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在故宮博物院看到過，這一團蝶圖碗仿製得十分成功，幾乎與真品絲毫不差！”
“真絲毫不差？”展飛驚愕道。
“當然了，這世上都沒有完全一模一樣的片樹葉，自然也不可能會有兩件一模一樣的東西了，仿製再好，當然還是會有差別的，但這個差別很小，小到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出來。”
張天元研究了很長時間，才總結出了如下幾點——
1.胎體略厚分毫，以手度之稍沉一點。
2.民國時雖經調製焙燒，色彩尚屬豐富，但終究難於雍正時的色彩相比，舊器中的胭脂紅、翠毛藍、秋海棠等嬌豔之色已然缺失。
3.後掛彩團蝶圖碗不僅底釉泛青，而且器內釉麵有黑疵點，這是由於胎釉淘洗不淨、提煉不純、鐵質雜物殘存於釉表所致。
雍正本朝的粉彩，所用的素白胎是百裏挑一的，這樣帶有明顯缺陷的白瓷胎是不會入選的。
4.雍正官窯彩料的配置十分講究，而且經過月餘的貯藏後方可使用，使用前還要盡可能地研磨得極細極勻，而且還要使用油料當調和劑，使色彩滋潤而微泛一層油光。
而民國的仿品色彩黯淡不夠光亮，彩麵發澀不夠鮮豔，肉眼觀之，彩釉的明度及滋潤感均較真品遜色。
然而即便是知道這四點，大部分人也是看不出來的，因為太過微妙，沒有特別的手感和眼力，真想要把這些東西通過肉眼看出來，那無異於白日做夢啊。
“不過即便是有微妙的差異，但也不得不承認，民國有部分瓷器，哪怕隻是高仿瓷器，都做得十分精妙。”
清王朝覆滅後，受袁世凱之命，郭世五在陶瓷鎮聘用、集中了原燒造官窯瓷器的大量人才，花費極大氣力，燒造出了“不是雍乾官窯、勝似雍乾官窯”的瓷器。
袁世凱倒台後，繼郭世五之後，又有帝都劉勉之去陶瓷鎮仿製官窯瓷器。
他在郭世五先期營造的攤底上，將雍正、乾隆的官窯仿製水平推上了一個新台階。
據說他從當時官方的古玩陳列所，也就是故宮博物院前身取出樣品，又經當時帝都古玩行的著名鑒賞家指導，在十分秘密的情形下進行——簽合同、限量仿製，每樣隻仿一、二件。
這種真正意義上的“民仿官”是從民國六年開始的，劉勉之當時是德泰細瓷店的副經理，被譽為“民仿官”第一人。
德泰仿製官窯瓷器在當時名氣很大，京城收藏家、古玩行人、故宮博物院的人都與劉勉之有來往。
劉勉之為他們燒造了不少足以亂真的明清官窯瓷器。
如給津城古董商仿製的康熙官窯青花群猴嬉戲圖鳳尾瓶，此瓶後賣給了北洋政府一下野的督軍。
給帝都最大的古董商嶽彬仿製的康熙官窯五彩鸚哥，這東西後銷往美國，日本和法國也有五六隻，國外一直當作珍品收藏著。
這種事兒不免有幾分可笑，但卻印證了當時的瓷器高仿水平有多高。
可以說，這劉兄的水平怕是不比已經死去的瞞天王差的，甚至可能在文化底蘊上還要高上許多。
更重要的是，他們仿製的東西，從來不做標記，就是為了賺錢，所以你很難從標記上去確認那是真品還是仿品，許多專家都在這上麵栽了跟頭。
繼德泰之後，津城鍋店街上的同泰祥在仿製官窯瓷器上亦步亦趨，逐漸做大。
溥儀在津城張園時，給溥儀當差的人也常去同泰祥購買仿製官窯器，有的仆人以假換真，蒙騙主人。
收藏官窯瓷器最多的是內務府曾家，他家的花園、居室、客廳、走廊裏到處擺放著官窯瓷器，每十天更換一次。
比如，這十天擺的是康熙官窯，後十天則換作雍正官窯粉彩瓷器，這樣更換一年，曾家居然也不會在樣式、色彩、年代上重樣的，以此鬥富。
曾家官窯這麽多，也常派人去同泰祥購買仿製官窯器。
曾家的鄰居是湯家，湯家沒這麽多官窯，又不服氣，於是就去同泰祥購買仿製官窯瓷器。
湯家在津城英租界剛安家時，曾用大排子車從同泰祥往自家運送仿官窯瓷器，拉了三天沒拉完。
當時津城最富的人家、財產按銀元計算超千萬的有兩家：慶王爺的後代和和陳光遠，他們同樣買同泰祥的仿製官窯。
陳家買仿製官窯用來以贗充真，戲耍別人取樂。
抗戰爆發後，津城同泰祥東家兼總經理李春生，於1940年將在陶瓷鎮積存的仿製官窯瓷器從九江口運往津城。
共雇用大木船數十隻，所載貨物近千包（箱），包括仿明清官窯瓷器上萬件，其中有李春生二十餘年來搞仿製的精品，也是他財產的大部分。
不料船行至錢塘江被日本駐杭城灣海軍阻截，後交涉兩年，沒有下落。
據說，是被運往日本了。
張天元看著手中的這些瓷器，不由聯想到了李春生的這批貨，究竟這批東西是被運往了日本，還是途中遺失，就很難說清楚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津城同泰祥拍賣全部貨底，大量的官窯瓷器中，除了仿製品外，夾雜著原先仿製時用的真品。
當時誰也沒有顧及，論堆出賣，價格極為便宜。
據官窯瓷器後掛彩專家劉永清說，他當時用很低的價格從同泰祥買了一堆貨，其中一些仿製品，連他都無法辨認真假。
有一對仿乾隆官窯茶葉末古銅彩的花觚，實在看不出是仿的，他說：“我要不上手，還以為真是乾隆官窯呢。”
據史料所載，當時德泰、同泰祥仿製的官窯瓷器，大量出售給香港地區、日本、以及東南亞各國。
而帝都的古董商，則選取數量極少的精品，他們以假亂真，使顧客難辨真假。
當時，同泰祥賣給帝都古董商的精品中，有一對仿乾隆官窯海水紅月雙耳背壺，繪畫精致豔麗，胎質白膩瑩潤。
這東西後由“鑒古齋”賣給了日本山中商會經理高田，高田如獲至寶，視為真品，將它運往日本東京展出。
此外，還有仿乾隆官窯琺琅彩瓶三對，是最精美的，連收藏三十年的大收藏家沈吉甫都打了眼，以為是真品。
(未完待續。)
“真絲毫不差？”展飛驚愕道。
“當然了，這世上都沒有完全一模一樣的片樹葉，自然也不可能會有兩件一模一樣的東西了，仿製再好，當然還是會有差別的，但這個差別很小，小到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出來。”
張天元研究了很長時間，才總結出了如下幾點——
1.胎體略厚分毫，以手度之稍沉一點。
2.民國時雖經調製焙燒，色彩尚屬豐富，但終究難於雍正時的色彩相比，舊器中的胭脂紅、翠毛藍、秋海棠等嬌豔之色已然缺失。
3.後掛彩團蝶圖碗不僅底釉泛青，而且器內釉麵有黑疵點，這是由於胎釉淘洗不淨、提煉不純、鐵質雜物殘存於釉表所致。
雍正本朝的粉彩，所用的素白胎是百裏挑一的，這樣帶有明顯缺陷的白瓷胎是不會入選的。
4.雍正官窯彩料的配置十分講究，而且經過月餘的貯藏後方可使用，使用前還要盡可能地研磨得極細極勻，而且還要使用油料當調和劑，使色彩滋潤而微泛一層油光。
而民國的仿品色彩黯淡不夠光亮，彩麵發澀不夠鮮豔，肉眼觀之，彩釉的明度及滋潤感均較真品遜色。
然而即便是知道這四點，大部分人也是看不出來的，因為太過微妙，沒有特別的手感和眼力，真想要把這些東西通過肉眼看出來，那無異於白日做夢啊。
“不過即便是有微妙的差異，但也不得不承認，民國有部分瓷器，哪怕隻是高仿瓷器，都做得十分精妙。”
清王朝覆滅後，受袁世凱之命，郭世五在陶瓷鎮聘用、集中了原燒造官窯瓷器的大量人才，花費極大氣力，燒造出了“不是雍乾官窯、勝似雍乾官窯”的瓷器。
袁世凱倒台後，繼郭世五之後，又有帝都劉勉之去陶瓷鎮仿製官窯瓷器。
他在郭世五先期營造的攤底上，將雍正、乾隆的官窯仿製水平推上了一個新台階。
據說他從當時官方的古玩陳列所，也就是故宮博物院前身取出樣品，又經當時帝都古玩行的著名鑒賞家指導，在十分秘密的情形下進行——簽合同、限量仿製，每樣隻仿一、二件。
這種真正意義上的“民仿官”是從民國六年開始的，劉勉之當時是德泰細瓷店的副經理，被譽為“民仿官”第一人。
德泰仿製官窯瓷器在當時名氣很大，京城收藏家、古玩行人、故宮博物院的人都與劉勉之有來往。
劉勉之為他們燒造了不少足以亂真的明清官窯瓷器。
如給津城古董商仿製的康熙官窯青花群猴嬉戲圖鳳尾瓶，此瓶後賣給了北洋政府一下野的督軍。
給帝都最大的古董商嶽彬仿製的康熙官窯五彩鸚哥，這東西後銷往美國，日本和法國也有五六隻，國外一直當作珍品收藏著。
這種事兒不免有幾分可笑，但卻印證了當時的瓷器高仿水平有多高。
可以說，這劉兄的水平怕是不比已經死去的瞞天王差的，甚至可能在文化底蘊上還要高上許多。
更重要的是，他們仿製的東西，從來不做標記，就是為了賺錢，所以你很難從標記上去確認那是真品還是仿品，許多專家都在這上麵栽了跟頭。
繼德泰之後，津城鍋店街上的同泰祥在仿製官窯瓷器上亦步亦趨，逐漸做大。
溥儀在津城張園時，給溥儀當差的人也常去同泰祥購買仿製官窯器，有的仆人以假換真，蒙騙主人。
收藏官窯瓷器最多的是內務府曾家，他家的花園、居室、客廳、走廊裏到處擺放著官窯瓷器，每十天更換一次。
比如，這十天擺的是康熙官窯，後十天則換作雍正官窯粉彩瓷器，這樣更換一年，曾家居然也不會在樣式、色彩、年代上重樣的，以此鬥富。
曾家官窯這麽多，也常派人去同泰祥購買仿製官窯器。
曾家的鄰居是湯家，湯家沒這麽多官窯，又不服氣，於是就去同泰祥購買仿製官窯瓷器。
湯家在津城英租界剛安家時，曾用大排子車從同泰祥往自家運送仿官窯瓷器，拉了三天沒拉完。
當時津城最富的人家、財產按銀元計算超千萬的有兩家：慶王爺的後代和和陳光遠，他們同樣買同泰祥的仿製官窯。
陳家買仿製官窯用來以贗充真，戲耍別人取樂。
抗戰爆發後，津城同泰祥東家兼總經理李春生，於1940年將在陶瓷鎮積存的仿製官窯瓷器從九江口運往津城。
共雇用大木船數十隻，所載貨物近千包（箱），包括仿明清官窯瓷器上萬件，其中有李春生二十餘年來搞仿製的精品，也是他財產的大部分。
不料船行至錢塘江被日本駐杭城灣海軍阻截，後交涉兩年，沒有下落。
據說，是被運往日本了。
張天元看著手中的這些瓷器，不由聯想到了李春生的這批貨，究竟這批東西是被運往了日本，還是途中遺失，就很難說清楚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津城同泰祥拍賣全部貨底，大量的官窯瓷器中，除了仿製品外，夾雜著原先仿製時用的真品。
當時誰也沒有顧及，論堆出賣，價格極為便宜。
據官窯瓷器後掛彩專家劉永清說，他當時用很低的價格從同泰祥買了一堆貨，其中一些仿製品，連他都無法辨認真假。
有一對仿乾隆官窯茶葉末古銅彩的花觚，實在看不出是仿的，他說：“我要不上手，還以為真是乾隆官窯呢。”
據史料所載，當時德泰、同泰祥仿製的官窯瓷器，大量出售給香港地區、日本、以及東南亞各國。
而帝都的古董商，則選取數量極少的精品，他們以假亂真，使顧客難辨真假。
當時，同泰祥賣給帝都古董商的精品中，有一對仿乾隆官窯海水紅月雙耳背壺，繪畫精致豔麗，胎質白膩瑩潤。
這東西後由“鑒古齋”賣給了日本山中商會經理高田，高田如獲至寶，視為真品，將它運往日本東京展出。
此外，還有仿乾隆官窯琺琅彩瓶三對，是最精美的，連收藏三十年的大收藏家沈吉甫都打了眼，以為是真品。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