有人在院子裏大喊：“不好了，軍隊包圍了商會。”
戴笠的手臂夾著一本名冊，眼森森的眼神如同寒冰一樣在每個人的臉上劃過，冷笑著拿出名冊：“趙宣，嘉善商人，大通糧號東主；李茂森，湖州人，鐮倉號東主……”
戴笠每讀一個人的名字，在院子裏相應的那個人就哆嗦一下，隨即就有士兵夾著那個人離開院子。
名單上足足有三十多人都被戴笠帶走，隨後戴笠看著剩下驚恐的人群，開口道：“所有人都在商會居住，不準外出，等待調查最終結果才能離開。”
等到戴笠帶兵離開，有糧商就哀鴻倒地，絕望地大喊：“完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