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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三八年，中國與美國大打“印度牌”，意味著南亞再次成為熱點地區。
美國的南亞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的南亞政策，因為對美國來說，南亞地區太遙遠了，離中國又太近了。美國在印度的所作所為，表明到這個時候，美國依然沒有放棄遏製中國的戰略企圖。
第一次印度洋戰爭之後，中國隻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在南亞地區的戰略擴張行動，不但與巴基斯坦正式建立了同盟關係，還通過拉攏尼泊爾、不丹、孟加拉國、緬甸與斯裏蘭卡，築起針對印度的戰略包圍圈，更通過南安達曼島的浩洋港、緬甸的丹老、孟加拉國的吉大港、斯裏蘭卡的加勒與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建立起圍繞印度、呈新月形的軍事基地群。
隻是，在南亞地區，印度是唯一的大國，也是唯一有資格成為大國的國家。
除了印度，哪怕是巴基斯坦，也沒有成為大國必須的國土麵積、自然資源、人口數量與經濟基礎，至於其他國家，更是連地區強國的基礎都沒有。因此不管中國在南亞的影響力有多麽大，都必須爭取印度。
從某種意義上講，印度是中國能否超越美國的關鍵所在。
原因很簡單：中國超越美國的關鍵標誌是社會生產效率，而中國的人口規模是美國的三倍，國民的消費觀卻遠不如美國，即便國內消費水平達到了美國的程度，中國也需要三倍於美國的海外市場，更需要三倍於美國的海外產地；也就是說，在以美國為首的地區經濟體總共擁有二十四億人口的情況下，以中國為首的地區經濟體需要七十億人，中國的社會生產效率才能達到美國的水平。
當然，這隻是理論計算值。
因為在價值觀、文化理念、生活方式等方麵的差異，中國更需要的是海外市場，而不是海外產地，所以在中國總人口為十三億的情況下，大概需要兩倍於此的海外市場，即以中國為首的地區經濟體的人口總規模應該在四十億左右。
這樣一來，印度就顯得極為關鍵了。
現在來看中國在第一次印度洋戰爭之後的對印政策就能發現，除了進行戰略遏製，中國還在積極拓展印度市場，在經濟層麵上沒有打壓印度，反而建立起了較為密切的關係。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國，即便以地區為準，印度也是僅次於東南亞。
更重要的是，在過去的十多年裏，中國一直在積極扶持印度。
比如在二零二七年到二零三四年間，中國為印度提供了一萬四千億元人民幣貸款，幫助印度修建學校、醫院、水淨化廠等公共基礎設施，還有近萬名誌願人員前往印度偏遠地區支教與行醫。
根據印度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到二零三四年，印度的文盲率為百分之四十二，比第一次印度洋戰爭前降低了二十一個百分點，相當於近三億印度人在這十年裏脫盲，意味著更多的兒童獲得了學習機會。
文化提高後，印度的經濟也隨同高速發展。
可以說，在第一次印度洋戰爭之前，印度一直沒能取代中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嚴重缺乏產業工人，而產業工人最低的門檻就是必須能讀會寫，因為隻要能夠讀書識字，就能掌握最基本的勞動技能。
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級工業產品出口國。
事實上，在二零三一年左右，印度就超越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初級工業國。
隻不過，到這個時候，中國已經不是紡織、製衣、製鞋、日化、工業零部件等初級工業產品出口國了，而是淨進口國，印度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主要對手是同地區的巴基斯坦與孟加拉國、東南亞國家、南美洲的巴西與阿根廷、非洲的埃及與坦桑尼亞等國，而中國則是印度的第一大工業產品進口國。
在當時，在中國市場上，幾乎隨處可見“印度製造”。
可以說，正是因為印度提供了足夠多的初級工業產品，中國才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產業結構調整，讓數量眾多的民營企業能夠在印度市場完成了資本積累，獲得了與西方企業在高端領域競爭的資本。
別忘了，印度不但把大量初級工業產品銷售給中國，也從中國進口大量高端產品。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在成功開拓了印度市場，中國才在二零三五年獲得了擊敗日本的經濟實力。
可以說，在二零三五年之前，中國與日本已經在印度“開戰”。
雙方爭奪的，正是擁有十七億消費者的印度市場。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到二零三四年底，中國企業在印度的總投資已經超過五萬億元人民幣，占印度海外總投資的百分之三十七，比排第二位的日本高出了十三個百分點，比美國高出了二十四個百分點。這些投資中，百分之八十七來自民營企業，而且主要是七個民營集團。
巨額投資，反過來又推動了中國的印度戰略，即在遏製的同時，積極扶持印度。
從國家安全戰略上講，隻要中國在印度的經濟體係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印度就不會對中國構成威脅。原因很簡單，隻要掌握了印度的經濟命脈，任何一名印度領導人在考慮對華關係的時候，都得考慮本國經濟受到的影響，與此息息相關的數千萬產業工人，以及更多的平民百姓。
隻是，這種“經濟入侵”戰略需要足夠多的時間。
雖然在對日戰爭結束後，扶桑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以及兩岸統一，“大中國”在印度的投資占到了印度引進海外資本的百分之六十五，遠遠超過西方國家集團，但是與印度國內龐大的民營資本相比，所占比例仍然很低。在一些至關重要的行業，中資企業的占有率並不高。
不出意外的話，至少還要十年到二十年，中國才能控製印度的經濟命脈。
問題是，現在出了意外。
印度對中國的重要性，美國當局也非常清楚，不然美國總統不會在二零三八年冒著被彈劾的危險，提出《糧食限購法》。
鬧到八月底，在美國聯邦檢察院準備向最高法院遞交訴狀的前一天，白宮撤迴了遞交給國會的《糧食限購法》。因為總統提交的法案還沒有經過國會審批，沒有正式生效，所以聯邦檢察院撤消了控訴。
一天之後，即九月一日，美國總統向國會提交了《援助法》。
到這個時候，新聞媒體才搞清楚美國總統的意圖，即利用《糧食限購法》讓更多的美國人開始重視糧食問題，以及正在遭受糧食危機的印度，然後通過《援助法》鼓動美國企業與財團，以民間資本運作的方式，把美國富餘的糧食援助給印度，幫助印度渡過最難熬的二零三八年冬天。
此舉，立即受到了廣泛讚揚，也獲得了很多美國人的支持與同情。
至於這背後的真實原因，隻有美國總統、以及那些從中獲益的企業與財團才知道。
《援助法》的本質不是為印度提供貸款，而是以政府擔保與強製性措施，讓美國企業以合法手段從公民手裏購買糧食，然後以糧食作為武器，幫助美國企業開拓印度市場，擴大在印投資規模。
說得直接一點，就是讓美國企業用作為戰略管製資源的糧食，通過易貨方式與印度進行等價交換。
要知道，在此之前，所有規模超過五十萬噸的糧食貿易都要經國會批準。
有了這道法案，美國企業就能用美聯儲發行的美元在國內收購糧食，然後用糧食作為支付手段，去印度收購優質產業。
顯然，在二零三八年，糧食肯定比美元吃香。
原因很簡單，在全世界範圍內，糧食都是戰略管製資源，就算有美元，也很難在國際市場上買到糧食。
這一法案，直觀的反映出了美國的對印戰略。
在中國大舉進軍印度的時候，為了遏製中國，美國絕對不能拋棄印度，還得盡一切努力占領印度市場，增強在印度的經濟影響力，削弱中國的影響力，達到控製印度經濟，從而控製印度對外政策的目的。
做為世界上市場化最發達的國家，美國打市場牌，顯然比中國快了一步。
更重要的是，通過市場化運作，即便無法調動所有資源，也能調動大多數資源，而美國的民間囤糧比中國多得多。
接下來的兩個多月內，美國企業以投資方式運入印度的糧食就高達七千萬噸。
與中國的援助比起來，這七千萬噸糧食才是真正的救命糧。
要知道，在二零三八年秋季，印度大部分地區沒有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秋糧比預計增收了大約百分之三十。按照印度政府在十月底公布的統計數據，到二零三九年春，印度的糧食缺口僅有一點二億噸。也就是說，隻要美國企業能夠調動國內百分之六十的囤糧，就能堵上這個漏洞。
直接結果就是，美國企業在印度的市場占有率將直線上升。
麵對美國的挑戰，中國的應對措施非常有限。
雖然在十月底，黎平寇說服了全國代表大會，也出台了類似的政策，即允許企業從民眾手裏收購糧食，再以投資的方式出口到印度，但是中國的民間存糧並不多，能夠調動的資源也非常有限。
照這個事態發展下去，印度不再是中國的市場，而是中國的麻煩。
二零三八年，中國與美國大打“印度牌”，意味著南亞再次成為熱點地區。
美國的南亞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的南亞政策，因為對美國來說，南亞地區太遙遠了，離中國又太近了。美國在印度的所作所為，表明到這個時候，美國依然沒有放棄遏製中國的戰略企圖。
第一次印度洋戰爭之後，中國隻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在南亞地區的戰略擴張行動，不但與巴基斯坦正式建立了同盟關係，還通過拉攏尼泊爾、不丹、孟加拉國、緬甸與斯裏蘭卡，築起針對印度的戰略包圍圈，更通過南安達曼島的浩洋港、緬甸的丹老、孟加拉國的吉大港、斯裏蘭卡的加勒與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建立起圍繞印度、呈新月形的軍事基地群。
隻是，在南亞地區，印度是唯一的大國，也是唯一有資格成為大國的國家。
除了印度，哪怕是巴基斯坦，也沒有成為大國必須的國土麵積、自然資源、人口數量與經濟基礎，至於其他國家，更是連地區強國的基礎都沒有。因此不管中國在南亞的影響力有多麽大，都必須爭取印度。
從某種意義上講，印度是中國能否超越美國的關鍵所在。
原因很簡單：中國超越美國的關鍵標誌是社會生產效率，而中國的人口規模是美國的三倍，國民的消費觀卻遠不如美國，即便國內消費水平達到了美國的程度，中國也需要三倍於美國的海外市場，更需要三倍於美國的海外產地；也就是說，在以美國為首的地區經濟體總共擁有二十四億人口的情況下，以中國為首的地區經濟體需要七十億人，中國的社會生產效率才能達到美國的水平。
當然，這隻是理論計算值。
因為在價值觀、文化理念、生活方式等方麵的差異，中國更需要的是海外市場，而不是海外產地，所以在中國總人口為十三億的情況下，大概需要兩倍於此的海外市場，即以中國為首的地區經濟體的人口總規模應該在四十億左右。
這樣一來，印度就顯得極為關鍵了。
現在來看中國在第一次印度洋戰爭之後的對印政策就能發現，除了進行戰略遏製，中國還在積極拓展印度市場，在經濟層麵上沒有打壓印度，反而建立起了較為密切的關係。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國，即便以地區為準，印度也是僅次於東南亞。
更重要的是，在過去的十多年裏，中國一直在積極扶持印度。
比如在二零二七年到二零三四年間，中國為印度提供了一萬四千億元人民幣貸款，幫助印度修建學校、醫院、水淨化廠等公共基礎設施，還有近萬名誌願人員前往印度偏遠地區支教與行醫。
根據印度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到二零三四年，印度的文盲率為百分之四十二，比第一次印度洋戰爭前降低了二十一個百分點，相當於近三億印度人在這十年裏脫盲，意味著更多的兒童獲得了學習機會。
文化提高後，印度的經濟也隨同高速發展。
可以說，在第一次印度洋戰爭之前，印度一直沒能取代中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嚴重缺乏產業工人，而產業工人最低的門檻就是必須能讀會寫，因為隻要能夠讀書識字，就能掌握最基本的勞動技能。
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級工業產品出口國。
事實上，在二零三一年左右，印度就超越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初級工業國。
隻不過，到這個時候，中國已經不是紡織、製衣、製鞋、日化、工業零部件等初級工業產品出口國了，而是淨進口國，印度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主要對手是同地區的巴基斯坦與孟加拉國、東南亞國家、南美洲的巴西與阿根廷、非洲的埃及與坦桑尼亞等國，而中國則是印度的第一大工業產品進口國。
在當時，在中國市場上，幾乎隨處可見“印度製造”。
可以說，正是因為印度提供了足夠多的初級工業產品，中國才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產業結構調整，讓數量眾多的民營企業能夠在印度市場完成了資本積累，獲得了與西方企業在高端領域競爭的資本。
別忘了，印度不但把大量初級工業產品銷售給中國，也從中國進口大量高端產品。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在成功開拓了印度市場，中國才在二零三五年獲得了擊敗日本的經濟實力。
可以說，在二零三五年之前，中國與日本已經在印度“開戰”。
雙方爭奪的，正是擁有十七億消費者的印度市場。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到二零三四年底，中國企業在印度的總投資已經超過五萬億元人民幣，占印度海外總投資的百分之三十七，比排第二位的日本高出了十三個百分點，比美國高出了二十四個百分點。這些投資中，百分之八十七來自民營企業，而且主要是七個民營集團。
巨額投資，反過來又推動了中國的印度戰略，即在遏製的同時，積極扶持印度。
從國家安全戰略上講，隻要中國在印度的經濟體係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印度就不會對中國構成威脅。原因很簡單，隻要掌握了印度的經濟命脈，任何一名印度領導人在考慮對華關係的時候，都得考慮本國經濟受到的影響，與此息息相關的數千萬產業工人，以及更多的平民百姓。
隻是，這種“經濟入侵”戰略需要足夠多的時間。
雖然在對日戰爭結束後，扶桑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以及兩岸統一，“大中國”在印度的投資占到了印度引進海外資本的百分之六十五，遠遠超過西方國家集團，但是與印度國內龐大的民營資本相比，所占比例仍然很低。在一些至關重要的行業，中資企業的占有率並不高。
不出意外的話，至少還要十年到二十年，中國才能控製印度的經濟命脈。
問題是，現在出了意外。
印度對中國的重要性，美國當局也非常清楚，不然美國總統不會在二零三八年冒著被彈劾的危險，提出《糧食限購法》。
鬧到八月底，在美國聯邦檢察院準備向最高法院遞交訴狀的前一天，白宮撤迴了遞交給國會的《糧食限購法》。因為總統提交的法案還沒有經過國會審批，沒有正式生效，所以聯邦檢察院撤消了控訴。
一天之後，即九月一日，美國總統向國會提交了《援助法》。
到這個時候，新聞媒體才搞清楚美國總統的意圖，即利用《糧食限購法》讓更多的美國人開始重視糧食問題，以及正在遭受糧食危機的印度，然後通過《援助法》鼓動美國企業與財團，以民間資本運作的方式，把美國富餘的糧食援助給印度，幫助印度渡過最難熬的二零三八年冬天。
此舉，立即受到了廣泛讚揚，也獲得了很多美國人的支持與同情。
至於這背後的真實原因，隻有美國總統、以及那些從中獲益的企業與財團才知道。
《援助法》的本質不是為印度提供貸款，而是以政府擔保與強製性措施，讓美國企業以合法手段從公民手裏購買糧食，然後以糧食作為武器，幫助美國企業開拓印度市場，擴大在印投資規模。
說得直接一點，就是讓美國企業用作為戰略管製資源的糧食，通過易貨方式與印度進行等價交換。
要知道，在此之前，所有規模超過五十萬噸的糧食貿易都要經國會批準。
有了這道法案，美國企業就能用美聯儲發行的美元在國內收購糧食，然後用糧食作為支付手段，去印度收購優質產業。
顯然，在二零三八年，糧食肯定比美元吃香。
原因很簡單，在全世界範圍內，糧食都是戰略管製資源，就算有美元，也很難在國際市場上買到糧食。
這一法案，直觀的反映出了美國的對印戰略。
在中國大舉進軍印度的時候，為了遏製中國，美國絕對不能拋棄印度，還得盡一切努力占領印度市場，增強在印度的經濟影響力，削弱中國的影響力，達到控製印度經濟，從而控製印度對外政策的目的。
做為世界上市場化最發達的國家，美國打市場牌，顯然比中國快了一步。
更重要的是，通過市場化運作，即便無法調動所有資源，也能調動大多數資源，而美國的民間囤糧比中國多得多。
接下來的兩個多月內，美國企業以投資方式運入印度的糧食就高達七千萬噸。
與中國的援助比起來，這七千萬噸糧食才是真正的救命糧。
要知道，在二零三八年秋季，印度大部分地區沒有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秋糧比預計增收了大約百分之三十。按照印度政府在十月底公布的統計數據，到二零三九年春，印度的糧食缺口僅有一點二億噸。也就是說，隻要美國企業能夠調動國內百分之六十的囤糧，就能堵上這個漏洞。
直接結果就是，美國企業在印度的市場占有率將直線上升。
麵對美國的挑戰，中國的應對措施非常有限。
雖然在十月底，黎平寇說服了全國代表大會，也出台了類似的政策，即允許企業從民眾手裏收購糧食，再以投資的方式出口到印度，但是中國的民間存糧並不多，能夠調動的資源也非常有限。
照這個事態發展下去，印度不再是中國的市場，而是中國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