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北宋南宋 ——家山何處聽羌笛(1)
記憶裏的故事——詩詞話中國 作者：楊少軒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提起兩宋，人們更多的時候首先想到的總是“詞”。兩宋確是詞的黃金時代。詞之於兩宋，恰如詩歌之於唐朝，曲之於元朝，小說之於明清。兩宋時期，宋詞名家燦如群星；各種流派的詞作更是流光溢彩。
作為一種繼詩歌之後大盛於天下的文學，詞更多的時候是一種抒情的工具，一種心情文學。雖然，兩宋詞人們也不乏“看試手，補天裂！”這樣豪情快意的詞作，但是我總以為“家山何處聽羌笛”似乎更能契合兩宋王朝柔弱而彷徨，蕭索而不失淒豔的色調。
就其柔弱而言，兩宋王朝在中國的曆史上絕對是空前絕後的。
兩宋王朝沒有了大漢王朝追南逐北的赫赫武功，亦沒有了李唐王朝四夷賓服的巍巍氣象，甚至也沒有了元明清三代的廣袤疆域，更多的時候，宋王朝總是一副低眉順眼的奴才樣：對北方的強鄰契丹族建立的契丹國（公元947年遼太祖律德阿保機之子耶律德光改國號為“遼”）如此；對興起於白山黑水，由女真首領完顏阿骨打建立的金國如此；對崛起在蒙古高原的蒙古國（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鐵木真的孫子忽必烈改國號為“元”）如此；甚至對局促於西北苦寒之地的小邦——黨項族元昊建立的西夏王國亦如此。
宋朝的柔弱當然不是沒有理由的。從根本上說，這是兩宋中央集權、皇帝集權、百官權力分散、重文輕武和軍事上重內輕外的立國之策所決定了的。
熟悉曆史的人都知道，北宋的立國是和一場名為“陳橋兵變”的事件緊密相連的。後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五代最傑出的君主——周世宗柴榮病死，其子年僅七歲的柴宗訓即位，是為後周恭帝。不久，後周禁軍殿前都檢點趙匡胤等經過密切的謀劃之後，借口北方契丹和北漢大軍入侵，上演了另一出“黃袍加身”的故事，從孤兒寡母手中奪取了皇位。
北宋建國之後，為了改變五代時期諸侯割據稱雄亂政的局麵，宋太祖趙匡胤總結了曆史教訓，同時采納了宰相趙普“削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的意見，並首先利用一場宴會巧妙地讓朝廷的統兵大將、各鎮節度使相繼交出了手中的兵權，這就是曆史傳為美談的“杯酒釋兵權”。
其後，宋太祖趙匡胤進一步采取措施，削弱節度使的實權，使其徒有虛名。接著，又將朝廷最精銳的禁軍統領權一分為三，讓它們都對皇帝直接負責；又設立樞密院，掌調兵之權，卻不直接統領軍隊，各地統領軍隊的將領雖有兵卻無調兵之權，使其相互牽製。此外，還有推行“更戍法”，使其帥無常師，師無常帥，兵不知將，將不識兵。為了加強中央禁軍，各地的精壯之士都必須入選禁軍。通過這一係列的措施皇帝將各地將領的軍權被削弱了，而把軍權集中到了中央，集中到了皇帝手中。
削弱了軍權，接著又著手解決地方的行政權、財權和司法權。為了集中行政權，宋太祖很重視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的防範。為此，宋太祖在宰相之下設立了參知政事為副宰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權；設立樞密使管理軍事，分割宰相的軍權；同時，又設立三司使管理財政收入等，分割宰相的財政權。這樣就把宰相的職權一分為三，便於皇帝總攬大權。
在地方上，州的長官知州改由中央派文官擔任，又在各州設立通判，以監督知州。各州的公文必須要知州與通判聯合署名才能有效，以使他們相互牽製，從而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
為了集中財權，北宋在各路設轉運使，地方賦稅除了留一小部分作為地方開支之外，其餘的全由轉運使運送到中央。為了集中司法權，扭轉五代以來地方節度使長期控製地方司法的局麵，宋太祖規定地方司法人員改由中央派文官擔任，死刑必須報中央複審核準。
此外，有宋一代對士大夫特別優厚。
在取得入仕資格上，不僅有科舉考試製度，“附試”的“特奏名”製度，允許士子自薦的“製舉”製度，甚至還有照顧高級官吏子弟的蔭補製度等等。宋朝的蔭補製度，不但機會多，而且名額大，最高記錄曾達到同時蔭補子弟四千人。
在士大夫的職稱上也是花樣百出。官員不但有“官”，還有“職”，還有“差遣”。《宋史•；；職官誌》說，“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舉個例子，宋真宗時期寇準曾為虞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在這裏郎中是“官”，直學士是“職”，判吏部東銓是“差遣”，也才是實際職責。
對於宰執等高級官吏還有一種特殊優待辦法，“請郡”製度。何為請郡製度？宰相因任職過繁或與同僚政見抵觸，可以請求出任外藩，叫做“請郡”。次外，為了優待大臣，崇尚道教的宋朝皇帝還推行一種獨有的讓大臣們在罷現任之後管理道教宮觀，以食其祿的“宮觀祠祿官”。
以上總總舉措，雖然能夠保證從製度層麵上根除了諸侯割據混戰的可能，加強了皇權。但是事權的分置，必然帶來機構的重疊，行政效率的低下；官員的冗濫，必然造成財政開支的龐大；軍權的集中和募兵養兵製度既使軍隊作戰指揮不靈，軍隊戰鬥力十分低下，同時又使軍隊的數量急劇上升，軍費開支龐大；財權的集中，又必然使地方財政困難，不利於地方經濟的發展。
宋朝立國不到百年，素有繁榮之名的宋朝已經完全陷入了“冗官、冗兵、冗費”的局麵，宋朝的“極貧”、“極弱”也由此形成。
作為一種繼詩歌之後大盛於天下的文學，詞更多的時候是一種抒情的工具，一種心情文學。雖然，兩宋詞人們也不乏“看試手，補天裂！”這樣豪情快意的詞作，但是我總以為“家山何處聽羌笛”似乎更能契合兩宋王朝柔弱而彷徨，蕭索而不失淒豔的色調。
就其柔弱而言，兩宋王朝在中國的曆史上絕對是空前絕後的。
兩宋王朝沒有了大漢王朝追南逐北的赫赫武功，亦沒有了李唐王朝四夷賓服的巍巍氣象，甚至也沒有了元明清三代的廣袤疆域，更多的時候，宋王朝總是一副低眉順眼的奴才樣：對北方的強鄰契丹族建立的契丹國（公元947年遼太祖律德阿保機之子耶律德光改國號為“遼”）如此；對興起於白山黑水，由女真首領完顏阿骨打建立的金國如此；對崛起在蒙古高原的蒙古國（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鐵木真的孫子忽必烈改國號為“元”）如此；甚至對局促於西北苦寒之地的小邦——黨項族元昊建立的西夏王國亦如此。
宋朝的柔弱當然不是沒有理由的。從根本上說，這是兩宋中央集權、皇帝集權、百官權力分散、重文輕武和軍事上重內輕外的立國之策所決定了的。
熟悉曆史的人都知道，北宋的立國是和一場名為“陳橋兵變”的事件緊密相連的。後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五代最傑出的君主——周世宗柴榮病死，其子年僅七歲的柴宗訓即位，是為後周恭帝。不久，後周禁軍殿前都檢點趙匡胤等經過密切的謀劃之後，借口北方契丹和北漢大軍入侵，上演了另一出“黃袍加身”的故事，從孤兒寡母手中奪取了皇位。
北宋建國之後，為了改變五代時期諸侯割據稱雄亂政的局麵，宋太祖趙匡胤總結了曆史教訓，同時采納了宰相趙普“削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的意見，並首先利用一場宴會巧妙地讓朝廷的統兵大將、各鎮節度使相繼交出了手中的兵權，這就是曆史傳為美談的“杯酒釋兵權”。
其後，宋太祖趙匡胤進一步采取措施，削弱節度使的實權，使其徒有虛名。接著，又將朝廷最精銳的禁軍統領權一分為三，讓它們都對皇帝直接負責；又設立樞密院，掌調兵之權，卻不直接統領軍隊，各地統領軍隊的將領雖有兵卻無調兵之權，使其相互牽製。此外，還有推行“更戍法”，使其帥無常師，師無常帥，兵不知將，將不識兵。為了加強中央禁軍，各地的精壯之士都必須入選禁軍。通過這一係列的措施皇帝將各地將領的軍權被削弱了，而把軍權集中到了中央，集中到了皇帝手中。
削弱了軍權，接著又著手解決地方的行政權、財權和司法權。為了集中行政權，宋太祖很重視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的防範。為此，宋太祖在宰相之下設立了參知政事為副宰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權；設立樞密使管理軍事，分割宰相的軍權；同時，又設立三司使管理財政收入等，分割宰相的財政權。這樣就把宰相的職權一分為三，便於皇帝總攬大權。
在地方上，州的長官知州改由中央派文官擔任，又在各州設立通判，以監督知州。各州的公文必須要知州與通判聯合署名才能有效，以使他們相互牽製，從而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
為了集中財權，北宋在各路設轉運使，地方賦稅除了留一小部分作為地方開支之外，其餘的全由轉運使運送到中央。為了集中司法權，扭轉五代以來地方節度使長期控製地方司法的局麵，宋太祖規定地方司法人員改由中央派文官擔任，死刑必須報中央複審核準。
此外，有宋一代對士大夫特別優厚。
在取得入仕資格上，不僅有科舉考試製度，“附試”的“特奏名”製度，允許士子自薦的“製舉”製度，甚至還有照顧高級官吏子弟的蔭補製度等等。宋朝的蔭補製度，不但機會多，而且名額大，最高記錄曾達到同時蔭補子弟四千人。
在士大夫的職稱上也是花樣百出。官員不但有“官”，還有“職”，還有“差遣”。《宋史•；；職官誌》說，“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舉個例子，宋真宗時期寇準曾為虞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在這裏郎中是“官”，直學士是“職”，判吏部東銓是“差遣”，也才是實際職責。
對於宰執等高級官吏還有一種特殊優待辦法，“請郡”製度。何為請郡製度？宰相因任職過繁或與同僚政見抵觸，可以請求出任外藩，叫做“請郡”。次外，為了優待大臣，崇尚道教的宋朝皇帝還推行一種獨有的讓大臣們在罷現任之後管理道教宮觀，以食其祿的“宮觀祠祿官”。
以上總總舉措，雖然能夠保證從製度層麵上根除了諸侯割據混戰的可能，加強了皇權。但是事權的分置，必然帶來機構的重疊，行政效率的低下；官員的冗濫，必然造成財政開支的龐大；軍權的集中和募兵養兵製度既使軍隊作戰指揮不靈，軍隊戰鬥力十分低下，同時又使軍隊的數量急劇上升，軍費開支龐大；財權的集中，又必然使地方財政困難，不利於地方經濟的發展。
宋朝立國不到百年，素有繁榮之名的宋朝已經完全陷入了“冗官、冗兵、冗費”的局麵，宋朝的“極貧”、“極弱”也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