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迫地、但也晚縝密地開始重新檢討第二第三部的構思內容。許多原來苦心經營並十分滿意的構建被毫不猶豫地推倒。有些河流被引向了新的河床，甚至整個地改變了流向。
30
有些素顯然成了一堆廢物，而新的空缺需要馬上補充。
至於從《人生》開始一直到後來某些評論向我提出的一些重大責難，他們仍然沒有能說服我。由於我忙於自己的創作，沒有精力和他們「抬槓」，隻能任他們去說。
同在，我也許就一兩個主要問題可以談談自己當時的認識了。
從《人生》以來，某些評論對我的最主要的責難是所謂「迴歸土地」的問題。通常的論就是我讓（？）高加林最後又到了土地上，並且讓他手抓兩把黃土，沉痛地呻吟著喊叫著一聲「我的新人哪……」由此，便得到結論，說我讓一個叛逆者重新皈依了舊生活，說我有「戀土情結」，說我沒有割斷舊觀念的臍帶等等。
首無應該弄清楚，是誰讓高加林們經歷那麽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個圓圈後不得不又迴到了起點？
是生活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而不是路遙。作者隻是力圖真實地記錄特定社會歷史環境中發生了什麽，根本就沒打算（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想像去解決記加林們以後應該怎麽辦。這個問題同樣應該由不斷發展的生活來迴答。作者真誠地描繪了生活，並沒有』異虛作假」，同時不神經直地表達了自己的人生認識，這一切就足夠了。高加林當時的生活出路，不僅我無法迴答，恐怕政治家也未見得有高明的迴答。站在今天來闊談高加林的這一問題當然容易，連街頭賣菜的大娘都知道他未必就一定要迴到土地上去——何必要擺出一副事後諸葛亮的架式來鄭重「指出」。要是這樣來論證作品，除過斜幻小說家，所有的作家都屬「舊觀念」。
另外，高加林雖然迴了故鄉的土地（當時是被迫的），但我並沒有說他就應該永遠在這土地上一輩子當農民。小說到是結束了，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並沒有在小說結束時結束；而且我為此專門在最後一章標了「並非結局」幾個字。
至於高加林最後那一聲沉痛的唿喊，那是人物在特定環境和心境下的真情流露。首先不應該談論是否應該有這一聲唿喊，而應該討論這聲唿喊是真情的流露還是偽飾的矯情。實際上，這聲喊叫混含著人物許多複雜的思想情緒，並不像某些偏執的批評家從觀念上看到的那麽簡單；其中主人公的難言之隱一般讀者即可體味。
換一個角度說，高加林為什麽就應該有一點所謂的「戀土情結」？即便這土地給了他痛苦，但他終究是這土地養育大的，更何況這裏有愛他的人，也有他愛的人。他即使想遠走高飛而不成，為什麽就一定要詛咒土地？如果是這樣，這個人就是精神變態者，而不是一個正常人。任何一個出身於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斷然決襲。我想，高加林就是真的去了聯合國，在精神上也不會和高家村一刀兩斷。
由此，引出了另外一個話題，既如何對待土地——或者說如何對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勞動大眾的問題。
是的，我們最終要徹底改變我國的廣大農村落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改變落後的生活觀念和陳舊習俗，填平城鄉之間的溝塹。我們今天為之奮鬥的正是這樣一個偉大的目標。這也是全人類的目標。 31
但是，不要忘記，在這一巨大的歷史進程中，我們也將付出巨大的代價，其中就包含著我們將不得不拋棄許多我們曾珍視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永恆的痛苦所在。
人類常常是一邊戀棧著過去，一邊堅定地走向未來，永遠處在過去與未來交叉的界線上。失落和歡欣共存。尤其是人類和土地的關係，如同兒女和父母的關係。兒女終有一天可能要離開父母自己要去做父母，但相互之間在感情聯繫上卻永遠不可能完全割會，由此而論，就別想用簡單的理論和觀念來武斷地判定這種感情是「進步」的還是「落後」的。
那麽，當歷史要求我們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時，我們對生活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別還是無情地斬斷？
這是俄羅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題，也是我的命題。
哲學的斷定是一迴事，藝術的感受是另一迴事。藝術家的感受中可能包含哲學家的判定，但哲學家的判定未見得能包藝術家的感受。理性與感情的衝突，也正構成的藝術永恆的主題。
拉斯普京曾寫了《告別馬礁》，揭示的正是這一痛苦而富於激情的命題。
我迄今為止的全部小說，也許都可以包含在這一大主題之中。《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卷六第三十章可以看作是我從一個側麵專門為此而寫的一個小小的「特定」。
我國不幸的農村問題是歷史形成的；是古老歷史和現當代歷史形成的。政治家、哲學家和經濟家都可以理性地直接麵對「問題」，而作家藝術家麵對的卻是其間活生生的人和人的感情世界。
毫無疑問，廣大的落後農村是中國邁向未來的沉重負擔。
但是，這個責任應由歷史承擔，而不能歸罪於生活在其間的人們。簡單地說，難道他們不願意像城裏人一樣生活得更好一些嗎？命運如果把他們降生在城市麵把現在的城裏人安排到農村，事實又將會怎樣？城裏人無權指責農村人拖了他們的後腿。就我國而言，某種意義上，如果沒有廣大的農村，也不會有眼下城市的這點有限的繁榮。
放大一點說，整個第三世界（包括中國在內）不就是全球的「農村」嗎？
因此，必須達成全社會的共識：農村的問題也就是城市的問題，是我們共有的問題。
這樣，從感情上說，廣大的「農村人」就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們的處境和痛苦，而不是優越而痛快地隻顧指責甚至嘲弄醜化他們——就像某些發達國家對待不發達國家一樣。
32
作為血統的農民的兒子，正是基於以上的原因，我對中國農民的命運充滿了焦灼的關切之情。我更多地關注他們在走向新生活過程中的艱辛與痛革，而不僅僅是到達彼岸後的大歡樂。我同時認為，文學的「先進」不是因為描寫了「先進」的生活，而是對特定歷史進程中的人類活動作了準確而深刻的描繪。發達國家未必有發達的文學，而落後國家的文學未必就是落後的——拉丁美洲可以再次作證。
我們看到，出現了一些新的概念化或理論化傾向的作品，而且博得了一些新理論「權威」的高度讚揚。某些批評已經不顧及生活實際上是怎個樣子，而是看作品是否符合自己宣揚的理論觀念。那麽，我們隻能又看到了一些新的「高大全」——穿了一身牛仔服的「高大全」或披了一身道袍的「高大全」，要不就是永遠劃不好圓圈的「高大全」。
而特定歷史和社會環境中不同人的生活到底怎樣，這正是文學應該探求的。他們類似或不同的思想、欲望、行為、心理、感情、激情、歡樂、沉淪、痛苦、局限、缺陷；他們與社會或自然環境的矛盾；與周圍其他人的矛盾；自身的矛盾；等等。我們會發現十惡不赦的壞蛋不是很多，但「完人」幾乎沒有。這就是實際生活中的人。他們不可能超越歷史、社會現實和個人的種種局限。
正因為如此，我們前麵談論的高加林們當時就隻能是那樣，而不會按某些批評所要求的那樣。以後，既不是作家的原因，也不是批評家的原因，仍然是因為社會生活發展的原因，千千萬萬的高加林們還要離開土地，而且可能再不返迴，但是，我敢肯定地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和土地的感情也仍然隻能是惋惜地告別而不會無情地斬斷。 33
在第二部開始寫作之前，根據新的《不可避免的》結構調整，還需要補充新的素材。首先是大學的環境，因為這一部要寫到大學生活。
盡管我也有過大學生活，而且也熟悉其間的一般性情況，但要具體進入藝術描寫，就要有一個較為確定的環境，這樣會更方便一些。
決定採訪西北工業大學。這所大學和孫蘭香將要上的大學性質基本一致——有關航空航天的專業性大學。如果不是時間限製，還打算隨實習的學生去四川西昌或甘肅酒泉的國家衛星發she中心去採訪。
在一群男女大學生朋友的幫助下，我盡量在短時間內熟悉了這個大學的基本情況。教學，生活起居，課程安排，各種場所的方位、格局，相互間的距離，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活動全過程等等。然後和他們交流思想，涉及學習、生活、理想、戀愛以及有關他們的現實和未來的種種問題。將一切搜索到的材料統統夾在筆記本裏，其中甚至有課程表和飯菜安排表。加上原有的資料，立刻建立起一個有關大學情況的材料袋。直到我感覺能自由地描寫這裏的環境和生活時才結束了這次緊張的採訪。
另一個關疼的問題是，第二部一開始就要直接撈省委書記的生活。
這一級領導幹部我以前隻是皮毛地接觸過，深交的人很少，或者說基本沒有。我較為熟悉的是地縣鄉鎮及農村的各級頭麵人物。省委這一級領導人的一般性生活對公眾來說已有相當的「神秘」性。
通常的工作和社會活動環境我可以為他們「設計」，但他們的家庭環境和生活起居我無法靠想像來解決。
必須想辦法最少到一個這樣的人家走一走，以便在描寫他們的時候有一種感性的依據。
省委大院警備森嚴，作為一個普通人怎麽可能去隨便「串門」？
但我一定得串這次門。如果不能正麵踏進家門，用「特工」方式也得進行這次「刺探」。當然，要盡量避免任何「不道德」行為。
馬上開始在外圍尋找能通向這個大院的熟人關係。
終於在文學圈裏找到了一位女士，她由於父母的關係和省委書行一家人很熟。省委書記我認識，但並不深交。
不能正麵去約見，這樣，他會把你「固定」在他的客廳裏，而你又無任何問題要他解決，根本達不到熟悉他家庭環境的目的。
34
最後，這位女士出主意說，等省委書記一家人外出，隻留保姆一人的時候，我們可以假裝找省委書記而乘機在他家裏「溜達」一圈。
好主意。
於是，等這個機會一到來，我便和她「潛入」本省的「第一家庭」，開始了這次「驚險」的「深入生活」活動。
一切都很順利。這位女士以省委書記家的熟人和常客的身分使保姆信任地領著我們「參觀」了這個家庭的角角落落，並向她詢問了這個家庭日常生活的許許多多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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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素顯然成了一堆廢物，而新的空缺需要馬上補充。
至於從《人生》開始一直到後來某些評論向我提出的一些重大責難，他們仍然沒有能說服我。由於我忙於自己的創作，沒有精力和他們「抬槓」，隻能任他們去說。
同在，我也許就一兩個主要問題可以談談自己當時的認識了。
從《人生》以來，某些評論對我的最主要的責難是所謂「迴歸土地」的問題。通常的論就是我讓（？）高加林最後又到了土地上，並且讓他手抓兩把黃土，沉痛地呻吟著喊叫著一聲「我的新人哪……」由此，便得到結論，說我讓一個叛逆者重新皈依了舊生活，說我有「戀土情結」，說我沒有割斷舊觀念的臍帶等等。
首無應該弄清楚，是誰讓高加林們經歷那麽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個圓圈後不得不又迴到了起點？
是生活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而不是路遙。作者隻是力圖真實地記錄特定社會歷史環境中發生了什麽，根本就沒打算（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想像去解決記加林們以後應該怎麽辦。這個問題同樣應該由不斷發展的生活來迴答。作者真誠地描繪了生活，並沒有』異虛作假」，同時不神經直地表達了自己的人生認識，這一切就足夠了。高加林當時的生活出路，不僅我無法迴答，恐怕政治家也未見得有高明的迴答。站在今天來闊談高加林的這一問題當然容易，連街頭賣菜的大娘都知道他未必就一定要迴到土地上去——何必要擺出一副事後諸葛亮的架式來鄭重「指出」。要是這樣來論證作品，除過斜幻小說家，所有的作家都屬「舊觀念」。
另外，高加林雖然迴了故鄉的土地（當時是被迫的），但我並沒有說他就應該永遠在這土地上一輩子當農民。小說到是結束了，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並沒有在小說結束時結束；而且我為此專門在最後一章標了「並非結局」幾個字。
至於高加林最後那一聲沉痛的唿喊，那是人物在特定環境和心境下的真情流露。首先不應該談論是否應該有這一聲唿喊，而應該討論這聲唿喊是真情的流露還是偽飾的矯情。實際上，這聲喊叫混含著人物許多複雜的思想情緒，並不像某些偏執的批評家從觀念上看到的那麽簡單；其中主人公的難言之隱一般讀者即可體味。
換一個角度說，高加林為什麽就應該有一點所謂的「戀土情結」？即便這土地給了他痛苦，但他終究是這土地養育大的，更何況這裏有愛他的人，也有他愛的人。他即使想遠走高飛而不成，為什麽就一定要詛咒土地？如果是這樣，這個人就是精神變態者，而不是一個正常人。任何一個出身於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斷然決襲。我想，高加林就是真的去了聯合國，在精神上也不會和高家村一刀兩斷。
由此，引出了另外一個話題，既如何對待土地——或者說如何對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勞動大眾的問題。
是的，我們最終要徹底改變我國的廣大農村落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改變落後的生活觀念和陳舊習俗，填平城鄉之間的溝塹。我們今天為之奮鬥的正是這樣一個偉大的目標。這也是全人類的目標。 31
但是，不要忘記，在這一巨大的歷史進程中，我們也將付出巨大的代價，其中就包含著我們將不得不拋棄許多我們曾珍視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永恆的痛苦所在。
人類常常是一邊戀棧著過去，一邊堅定地走向未來，永遠處在過去與未來交叉的界線上。失落和歡欣共存。尤其是人類和土地的關係，如同兒女和父母的關係。兒女終有一天可能要離開父母自己要去做父母，但相互之間在感情聯繫上卻永遠不可能完全割會，由此而論，就別想用簡單的理論和觀念來武斷地判定這種感情是「進步」的還是「落後」的。
那麽，當歷史要求我們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時，我們對生活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別還是無情地斬斷？
這是俄羅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題，也是我的命題。
哲學的斷定是一迴事，藝術的感受是另一迴事。藝術家的感受中可能包含哲學家的判定，但哲學家的判定未見得能包藝術家的感受。理性與感情的衝突，也正構成的藝術永恆的主題。
拉斯普京曾寫了《告別馬礁》，揭示的正是這一痛苦而富於激情的命題。
我迄今為止的全部小說，也許都可以包含在這一大主題之中。《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卷六第三十章可以看作是我從一個側麵專門為此而寫的一個小小的「特定」。
我國不幸的農村問題是歷史形成的；是古老歷史和現當代歷史形成的。政治家、哲學家和經濟家都可以理性地直接麵對「問題」，而作家藝術家麵對的卻是其間活生生的人和人的感情世界。
毫無疑問，廣大的落後農村是中國邁向未來的沉重負擔。
但是，這個責任應由歷史承擔，而不能歸罪於生活在其間的人們。簡單地說，難道他們不願意像城裏人一樣生活得更好一些嗎？命運如果把他們降生在城市麵把現在的城裏人安排到農村，事實又將會怎樣？城裏人無權指責農村人拖了他們的後腿。就我國而言，某種意義上，如果沒有廣大的農村，也不會有眼下城市的這點有限的繁榮。
放大一點說，整個第三世界（包括中國在內）不就是全球的「農村」嗎？
因此，必須達成全社會的共識：農村的問題也就是城市的問題，是我們共有的問題。
這樣，從感情上說，廣大的「農村人」就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們的處境和痛苦，而不是優越而痛快地隻顧指責甚至嘲弄醜化他們——就像某些發達國家對待不發達國家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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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血統的農民的兒子，正是基於以上的原因，我對中國農民的命運充滿了焦灼的關切之情。我更多地關注他們在走向新生活過程中的艱辛與痛革，而不僅僅是到達彼岸後的大歡樂。我同時認為，文學的「先進」不是因為描寫了「先進」的生活，而是對特定歷史進程中的人類活動作了準確而深刻的描繪。發達國家未必有發達的文學，而落後國家的文學未必就是落後的——拉丁美洲可以再次作證。
我們看到，出現了一些新的概念化或理論化傾向的作品，而且博得了一些新理論「權威」的高度讚揚。某些批評已經不顧及生活實際上是怎個樣子，而是看作品是否符合自己宣揚的理論觀念。那麽，我們隻能又看到了一些新的「高大全」——穿了一身牛仔服的「高大全」或披了一身道袍的「高大全」，要不就是永遠劃不好圓圈的「高大全」。
而特定歷史和社會環境中不同人的生活到底怎樣，這正是文學應該探求的。他們類似或不同的思想、欲望、行為、心理、感情、激情、歡樂、沉淪、痛苦、局限、缺陷；他們與社會或自然環境的矛盾；與周圍其他人的矛盾；自身的矛盾；等等。我們會發現十惡不赦的壞蛋不是很多，但「完人」幾乎沒有。這就是實際生活中的人。他們不可能超越歷史、社會現實和個人的種種局限。
正因為如此，我們前麵談論的高加林們當時就隻能是那樣，而不會按某些批評所要求的那樣。以後，既不是作家的原因，也不是批評家的原因，仍然是因為社會生活發展的原因，千千萬萬的高加林們還要離開土地，而且可能再不返迴，但是，我敢肯定地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和土地的感情也仍然隻能是惋惜地告別而不會無情地斬斷。 33
在第二部開始寫作之前，根據新的《不可避免的》結構調整，還需要補充新的素材。首先是大學的環境，因為這一部要寫到大學生活。
盡管我也有過大學生活，而且也熟悉其間的一般性情況，但要具體進入藝術描寫，就要有一個較為確定的環境，這樣會更方便一些。
決定採訪西北工業大學。這所大學和孫蘭香將要上的大學性質基本一致——有關航空航天的專業性大學。如果不是時間限製，還打算隨實習的學生去四川西昌或甘肅酒泉的國家衛星發she中心去採訪。
在一群男女大學生朋友的幫助下，我盡量在短時間內熟悉了這個大學的基本情況。教學，生活起居，課程安排，各種場所的方位、格局，相互間的距離，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活動全過程等等。然後和他們交流思想，涉及學習、生活、理想、戀愛以及有關他們的現實和未來的種種問題。將一切搜索到的材料統統夾在筆記本裏，其中甚至有課程表和飯菜安排表。加上原有的資料，立刻建立起一個有關大學情況的材料袋。直到我感覺能自由地描寫這裏的環境和生活時才結束了這次緊張的採訪。
另一個關疼的問題是，第二部一開始就要直接撈省委書記的生活。
這一級領導幹部我以前隻是皮毛地接觸過，深交的人很少，或者說基本沒有。我較為熟悉的是地縣鄉鎮及農村的各級頭麵人物。省委這一級領導人的一般性生活對公眾來說已有相當的「神秘」性。
通常的工作和社會活動環境我可以為他們「設計」，但他們的家庭環境和生活起居我無法靠想像來解決。
必須想辦法最少到一個這樣的人家走一走，以便在描寫他們的時候有一種感性的依據。
省委大院警備森嚴，作為一個普通人怎麽可能去隨便「串門」？
但我一定得串這次門。如果不能正麵踏進家門，用「特工」方式也得進行這次「刺探」。當然，要盡量避免任何「不道德」行為。
馬上開始在外圍尋找能通向這個大院的熟人關係。
終於在文學圈裏找到了一位女士，她由於父母的關係和省委書行一家人很熟。省委書記我認識，但並不深交。
不能正麵去約見，這樣，他會把你「固定」在他的客廳裏，而你又無任何問題要他解決，根本達不到熟悉他家庭環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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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這位女士出主意說，等省委書記一家人外出，隻留保姆一人的時候，我們可以假裝找省委書記而乘機在他家裏「溜達」一圈。
好主意。
於是，等這個機會一到來，我便和她「潛入」本省的「第一家庭」，開始了這次「驚險」的「深入生活」活動。
一切都很順利。這位女士以省委書記家的熟人和常客的身分使保姆信任地領著我們「參觀」了這個家庭的角角落落，並向她詢問了這個家庭日常生活的許許多多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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