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從後世來，非常了解後世的教育之所以被人詬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填鴨的課堂教學過多，而學生的動手實踐太少。
魏延從一開始就著力讓所有學員的更多學習時間放在實踐上，凡是在實踐中檢驗有錯或不實用的理論全部從教材裏刪除，到了最後，從小學堂、中學堂到大學堂，他們在課堂上每天嚴格控製在兩個時辰以內，課外的實踐活動則控製在一個時辰以上。
實踐活動有一半都是跟軍事運動相關聯的，這些實踐活動都有相應的教官帶領，小學堂的教官是鄉兵的精銳，中學堂的教官是郡縣兵的精銳，大學堂的教官則是正規軍的精銳，舉凡騎馬、射箭、打獵、馬球、賽馬、武術格鬥等活動，也有教官負責，大學堂師範學院畢業的教師負責整體管理和文化課。
在後世，華夏國實行大國金牌戰略，刻意培養出來的職業運動員橫掃奧林匹克，可全國國民的整體身體素質卻每況愈下，同一個年齡段的年輕人不論從身高、體力都比不上倭國和棒子國。
魏延可不想讓自己的門生們變成後世那些孱弱得連倭國學生都比不上的和諧學生，便下令，在小學堂入中學堂和中學堂入大學堂的升級淘汰考試裏，把騎馬、射箭、長跑等一係列的武科成績列為總成績的一半，文化課書麵考試成績，又名文科成績，列為入學總成績的一半，如此一來，就從最基礎的教育製度上杜絕了大漢子民淪為後世的“東亞病夫”的可能性。
在打基礎的小學堂、中學堂階段，魏延沒有參照後世愚蠢的分文舉武舉或文理科，他讓所有的學員都要文武齊備，不僅因為現在是亂世，每個人都應該有自保之力，更因為未來是征伐世界搞大中華共榮圈的民族狂飆飛揚的階段，沒有足夠強健的體魄，文官們承受不起那麽繁重的工作。
在升學考試上，魏延沒有搞變態愚蠢的標準分製度，那標準分製度要求每個學生的每科成績都平均，那樣的分數製度扼殺了許多偏才，造就了許多庸才。
魏延用的是總分，隻要某一科成績特別好，就可以稍微抵消其他學科的平庸，當然文武兩大科的成績都必須及格，有不及格的要複讀，但複讀的機會隻給兩次，他不希望再來什麽範進中舉的鬧劇出現。
中央大學堂各個學院的課程均有魏延敲定，跟中小學堂相比，中央大學堂的實踐活動更多，幾乎占據了二分之一的時間。
魏延才不想讓他的門生們變成後世的大學生，後世的大學生們大學四年時間裏真正的實踐時間不超過三個月，若不是學生們自己刻意尋找，所謂的畢業實習也是走個形式，很多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不完善的教育製度絕對是罪魁禍首。
魏延給了中央大學堂的學員許多實習的機會。
師範學院的學生每天下午都來正規軍駐地教授普通士兵識字寫字或去教授普通民眾識字寫字，每個學員都有實習任務，在他們學習的三年內，必須要把對口一個伍的士兵或一個甲的民眾全都教會一千個字。
軍事學院的學員們每天下午都要來正規軍駐地參與訓練，同時負責後勤事務，每個月都要跟隨正規軍參與實戰演習，同時也參與小規模的軍事任務，比如討伐小股盜賊。每個學員都歸在指定的伍裏，在這三年內，每個學員有一個任務，在三年內，要負責教會這個伍的五個士兵們背會孫子兵法。
魏延有一個很強的企圖心，若是麾下將士們都能熟讀孫子兵法，並能逐步靈活運用，那他的軍隊該會有多麽強大。
政治學院的學員們每天下午都要去將軍府、郡縣衙門幫忙，按照每個人的興趣、特長分配在不同的衙門，如此一來，各個衙門不需要雇傭那麽多小吏，每個差事對應的部門隻留一個穩健小吏領著政治學院的學員做事就可以了。
而這些學員經過三年的小吏生涯磨練，等畢業到了地方上做事也是駕輕就熟，他們的表現絕對遠遠超過那些熟讀詩書卻不諳事務的世家子弟。
技術學院的學員們每天下午都要去魏軍屬下的軍工廠、牧場幫忙，或者去工部衙門各個司幫忙，按照每個人的特長、興趣安排去不同的部門，有的去幫忙打造兵器盔甲，有的去做弓箭霹靂車，有的去養馬，有的去做農具，有的人去幫忙研究造紙技術，有的人去研究最新的印刷技術。
這些學員畢業後有一半留在正規軍總裝備部或工部衙門，剩下的則都去了郡縣下麵做了百工從事，隸屬於工部。這些學員經過三年的實習，做起技術活來，駕輕就熟，畢業後到了各個衙門都能迅速上手，成為部門的骨幹。
文藝學院的學員們每天下午都去宣傳部屬下的日報、文工團、劇院、出版社、印刷廠幫忙，或者去禮部衙門幫忙，或者去那些著名的文士如王粲家中做工作助手，這些學員畢業後也能迅速地壯大正規軍的宣傳隊伍，也能迅速地寫出好的著作來豐富老百姓的精神。
至於女子學院，可以做到以上的所有實習任務，當然她們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便是做護士。
魏延在女子學院裏麵設置一個護理係，護理係的學生便去醫院實習，等畢業後或者去魏軍野戰醫院或者去下麵郡縣所屬的地方醫院工作。
中央大學堂的師範學院由司馬徽擔任院長，軍事學院由魏延擔任院長，政治學院由胡昭擔任院長，文藝學院則有王粲擔任院長，技術學院則有馬鈞擔任院長，女子學院則有黃月英任院長，蔡琰擔任副院長。
魏延則擔任中央大學堂的校長，所有從中央大學堂畢業或進修過的學生，見到魏延都稱做校長，讓魏延不禁想起了後世某位功敗垂成的校長。
魏延相信，自己這個校長要比那個校長成功很多，至少自己能一統華夏。
魏延從一開始就著力讓所有學員的更多學習時間放在實踐上，凡是在實踐中檢驗有錯或不實用的理論全部從教材裏刪除，到了最後，從小學堂、中學堂到大學堂，他們在課堂上每天嚴格控製在兩個時辰以內，課外的實踐活動則控製在一個時辰以上。
實踐活動有一半都是跟軍事運動相關聯的，這些實踐活動都有相應的教官帶領，小學堂的教官是鄉兵的精銳，中學堂的教官是郡縣兵的精銳，大學堂的教官則是正規軍的精銳，舉凡騎馬、射箭、打獵、馬球、賽馬、武術格鬥等活動，也有教官負責，大學堂師範學院畢業的教師負責整體管理和文化課。
在後世，華夏國實行大國金牌戰略，刻意培養出來的職業運動員橫掃奧林匹克，可全國國民的整體身體素質卻每況愈下，同一個年齡段的年輕人不論從身高、體力都比不上倭國和棒子國。
魏延可不想讓自己的門生們變成後世那些孱弱得連倭國學生都比不上的和諧學生，便下令，在小學堂入中學堂和中學堂入大學堂的升級淘汰考試裏，把騎馬、射箭、長跑等一係列的武科成績列為總成績的一半，文化課書麵考試成績，又名文科成績，列為入學總成績的一半，如此一來，就從最基礎的教育製度上杜絕了大漢子民淪為後世的“東亞病夫”的可能性。
在打基礎的小學堂、中學堂階段，魏延沒有參照後世愚蠢的分文舉武舉或文理科，他讓所有的學員都要文武齊備，不僅因為現在是亂世，每個人都應該有自保之力，更因為未來是征伐世界搞大中華共榮圈的民族狂飆飛揚的階段，沒有足夠強健的體魄，文官們承受不起那麽繁重的工作。
在升學考試上，魏延沒有搞變態愚蠢的標準分製度，那標準分製度要求每個學生的每科成績都平均，那樣的分數製度扼殺了許多偏才，造就了許多庸才。
魏延用的是總分，隻要某一科成績特別好，就可以稍微抵消其他學科的平庸，當然文武兩大科的成績都必須及格，有不及格的要複讀，但複讀的機會隻給兩次，他不希望再來什麽範進中舉的鬧劇出現。
中央大學堂各個學院的課程均有魏延敲定，跟中小學堂相比，中央大學堂的實踐活動更多，幾乎占據了二分之一的時間。
魏延才不想讓他的門生們變成後世的大學生，後世的大學生們大學四年時間裏真正的實踐時間不超過三個月，若不是學生們自己刻意尋找，所謂的畢業實習也是走個形式，很多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不完善的教育製度絕對是罪魁禍首。
魏延給了中央大學堂的學員許多實習的機會。
師範學院的學生每天下午都來正規軍駐地教授普通士兵識字寫字或去教授普通民眾識字寫字，每個學員都有實習任務，在他們學習的三年內，必須要把對口一個伍的士兵或一個甲的民眾全都教會一千個字。
軍事學院的學員們每天下午都要來正規軍駐地參與訓練，同時負責後勤事務，每個月都要跟隨正規軍參與實戰演習，同時也參與小規模的軍事任務，比如討伐小股盜賊。每個學員都歸在指定的伍裏，在這三年內，每個學員有一個任務，在三年內，要負責教會這個伍的五個士兵們背會孫子兵法。
魏延有一個很強的企圖心，若是麾下將士們都能熟讀孫子兵法，並能逐步靈活運用，那他的軍隊該會有多麽強大。
政治學院的學員們每天下午都要去將軍府、郡縣衙門幫忙，按照每個人的興趣、特長分配在不同的衙門，如此一來，各個衙門不需要雇傭那麽多小吏，每個差事對應的部門隻留一個穩健小吏領著政治學院的學員做事就可以了。
而這些學員經過三年的小吏生涯磨練，等畢業到了地方上做事也是駕輕就熟，他們的表現絕對遠遠超過那些熟讀詩書卻不諳事務的世家子弟。
技術學院的學員們每天下午都要去魏軍屬下的軍工廠、牧場幫忙，或者去工部衙門各個司幫忙，按照每個人的特長、興趣安排去不同的部門，有的去幫忙打造兵器盔甲，有的去做弓箭霹靂車，有的去養馬，有的去做農具，有的人去幫忙研究造紙技術，有的人去研究最新的印刷技術。
這些學員畢業後有一半留在正規軍總裝備部或工部衙門，剩下的則都去了郡縣下麵做了百工從事，隸屬於工部。這些學員經過三年的實習，做起技術活來，駕輕就熟，畢業後到了各個衙門都能迅速上手，成為部門的骨幹。
文藝學院的學員們每天下午都去宣傳部屬下的日報、文工團、劇院、出版社、印刷廠幫忙，或者去禮部衙門幫忙，或者去那些著名的文士如王粲家中做工作助手，這些學員畢業後也能迅速地壯大正規軍的宣傳隊伍，也能迅速地寫出好的著作來豐富老百姓的精神。
至於女子學院，可以做到以上的所有實習任務，當然她們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便是做護士。
魏延在女子學院裏麵設置一個護理係，護理係的學生便去醫院實習，等畢業後或者去魏軍野戰醫院或者去下麵郡縣所屬的地方醫院工作。
中央大學堂的師範學院由司馬徽擔任院長，軍事學院由魏延擔任院長，政治學院由胡昭擔任院長，文藝學院則有王粲擔任院長，技術學院則有馬鈞擔任院長，女子學院則有黃月英任院長，蔡琰擔任副院長。
魏延則擔任中央大學堂的校長，所有從中央大學堂畢業或進修過的學生，見到魏延都稱做校長，讓魏延不禁想起了後世某位功敗垂成的校長。
魏延相信，自己這個校長要比那個校長成功很多，至少自己能一統華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