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過四次的深入了解後，衛鞅完全得到了秦孝公的信任。衛鞅也將一展他的抱負，在秦國進行一場變法。
可是變法從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將觸及到無數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自古以來，很少聽說變法而不流血的，其中的阻力和壓力是難以想象的，想要變法，絕對需要“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想王安石變法，下了多大的決心，花了多大的力氣，結果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因此丟官流放的人一批一批——好在太祖皇帝有遺命，“不得殺士大夫”，否則還真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而千百年後的另一場變法，更是慘烈，不但湧現出可歌可泣的戊戌六君子，連當時的光緒皇帝都搭了進去。
可見變法不是什麽人都玩得起的。
好在秦孝公不是光緒皇帝，衛鞅似乎也比六君子幸運。
一場有關變法的辯論在秦國展開。《通鑒》對這場辯論隻做了簡單的交代，但是我相信當時的情景一定遠比《通鑒》中來得驚心動魄。
衛鞅對秦孝公說：“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可能和他們商議開創的計劃，隻能和他們分享成功的利益。而講論至高道德的人，和凡夫俗子也不可能有共同語言。如果要建立萬世的基業，就不能與眾人商議。因此聖人隻要可以強國，又何必拘泥於傳統？”
秦國大夫甘龍反駁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隻有按照舊的典章製度辦事，才能使官員熟悉規矩，百姓安定。”
衛鞅說：“常人隻知道安於舊習，學者則往往陷入所知範圍不能自拔。這兩種人做官守法可以，可是不能和他們商討變法這等大事。聰明的人製定法律，愚笨的人受製於法；賢德的人因時而變，無能的人墨守成法。”
這幾句話無疑是在諷刺那些墨守成規的大臣，同時也表達了衛鞅的自信。當然，作為一國君主的秦孝公不會輕易被這幾句話打動，但問題在於，在這些話以前，他已經被打動了。由於秦孝公的鼎力支持，變法終於得以施行。
衛鞅變法主要是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麵——好像沒有文化措施——這其實也很好理解，中國古代的變法往往集中在兩個目的上：富國和強兵。而在農業社會裏，什麽樣的人民最利於富國強兵呢？——最好的臣民是隻會服從命令做事的臣民，知識越多越反動這條理論被曆史無數次證明了。所以曆來中國古代的變法，都不會在文化上做什麽文章，最好讓老百姓一輩子都笨下去。
現在我們首先看一看在經濟上，衛鞅都做了些什麽。
（1）廢井田，開阡陌。這是衛鞅變法中最具革命性的一條，簡單來說就是從奴隸製土體國有製轉向封建製土地私有製。法令規定，允許人們開荒，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賦稅則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來平均負擔。
（2）重農抑商，獎勵耕織。重農抑商是中國的一項傳統，直到明朝中後期，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時，這種傳統仍未被打破，士農工商這種階層的劃分深深的植根於人的心靈。甚至於到現在，我們看到某某人經商發財，仍不禁與“奸商”相聯係。從現在的角度看，重農抑商當然不對。但是就當時的情況，這種政策的推行，無疑會極大的鼓動農民去墾荒種地。
（3）統一度量衡。當時秦國各地的度量衡標準不一。為了保證國家的賦稅收入，衛鞅製造了標準的度量衡器，如今傳世之“衛鞅量”，上有銘文記有秦孝公 “十八年”“大良造鞅”監造，“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為升”。從“衛鞅量”中得知，衛鞅規定的1標準尺約合今0。23公尺，1標準升約合今0。2公升。由量器及其銘文可知，當時統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嚴肅認真的。衛鞅還統一了鬥、桶、權、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國人必須嚴格執行，不得違犯。這為秦始皇後來統一六國度量衡奠定了基礎。
接下來我們要看得是衛鞅的整治措施。還記得我們在上文裏提過，當時衛鞅變法來到秦國，當時他帶了一本李悝主編的《法經》，因此可以說衛鞅變法很大程度上是在借用魏國的法律。但是作為一個著名法學家，衛鞅一定會有他的獨創性。他在政治上徹底廢除了舊的世卿世祿製，以建立了封建專製主義的集權製為重點。在這個方麵，他遠遠超過了他前輩吳起和李悝。而這也是秦國最終可以統一六國的一大要素。
其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有：
（1）獎勵軍功，廢除世卿世祿製，實行二十等爵製。這一製度的推行意味著以前宗室貴族們的長期飯票從此作廢，想吃飯？行，自己拿命掙去。而對於那些普通的士兵來說，這無疑是一大福音，從此英雄不問出身，隻問英勇殺敵。上戰場，能砍人，就可以成為朝廷新貴。這一製度的推崇使得秦國軍隊的戰鬥力大大加強。可見，人的本性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驅動的。然而這一製度的推行，從另一角度看，也是為衛鞅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史記》載：“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2）改革戶籍，編民為什伍，實行連做法。這招夠狠。將秦國的百姓變成了一根繩子上的螞蚱。百姓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一家有罪，九家告發，若有隱匿，十家並罪。同時，衛鞅還規定，旅店不能收留沒有官府憑證者住宿，否則店主也要連坐。
（3）推行縣製。這是一項具有革命性質的製度改革。具有分權味道的分封製變成了具有集權味道的縣製，從此以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衛鞅在秦國共設立了三十一個縣（也有史書認為是四十六個縣或三十一個縣）。縣設縣令以主縣政，設縣丞以輔佐縣令，設縣尉以掌管軍事。縣下轄若幹都、鄉、邑、聚。這一製度與廢井田，開阡陌，堪稱絕配。正是上層建築在經濟基礎上的反應。
（4）定秦律，“燔詩書而明法令”。如果說毀滅文化典籍也算是文化政策的話，衛鞅變法還是涉及到了文化政策。此製度的推行，對於秦國的強盛不無作用，但是對於我泱泱中華的幾千年文化來說卻是極大的摧殘。不過幹這種事的豈止秦國，自古以來，曆朝曆代，莫不如此，即令進入民主時代，中國仍舊難以避免此等浩劫。能說些什麽呢？能做些什麽呢？穩定和發展是第一大局，燒本把書算什麽？！！！
大曆史的發展如同滔滔洪流，洶湧澎湃，是非功過，唯有後人方能評述——可是後人又真得可以評述嗎？
曆史的發展總是那樣的撲朔迷離，讓我們不禁一次次的想，如果當時不那樣會多好啊！可是，曆史就是曆史，曆史不容假設，發生過了的曆史，我們隻能從這滾滾洪流中留下的蛛絲馬跡，去偷窺曆史的隻言片語——我們也隻能看到曆史的隻言片語。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汲取教訓，希望不再發生那些悲哀。隻可惜統治者們都有一種天性——選擇性的遺忘。
這或許是曆史的悲哀，更或許是人類的悲哀。
變法的困難不僅僅在於舊貴族們的阻撓，取信於民也是一件很難的事情。為此衛鞅想了個立木取信的法子。
《史記》和《通鑒》裏都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秦國的法令詳細製訂了出來，但卻沒有公布。原因是因為衛鞅怕百姓不相信政府。可見當時的政府在人民的心裏極度缺乏公信力，如果政府都不被相信了，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信號。
為了重新確立政府的信譽，衛鞅想了一條計策。這條計策雖然不高明，但是很有效。
他在國都的集市南門立下一根長三丈的木杆，下令說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門去就賞給十金。百姓們感到此事很古怪——是啊，憑什麽啊，搬根杆子給十金。雖說搬根杆子，廢不了多大的力氣，但是到時候拿不到錢，被人罵傻逼，就太丟人了。為了麵子問題，沒人肯動手去搬。
不過沒關係，我們的衛鞅同誌有辦法，俗話說得好，有錢能使鬼推磨，加大籌碼，總是有法子的，反正花得是國家的錢。於是衛鞅說：“能拿過去的賞五十金。”
五十金！！！有人蠢蠢欲動了，畢竟麵子不能當飯吃。丟臉就丟臉吧。於是有一個人半信半疑地扛著木杆到了北門。衛鞅那個高興啊，終於有不要臉的仁兄過來幫忙，給錢給錢！立刻給了五十金的重賞。
這個事件被作為典型教材廣為宣傳，政府的公信力確立了，法令的施行就很順暢了。
可是變法從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將觸及到無數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自古以來，很少聽說變法而不流血的，其中的阻力和壓力是難以想象的，想要變法，絕對需要“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想王安石變法，下了多大的決心，花了多大的力氣，結果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因此丟官流放的人一批一批——好在太祖皇帝有遺命，“不得殺士大夫”，否則還真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而千百年後的另一場變法，更是慘烈，不但湧現出可歌可泣的戊戌六君子，連當時的光緒皇帝都搭了進去。
可見變法不是什麽人都玩得起的。
好在秦孝公不是光緒皇帝，衛鞅似乎也比六君子幸運。
一場有關變法的辯論在秦國展開。《通鑒》對這場辯論隻做了簡單的交代，但是我相信當時的情景一定遠比《通鑒》中來得驚心動魄。
衛鞅對秦孝公說：“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可能和他們商議開創的計劃，隻能和他們分享成功的利益。而講論至高道德的人，和凡夫俗子也不可能有共同語言。如果要建立萬世的基業，就不能與眾人商議。因此聖人隻要可以強國，又何必拘泥於傳統？”
秦國大夫甘龍反駁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隻有按照舊的典章製度辦事，才能使官員熟悉規矩，百姓安定。”
衛鞅說：“常人隻知道安於舊習，學者則往往陷入所知範圍不能自拔。這兩種人做官守法可以，可是不能和他們商討變法這等大事。聰明的人製定法律，愚笨的人受製於法；賢德的人因時而變，無能的人墨守成法。”
這幾句話無疑是在諷刺那些墨守成規的大臣，同時也表達了衛鞅的自信。當然，作為一國君主的秦孝公不會輕易被這幾句話打動，但問題在於，在這些話以前，他已經被打動了。由於秦孝公的鼎力支持，變法終於得以施行。
衛鞅變法主要是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麵——好像沒有文化措施——這其實也很好理解，中國古代的變法往往集中在兩個目的上：富國和強兵。而在農業社會裏，什麽樣的人民最利於富國強兵呢？——最好的臣民是隻會服從命令做事的臣民，知識越多越反動這條理論被曆史無數次證明了。所以曆來中國古代的變法，都不會在文化上做什麽文章，最好讓老百姓一輩子都笨下去。
現在我們首先看一看在經濟上，衛鞅都做了些什麽。
（1）廢井田，開阡陌。這是衛鞅變法中最具革命性的一條，簡單來說就是從奴隸製土體國有製轉向封建製土地私有製。法令規定，允許人們開荒，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賦稅則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來平均負擔。
（2）重農抑商，獎勵耕織。重農抑商是中國的一項傳統，直到明朝中後期，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時，這種傳統仍未被打破，士農工商這種階層的劃分深深的植根於人的心靈。甚至於到現在，我們看到某某人經商發財，仍不禁與“奸商”相聯係。從現在的角度看，重農抑商當然不對。但是就當時的情況，這種政策的推行，無疑會極大的鼓動農民去墾荒種地。
（3）統一度量衡。當時秦國各地的度量衡標準不一。為了保證國家的賦稅收入，衛鞅製造了標準的度量衡器，如今傳世之“衛鞅量”，上有銘文記有秦孝公 “十八年”“大良造鞅”監造，“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為升”。從“衛鞅量”中得知，衛鞅規定的1標準尺約合今0。23公尺，1標準升約合今0。2公升。由量器及其銘文可知，當時統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嚴肅認真的。衛鞅還統一了鬥、桶、權、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國人必須嚴格執行，不得違犯。這為秦始皇後來統一六國度量衡奠定了基礎。
接下來我們要看得是衛鞅的整治措施。還記得我們在上文裏提過，當時衛鞅變法來到秦國，當時他帶了一本李悝主編的《法經》，因此可以說衛鞅變法很大程度上是在借用魏國的法律。但是作為一個著名法學家，衛鞅一定會有他的獨創性。他在政治上徹底廢除了舊的世卿世祿製，以建立了封建專製主義的集權製為重點。在這個方麵，他遠遠超過了他前輩吳起和李悝。而這也是秦國最終可以統一六國的一大要素。
其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有：
（1）獎勵軍功，廢除世卿世祿製，實行二十等爵製。這一製度的推行意味著以前宗室貴族們的長期飯票從此作廢，想吃飯？行，自己拿命掙去。而對於那些普通的士兵來說，這無疑是一大福音，從此英雄不問出身，隻問英勇殺敵。上戰場，能砍人，就可以成為朝廷新貴。這一製度的推崇使得秦國軍隊的戰鬥力大大加強。可見，人的本性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驅動的。然而這一製度的推行，從另一角度看，也是為衛鞅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史記》載：“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2）改革戶籍，編民為什伍，實行連做法。這招夠狠。將秦國的百姓變成了一根繩子上的螞蚱。百姓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一家有罪，九家告發，若有隱匿，十家並罪。同時，衛鞅還規定，旅店不能收留沒有官府憑證者住宿，否則店主也要連坐。
（3）推行縣製。這是一項具有革命性質的製度改革。具有分權味道的分封製變成了具有集權味道的縣製，從此以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衛鞅在秦國共設立了三十一個縣（也有史書認為是四十六個縣或三十一個縣）。縣設縣令以主縣政，設縣丞以輔佐縣令，設縣尉以掌管軍事。縣下轄若幹都、鄉、邑、聚。這一製度與廢井田，開阡陌，堪稱絕配。正是上層建築在經濟基礎上的反應。
（4）定秦律，“燔詩書而明法令”。如果說毀滅文化典籍也算是文化政策的話，衛鞅變法還是涉及到了文化政策。此製度的推行，對於秦國的強盛不無作用，但是對於我泱泱中華的幾千年文化來說卻是極大的摧殘。不過幹這種事的豈止秦國，自古以來，曆朝曆代，莫不如此，即令進入民主時代，中國仍舊難以避免此等浩劫。能說些什麽呢？能做些什麽呢？穩定和發展是第一大局，燒本把書算什麽？！！！
大曆史的發展如同滔滔洪流，洶湧澎湃，是非功過，唯有後人方能評述——可是後人又真得可以評述嗎？
曆史的發展總是那樣的撲朔迷離，讓我們不禁一次次的想，如果當時不那樣會多好啊！可是，曆史就是曆史，曆史不容假設，發生過了的曆史，我們隻能從這滾滾洪流中留下的蛛絲馬跡，去偷窺曆史的隻言片語——我們也隻能看到曆史的隻言片語。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汲取教訓，希望不再發生那些悲哀。隻可惜統治者們都有一種天性——選擇性的遺忘。
這或許是曆史的悲哀，更或許是人類的悲哀。
變法的困難不僅僅在於舊貴族們的阻撓，取信於民也是一件很難的事情。為此衛鞅想了個立木取信的法子。
《史記》和《通鑒》裏都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秦國的法令詳細製訂了出來，但卻沒有公布。原因是因為衛鞅怕百姓不相信政府。可見當時的政府在人民的心裏極度缺乏公信力，如果政府都不被相信了，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信號。
為了重新確立政府的信譽，衛鞅想了一條計策。這條計策雖然不高明，但是很有效。
他在國都的集市南門立下一根長三丈的木杆，下令說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門去就賞給十金。百姓們感到此事很古怪——是啊，憑什麽啊，搬根杆子給十金。雖說搬根杆子，廢不了多大的力氣，但是到時候拿不到錢，被人罵傻逼，就太丟人了。為了麵子問題，沒人肯動手去搬。
不過沒關係，我們的衛鞅同誌有辦法，俗話說得好，有錢能使鬼推磨，加大籌碼，總是有法子的，反正花得是國家的錢。於是衛鞅說：“能拿過去的賞五十金。”
五十金！！！有人蠢蠢欲動了，畢竟麵子不能當飯吃。丟臉就丟臉吧。於是有一個人半信半疑地扛著木杆到了北門。衛鞅那個高興啊，終於有不要臉的仁兄過來幫忙，給錢給錢！立刻給了五十金的重賞。
這個事件被作為典型教材廣為宣傳，政府的公信力確立了，法令的施行就很順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