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華盛頓的電波
1989年3月2日，《美國之音》向全世界播發了一條來自中國首都的消息：“中國智識階層重要人物正在發起一場運動：反對三峽工程……反對者認為：三峽工程修建以後，受庫區淹沒影響，將會有一百幾十萬人無處安身……”
真的麽……造謠吧？
不，沒有造謠。1989年早春的首都，的確有不少人對三峽工程發難：斷言三峽工程一旦上馬，將會給庫區人民帶來毀滅性的災難。更有甚者，《光明日報》記者戴晴不辭勞苦在半個月內主編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書名叫《長江，長江——三峽工程論爭》。
何謂論爭？
說得白一點，就是持不同態度的意見。什麽是不同態度？反對是也。
1980年3月，李銳曾以水電部副部長身份接待過美國政府水電代表團，同他們認真交換過有關三峽工程的意見。有趣的是，那位團長——田納西流域管理局董事會主席戴維·弗裏曼先生，迴國後大肆向美國人吹噓：“在中國，我們成功地扼殺了三峽工程……”而當他在美國成為眾矢之的後，才被迫聲明：“我對中國了解得太少，話說得過多了……”
《美國之音》1989年3月2日的話倒是說得不多，但格外牽動人心。因為三峽工程一旦上馬，確實麵臨著異常棘手的移民——百萬之眾移民的複雜問題。
移民，無論中外皆談“移”色變；
移民問三峽：水庫蓄水後，何處是家園？
需要迴答——必須迴答！
●圍繞著水位線的爭論
長江三峽未來的巨型水庫，不是我們現在四處可見的“平湖”。
毛澤東的“高峽出平湖”乃藝術誇張。實際上，三峽水庫隻是在狹長的峽穀型河道上築一道高壩，把江水攔蓄起來。其水庫，仍舊保持天然河道形狀。隻是水麵略寬些，庫底河床更深些罷了。
正因為水庫仍保留河道型特點，因而蓄水後，淹沒的區間範圍就大，需遷移的人口才多。也正由於涉及的受淹區域大，移民任務太重，才導致其庫水位方案問題爭來辯去數十年，難以定奪。
談三峽工程，沒有人不正視它的巨大經濟效益。但效益，卻與其水庫正常蓄水位達到什麽樣的高程直接相關。水位高，涉及淹沒線內田地損失、城鎮及農村人口搬遷數量的增多，當然，經濟效益也高；反之，損失及移民數量則小，但工程效益便不能充分發揮。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即通航與泥沙淤積的矛盾：水位線一定，其水庫尾部的迴水變動區，客觀上存在著泥沙淤積問題：“萬裏長江，航運第一”：水位定高了，雖利於航運，但受移民量過大因素製約；水位太低，則勢必導致部份河段因泥沙淤積問題而“礙航”。
水位，到底定在哪個高程為最佳呢？
幾十年來，“長辦”的規劃設計人員雖然嘔心瀝血，數易其稿，其結果卻令人沮喪……
早在三、四十年代，著名的美國壩工專家薩凡奇博士，在長江三峽的南津關到石牌18公裏的峽穀間選擇了5條壩線，其第四壩線方案為：
“壩高225米，裝機容量1056萬千瓦，水庫總蓄水量617億立方米，可容洪水270億立方米……”
新中國成立後的1953年，毛澤東首次視察長江聽取林一山的匯報，要林一山設計一個“畢其功於一役，在三峽的總口子上，把長江卡起來”的大工程。在蘇聯專家幫助下，林一山帶領“長辦”的技術人員，對200、220及230三個三峽庫水位方案進行了研究，最後確定了“235方案”。
“長辦”1956年向國務院提交的“235方案”稱：“有效庫容可達1150－1260億立方米，可根本解決兩湖平原的水災。”
然而，由於這個計劃方案太龐大了，其水庫迴水至瀘州，重慶市將被淹掉一大半。因此，1958年黨中央成都會議上周恩來總理的報告，否定了這個方案。報告明確指出：“三峽大壩正常高水位的高程，應當控製在200米，不能再高於這個高程。”這就意味著：方案得改，工程得從頭開始……
經過努力，林一山於1966年又向黨中央提出了一個折衷方案：主張蓄水位115－150－190～200，三期開發，建議1968年準備至1975年開始發電。
為什麽要提出“三期開發方案”呢？
顯然，考慮了國家遭受三年自然災害的嚴重困難，本著先易後難的思路設計的。三期開發的優點，從淹沒區域範圍和移民、工廠城鎮搬遷及投資方麵，“現實可行”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國際形勢不容中國人樂觀。
1969年，湖北省負責人張體學向毛澤東請示三峽工程時，毛澤東憂心忡忡：“現在不考慮修三峽，要準備打仗。要考慮腦殼上頂200億立方米水的問題……”
到70年代末，葛洲壩一期工程基本建成時，“長辦”再次提出了一個正常蓄水位200米，壩高205米，發電2500萬千瓦，單機容量100萬千瓦的新方案。
這個方案一提出，立即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在1979年三峽選壩會議期間，收集了十篇論文，林一山處於9比1的劣勢。因而這個方案再次“流產”了。
否定該方案的原因很複雜，其主要是：
1.認為三峽工程不能解決長江中下遊洪災問題；
2.須加固加高荊江大堤；
3.泥沙淤積將會礙航；
4.單機容量100萬千瓦，目前世界上無法解決；
5.製造12000噸的升船機，無人能承擔（蘇聯最大的升船機為6700噸，堪稱世界之最）；
6.移民難，蓄水至200米高程時，成渝鐵路淹沒57公裏；萬縣、重慶幾乎被淹光……
從以上幾個主要反對理由看，問題似乎不在於你“長辦”提出什麽樣的方案了。不管什麽方案，都“不能解決中下遊洪災”，還上什麽三峽工程呢？
明白了吧，讀者諸君？說到底，反對派反對的不是什麽方案和什麽高程低程，而是壓根兒不同意你搞三峽工程。
諸如工程技術問題，如水輪機單機容量，升船機技術在反對派說來，隻不過是一個“托詞”：技術上能否過關，是技術人員和專門家的事，與壓根兒不懂得發電機和升船機的其它類學者專家們何幹？
倒是移民的數量、淹沒損失問題，需要“長辦”人員認真考慮。
●150方案的前前後後
進入80年代以後，“長辦”為了避開反對派的鋒芒，結合國民經濟的實際情況，又在夜以繼日地趕著設計一個“低調方案”，於1983年5月由國家計委組織審查。
——這就是曆經磨難的“150方案”。
6月份，國家計委將“150方案”上報國務院。後經長辦、水電部組織再作論證和補充、修改，國務院於1984年4月5日原則上批準了這份報告：
“三峽工程按正常蓄水位150米、壩頂高程175米設計。”
“150方案”：防洪水位135米，死水位130米，從防洪水位到正常蓄水位之間的防洪庫容為73億立方米。這樣，20年一遇洪水可使沙市水位不超過44.5米；遇100年一遇洪水，仍控製沙市水們44.5米；荊江分洪工程不運用，則水庫要超蓄到160米水位。
“150方案”的優點在於：總投資低，可以基本滿足防洪要求。該方案可裝機1300萬千瓦，年發電量677億千瓦時，對解決華東華中地區2000年前後用電要求有著重要作用。這個方案盡管已被國務院批準，但反對的唿聲日趨高漲。因“條條”和“塊塊”之間的利害關係，正當國務院擬下令三峽工程投入前期施工準備之際，半道上突然殺出了“程咬金”：重慶市考慮並調查研究了“150方案”對自身發展將要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後，就搶在全國人大會議通過該方案之前，於1984年10月向中央建議采用“180方案”。
重慶市認為：150方案迴水變動段在重慶以下100公裏的長壽至忠縣一帶，不僅重慶港水深得不到改善，而且會因迴水變動段的泥沙淤積造成礙航，卡住重慶港的脖子，使其變成死港。150方案對航運的作用，僅僅是改善了三峽大壩到石室寨300公裏左右的航道。但三峽大壩到重慶約600公裏，這種局部航運的改變，對整個川江航運來說作用並不大，不僅萬噸級船隊到不了重慶，同時，還會因迴水變動段的泥沙淤積，三峽大壩與葛洲壩之間因發電調峰而產生的不穩定流以及壩下河床下切等對航運的影響，而形成上下卡口，變成“駝背長江”。
重慶市認為：采用“180方案”可使重慶主要港區處於深水庫區內，形成600－700公裏的深水航道，重慶以下的急流險灘全被淹沒，川江航運得到根本改善，為西南三省未來經濟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顯而易見，重慶的方案是偏重於“西南三省”的。
這裏，不妨列舉一組數據，供讀者比較：
“150方案”：總投資143億元，遷移人口33.3萬人：“180方案”：總投資198億元，遷移人口105.5萬人。後者較前者多投資55億元，多移民72.19萬人。
這個方案的製造者寧願冒多移民72萬之巨的風險而主張上，而且是直接“捅”到北京，其膽量和勇氣著實可嘉。
這一來，全國政協懂水和不懂水的專家學者，驟然間都憂國憂民關心起三峽工程來，考察、訪問、講話、發表文章……甚至有人“哭諫”：堅決反對三峽工程上馬。
當然，也有不急於表態說讚成或者反對的，最為突出的是，全國政協政濟建設組的正副組長：孫越崎和林華先生。
●三峽走來了孫越崎老人
孫越崎，1985年已是93歲高齡。作為礦冶專家，他在國內外都享有盛譽。老先生過去曾經擔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副委員長、委員長、經濟部長；國民黨敗退時，蔣介石嚴令孫越崎將許多大廠拆遷運往台灣，孫越崎“陽奉陰違”，最後拱手將大批機器設備交給了共產黨，氣得蔣介石開除了他的國民黨黨籍，並以“叛黨”、“叛國”罪通緝他40年。解放後，他擔任過中央政府財委計劃局副局長。
這年5月，孫老先生率領全國政協經濟組三峽考察團，自重慶順江而下，一路風塵仆仆，召開大大小小的座談會40多次，既考察了庫區主要縣市，也考察了三鬥坪壩址、葛洲壩和荊江大堤。
車抵武漢，著名水利專家陶述曾來探望老同學，孫越崎叫他不要談三峽問題，說：“你的觀點我知道，我不聽。我就是要不受幹擾地進行調查，不受你們這些主上派的影響。長辦為了影響我，派了幾位高級專家到重慶，要向我們說情況，我們拒絕了。我們就是要獨立地、科學地進行調查……”
調查結果如何呢？
孫越崎等人迴到北京，於7月30日鄭重地向中央提出了一個長篇報告——《三峽工程近期不能上》。
題目就是結論。
該報告就三峽工程的投資、防洪、泥沙淤積、航運、發電、
移民、安全等七個方麵作了論述，作了否定性的判斷，惟恐份量不足，還附上了如下幾個材料：
1.三峽工程200億打不住，可能要突破600億；
2.關於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
3.三峽工程對航運利少弊多；
4.關於三峽工程的發電效益；
5.三峽水庫會不會給子孫後代留下一個“駝背長江”；
6.重慶市為什麽提出180方案？
●李銳及其《論三峽工程》
我拜讀李銳先生交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專著——《論三峽工程》較早。80年代中期，李先生在北京為三峽工程而爭論不休的時候出版這本書，無論其本意如何，《論三峽工程》問世在客觀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論三峽工程》裏，既有答記者問，也有“三峽工程簡述”，還有按中央領導要求撰寫的意見書，個別篇章與三峽問題有些不搭界，但李銳先生自己承認並將它收到一個集子裏了，比如當年曾在《人民日報》發表過的短稿——《大魚網主義》。
這《大魚網主義》，講的廣東某縣一位長官，強迫漁民取消所有的小魚網，做了個3萬多斤重的大魚網，想籍此把過海的魚群一網捕盡。結果非常可笑，魚網大則大矣，可惜打不到魚。這個故事是用來諷喻林一山積極主張上馬的三峽工程的，難怪李銳先生將它收入《論三峽工程》。
1979年，李銳先生剛恢複工作。中央領導同誌知道他是過去的三峽工程反對派，請他就重新考慮的方案提出個人意見。
李銳先生於1979年7月12日寫了一份《再談三峽工程》的意見書，表示：“我個人的看法仍跟20多年前基本一樣，不能單純依靠三峽來解決長江的防洪問題，它力不勝任，且不經濟，更不能等待”。
在這份意見書裏，李銳先生對林一山的觀點提出了質疑。林一山認為，如果不抓緊上三峽工程，長江一旦發生特大洪水，荊江大壩如若決堤，“將會突然發生百萬或數十萬人的生命死亡事故”。李銳對此指責說，“這無疑是一種危言聳聽”。
●庫區人民在唿喚
在三峽工程處於“性命攸關”的時刻，林一山、潘家錚、李伯寧、張光鬥、魏廷錚、陳賡儀等人，從來都是與反對派針鋒相對，據理方爭，詳談三峽工程的利害得失，強調三峽工程對長江中下遊防洪的巨大作用。
眾所周知，葛洲壩工程乃三峽工程的“實戰演習”，為興建三峽工程提供和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這項工程在許多技術方麵堪稱世界第一，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新中國首屈一指。
這樣一座既有航運效益，又有巨大的發電效益的偉大工程，長期以來倍受三峽工程反對派的責難。有人睜著眼睛說瞎話：“長江的泥沙比黃河還多”：“葛洲壩連年因泥沙問題影響，被迫更換水輪機。”
鑒於此，葛洲壩電廠廠長候廣忠趁這位反對派人物考察來廠之機，專門更正：“我們這兒從來沒有更換過水輪機！”
麵對反對派的責難和阻撓，三峽庫區的人民在想些什麽呢？宜昌市政府領導人明確表態：“”三峽工程在宜昌，我為宜昌作貢獻“。這是全市人民的共同心聲。三峽工程上馬，可以促進本市經濟發展，葛洲壩工程給宜昌帶來的是興旺繁榮，這是鐵的事實。因此我們希望三峽工程早上、快上！”
涪陵市的負責同誌講：“由於三峽工程久拖不決，30多年來，我區經濟建設已遭到嚴重影響。一市九縣中，有9個縣屬於貧困縣，其中5個屬於國家確定的貧困縣。為什麽，因為1978年以前，我區固定資產投資總共才隻3.8億元。”這位負責同誌不說，國家不在淹沒區投資，自已又拿不出錢來投資，你再想富，再想拚命一搏，又能咋個辦呢？越等越惱火，越惱火越沒有辦法，越沒有辦法就越想有個好辦法……可歸根到底，我們要想有救，還得靠三峽工程，借三峽工程上馬這個時機，努力發展自已的地方經濟……
萬縣地區行署專員唐錦章則從移民角度，談了自已的看法：“三峽工程移民任務艱巨，但經過努力可以完成。問題的關鍵在
一個早字，即三峽工程早定早上，庫區早準備、早規劃、早投入、早開發，把國土資源的綜合開發與移民有機的結合起來，庫區環境容量擴大，移民問題就能夠得到妥善解決。“
他介紹說，萬縣地區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至今還是全國18個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之一。
他分析了地區經濟發展的困難後說，三峽工程反對派與我們庫區人民“同床異夢”。他代表萬縣地區的廣大群眾喊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重振“川東門戶”雄風！
這一戰略設想基於三峽工程上馬這個前提，提出了令人鼓舞的三步走方案：第一步，在2000年內根本擺脫貧困；第二步，2020年前實現由小康向富裕型的轉變；第三步，下世紀中葉，重新成為四川省比較發達的地區！
有人也許會問：你上邊講的全是官方語言，庫區的老百姓，也這麽認識嗎？
——那麽好吧，隨便從我的采訪本上摘幾段：
（地點：湖北秭歸縣城。1987年秋）
問：建三峽，水庫把縣城和田地淹了，你們認為好不好？
一賣菜老頭：“好呀，淹了田上山種柑子，水田壩搞試點，國家掏錢修梯田，搞得蠻好，我看淹了田是好事，光種糧食種菜，發不了財。”
一買菜中年婦女：“縣城淹了，國家蓋新的，不愁。聽說新設計的縣城，蠻漂亮呐。新房子，比現在的寬敞，哪個不樂意搬？”
一賣肉的插話：“光講空話頂屁用。我在這兒賣肉賣柑子，聽說上三峽上四峽的，幾百迴了，耳朵都聽起繭了。前些天不是又吹風嗎，有好多大官反對修三峽，你們高興啥子？”
眾人一陣議論、歎息，各自散了。
（地點：奉節縣城，依鬥門下老工人俱樂部。1992年夏）
問：“老師（這兒人們問路喊人均如此），聽說三峽要上了，您這兒要搬吧？”
一老者：“搬，啷個不搬？全縣都得搬！”
問：“老房子住了幾代人，要拆遷，要忙著折騰，您心裏舍得？”
另一老者甩牌：“啷個舍不得？國家為了發展，為了老百姓不再受窮，下決心幹世界一流的大工程，還舍得花錢給老百姓蓋新房子，我們自家的一些破爛，有啥子舍不得？俗話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嘛！“”
問：“要是國家一時拿不出錢來蓋房子呢？”
又一老者：“你這人幹什麽的，管閑事呀？遠點去，莫耽誤我們打牌。要建設，哪那麽容易？錢，能從天上掉下來，我們都上街去撿不成？搬縣城能不給錢，再困難也會給點吧？活人能叫尿憋死嗎？如今不是到處在集資嗎？萬一不夠，我把退休金賠上，煙不抽酒不喝了，上街再做點小買賣，總可以了吧？哼，上工程還會死人哩，會死人就不幹工程啦？”
我聽了這番話，嘴上賠禮心裏卻高興得要命，逃出俱樂部，我美美地吸了一支煙……
以上兩處實地采訪，足見百姓心態。
這幾年，我陸續到過巫山、雲陽、巫溪、奉節、萬縣市、忠縣、巴東、興山、秭歸、涪陵、重慶等地，也新到三峽壩址三鬥坪走訪過不少農戶和小鎮居民，絕大多數人對三峽工程持讚成態度。主要原因是他們感覺到了本地與外界的差距，強烈要求改變現狀，盡快走上富裕之路。
庫區的政府官員，是站在本地區經濟發展停滯落後狀態下談困難與希望，唿喚三峽早開工；
庫區的平頭百姓，則往往是從自家利益出發，抱怨三峽工程久拖不上給自身帶來的後果。“要想富，先種桔”——這是經過的幾年移民試點的實踐，告訴他們的信息。他們捕捉到了希望，這個希望就是三峽工程。
長江在唿喚三峽，庫區人民殷切地期待著三峽工程開工的禮炮！
1989年3月2日，《美國之音》向全世界播發了一條來自中國首都的消息：“中國智識階層重要人物正在發起一場運動：反對三峽工程……反對者認為：三峽工程修建以後，受庫區淹沒影響，將會有一百幾十萬人無處安身……”
真的麽……造謠吧？
不，沒有造謠。1989年早春的首都，的確有不少人對三峽工程發難：斷言三峽工程一旦上馬，將會給庫區人民帶來毀滅性的災難。更有甚者，《光明日報》記者戴晴不辭勞苦在半個月內主編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書名叫《長江，長江——三峽工程論爭》。
何謂論爭？
說得白一點，就是持不同態度的意見。什麽是不同態度？反對是也。
1980年3月，李銳曾以水電部副部長身份接待過美國政府水電代表團，同他們認真交換過有關三峽工程的意見。有趣的是，那位團長——田納西流域管理局董事會主席戴維·弗裏曼先生，迴國後大肆向美國人吹噓：“在中國，我們成功地扼殺了三峽工程……”而當他在美國成為眾矢之的後，才被迫聲明：“我對中國了解得太少，話說得過多了……”
《美國之音》1989年3月2日的話倒是說得不多，但格外牽動人心。因為三峽工程一旦上馬，確實麵臨著異常棘手的移民——百萬之眾移民的複雜問題。
移民，無論中外皆談“移”色變；
移民問三峽：水庫蓄水後，何處是家園？
需要迴答——必須迴答！
●圍繞著水位線的爭論
長江三峽未來的巨型水庫，不是我們現在四處可見的“平湖”。
毛澤東的“高峽出平湖”乃藝術誇張。實際上，三峽水庫隻是在狹長的峽穀型河道上築一道高壩，把江水攔蓄起來。其水庫，仍舊保持天然河道形狀。隻是水麵略寬些，庫底河床更深些罷了。
正因為水庫仍保留河道型特點，因而蓄水後，淹沒的區間範圍就大，需遷移的人口才多。也正由於涉及的受淹區域大，移民任務太重，才導致其庫水位方案問題爭來辯去數十年，難以定奪。
談三峽工程，沒有人不正視它的巨大經濟效益。但效益，卻與其水庫正常蓄水位達到什麽樣的高程直接相關。水位高，涉及淹沒線內田地損失、城鎮及農村人口搬遷數量的增多，當然，經濟效益也高；反之，損失及移民數量則小，但工程效益便不能充分發揮。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即通航與泥沙淤積的矛盾：水位線一定，其水庫尾部的迴水變動區，客觀上存在著泥沙淤積問題：“萬裏長江，航運第一”：水位定高了，雖利於航運，但受移民量過大因素製約；水位太低，則勢必導致部份河段因泥沙淤積問題而“礙航”。
水位，到底定在哪個高程為最佳呢？
幾十年來，“長辦”的規劃設計人員雖然嘔心瀝血，數易其稿，其結果卻令人沮喪……
早在三、四十年代，著名的美國壩工專家薩凡奇博士，在長江三峽的南津關到石牌18公裏的峽穀間選擇了5條壩線，其第四壩線方案為：
“壩高225米，裝機容量1056萬千瓦，水庫總蓄水量617億立方米，可容洪水270億立方米……”
新中國成立後的1953年，毛澤東首次視察長江聽取林一山的匯報，要林一山設計一個“畢其功於一役，在三峽的總口子上，把長江卡起來”的大工程。在蘇聯專家幫助下，林一山帶領“長辦”的技術人員，對200、220及230三個三峽庫水位方案進行了研究，最後確定了“235方案”。
“長辦”1956年向國務院提交的“235方案”稱：“有效庫容可達1150－1260億立方米，可根本解決兩湖平原的水災。”
然而，由於這個計劃方案太龐大了，其水庫迴水至瀘州，重慶市將被淹掉一大半。因此，1958年黨中央成都會議上周恩來總理的報告，否定了這個方案。報告明確指出：“三峽大壩正常高水位的高程，應當控製在200米，不能再高於這個高程。”這就意味著：方案得改，工程得從頭開始……
經過努力，林一山於1966年又向黨中央提出了一個折衷方案：主張蓄水位115－150－190～200，三期開發，建議1968年準備至1975年開始發電。
為什麽要提出“三期開發方案”呢？
顯然，考慮了國家遭受三年自然災害的嚴重困難，本著先易後難的思路設計的。三期開發的優點，從淹沒區域範圍和移民、工廠城鎮搬遷及投資方麵，“現實可行”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國際形勢不容中國人樂觀。
1969年，湖北省負責人張體學向毛澤東請示三峽工程時，毛澤東憂心忡忡：“現在不考慮修三峽，要準備打仗。要考慮腦殼上頂200億立方米水的問題……”
到70年代末，葛洲壩一期工程基本建成時，“長辦”再次提出了一個正常蓄水位200米，壩高205米，發電2500萬千瓦，單機容量100萬千瓦的新方案。
這個方案一提出，立即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在1979年三峽選壩會議期間，收集了十篇論文，林一山處於9比1的劣勢。因而這個方案再次“流產”了。
否定該方案的原因很複雜，其主要是：
1.認為三峽工程不能解決長江中下遊洪災問題；
2.須加固加高荊江大堤；
3.泥沙淤積將會礙航；
4.單機容量100萬千瓦，目前世界上無法解決；
5.製造12000噸的升船機，無人能承擔（蘇聯最大的升船機為6700噸，堪稱世界之最）；
6.移民難，蓄水至200米高程時，成渝鐵路淹沒57公裏；萬縣、重慶幾乎被淹光……
從以上幾個主要反對理由看，問題似乎不在於你“長辦”提出什麽樣的方案了。不管什麽方案，都“不能解決中下遊洪災”，還上什麽三峽工程呢？
明白了吧，讀者諸君？說到底，反對派反對的不是什麽方案和什麽高程低程，而是壓根兒不同意你搞三峽工程。
諸如工程技術問題，如水輪機單機容量，升船機技術在反對派說來，隻不過是一個“托詞”：技術上能否過關，是技術人員和專門家的事，與壓根兒不懂得發電機和升船機的其它類學者專家們何幹？
倒是移民的數量、淹沒損失問題，需要“長辦”人員認真考慮。
●150方案的前前後後
進入80年代以後，“長辦”為了避開反對派的鋒芒，結合國民經濟的實際情況，又在夜以繼日地趕著設計一個“低調方案”，於1983年5月由國家計委組織審查。
——這就是曆經磨難的“150方案”。
6月份，國家計委將“150方案”上報國務院。後經長辦、水電部組織再作論證和補充、修改，國務院於1984年4月5日原則上批準了這份報告：
“三峽工程按正常蓄水位150米、壩頂高程175米設計。”
“150方案”：防洪水位135米，死水位130米，從防洪水位到正常蓄水位之間的防洪庫容為73億立方米。這樣，20年一遇洪水可使沙市水位不超過44.5米；遇100年一遇洪水，仍控製沙市水們44.5米；荊江分洪工程不運用，則水庫要超蓄到160米水位。
“150方案”的優點在於：總投資低，可以基本滿足防洪要求。該方案可裝機1300萬千瓦，年發電量677億千瓦時，對解決華東華中地區2000年前後用電要求有著重要作用。這個方案盡管已被國務院批準，但反對的唿聲日趨高漲。因“條條”和“塊塊”之間的利害關係，正當國務院擬下令三峽工程投入前期施工準備之際，半道上突然殺出了“程咬金”：重慶市考慮並調查研究了“150方案”對自身發展將要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後，就搶在全國人大會議通過該方案之前，於1984年10月向中央建議采用“180方案”。
重慶市認為：150方案迴水變動段在重慶以下100公裏的長壽至忠縣一帶，不僅重慶港水深得不到改善，而且會因迴水變動段的泥沙淤積造成礙航，卡住重慶港的脖子，使其變成死港。150方案對航運的作用，僅僅是改善了三峽大壩到石室寨300公裏左右的航道。但三峽大壩到重慶約600公裏，這種局部航運的改變，對整個川江航運來說作用並不大，不僅萬噸級船隊到不了重慶，同時，還會因迴水變動段的泥沙淤積，三峽大壩與葛洲壩之間因發電調峰而產生的不穩定流以及壩下河床下切等對航運的影響，而形成上下卡口，變成“駝背長江”。
重慶市認為：采用“180方案”可使重慶主要港區處於深水庫區內，形成600－700公裏的深水航道，重慶以下的急流險灘全被淹沒，川江航運得到根本改善，為西南三省未來經濟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顯而易見，重慶的方案是偏重於“西南三省”的。
這裏，不妨列舉一組數據，供讀者比較：
“150方案”：總投資143億元，遷移人口33.3萬人：“180方案”：總投資198億元，遷移人口105.5萬人。後者較前者多投資55億元，多移民72.19萬人。
這個方案的製造者寧願冒多移民72萬之巨的風險而主張上，而且是直接“捅”到北京，其膽量和勇氣著實可嘉。
這一來，全國政協懂水和不懂水的專家學者，驟然間都憂國憂民關心起三峽工程來，考察、訪問、講話、發表文章……甚至有人“哭諫”：堅決反對三峽工程上馬。
當然，也有不急於表態說讚成或者反對的，最為突出的是，全國政協政濟建設組的正副組長：孫越崎和林華先生。
●三峽走來了孫越崎老人
孫越崎，1985年已是93歲高齡。作為礦冶專家，他在國內外都享有盛譽。老先生過去曾經擔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副委員長、委員長、經濟部長；國民黨敗退時，蔣介石嚴令孫越崎將許多大廠拆遷運往台灣，孫越崎“陽奉陰違”，最後拱手將大批機器設備交給了共產黨，氣得蔣介石開除了他的國民黨黨籍，並以“叛黨”、“叛國”罪通緝他40年。解放後，他擔任過中央政府財委計劃局副局長。
這年5月，孫老先生率領全國政協經濟組三峽考察團，自重慶順江而下，一路風塵仆仆，召開大大小小的座談會40多次，既考察了庫區主要縣市，也考察了三鬥坪壩址、葛洲壩和荊江大堤。
車抵武漢，著名水利專家陶述曾來探望老同學，孫越崎叫他不要談三峽問題，說：“你的觀點我知道，我不聽。我就是要不受幹擾地進行調查，不受你們這些主上派的影響。長辦為了影響我，派了幾位高級專家到重慶，要向我們說情況，我們拒絕了。我們就是要獨立地、科學地進行調查……”
調查結果如何呢？
孫越崎等人迴到北京，於7月30日鄭重地向中央提出了一個長篇報告——《三峽工程近期不能上》。
題目就是結論。
該報告就三峽工程的投資、防洪、泥沙淤積、航運、發電、
移民、安全等七個方麵作了論述，作了否定性的判斷，惟恐份量不足，還附上了如下幾個材料：
1.三峽工程200億打不住，可能要突破600億；
2.關於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
3.三峽工程對航運利少弊多；
4.關於三峽工程的發電效益；
5.三峽水庫會不會給子孫後代留下一個“駝背長江”；
6.重慶市為什麽提出180方案？
●李銳及其《論三峽工程》
我拜讀李銳先生交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專著——《論三峽工程》較早。80年代中期，李先生在北京為三峽工程而爭論不休的時候出版這本書，無論其本意如何，《論三峽工程》問世在客觀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論三峽工程》裏，既有答記者問，也有“三峽工程簡述”，還有按中央領導要求撰寫的意見書，個別篇章與三峽問題有些不搭界，但李銳先生自己承認並將它收到一個集子裏了，比如當年曾在《人民日報》發表過的短稿——《大魚網主義》。
這《大魚網主義》，講的廣東某縣一位長官，強迫漁民取消所有的小魚網，做了個3萬多斤重的大魚網，想籍此把過海的魚群一網捕盡。結果非常可笑，魚網大則大矣，可惜打不到魚。這個故事是用來諷喻林一山積極主張上馬的三峽工程的，難怪李銳先生將它收入《論三峽工程》。
1979年，李銳先生剛恢複工作。中央領導同誌知道他是過去的三峽工程反對派，請他就重新考慮的方案提出個人意見。
李銳先生於1979年7月12日寫了一份《再談三峽工程》的意見書，表示：“我個人的看法仍跟20多年前基本一樣，不能單純依靠三峽來解決長江的防洪問題，它力不勝任，且不經濟，更不能等待”。
在這份意見書裏，李銳先生對林一山的觀點提出了質疑。林一山認為，如果不抓緊上三峽工程，長江一旦發生特大洪水，荊江大壩如若決堤，“將會突然發生百萬或數十萬人的生命死亡事故”。李銳對此指責說，“這無疑是一種危言聳聽”。
●庫區人民在唿喚
在三峽工程處於“性命攸關”的時刻，林一山、潘家錚、李伯寧、張光鬥、魏廷錚、陳賡儀等人，從來都是與反對派針鋒相對，據理方爭，詳談三峽工程的利害得失，強調三峽工程對長江中下遊防洪的巨大作用。
眾所周知，葛洲壩工程乃三峽工程的“實戰演習”，為興建三峽工程提供和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這項工程在許多技術方麵堪稱世界第一，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新中國首屈一指。
這樣一座既有航運效益，又有巨大的發電效益的偉大工程，長期以來倍受三峽工程反對派的責難。有人睜著眼睛說瞎話：“長江的泥沙比黃河還多”：“葛洲壩連年因泥沙問題影響，被迫更換水輪機。”
鑒於此，葛洲壩電廠廠長候廣忠趁這位反對派人物考察來廠之機，專門更正：“我們這兒從來沒有更換過水輪機！”
麵對反對派的責難和阻撓，三峽庫區的人民在想些什麽呢？宜昌市政府領導人明確表態：“”三峽工程在宜昌，我為宜昌作貢獻“。這是全市人民的共同心聲。三峽工程上馬，可以促進本市經濟發展，葛洲壩工程給宜昌帶來的是興旺繁榮，這是鐵的事實。因此我們希望三峽工程早上、快上！”
涪陵市的負責同誌講：“由於三峽工程久拖不決，30多年來，我區經濟建設已遭到嚴重影響。一市九縣中，有9個縣屬於貧困縣，其中5個屬於國家確定的貧困縣。為什麽，因為1978年以前，我區固定資產投資總共才隻3.8億元。”這位負責同誌不說，國家不在淹沒區投資，自已又拿不出錢來投資，你再想富，再想拚命一搏，又能咋個辦呢？越等越惱火，越惱火越沒有辦法，越沒有辦法就越想有個好辦法……可歸根到底，我們要想有救，還得靠三峽工程，借三峽工程上馬這個時機，努力發展自已的地方經濟……
萬縣地區行署專員唐錦章則從移民角度，談了自已的看法：“三峽工程移民任務艱巨，但經過努力可以完成。問題的關鍵在
一個早字，即三峽工程早定早上，庫區早準備、早規劃、早投入、早開發，把國土資源的綜合開發與移民有機的結合起來，庫區環境容量擴大，移民問題就能夠得到妥善解決。“
他介紹說，萬縣地區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至今還是全國18個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之一。
他分析了地區經濟發展的困難後說，三峽工程反對派與我們庫區人民“同床異夢”。他代表萬縣地區的廣大群眾喊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重振“川東門戶”雄風！
這一戰略設想基於三峽工程上馬這個前提，提出了令人鼓舞的三步走方案：第一步，在2000年內根本擺脫貧困；第二步，2020年前實現由小康向富裕型的轉變；第三步，下世紀中葉，重新成為四川省比較發達的地區！
有人也許會問：你上邊講的全是官方語言，庫區的老百姓，也這麽認識嗎？
——那麽好吧，隨便從我的采訪本上摘幾段：
（地點：湖北秭歸縣城。1987年秋）
問：建三峽，水庫把縣城和田地淹了，你們認為好不好？
一賣菜老頭：“好呀，淹了田上山種柑子，水田壩搞試點，國家掏錢修梯田，搞得蠻好，我看淹了田是好事，光種糧食種菜，發不了財。”
一買菜中年婦女：“縣城淹了，國家蓋新的，不愁。聽說新設計的縣城，蠻漂亮呐。新房子，比現在的寬敞，哪個不樂意搬？”
一賣肉的插話：“光講空話頂屁用。我在這兒賣肉賣柑子，聽說上三峽上四峽的，幾百迴了，耳朵都聽起繭了。前些天不是又吹風嗎，有好多大官反對修三峽，你們高興啥子？”
眾人一陣議論、歎息，各自散了。
（地點：奉節縣城，依鬥門下老工人俱樂部。1992年夏）
問：“老師（這兒人們問路喊人均如此），聽說三峽要上了，您這兒要搬吧？”
一老者：“搬，啷個不搬？全縣都得搬！”
問：“老房子住了幾代人，要拆遷，要忙著折騰，您心裏舍得？”
另一老者甩牌：“啷個舍不得？國家為了發展，為了老百姓不再受窮，下決心幹世界一流的大工程，還舍得花錢給老百姓蓋新房子，我們自家的一些破爛，有啥子舍不得？俗話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嘛！“”
問：“要是國家一時拿不出錢來蓋房子呢？”
又一老者：“你這人幹什麽的，管閑事呀？遠點去，莫耽誤我們打牌。要建設，哪那麽容易？錢，能從天上掉下來，我們都上街去撿不成？搬縣城能不給錢，再困難也會給點吧？活人能叫尿憋死嗎？如今不是到處在集資嗎？萬一不夠，我把退休金賠上，煙不抽酒不喝了，上街再做點小買賣，總可以了吧？哼，上工程還會死人哩，會死人就不幹工程啦？”
我聽了這番話，嘴上賠禮心裏卻高興得要命，逃出俱樂部，我美美地吸了一支煙……
以上兩處實地采訪，足見百姓心態。
這幾年，我陸續到過巫山、雲陽、巫溪、奉節、萬縣市、忠縣、巴東、興山、秭歸、涪陵、重慶等地，也新到三峽壩址三鬥坪走訪過不少農戶和小鎮居民，絕大多數人對三峽工程持讚成態度。主要原因是他們感覺到了本地與外界的差距，強烈要求改變現狀，盡快走上富裕之路。
庫區的政府官員，是站在本地區經濟發展停滯落後狀態下談困難與希望，唿喚三峽早開工；
庫區的平頭百姓，則往往是從自家利益出發，抱怨三峽工程久拖不上給自身帶來的後果。“要想富，先種桔”——這是經過的幾年移民試點的實踐，告訴他們的信息。他們捕捉到了希望，這個希望就是三峽工程。
長江在唿喚三峽，庫區人民殷切地期待著三峽工程開工的禮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