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2005年一月一個很普通的晚上，但一切好像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那是一個非常不普通的夜晚。上午路過學校辦公室，偶然看到公告欄粘貼的校長辦公室的文件——關於做好禁止賭博工作的通知。大意如下：為了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和省有關禁賭工作的各項規定，加強思想教育，強化監督管理，營造更好的育人環境，樹立良好的師德師風，學校決定在全校範圍內進一步開展禁止黨員、幹部、教職工參加賭博的治理工作。按照黨風廉政建設責任製“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要求，建立健全禁賭責任追究製度，逐級落實禁賭責任。凡是對本單位（部門）內發生黨員、幹部、教職工上班時間打牌等違紀行為或者參與賭博問題而不製止、不查處，以及所在單位（部門）黨員、幹部、教職工賭博之風屢禁不止的，要嚴肅追究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及有關責任人的責任。對發現黨員、幹部、教職工參與賭博而隱瞞不報的，要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看到這份文件，我首先想到的是這好像不關我事，首先我不是黨員，也不是幹部，更談不上教職工，於是就這樣給忘了。
由於工程力學老師晚上臨時有事，在上課前五分鍾打電話過來說：“今晚的課改在後天晚上上。”正好準備理發的我，兜裏還裝著兩百多塊錢，就這樣一個人來到校門口的大街上理發。剛理完發，不知不覺就又到了那個半遮半掩的遊戲機室，裏麵空蕩蕩的，一個人都沒有。我正在感歎：是不是都輸窮了。服務員說：“小子，好久不見你來了，越來越帥了哦。”我說：“輸慘了，哪還玩得起。”“那今天玩不？”她問到。我說：“小玩下，上十塊錢分，試下運氣。”就這樣開始了遊戲。我的屁股還沒坐熱，隻見一群全副武裝的民警，拿著相機、手銬氣勢洶洶的朝我鋪過來，邊走邊喊：“不要動，把他照下來。”我還來不及做任何舉動，他們就拍了幾張照片，把我抓緊，邊走邊說：“人賬俱獲，跟我們走。”我心想：“原來學校貼的通知是真的，這下我可怎麽辦？”一度不想走，但民警的力量是無窮的。最後，跟他們上了車，車直接開進了派出所的大門。
到了派出所，隻見院子裏七零八落的擺放著各種蘋果機、麻將機的碎片，顯然民警們今萬展開了突擊行動。接下來，我被帶到了一個房間裏，隻見一個手帶手銬，穿著極其破爛的小夥子在地上蹲著。在知曉我是學生後，警察同誌很客氣的給我一把椅子坐。可能由於公務繁忙，或者暫時沒有時間來審問我，就指派一個門衛類的人看著我。那時的我，心裏七上八下，不知所措，隻是不停的問那個“門衛”：“不會很嚴重吧，不會留下案底吧，不會讓我退學吧。”那個“門衛”恨鐵不成鋼似的說：“一個大學生，不好好學習，跑那鬼地方玩什麽蘋果機，那是你玩的嗎？”直到快十一點，那位民警才忙完，進來說：“你去二樓做個筆錄。”我乞求似的說：“不用了吧。”那時的我，認為去做筆錄，就是承認自己賭博，就會給自己留下案底。他發話了：“你這是涉嫌賭博，快點配合我們調查。”無奈隻好去二樓辦公室，找值班的民警做筆錄。
民警同誌按照筆錄的形式問了我個人情況，姓名，年齡，身份證號碼，住址和單位；然後確認做筆錄的時間和人；再讓我詳說事件的經過，具體時間，地點；最後讓我核對一下，簽字，按手印。曾經我試圖說假名字，拒絕簽名，因為我擔心這把我的“一世英明”給毀了，但還是害怕他義正詞嚴那句“你要為你所說的付一切責任”，最後隻好“坦白從寬”。
做完筆錄，我又迴到一樓那地方，這時的我擔心“案底”，擔心後果，因為印象中，警察叔叔是“隻抓壞人，不抓好人”，而我卻……正在我躊躇不知所措的時候，那個警察已經了解情況，說：“看你年紀輕輕，認錯態度也誠懇，我們就不通告你學校，否則你就無書可讀，警察叔叔也不會這麽壞，但是，得警告一下，你交500元罰款，這件事情就這麽解決了，以後好好學習，那個電遊室的老板是個老太婆，我們已經警告過她了，還沒收了她的機器。”那時我手上僅有200多塊錢，就說：“我沒有這麽多，要不我把手機給您。”“你看要你的朋友送來還是怎麽？”民警說。可我又實在不知道要誰幫我把錢送到派出所來，這樣不是讓更多的人知道這件醜事，這是我無論如何也不願意的。在磨蹭了很久後，我感覺民警有些“心軟”，商量說：“要不我打電話給我爸？讓他明天過來一趟。”實際我是萬不敢讓我爸知道的，但我相信民警也怕讓我的家長知道，畢竟如果家長質問遊戲機室為何在學校附近存在這麽久，估計我們的民警也擺脫不了責任。這時民警叔叔說話了：“這樣吧。這件事情我不跟你們學校講，也不給你爸講，你交納200元錢罰款算了。”我說：“治安處罰條例不是20—200嗎？”他說：“還有資料費，手續費，200元算是便宜你了。”於是我交納了200元錢，他們收了錢連“收據”都沒給，原來警察也知道偷稅。從那以後，我才知道，罰款也是可以商量的，警察也不是視錢財如糞土。
在那以後，很長的時間，我的頭腦裏都是“恐懼”，擔心我美好的前程被這個“汙點”所毀滅，甚至在下學期我試圖參加民航飛行員複試時，得到那位民警叔叔的允許才敢去。更不敢奢望靠近和加入我們偉大的共產黨，因為深知這是不配的，但這是十八歲就是黨員的母親所不能理解的，她一直以為我政治上不積極。
由於工程力學老師晚上臨時有事，在上課前五分鍾打電話過來說：“今晚的課改在後天晚上上。”正好準備理發的我，兜裏還裝著兩百多塊錢，就這樣一個人來到校門口的大街上理發。剛理完發，不知不覺就又到了那個半遮半掩的遊戲機室，裏麵空蕩蕩的，一個人都沒有。我正在感歎：是不是都輸窮了。服務員說：“小子，好久不見你來了，越來越帥了哦。”我說：“輸慘了，哪還玩得起。”“那今天玩不？”她問到。我說：“小玩下，上十塊錢分，試下運氣。”就這樣開始了遊戲。我的屁股還沒坐熱，隻見一群全副武裝的民警，拿著相機、手銬氣勢洶洶的朝我鋪過來，邊走邊喊：“不要動，把他照下來。”我還來不及做任何舉動，他們就拍了幾張照片，把我抓緊，邊走邊說：“人賬俱獲，跟我們走。”我心想：“原來學校貼的通知是真的，這下我可怎麽辦？”一度不想走，但民警的力量是無窮的。最後，跟他們上了車，車直接開進了派出所的大門。
到了派出所，隻見院子裏七零八落的擺放著各種蘋果機、麻將機的碎片，顯然民警們今萬展開了突擊行動。接下來，我被帶到了一個房間裏，隻見一個手帶手銬，穿著極其破爛的小夥子在地上蹲著。在知曉我是學生後，警察同誌很客氣的給我一把椅子坐。可能由於公務繁忙，或者暫時沒有時間來審問我，就指派一個門衛類的人看著我。那時的我，心裏七上八下，不知所措，隻是不停的問那個“門衛”：“不會很嚴重吧，不會留下案底吧，不會讓我退學吧。”那個“門衛”恨鐵不成鋼似的說：“一個大學生，不好好學習，跑那鬼地方玩什麽蘋果機，那是你玩的嗎？”直到快十一點，那位民警才忙完，進來說：“你去二樓做個筆錄。”我乞求似的說：“不用了吧。”那時的我，認為去做筆錄，就是承認自己賭博，就會給自己留下案底。他發話了：“你這是涉嫌賭博，快點配合我們調查。”無奈隻好去二樓辦公室，找值班的民警做筆錄。
民警同誌按照筆錄的形式問了我個人情況，姓名，年齡，身份證號碼，住址和單位；然後確認做筆錄的時間和人；再讓我詳說事件的經過，具體時間，地點；最後讓我核對一下，簽字，按手印。曾經我試圖說假名字，拒絕簽名，因為我擔心這把我的“一世英明”給毀了，但還是害怕他義正詞嚴那句“你要為你所說的付一切責任”，最後隻好“坦白從寬”。
做完筆錄，我又迴到一樓那地方，這時的我擔心“案底”，擔心後果，因為印象中，警察叔叔是“隻抓壞人，不抓好人”，而我卻……正在我躊躇不知所措的時候，那個警察已經了解情況，說：“看你年紀輕輕，認錯態度也誠懇，我們就不通告你學校，否則你就無書可讀，警察叔叔也不會這麽壞，但是，得警告一下，你交500元罰款，這件事情就這麽解決了，以後好好學習，那個電遊室的老板是個老太婆，我們已經警告過她了，還沒收了她的機器。”那時我手上僅有200多塊錢，就說：“我沒有這麽多，要不我把手機給您。”“你看要你的朋友送來還是怎麽？”民警說。可我又實在不知道要誰幫我把錢送到派出所來，這樣不是讓更多的人知道這件醜事，這是我無論如何也不願意的。在磨蹭了很久後，我感覺民警有些“心軟”，商量說：“要不我打電話給我爸？讓他明天過來一趟。”實際我是萬不敢讓我爸知道的，但我相信民警也怕讓我的家長知道，畢竟如果家長質問遊戲機室為何在學校附近存在這麽久，估計我們的民警也擺脫不了責任。這時民警叔叔說話了：“這樣吧。這件事情我不跟你們學校講，也不給你爸講，你交納200元錢罰款算了。”我說：“治安處罰條例不是20—200嗎？”他說：“還有資料費，手續費，200元算是便宜你了。”於是我交納了200元錢，他們收了錢連“收據”都沒給，原來警察也知道偷稅。從那以後，我才知道，罰款也是可以商量的，警察也不是視錢財如糞土。
在那以後，很長的時間，我的頭腦裏都是“恐懼”，擔心我美好的前程被這個“汙點”所毀滅，甚至在下學期我試圖參加民航飛行員複試時，得到那位民警叔叔的允許才敢去。更不敢奢望靠近和加入我們偉大的共產黨，因為深知這是不配的，但這是十八歲就是黨員的母親所不能理解的，她一直以為我政治上不積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