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來看看公叔和魏惠王交談的內容吧。
魏惠王坐在公叔座的身旁，看著行將就木的公叔，說：“您如果不幸病逝了，國家大事應該交給誰去處理呢？”
公叔說：“在我府中任庶子之職的公孫鞅，年紀雖輕，卻是一個奇才。我希望您將國家大事交給他。”
魏惠王聽了，沉默不語，看來他並不想用這個人，又或者正在考慮該不該聽公叔座的話，畢竟公叔現在病重，也可能是病糊塗了。用錯一個人，他或許可以不在乎，但是聽了一個老糊塗的話，這可就有損他魏惠王的英明神武了。這個問題他必須慎重。做皇帝做國君的大多將麵子看得比國家重要。
公叔座見魏惠王不說話，怕他不用商鞅，急忙說：“大王，您如果不想用公孫鞅，那就請您殺掉他，千萬不要讓他去其他的國家。”
魏惠王心中翻起了嘀咕：“這個老家夥，一定是病糊塗了，一會兒勸我重要公孫鞅，一會兒又要殺了他，唉，人老了，也糊塗了。我還是迴去吧。”想到這裏，他和公叔座寒暄了幾句，便離開了。
公叔座見魏惠王離開了相府，以為魏惠王一定聽了自己的話。全然不知道自己在魏惠王心裏已經是一個老糊塗了。他又令人招來公孫鞅，一本正經得說：“衛鞅啊，你別怪我。我所以建議大王殺你，也是為國盡忠啊。唉，我看你還是快逃吧。”衛鞅心裏估計把公叔座的祖宗十八代都給問候了：“媽的，大王要殺我，我現在跑還跑得掉嗎？”不過他知道魏惠王一定不會殺他的。隻是淡淡笑道：“大王既然不肯聽你的話重用我，又怎麽會聽你的話殺我呢？”
這話說得頗有道理。魏惠王如果相信公叔的話，相信衛鞅真得有經天緯地之才的話，一定會重要衛鞅——因為他和公叔座談話的目的，就是要求公叔推薦人才，而他若肯用衛鞅，衛鞅也必不會推辭。他若不信公叔座的話，就沒有殺衛鞅的理由了。——當然也有些比較變態的皇帝，本著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精神，將所有可能構成威脅的人都給消滅掉。
我們要感謝魏惠王，如果他真這麽變態下，曆史也許就會改寫。
金鱗豈是池中物，一遇風雲變化龍。
魏惠王不是衛鞅的風雲，他要去另一個地方，一個可以施展他的才華和抱負的地方，隻有在那裏，他才能化作翱翔九天的飛龍。
那個地方叫做秦國，那個地方有一個被稱作秦孝公的年輕人正等著他。
有關商鞅和秦孝公的第一次見麵，《通鑒》裏敘述的並不詳細，隻是說公孫鞅到了秦國後，托秦孝公的寵臣景監推薦自己見秦孝公，陳述了自己富國強兵的計劃，然後就得到重用了。然而根據《史記》的記載，過程沒這麽簡單。事實上，商鞅與秦孝公見麵三次之後，才得到秦孝公的賞識，這才有機會進行第四次深談。司馬光的《通鑒》未及細說，我不知道是為了《通鑒》的詳略得當做了刪減，還是為了其他什麽目的，我更傾向於後者。
先讓我們看看這三次對話的全過程。
在景監的安排下，衛鞅和秦孝公有了第一次正式的會麵。衛鞅是個精通各種政治權術的人，在沒有明白秦孝公真正的政治意圖前，他必須做一定的政治試探。《史記》中說，衛鞅見到秦孝公後說了很久，但是秦孝公不停得打著瞌睡，根本提不起半點興趣。等衛鞅離開後，他把景監大罵了一頓，說：“你推薦的那個人腦子有毛病，隻會胡思亂想，哪堪一用（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很鬱悶，心想：“衛鞅啊，衛鞅，你都和大王說了些什麽？”事後，他把衛鞅找來罵了一頓。衛鞅解釋了一下。
過了五天，景監又一次找來衛鞅。衛鞅再次與秦孝公會麵，結果景監又被罵了一頓。景監再次責備衛鞅，衛鞅又解釋了一番。
等到第三次會麵後，秦孝公的態度忽然變了，他對景監說：“你推薦的那個人說的話很有道理，可以一用。”景監趕緊再次去請衛鞅，這次衛鞅卻說自信滿滿得說：“我知道大王一定再次召見我的！”之後，他與秦孝公有了第四次深談，成了大秦帝國的重要謀臣。
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變化呢？前三次談話都分別說了些什麽呢？每一次，商鞅是如何向景監解釋的？
第一次：我和大王談論帝道，但是大王沒有興趣。
第二次：我和大王談論王道，但是大王依舊沒有興趣。
第三次：我和大王談論霸道，大王對此深感興趣，我知道大王一定會重要我了。
事後證明確實如此，秦孝公說：“帝道和王道的實現要耗費太多的時間和精力，我等不了。”
秦孝公何以會對霸道如此感興趣？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白什麽是帝道、王道、霸道。
帝道：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天下共舉，依然辭讓，仆人之出，天下慶幸
王道：一心行仁，澤及百姓，萬國景仰，莫不願為平民，征伐一地，多地盼王師
霸道：修刑厲法，富國強兵，使民懷刑畏威，以法服人。
從這裏可以看出三者之間有一定的差別，所謂帝道，大抵有無為而治的味道，老子曾在《道德經》中說：“最好的君王，百姓不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君王，百姓親近並稱譽他；再次一等的君王，百姓畏懼他；更次一等的君王，百姓反抗他。”（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中國古代很崇尚這樣的一種政治，治大國如烹小鮮，給百姓們最大的自由，才是最好的君王。這種觀點在漢初時得到了廣泛的推行，這才有了文景之治。客觀來說，這種治國理論，在今天的社會依舊有他的積極性。最好的政府就是要創造這樣一種狀態，政府的運行是隱匿的，人民不知道政府的存在，但是卻可以感受到政府的功效。
何為王道呢？儒家最為推崇的就是王道。以仁治國，以百姓之心為心，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王道從根本上來說，是有為而治的。按照老子的說法，可以算第二等的君王。王道要求施仁政，給百姓恩惠。如果有必要，君王可以犧牲自己。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事實上至少在春秋戰國時代，儒家對於王的尊重是有限的。“三綱”二字最早見於《韓非子》，而“三綱五常”連用則是在董仲舒之後的《白虎通義》中。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在儒家經典的基礎上，結合了法家、陰陽家、道家的學說，創立他所謂的“獨尊儒術”。如果儒家也有原教旨主義的話，董仲舒的思想必定屬於異端。
那麽什麽是霸道呢？霸道是法家最為推崇的。也是戰國時代最流行的思想，至於說儒家、道家什麽的，在諸侯的麵前都是非主流。像吳起、商鞅都是法家的著名人物，而集法家之大成者，莫過於韓非子。所謂的霸道，在我看來是某種程度上的依法治國，當然這與現在的依法治國不一樣，更多強調刑法的作用，有國家恐怖主義的味道。君王和政府擁有絕對的權力，百姓隻能按照君王和政府製定的政策，像機器一樣為國家服務。
當我們明白什麽是帝道、王道、霸道後，就很容易明白秦孝公的心態了。
讓我們返迴到上文，秦孝公說衛鞅是一個妄人，不堪一用。但是這是他的真心話嗎？顯然不是，否則第一次會麵，他也不會聽了很久，才讓衛鞅離開，更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召見衛鞅。那麽他為什麽要選擇霸道？
這也很容易解釋，戰國時代，七雄並立，戰亂連連。在這樣的時代裏，施行所謂的帝道或王道是不現實的，有些理想中的共產主義味道。霸道可能會導致一些民怨，但是最容易見成效，而帝道、王道雖然可以獲得長久的效益，但是見效太慢。可能還沒等你把仁政推廣下去，你的國家就被滅掉了。如果要推行帝道、王道，就必須有一個強大的、不受威脅的中央王朝做後盾。而這個條件是戰國時代任何一個諸侯國都不具備的。這就很好的說明了為什麽孔孟之道難以流行了。
當商鞅將自己最擅長的法家思想傾囊相授時，秦孝公的積極性被徹底調動了，這正是他需要的人才，也正是他要做的事情。
魏惠王坐在公叔座的身旁，看著行將就木的公叔，說：“您如果不幸病逝了，國家大事應該交給誰去處理呢？”
公叔說：“在我府中任庶子之職的公孫鞅，年紀雖輕，卻是一個奇才。我希望您將國家大事交給他。”
魏惠王聽了，沉默不語，看來他並不想用這個人，又或者正在考慮該不該聽公叔座的話，畢竟公叔現在病重，也可能是病糊塗了。用錯一個人，他或許可以不在乎，但是聽了一個老糊塗的話，這可就有損他魏惠王的英明神武了。這個問題他必須慎重。做皇帝做國君的大多將麵子看得比國家重要。
公叔座見魏惠王不說話，怕他不用商鞅，急忙說：“大王，您如果不想用公孫鞅，那就請您殺掉他，千萬不要讓他去其他的國家。”
魏惠王心中翻起了嘀咕：“這個老家夥，一定是病糊塗了，一會兒勸我重要公孫鞅，一會兒又要殺了他，唉，人老了，也糊塗了。我還是迴去吧。”想到這裏，他和公叔座寒暄了幾句，便離開了。
公叔座見魏惠王離開了相府，以為魏惠王一定聽了自己的話。全然不知道自己在魏惠王心裏已經是一個老糊塗了。他又令人招來公孫鞅，一本正經得說：“衛鞅啊，你別怪我。我所以建議大王殺你，也是為國盡忠啊。唉，我看你還是快逃吧。”衛鞅心裏估計把公叔座的祖宗十八代都給問候了：“媽的，大王要殺我，我現在跑還跑得掉嗎？”不過他知道魏惠王一定不會殺他的。隻是淡淡笑道：“大王既然不肯聽你的話重用我，又怎麽會聽你的話殺我呢？”
這話說得頗有道理。魏惠王如果相信公叔的話，相信衛鞅真得有經天緯地之才的話，一定會重要衛鞅——因為他和公叔座談話的目的，就是要求公叔推薦人才，而他若肯用衛鞅，衛鞅也必不會推辭。他若不信公叔座的話，就沒有殺衛鞅的理由了。——當然也有些比較變態的皇帝，本著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精神，將所有可能構成威脅的人都給消滅掉。
我們要感謝魏惠王，如果他真這麽變態下，曆史也許就會改寫。
金鱗豈是池中物，一遇風雲變化龍。
魏惠王不是衛鞅的風雲，他要去另一個地方，一個可以施展他的才華和抱負的地方，隻有在那裏，他才能化作翱翔九天的飛龍。
那個地方叫做秦國，那個地方有一個被稱作秦孝公的年輕人正等著他。
有關商鞅和秦孝公的第一次見麵，《通鑒》裏敘述的並不詳細，隻是說公孫鞅到了秦國後，托秦孝公的寵臣景監推薦自己見秦孝公，陳述了自己富國強兵的計劃，然後就得到重用了。然而根據《史記》的記載，過程沒這麽簡單。事實上，商鞅與秦孝公見麵三次之後，才得到秦孝公的賞識，這才有機會進行第四次深談。司馬光的《通鑒》未及細說，我不知道是為了《通鑒》的詳略得當做了刪減，還是為了其他什麽目的，我更傾向於後者。
先讓我們看看這三次對話的全過程。
在景監的安排下，衛鞅和秦孝公有了第一次正式的會麵。衛鞅是個精通各種政治權術的人，在沒有明白秦孝公真正的政治意圖前，他必須做一定的政治試探。《史記》中說，衛鞅見到秦孝公後說了很久，但是秦孝公不停得打著瞌睡，根本提不起半點興趣。等衛鞅離開後，他把景監大罵了一頓，說：“你推薦的那個人腦子有毛病，隻會胡思亂想，哪堪一用（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很鬱悶，心想：“衛鞅啊，衛鞅，你都和大王說了些什麽？”事後，他把衛鞅找來罵了一頓。衛鞅解釋了一下。
過了五天，景監又一次找來衛鞅。衛鞅再次與秦孝公會麵，結果景監又被罵了一頓。景監再次責備衛鞅，衛鞅又解釋了一番。
等到第三次會麵後，秦孝公的態度忽然變了，他對景監說：“你推薦的那個人說的話很有道理，可以一用。”景監趕緊再次去請衛鞅，這次衛鞅卻說自信滿滿得說：“我知道大王一定再次召見我的！”之後，他與秦孝公有了第四次深談，成了大秦帝國的重要謀臣。
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變化呢？前三次談話都分別說了些什麽呢？每一次，商鞅是如何向景監解釋的？
第一次：我和大王談論帝道，但是大王沒有興趣。
第二次：我和大王談論王道，但是大王依舊沒有興趣。
第三次：我和大王談論霸道，大王對此深感興趣，我知道大王一定會重要我了。
事後證明確實如此，秦孝公說：“帝道和王道的實現要耗費太多的時間和精力，我等不了。”
秦孝公何以會對霸道如此感興趣？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白什麽是帝道、王道、霸道。
帝道：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天下共舉，依然辭讓，仆人之出，天下慶幸
王道：一心行仁，澤及百姓，萬國景仰，莫不願為平民，征伐一地，多地盼王師
霸道：修刑厲法，富國強兵，使民懷刑畏威，以法服人。
從這裏可以看出三者之間有一定的差別，所謂帝道，大抵有無為而治的味道，老子曾在《道德經》中說：“最好的君王，百姓不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君王，百姓親近並稱譽他；再次一等的君王，百姓畏懼他；更次一等的君王，百姓反抗他。”（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中國古代很崇尚這樣的一種政治，治大國如烹小鮮，給百姓們最大的自由，才是最好的君王。這種觀點在漢初時得到了廣泛的推行，這才有了文景之治。客觀來說，這種治國理論，在今天的社會依舊有他的積極性。最好的政府就是要創造這樣一種狀態，政府的運行是隱匿的，人民不知道政府的存在，但是卻可以感受到政府的功效。
何為王道呢？儒家最為推崇的就是王道。以仁治國，以百姓之心為心，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王道從根本上來說，是有為而治的。按照老子的說法，可以算第二等的君王。王道要求施仁政，給百姓恩惠。如果有必要，君王可以犧牲自己。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事實上至少在春秋戰國時代，儒家對於王的尊重是有限的。“三綱”二字最早見於《韓非子》，而“三綱五常”連用則是在董仲舒之後的《白虎通義》中。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在儒家經典的基礎上，結合了法家、陰陽家、道家的學說，創立他所謂的“獨尊儒術”。如果儒家也有原教旨主義的話，董仲舒的思想必定屬於異端。
那麽什麽是霸道呢？霸道是法家最為推崇的。也是戰國時代最流行的思想，至於說儒家、道家什麽的，在諸侯的麵前都是非主流。像吳起、商鞅都是法家的著名人物，而集法家之大成者，莫過於韓非子。所謂的霸道，在我看來是某種程度上的依法治國，當然這與現在的依法治國不一樣，更多強調刑法的作用，有國家恐怖主義的味道。君王和政府擁有絕對的權力，百姓隻能按照君王和政府製定的政策，像機器一樣為國家服務。
當我們明白什麽是帝道、王道、霸道後，就很容易明白秦孝公的心態了。
讓我們返迴到上文，秦孝公說衛鞅是一個妄人，不堪一用。但是這是他的真心話嗎？顯然不是，否則第一次會麵，他也不會聽了很久，才讓衛鞅離開，更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召見衛鞅。那麽他為什麽要選擇霸道？
這也很容易解釋，戰國時代，七雄並立，戰亂連連。在這樣的時代裏，施行所謂的帝道或王道是不現實的，有些理想中的共產主義味道。霸道可能會導致一些民怨，但是最容易見成效，而帝道、王道雖然可以獲得長久的效益，但是見效太慢。可能還沒等你把仁政推廣下去，你的國家就被滅掉了。如果要推行帝道、王道，就必須有一個強大的、不受威脅的中央王朝做後盾。而這個條件是戰國時代任何一個諸侯國都不具備的。這就很好的說明了為什麽孔孟之道難以流行了。
當商鞅將自己最擅長的法家思想傾囊相授時，秦孝公的積極性被徹底調動了，這正是他需要的人才，也正是他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