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作品已經完成了,來不及彌補了。如果這部作品能夠展開的話,可能比現在好一些,也不僅是黃亞萍一個人,還有其他人物,像高明樓這樣的人,如果作品再往前發展,說不定,他還會上升到主要地位上去,我現在還隻能關注到主要的部分。當然一個完整的作品是不應該有次要部分的。


    王愚:像戲劇演員常說的,在舞台上隻有演員,沒有小角色。


    路遙:這就像蓋一所房子,你關心的主要是橫樑、立柱,而且想辦法搞得獨特一些,其他部分就來不及精雕細刻了,有時候甚至是用一般的材料來填充。這樣,有些地方顯得很平庸,我也是很不滿足的。


    王愚:藝術創作上要照顧到每一部分,確實是不容易的,不僅關係到作家的器識,也關係到作家的經驗和功力,不少大師們在結構上下功夫,確非偶然。在托爾斯泰筆下,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奧勃朗斯基這樣的人物,應該說是次要的,但他在作品反映的生活範圍內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使得整個作品的結構顯得那麽熨貼和勻稱。《人生》後麵的兩個情節似乎和整個作品的結構貼得不是那麽緊,一個是高加林從鄉村到城市的地位的變化化,是由於他叔父的偶然到來;而他從城市又迴到鄉村,卻是碰到張克男的母親那樣一個女人,出於妒忌而告密,都過於突然。這些地方不知你是怎樣考慮的。


    路遙:藝術作品高不開虛構。關鍵問題要看作品描寫的矛盾衝突、人物的命運,以及衝突的轉化和發展,從歷史生活本質的角度檢驗,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有些地方看起來,偶然性太明顯,主要還是作者沒有寫充分。後麵兩個情節,不能簡單地說是偶然的,隻能說我沒有寫充分。


    王愚:由此,我想到當前小說創作中的一些問題。我們常說現實主義要演化,結合《人生0》的創作來看,這個“深”一方麵是反映生活中矛盾衝突的深刻性,一方麵是人物性格的內在的豐富性,也就是更深刻的反映多側麵的性格。今年《延河》二期發表的陳湧同誌的文章,提出了一個很值得重視的問題,他認為文藝作品表現矛盾衝突,不光要表現人和周圍事物的矛盾衝突,而且要更進一步反映人物本身的矛盾衝突,即使新人形象也是這樣。你的《人生》,我覺得在這一點上表現得很突出。


    路遙:實際上,一個人就是一個世界,這個世界,不是孤立的,是和整個社會密切相關的,互皙she的。有些作品,盡可以編造許多動人的故事,但他們沒有關注人物的精神世界,人在作品隻是一個道具,作品就不會深。歐洲有些作家,包括大仲馬,為什麽比巴爾紮克,托爾斯泰低一籌,原因也在於此。


    王愚:今天和你的談話,使我受益不淺。作家要研究生活。研究人物;評論家就要研究作家,研究作品,注意作家們在研究生活上、反映生活上有什麽新的經驗,新的思考。


    這樣,作家和評論家才能成為真正的朋友。


    路遙:實際上,作家和評論家都應該研究生活。評論家研究生活,也研究作品;作家研究生活,也重視評論。隻有這樣,評論家才能準確地評價作品,作家才能不斷地提高自己。


    王愚:最近,聽說《人生》和《在困難的日子裏》都要改編成電影,你除了改編這兩部電影外,還有什麽新的打算?


    路遙:當前我們的國家正處在改革的洪流中,生活的矛盾衝突和變化比較劇烈,我不想匆匆忙忙去表現這個變化。


    這種變化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個新的課題,對作家說來尤其如此。這個改革才開始,我們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東西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想深入研究這個改革的各種狀態,以及人們的各種心理變化,暫時還不可能寫出什麽來。一個作家與出一篇引起人們注的作品,好像爬上一座山坡一樣,也許前麵會有一片窪地,隻有通過這片窪地,他才有可能爬上另一座山坡。


    《人生》法文版序


    當這本書衩張榮富先生譯成法文出版的時候,我要藉此機會向法國讀者朋友致最親切的敬意。我向來對法蘭西輝煌的文化藝術抱有十分崇敬的感情。偉大的法國文學,無論是其古典作品,還是現代作品,都對我的文學活動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因此,當這本書譯成你們優美的語言並被你們閱讀時,我感到榮幸而愉快。


    中國和法國是兩個相距遙遠而又在各個方麵不盡相同的國家,但我認為,人類的心靈都是相通的。文學藝術正是溝通人類心靈的橋樑。但願我的這本書能作為“橋”上的一顆小小的石子。


    作為一個與本書主人公有類似經歷的中國青年,這本書所描寫的生活,都是我自己深切感受過的。


    這部小說最初發表於一九八二年,曾在中國文學批評界和讀者中引起巨大的爭議。這種爭議實際上到現在仍然沒有結束。當然,這種爭議是在中國特定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上發生的。我無法想像你們會對這部作品產生什麽看法。


    這部書的故事發生在我國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四人幫”剛剛覆滅,中國的改革還沒有大規模展開的時候,那時,中國一個惡夢般的時代結束了,而新的生活還處於醞和探索之中;長期積累起來的各種矛盾在中國生活中已經處於最複雜最深刻的狀態。悲劇的主人公就是中國這個時期的產兒——他們的悲劇當然有著明顯的社會和時代的特徵。


    但這同時也是青春的悲劇。在我看來,隻要是青年,不管他們生活在什麽樣的時代和什麽樣的國度,在他們最初選擇生活道路的時候,往往不會一帆風順。我自己就是從一條坎坷的生活道路上走過來的。因此我完全理解那些遭受痛苦與挫折而仍然頑強地追求生活的青年。我永遠懷著巨大的同情心關注他們的命運;即使我為他們的某種過失而痛心的時候,也常常抱有一種兄長的寬容態度。


    這部小說發表並引起廣泛的社會爭議後,我曾收到幾千封中國讀者的來信,讓我本人評價書中人物的是非曲直。實際上,許多問題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我要求自己竭力真實地描寫生活,但是非最好還是讓人們去評說!


    《路遙小說選》自序


    承蒙青海人民出版社的關係,我將自己迄今為止的小說作呂挑揀出一部分,編成了這本選集。通過這本書,讀者大約可以看出我十來年在學習寫作的道路上彎彎曲曲的爬蜒痕跡。這些作品都沒什麽改動,保持著初發表時的麵目。之所以這樣,並非這些作品沒有可修改之處,而是我常常沒有能力這樣做。我感到,如果在總體上不能復原當初創作時的那種心理狀態,即使後來想彌補作品的某些缺憾,也往入等於疤上補疤,因此也就放棄了這種應該而且必需的努力。


    我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生於陝北山區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在農村長大並讀完小學,以後到縣城讀完高小和初中。青少年期間的大部分時光是在農村和縣城度過的。十七歲之前沒有出過縣境。中學畢業後返鄉勞動,並教過農村小學,在縣城做過各式各樣的臨時性工作。一九七三年進入延安大學中文係讀書。一九七六年大學畢業後來到省城的文學團體工作。一九八二年成為專業作家。我的生活經歷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從農村到城市的這樣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


    這個過程的種種情態與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舉動的印記,因此也明顯地影響了我的創作活動。


    我的作品的題材範圍,大都是我稱之為“城鄉交叉地帶”的生活。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世界。無疑,起初我在表現這個領域的生活時,並沒有充分理性地認識到它在我們整個社會生活中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義,而隻是像通常所說的,寫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這無疑影中央委員了一些作品的深度。後來隻是由於在同一塊土地上的反覆耕耘,才逐漸對這塊生活的土壤有了一些較深層次的理解。


    我在幾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說過:“由於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又由於社會經歷了持久廣泛的大動盪,城市與城市,農村與農村,地區與地區,行業與行業,尤其是城市與農村之間相互交往日漸廣泛,加之全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農村的初級教育的普及以及由於大量初、高中畢業生插隊或返鄉加入農民的行列,使得城鄉之間在各個方麵相互滲透的現象非常普遍。這樣,隨著城市和農村本身的變化和發展,城市生活對農村生活的衝擊,農村生活對城市生活的影響,農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傾向,現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衝突,文明與落後,新的思想意識和傳統觀念的衝突等等,構成了當代生活的一些其重要的內容。這一切矛盾在我們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意識、道德觀念等方麵都表現出來,是那麽突出和複雜,可以說是立體交叉橋上的立體交叉橋。”


    無疑,我國當代現實生活迅猛而巨大的發展,使得以上所說的一切都變得越來越突出,越來越複雜。驟烈的社會改革,已經使中國的農村和城市再不是各自封閉的天地了。它們還將會在更大的程度上交叉在一起。而且在未來的某個時候,它們的界線甚至會變得模糊不清。試想,假如黃河和長江交匯在一起奔流,那會是一種什麽樣的景象呢?這會是一條新的江河。這時既有黃河,也有長江,但這無疑會是一條既非黃河也非長江的新的更加寬闊而洶湧的江河。我們所麵臨或將要麵臨的生活的總麵貌也許就是這個樣子。


    麵對著澎湃的生活的激流,我常常像一個無知而好奇的孩子。我國懷著膽怯的心情,在它迴旋的淺水灣裏拍濺起幾朵水花,而還未敢涉足於它那奔騰的波山浪穀之中……什麽時候我才能真正到中水線上去搏擊一番呢?柳青的遺產


    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來說,柳青留給我們的作品也許不夠多。可是,如果拿一兩金銀和一斤銅鐵相比,其價值又怎樣呢?


    是的,這位嚴肅的現實主義作家,在其一生的文學活動中,即使創作巴掌大一片東西,他也盡力用他獨特的藝術雕刀精心鏤刻,盡可能避免一種工匠式的製造。至於他那部未完成的史詩《創業史》,幾乎耗去了他整個生命的三分之一。


    盡管這座結構宏大的建築物永遠再不可能完整一體,而就其現成的部分也不是完美無缺,但它仍然會讓現在和以後的人們所珍重。正如我們現在站在雅典的神廟麵前,盡管已經看不到一種完整的奇蹟,但僅僅那些殘廊斷柱就夠人驚嘆不已了。


    柳青是這樣的一種人:他時刻把公民性和藝術家巨大的詩情溶解在一起。作為一個藝術家,他始終像燃燒的火焰和激盪的水流。他竭力想讓人們在大合唱中清楚地聽見他自己的歌喉;他處心積慮地企圖使自己突出於一般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又嚴格的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普通公民,盡力要求自己不喪失一個普通人的感覺。他多年像農民一樣生活在農村,像一個普通基層幹部那樣做了許多具體工作。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在《創業史》中那麽逼真地再現如此複雜多端的生活——在這部作品中,我們看見的每條細小的波紋都好像是生活本身的皺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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