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和太平公主的較量,李隆基成為了最後的贏家,坐穩了皇帝寶座。

    貞觀之治有魏徵、房玄齡、杜如晦輔佐太宗,玄宗開元有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等名相治國。基於君臣的鼎立協作,使開元年間社會安定,政治清明,經濟發達,文化鼎盛,創建了一個和諧的“開元之治”。

    開元之初,李隆基表現出了非凡的氣魄,政績直追漢武,得益於李隆基初期的知人善用,勵精為治,使朝臣人盡所能,才盡所用。

    開元初,姚崇向玄宗提出《十事要說》,建議包括獎勵忠信賢臣、不求邊功、不造豪華宮殿、勿使宦官專權等內容,玄宗逐一接受並執行。

    開元三年、四年,山東地區連續兩年發生蝗蟲災害。蝗蟲漫天遍野,當地居民愚昧的認為此是天意所為,隻是眼睜睜地看著蝗蟲施虐莊稼。不敢隨意捕殺。事情上報到朝廷,姚崇以唯物論的觀點上奏玄宗,用先殺後掩的方法,科學滅蝗,從而消除了足以影響社會安定發展的自然災害。

    宰相韓休,為人秉直,說話喜歡直來直去,對玄宗的諫諍也毫不避諱,就連玄宗也懼讓三分,頗有當年魏征苦諫太宗的風采。

    人稱“伴食宰相”的盧懷慎,雖遇事優柔寡斷,但為官廉潔,兩袖清風,家境一貧如洗,連全家居住的屋子都不能遮風避雨。而此時玄宗正身體力行的倡導節儉,正是用盧懷慎的事跡給文武百官樹立了一個效仿的典型。

    張說(公元667--730年),字道濟,範陽(今河北涿縣)人。

    開元初拜中書令,封燕國公,後曆任兵部尚書,授右丞相。

    蘇頲(公元670--727年),字廷碩,京兆武功(今陝西武功縣)人,封許國公,與張說齊名,同掌朝廷製誥,並稱“燕許大手筆”。

    開元十一年,蘇頲由禮部尚書被調往蜀川任益州大都督長史。這次離任是蘇頲為官生涯中一個暗淡的插曲,那段時光,是蘇頲落寞彷徨的日子。對朝廷的不解,對仕途的迷惘,蘇頲用隱澀、內斂的手法寫下《汾上驚秋》一詩。

    “北風吹白雲,萬裏渡河汾。心緒逢搖落,秋聲不可聞。”《汾上驚秋》。

    讀這首詩,總讓人覺得有一種欲說還休的感覺,仿佛有什麽東西如鯁在喉。那種無法傾吐的心聲正是與作者當時境遇相契合,這種水中月,鏡中花的意境,正是此詩突出的藝術特色。

    開元十四年,張說被彈劾罷相,被貶至嶽州(今湖南嶽陽)。張說結束了宰相生涯,在嶽州鬱鬱寡歡之際,適逢好友梁知徽進京,路經嶽州,二人秉燭夜談。次日,張說送別梁知徽北上京師,滿懷惆悵之情寫下送別友人的佳作《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峰水山浮。聞道神仙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在滿腹愁思驅之不去,揮之不離的心境下,張說首句語意一轉,“巴蜀一望洞庭秋”,寓意深邃的內涵隨之升華,秋意蕭索與離別之意相統一。次句以君山之孤喻自己孤獨的心境,麵對飄渺的景致,心緒隨著湖水潮湧不息。

    明胡應麟說:“唐初五言絕句,至王勃諸作已入妙境,七言律詩初變齊梁,音律未諧,韻度尚乏,至張說巴陵之吟,句格成就,漸入盛唐。”由此可見,張說在盛唐詩壇上舉足輕重之地位。

    張說的罷相,也累及了此前深得張說器重的張九齡也由中書舍人貶為太常少尉,出任冀州刺史。不久,張九齡憑借出眾的才華被玄宗擢升為宰相之職。張九齡任職期間,以天下為己任,以國家興亡為責,以黎民憂患為重。秉公職守,慎獨操行。他又熟諳軍事,為唐疆域邊陲的長治久安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張九齡在政壇上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在文壇上也成為當時才高一格的大家。

    《望月懷遠》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一輪皎潔的明月從海上冉冉升起,月光下你我天各一方。漫漫長夜已無法成眠,抱守著對你那不盡的思念。吹熄燭火讓憐愛的月光充盈了屋子,走出屋外夜露已襲上衣衫。掬一捧月光該如何饋贈?還是迴到夢裏,也好再見你那風姿綽約的倩影。

    這是張九齡月夜思念親人所做的千古名篇,此詩起首便在一片渾融的景象下展開,給全詩定下意境渺遠的基調。全詩自始自終那一縷淡淡的相思之情在心頭縈繞,無可奈何卻又迴味無窮。

    玄宗少曆民間,身經迍難,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勤庶政,開創了超越貞觀之治的盛世繁榮。但李隆基終究不比馬背天子李世民,開元後期,逐漸奢靡腐化,崇尚武功,主觀上的喜好決定了國運的走勢。一些卑鄙奸猾之徒抓住了李隆基的脈門,投其所好,通過各種渠道走上了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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