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三峽熱”
1956年9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長江水利資源查勘工作結束”特號標題的新聞，把三峽工程上馬的氣氛引向熱點。
該新聞副題為：“開始編製流域規劃要點，爭取年底確定第一期開發工程程序；解決三峽大壩施工期間發電、航運問題的研究工作即將完成”。
該消息表明：“工作人員正在逐步深入研究”圍堰發電“和”臨時船閘“等措施，這項極有價值的研究工作不久就要完成”。
“長江流域的貨運量，航運效益和土地資源情況，都已經整理研究完畢”。
於是乎，三峽工程真要立即上馬了！
推動三峽工程上馬的，新聞發布官是“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而幕後指揮，便是毛澤東。
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1954年長江的特大洪災對他的刺激太大了。他是“人定勝天”的發明創造者，“在三峽設卡子，畢其功於一役”的三峽工程，早在一年前的“長江”艦上就在他心裏醞釀。
仿佛命中注定，林一山與水有緣。
這位出生在文登縣的山東人，40年代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這個不安份的學生，熱衷於革命運動，不久便成了中共黨員。起初是做白區地下工作，後反返迴膠東組織抗日鬥爭，指揮了震驚全國的“雷神廟戰鬥”，打響了膠東抗戰第一槍。到全國解放前夕，他已是遼南省委書記兼遼南軍區政委。按此勢態，林一山在仕途上發展前程似錦。可“半路裏殺出個程咬金”。一場黨內鬥爭，使高崗把林一山視作了“眼中釘”、“肉中刺”，在東北局正式文件中公開指責林一山執行錯誤路線……於是，林一山謝絕主管東北局宣傳工作的王稼祥一再挽留，決心進關，隨譚政的南下工作團來到武漢。
本來，他的目是地是廣西，去給張雲逸當副手。仿佛是鬼使神差，當譚政把林一山介紹給主政中南局的陶鑄時，陶挽留他受命接管國民黨水利灘子，出任中南局水利部黨組書記兼副部長，他居然答應了。從此，便一頭紮進長江，嘔心瀝血數十年為三峽工程奔走唿喚，到耄耋之年雙目失明時仍對長江一往情深。
在北京寓所，林一山的客廳裏懸掛著四張巨幅照片：依次是荊江分洪閘，丹江口水利樞紐，陸水水利樞紐（即三峽試驗壩）和葛洲壩，這四幅巨照凝聚他畢生心血。老人家充滿深情地迴憶說：“真正使我下決心把後半輩子交給長江，是1953年那次永生難忘的航行。那一次，我陪毛主席視察長江，向他匯報工作，麵對麵暢談幾十個小時。毛主席把他開發長江的理想交由我來負責實現，我感到這是對我委以重任。”
1954年汛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國家領導人，在京漢鐵路的列車上專門聽取林一山等人關於三峽工程技術問題的匯報，決定約請蘇聯專家來華支援。
1955年，周恩來在聽取林一山等中蘇專家關於先開發三峽幹流還是先開發支流的不同意見後，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1956年夏，63歲的毛澤東以其博大的胸懷和氣魄第三次橫渡長江，以浪漫詩情向林一山傳達了“截斷巫山雲雨”的命令！
林一山心領神會。於是，一場聲勢浩大的三峽進軍行動，戰幕徐徐展開……
●另一種聲音
中國古典名著《三國演義》，諸葛亮用計“三氣周瑜”的故事家喻戶曉。可憐的周都督臨死前對天感歎曰：“既生瑜，何生亮”？
寫第二章前，我原擬定的標題是“林李之爭”。不知怎地，寫的時候腦子裏突然蹦出“三氣周瑜”的情節，便把周瑜的歎息篡改了一個字，弄成標題，變成：既生瑜，又生亮。
本來，中國有一個積極主張上三峽工程的林一山就夠了，偏偏又有一個與之較板且認真到儒腐程度且頑固不化的李銳。此公一生大起大落，命運多蹇。他是毛澤東的湖南同鄉，早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機械係，在延安時期辦報作宣傳工作，解放後任湖南省委宣傳部長，後調往北京任職。
縱觀李銳一生，有人戲稱此人天生長有“魏延反骨”。作為三峽工程反對派的代表人物，在長達數十年的三峽論戰中，始終與林一山針鋒相對，打得難分難解……
1956年《中國水利》雜誌第五、六期，刊發了兩萬多字的長文：《關於長江流域規劃若幹問題的商討》，作者是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他在文中極力推薦“235方案”（即高壩方案），正式提出修建三峽工程的主張。
這篇文章，被一位有心人發現並認真拜讀後斷然認定：“這種觀點完全不切實際”。此公乃燃料工業部水電建設總局局長李銳，往後成了鼎鼎大名的三峽反對派代表人物。
針對林文的觀點，李銳也撰寫了兩萬多字的長文：《關於長江規劃的幾個問題》，並組織了一批水電專家就長江的水文、防洪、發電、航運、地質及有關工程技術和施工等方麵的問題，分別寫了專文，於1956年第9期《水力發電》雜誌刊出《長江規劃專號》。
李銳的文章主要談三個問題：河流規劃的綜合利用原則；長江的防洪規劃；動能經濟問題（水電同國民經濟關係）。文中指出：綜合利用是河流規劃的唯一方針和總原則，必須從經濟合理和技術可能，反複論證各種方案，從而選定長江幹流開發的第一期工程。李銳認為：應先開發長江各大小支流的水力資源，以滿足國家近期迫切的電力供應，同時也有防洪及綜合效益，將來時機成熟再考慮三峽。
或許由於《水力發電》雜誌發行麵窄，李銳與林一山的首次公開論戰鮮為人知。或許也有不少人看到了，但“山雨欲來風滿樓”，早在1955年底，水利部就傳出：三峽工程可以3年勘測設計，4到5年施工建成。當《人民日報》1956年9月頭版頭條刊載了“長江水利資源查勘測工作結束”特號字標題的新聞時，李銳禁不住提筆寫了一篇《略談三峽工程》的四千字文章寄《人民日報》。報社寄來了小樣，但終於未能刊出。副總編王揖後來打電話告訴李銳，說文章擬刊二版，送審後周恩來總理表態：有關三峽問題的爭論不宜在報紙上公開發表。
至此，李銳與林一山的首場筆墨官司不了了之。數十年後李銳自編《論三峽工程》文集時，曾因未能找到《略談三峽工程》這篇文章而遺憾。可在90年代初，他忽然在一堆舊檔案中發現了它。它是一張校樣，紙已發黃，有些變脆了，校樣的末尾，標有“二版，送審稿”五個字。
望文興歎，老年李銳專門寫了一篇“感慨萬千讀三峽舊文”的文章，發表在1992年12月24日的《海南開發報》。
●1958年：李銳與林一山“對簿公堂”
1958年1月17日，李銳突然接到中央辦公廳通知，要他第二天乘專機去南寧。還說專機在武漢停留，接林一山一起去。
李銳明白：毛主席要考問三峽問題，此行與林一山必有一場
交鋒。李銳迴憶說：飛機在武昌機場著陸時，林一山已經在等著，他的秘書魏廷錚（後任長委主任）提著一口沉甸甸的大皮箱。我們隻打了個招唿，在飛機上也沒有交談。近中午到達南寧，住在一棟新蓋起來的賓館。田家英（毛澤東秘書）馬上來找我，對我表示嚴重的擔心，說他和胡喬木都為我捏一把汗並急切地向我介紹中央會議形勢：主席大批“反冒進”，總理當麵挨了批評，柯慶施攻擊陳雲。大家緊張得很，有的人睡不著覺。
在飯廳吃晚飯時，與會者笑道：“兩個冤家碰了頭”。
晚飯後，“兩個冤家”參加了接近尾聲的南寧會議。李銳與林一山坐在毛澤東正對麵，對麵左右是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簿一波、柯慶施、李井泉、歐陽欽、張德生、劉仁（代林鐵）、史向生（代吳芝圃）、陶鑄、王任重、楊尚昆、周小舟、劉建勳等；中央各部有王鶴壽、趙爾陸、黃敬等；還有陳伯達、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
大家都坐定後，毛澤東問林一山：你要講多少時間？
林答：要兩個小時。
毛澤東又問李銳，李銳答：隻要半個小時。
於是，林一山長篇大論，從漢朝賈讓治水談起，二千多年間，長江洪水如何為害，平均10年一次。辛亥以來的40年中，平均5年一次，可見長江洪災愈演愈烈。1931年水災，死14.5萬人；1935年大水，死14.2萬人；1949年大水，死5700人；1954年特大洪水，雖采取緊急分洪等措施，保住了武漢和荊江大堤安全，仍
死了4900人……林一山強調：長江洪水最高峰在來自宜昌三峽以上，至少占汛期幹流水量50%以上。因此，三峽樞紐對長江防洪有決定性意義。林一山認定：隻有三峽才能控製川江洪水，解除荊江大堤的嚴重威脅和洞庭湖區的洪災。倘若荊江大堤決口，將直接威脅江漢平源幾百萬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關於水庫的正常高水位林一山推薦“210～200方案”；關於裝機容量，林一山認為至少可在1340萬千瓦，年發電量1000億千瓦時以上；
關於工程技術，林一山稱：已選好幾個比較壩段，有三個方案；施工難度和強度同國外類似工程相比，也沒有什麽不可克服的困難；
關於投資，林一山估算約為72億元；
關於水庫移民，林一山沒有談及此事。
李銳發言時首先強調長江不同於黃河，自古以來是條好河，輪船從上海可通到宜賓，是世界大河中數得出的黃金水道，最好的通航河流；泥沙遠不如黃河嚴重，水量為黃河的20倍，洪水量為50倍；最大與最小流量之差，黃河為200多倍，長江隻25倍。
李銳認為：三峽隻能控製長江流域麵積50%，即隻能管住西水（川水），而對南水（湖南四水及贛江等）和北水（漢江）則無能為力。
李銳強調堤防作用，他說：堤防是我國自古以來，也是世界各國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無論有無三峽工程，必須搞好堤防。1870年所謂長江幹流千年一遇的大洪水，主要是川江洪水，四川災情極重；洪水過三峽後，向南衝開鬆滋口（南岸四口最上位），並未衝破荊江大堤。因此，說什麽荊江決口要死上百萬人，是一種危言聳聽不實之辭。
李銳感慨發問：難道我們的能耐還不如蔣介石時期？
李銳特別強調移民問題：如按壩高200米方案修建三峽水庫，估計移民就至少在105萬人，這是一個極其嚴重、極為困難的問題。
李銳著重談及：假如修建三峽，其主要作用是建一個幾百萬千瓦的大水電站。三峽水庫防洪能保住荊江大堤，對武漢並不起作用。
李銳最後說：三峽工程技術問題很複雜，如弄清地質情況要多年時間，多級船閘、電站裝機容量（至少60萬千瓦一台）以及施工等問題，都是超世界水平的。國防也是問題，同世界形勢有關係。
待兩人都講完之後，毛澤東說：講了還不算數。你們倆各寫一篇文章，不怕長，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們再來開三峽的會。
第三天，林一山交出約2萬字文章，題為《關於長江流域規劃的初步意見》，內分四節：長江概況；綜合開發長江水利資源的迫切性和對我國經濟建設的重大作用；以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為主體的流域規劃；有關興建三峽樞紐若幹重要問題的研究。
李銳交卷的文章8000字，題為《大力發展水電以保證電力工業十五年趕上英國和修建三峽水電站的問題》。趕英國部份為四個問題：電力工業在15年內趕上英國的關鍵；水電能不能趕得上去；水電如何趕上去；需要解決的兩個問題（投資與技術力量）。文中談到電力長遠發展方針應當“水主火輔”。關於三峽，李銳提了六點看法：第一，控製三峽修建時間的主要因素是什麽？第二，投資問題；第三，105萬人的搬遷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第四，三峽與國防的關係；第五，三峽的技術問題；第六，關於“圍堰發電”問題。
第三天晚上，仍在原處開會。與會者已將兩篇文章看過了。毛澤東先講，說李銳的文章寫得好：意思清楚，內容具體，論點可以服人。特別讚賞李銳文中關於電站容量跟電網及全國電力的比重關係，以及壩址地質條件的說明。關於三峽問題，毛澤東說：中央並沒有要修建的決定。對三峽我還是有興趣的。如果今後15年建成，那是趕上美國的問題。還有原子彈問題，太集中了他不好，還沒有別的電站。關於水電，毛澤東說：水力用之不竭，應當多搞水電，加快發展水電，“水主火輔”嘛。沒有水力的地方，當然要搞火電。
說著，毛澤東指著李銳說：我們要有這樣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養秀才。
毛澤東很風趣地對林一山說：誰要是想睡好覺，聽林一山講一頓。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出人意料地對李銳說：你當我的秘書。南寧會議以三峽問題議題結束，李銳與林一山的再次較量，勝負已成定局。會後，毛澤東將三峽問題交給周恩來負責處理，並囑咐，一年抓幾次。
●隨周恩來查勘三峽：“話不投機驚滿座”
1958年2月下旬，李銳接到通知，隨周恩來總理赴三峽壩區考察，隊伍很龐大：李富春、李先念、李葆華、劉瀾波、張含英、錢正英、張勁夫、劉西堯、胡耀邦、林一山、李鎮南、閻紅彥、王任重等和蘇聯水電專家共百十號人。
2月26日在武漢集會後，晚上乘新造“江峽”輪向三峽進發。陪李銳前往的有水電總局兩位老工程師：陸欽侃和程學敏。陸曾在美國墾務局參加過薩凡奇的三峽規劃。此二位後來都是政協委員，一直參加三峽論證，沒有在最後的論證報告上簽字。船過沙市，周恩來一行上岸視察荊江大堤。
船過南津關，大家上岸遊覽三遊洞。
到美人沱和三鬥坪壩區時，周恩來詳細聽取地質人員的匯報，看了鑽出的岩芯。
這樣一路下船查勘、上船開會，自2月27日至3月6日，一直由周恩來主持開會。李銳迴憶道：3月3日開會，周恩來指定要我先講。在這個會議上，可說我是相當孤立的。其長詩《六鋪炕吟》，關於這次查勘三峽船上會議，有以下八句：
當年大躍進潮頭，諸公袞袞峽中遊；
美人沱覺花崗好，南津關為乳洞愁；
評頭品足觀壩址，闊論高談坐舸樓；
話不投機驚滿座，區區總算逆潮流。
李銳近年承認：“這次周恩來率隊查勘三峽，是三峽工程以如此規模的第一次論證，也是我最後一次在會議上參加此事的論證。”事實確是如此，盡管他矢誌不改初衷，卻幾十年未能正式參加有關三峽工程的各種會議。
下麵，我摘錄幾段有關人士當年針對李銳發言的發言，以確認李銳的“話不投機”：
王任重（湖北省委第一書記）：講綜合效益，三峽工程很理想，技術上雖然有很多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他不同意林一山的意見，反對長江流域規劃確定的三峽為控製利用長江水利資源的主體，他主張先開發支流，先小後大，先近期後遠期。他認為長江防洪問題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決。事實上，1954年荊江地區都淹了（被迫分洪所致）。今後荊江大堤萬一潰口，即使在理想情況下，也要淹死10萬人，其它不可想象的後果和事例更多。
錢正英（水電部副部長）：對林一山與李銳兩同誌爭論的看法，過去階段主要是三峽修建時間，三峽壩的高程和流域規劃中的經濟研究等三方麵的問題。我覺得不止在這幾個方麵，我覺得爭論的是要不要長江流域規劃？是否在長江流域規劃中應將三峽作為突出的問題進行研究方案，作出比較方案？我覺得爭論的實質就是這樣。那時正在反冒進，有些低潮。李銳同誌提出爭論的意見，我認為是屬於一棍子打死，因為我過去是支持林一山同誌的。今天李銳同誌剛才的批評，仍有些過份的地方：幹支流關係，李銳同誌提出先支流後幹流，我認為幹支流應當結合，交叉進行，流域規劃要點提出幹支流結合的基本精神是正確的；關於防洪問題，堤防固然也有它的作用，但不能過份地誇大，堤防是否能進一步提高水位，各省都認為有困難；武漢市提高了洪水位，泛區受不了，三峽未建成以前，有一定程度的確保，超過一定程度則不能確保了，徹底解決長江洪水仍待三峽……
有趣的是，李銳雖然一路上孤立無援，可自重慶抵達成都後，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黨中央成都會議，通過了30幾個文件和決定，都是“大躍進”，唯獨三峽這個文件是個例外：恰恰是反“大躍進”式地倒退。這個“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俗稱“河流規劃七原則”），給已經升溫的“三峽熱”潑了一盆冷水。
●李銳說：我同三峽的糾葛沒有完
眾所周知，1959年黨中央廬山會議批判“彭黃張周”，李銳作為毛澤東秘書列席會議。但他被列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撤銷一切職務，開除出黨，卻鮮為人知。先是被下放到北大荒，後來下放安徽磨子潭水電站，當文化教員。文革開始後，他在1967年11月10日被捕，立即押往合肥，又用專機送到北京，關進秦城監獄。至1975年5月離開秦城，他被單獨囚禁8年之久，囚號67126.出獄後，仍迴磨子潭水電站，直到1978年彭德懷平反昭雪，李銳才於1970年元月迴到北京，重新擔任水電部副部長。這長達20年，李銳苦不堪言。
80年代中期，“長辦”（現長委會）提出三峽“150方案”，國務院原準批準時，李銳的專著《論三峽工程》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在科技界，尤其是水電係統引起軒然大波。
為推遲興建或不建三峽工程，李銳曾於1984年9月22日以《再談關於三峽工程的意見》為題，向中央提出了轟動一時的“替代方案”（即用20個支流水電站替代三峽方案）。
李銳表示：“我個人的看法仍跟20多年前基本一樣，不能單純依靠三峽來解決長江的防洪問題，它力不勝任，且不經濟，更不能等待”。
1988年12月中旬，《光明日報》記者戴晴采訪李銳。李告訴她：三峽主上派壓製反對意見。李向她透露：通過三峽的可行性報告的第10次論證會，將於次年3月舉行，看來是大勢所趨，事成定局。
交談中，李銳指著案頭上厚達一尺的材料，建議戴晴寫一本關於三峽工程的長篇紀實，並出了個頗有詩意的題目——《三峽嗬，三峽》。
於是，戴晴馬不停蹄穿梭采訪，主編了一本《長江，長江—
—三峽工程論爭》的書，並於1989年2月28日，在北京歐美同學會館門前，主持了一個意義非常的“新聞發布會”。戴晴宣布：這本小冊子今天在這裏義賣。
《長江，長江》序言寫道：中國知識界在三峽問題上的發言，可以說是重大的曆史性行動，它好比是向傳統政治體製及其權威扔下一隻白手套，意味著：叫號——也就是挑戰。
時過境遷。李銳早已退休。但他在三峽問題上仍是“持不同政見者”。95年二月他仍舊對三峽上馬表示異議。他說：“現在三峽工程已正式宣布開工，今年投資70億。這個70億的大屁股一擠，紅水河上的龍頭水電站龍灘，以及其它能及早見效的水電新項目，都隻能靠邊站了。其它在建工程也將拖後工期。他說：1980年我去過龍灘。經過10多年反複論證，這是一個早應上馬的工程。”
95年春節，李銳照例參加水電工程學會的團聚，大家對我國水電形勢深感悲觀。李發言時口占一絕：
無窮遺恨篇，水電未優先。
大禹歎何在？煙灰滿地天！
李銳感慨地說：“大禹治水，反鯀之堵截，而以疏導防洪。幾十年來，我們一些誌大氣豪之士，總是想用大水庫裝大洪水也！煤田油田如此發展下去，神州大地環境生態，將何以堪！大好的水力資源如此閑置下去，吾等真是愧對子孫後代啊！”
人生是短暫的。李銳已近80高齡，且必將作古。可他的言論，他的著作以及他的人品，他固執的不斷留給世人的聲音，許多中國人都不會忘卻。
1956年9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長江水利資源查勘工作結束”特號標題的新聞，把三峽工程上馬的氣氛引向熱點。
該新聞副題為：“開始編製流域規劃要點，爭取年底確定第一期開發工程程序；解決三峽大壩施工期間發電、航運問題的研究工作即將完成”。
該消息表明：“工作人員正在逐步深入研究”圍堰發電“和”臨時船閘“等措施，這項極有價值的研究工作不久就要完成”。
“長江流域的貨運量，航運效益和土地資源情況，都已經整理研究完畢”。
於是乎，三峽工程真要立即上馬了！
推動三峽工程上馬的，新聞發布官是“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而幕後指揮，便是毛澤東。
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1954年長江的特大洪災對他的刺激太大了。他是“人定勝天”的發明創造者，“在三峽設卡子，畢其功於一役”的三峽工程，早在一年前的“長江”艦上就在他心裏醞釀。
仿佛命中注定，林一山與水有緣。
這位出生在文登縣的山東人，40年代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這個不安份的學生，熱衷於革命運動，不久便成了中共黨員。起初是做白區地下工作，後反返迴膠東組織抗日鬥爭，指揮了震驚全國的“雷神廟戰鬥”，打響了膠東抗戰第一槍。到全國解放前夕，他已是遼南省委書記兼遼南軍區政委。按此勢態，林一山在仕途上發展前程似錦。可“半路裏殺出個程咬金”。一場黨內鬥爭，使高崗把林一山視作了“眼中釘”、“肉中刺”，在東北局正式文件中公開指責林一山執行錯誤路線……於是，林一山謝絕主管東北局宣傳工作的王稼祥一再挽留，決心進關，隨譚政的南下工作團來到武漢。
本來，他的目是地是廣西，去給張雲逸當副手。仿佛是鬼使神差，當譚政把林一山介紹給主政中南局的陶鑄時，陶挽留他受命接管國民黨水利灘子，出任中南局水利部黨組書記兼副部長，他居然答應了。從此，便一頭紮進長江，嘔心瀝血數十年為三峽工程奔走唿喚，到耄耋之年雙目失明時仍對長江一往情深。
在北京寓所，林一山的客廳裏懸掛著四張巨幅照片：依次是荊江分洪閘，丹江口水利樞紐，陸水水利樞紐（即三峽試驗壩）和葛洲壩，這四幅巨照凝聚他畢生心血。老人家充滿深情地迴憶說：“真正使我下決心把後半輩子交給長江，是1953年那次永生難忘的航行。那一次，我陪毛主席視察長江，向他匯報工作，麵對麵暢談幾十個小時。毛主席把他開發長江的理想交由我來負責實現，我感到這是對我委以重任。”
1954年汛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國家領導人，在京漢鐵路的列車上專門聽取林一山等人關於三峽工程技術問題的匯報，決定約請蘇聯專家來華支援。
1955年，周恩來在聽取林一山等中蘇專家關於先開發三峽幹流還是先開發支流的不同意見後，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1956年夏，63歲的毛澤東以其博大的胸懷和氣魄第三次橫渡長江，以浪漫詩情向林一山傳達了“截斷巫山雲雨”的命令！
林一山心領神會。於是，一場聲勢浩大的三峽進軍行動，戰幕徐徐展開……
●另一種聲音
中國古典名著《三國演義》，諸葛亮用計“三氣周瑜”的故事家喻戶曉。可憐的周都督臨死前對天感歎曰：“既生瑜，何生亮”？
寫第二章前，我原擬定的標題是“林李之爭”。不知怎地，寫的時候腦子裏突然蹦出“三氣周瑜”的情節，便把周瑜的歎息篡改了一個字，弄成標題，變成：既生瑜，又生亮。
本來，中國有一個積極主張上三峽工程的林一山就夠了，偏偏又有一個與之較板且認真到儒腐程度且頑固不化的李銳。此公一生大起大落，命運多蹇。他是毛澤東的湖南同鄉，早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機械係，在延安時期辦報作宣傳工作，解放後任湖南省委宣傳部長，後調往北京任職。
縱觀李銳一生，有人戲稱此人天生長有“魏延反骨”。作為三峽工程反對派的代表人物，在長達數十年的三峽論戰中，始終與林一山針鋒相對，打得難分難解……
1956年《中國水利》雜誌第五、六期，刊發了兩萬多字的長文：《關於長江流域規劃若幹問題的商討》，作者是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他在文中極力推薦“235方案”（即高壩方案），正式提出修建三峽工程的主張。
這篇文章，被一位有心人發現並認真拜讀後斷然認定：“這種觀點完全不切實際”。此公乃燃料工業部水電建設總局局長李銳，往後成了鼎鼎大名的三峽反對派代表人物。
針對林文的觀點，李銳也撰寫了兩萬多字的長文：《關於長江規劃的幾個問題》，並組織了一批水電專家就長江的水文、防洪、發電、航運、地質及有關工程技術和施工等方麵的問題，分別寫了專文，於1956年第9期《水力發電》雜誌刊出《長江規劃專號》。
李銳的文章主要談三個問題：河流規劃的綜合利用原則；長江的防洪規劃；動能經濟問題（水電同國民經濟關係）。文中指出：綜合利用是河流規劃的唯一方針和總原則，必須從經濟合理和技術可能，反複論證各種方案，從而選定長江幹流開發的第一期工程。李銳認為：應先開發長江各大小支流的水力資源，以滿足國家近期迫切的電力供應，同時也有防洪及綜合效益，將來時機成熟再考慮三峽。
或許由於《水力發電》雜誌發行麵窄，李銳與林一山的首次公開論戰鮮為人知。或許也有不少人看到了，但“山雨欲來風滿樓”，早在1955年底，水利部就傳出：三峽工程可以3年勘測設計，4到5年施工建成。當《人民日報》1956年9月頭版頭條刊載了“長江水利資源查勘測工作結束”特號字標題的新聞時，李銳禁不住提筆寫了一篇《略談三峽工程》的四千字文章寄《人民日報》。報社寄來了小樣，但終於未能刊出。副總編王揖後來打電話告訴李銳，說文章擬刊二版，送審後周恩來總理表態：有關三峽問題的爭論不宜在報紙上公開發表。
至此，李銳與林一山的首場筆墨官司不了了之。數十年後李銳自編《論三峽工程》文集時，曾因未能找到《略談三峽工程》這篇文章而遺憾。可在90年代初，他忽然在一堆舊檔案中發現了它。它是一張校樣，紙已發黃，有些變脆了，校樣的末尾，標有“二版，送審稿”五個字。
望文興歎，老年李銳專門寫了一篇“感慨萬千讀三峽舊文”的文章，發表在1992年12月24日的《海南開發報》。
●1958年：李銳與林一山“對簿公堂”
1958年1月17日，李銳突然接到中央辦公廳通知，要他第二天乘專機去南寧。還說專機在武漢停留，接林一山一起去。
李銳明白：毛主席要考問三峽問題，此行與林一山必有一場
交鋒。李銳迴憶說：飛機在武昌機場著陸時，林一山已經在等著，他的秘書魏廷錚（後任長委主任）提著一口沉甸甸的大皮箱。我們隻打了個招唿，在飛機上也沒有交談。近中午到達南寧，住在一棟新蓋起來的賓館。田家英（毛澤東秘書）馬上來找我，對我表示嚴重的擔心，說他和胡喬木都為我捏一把汗並急切地向我介紹中央會議形勢：主席大批“反冒進”，總理當麵挨了批評，柯慶施攻擊陳雲。大家緊張得很，有的人睡不著覺。
在飯廳吃晚飯時，與會者笑道：“兩個冤家碰了頭”。
晚飯後，“兩個冤家”參加了接近尾聲的南寧會議。李銳與林一山坐在毛澤東正對麵，對麵左右是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簿一波、柯慶施、李井泉、歐陽欽、張德生、劉仁（代林鐵）、史向生（代吳芝圃）、陶鑄、王任重、楊尚昆、周小舟、劉建勳等；中央各部有王鶴壽、趙爾陸、黃敬等；還有陳伯達、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
大家都坐定後，毛澤東問林一山：你要講多少時間？
林答：要兩個小時。
毛澤東又問李銳，李銳答：隻要半個小時。
於是，林一山長篇大論，從漢朝賈讓治水談起，二千多年間，長江洪水如何為害，平均10年一次。辛亥以來的40年中，平均5年一次，可見長江洪災愈演愈烈。1931年水災，死14.5萬人；1935年大水，死14.2萬人；1949年大水，死5700人；1954年特大洪水，雖采取緊急分洪等措施，保住了武漢和荊江大堤安全，仍
死了4900人……林一山強調：長江洪水最高峰在來自宜昌三峽以上，至少占汛期幹流水量50%以上。因此，三峽樞紐對長江防洪有決定性意義。林一山認定：隻有三峽才能控製川江洪水，解除荊江大堤的嚴重威脅和洞庭湖區的洪災。倘若荊江大堤決口，將直接威脅江漢平源幾百萬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關於水庫的正常高水位林一山推薦“210～200方案”；關於裝機容量，林一山認為至少可在1340萬千瓦，年發電量1000億千瓦時以上；
關於工程技術，林一山稱：已選好幾個比較壩段，有三個方案；施工難度和強度同國外類似工程相比，也沒有什麽不可克服的困難；
關於投資，林一山估算約為72億元；
關於水庫移民，林一山沒有談及此事。
李銳發言時首先強調長江不同於黃河，自古以來是條好河，輪船從上海可通到宜賓，是世界大河中數得出的黃金水道，最好的通航河流；泥沙遠不如黃河嚴重，水量為黃河的20倍，洪水量為50倍；最大與最小流量之差，黃河為200多倍，長江隻25倍。
李銳認為：三峽隻能控製長江流域麵積50%，即隻能管住西水（川水），而對南水（湖南四水及贛江等）和北水（漢江）則無能為力。
李銳強調堤防作用，他說：堤防是我國自古以來，也是世界各國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無論有無三峽工程，必須搞好堤防。1870年所謂長江幹流千年一遇的大洪水，主要是川江洪水，四川災情極重；洪水過三峽後，向南衝開鬆滋口（南岸四口最上位），並未衝破荊江大堤。因此，說什麽荊江決口要死上百萬人，是一種危言聳聽不實之辭。
李銳感慨發問：難道我們的能耐還不如蔣介石時期？
李銳特別強調移民問題：如按壩高200米方案修建三峽水庫，估計移民就至少在105萬人，這是一個極其嚴重、極為困難的問題。
李銳著重談及：假如修建三峽，其主要作用是建一個幾百萬千瓦的大水電站。三峽水庫防洪能保住荊江大堤，對武漢並不起作用。
李銳最後說：三峽工程技術問題很複雜，如弄清地質情況要多年時間，多級船閘、電站裝機容量（至少60萬千瓦一台）以及施工等問題，都是超世界水平的。國防也是問題，同世界形勢有關係。
待兩人都講完之後，毛澤東說：講了還不算數。你們倆各寫一篇文章，不怕長，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們再來開三峽的會。
第三天，林一山交出約2萬字文章，題為《關於長江流域規劃的初步意見》，內分四節：長江概況；綜合開發長江水利資源的迫切性和對我國經濟建設的重大作用；以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為主體的流域規劃；有關興建三峽樞紐若幹重要問題的研究。
李銳交卷的文章8000字，題為《大力發展水電以保證電力工業十五年趕上英國和修建三峽水電站的問題》。趕英國部份為四個問題：電力工業在15年內趕上英國的關鍵；水電能不能趕得上去；水電如何趕上去；需要解決的兩個問題（投資與技術力量）。文中談到電力長遠發展方針應當“水主火輔”。關於三峽，李銳提了六點看法：第一，控製三峽修建時間的主要因素是什麽？第二，投資問題；第三，105萬人的搬遷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第四，三峽與國防的關係；第五，三峽的技術問題；第六，關於“圍堰發電”問題。
第三天晚上，仍在原處開會。與會者已將兩篇文章看過了。毛澤東先講，說李銳的文章寫得好：意思清楚，內容具體，論點可以服人。特別讚賞李銳文中關於電站容量跟電網及全國電力的比重關係，以及壩址地質條件的說明。關於三峽問題，毛澤東說：中央並沒有要修建的決定。對三峽我還是有興趣的。如果今後15年建成，那是趕上美國的問題。還有原子彈問題，太集中了他不好，還沒有別的電站。關於水電，毛澤東說：水力用之不竭，應當多搞水電，加快發展水電，“水主火輔”嘛。沒有水力的地方，當然要搞火電。
說著，毛澤東指著李銳說：我們要有這樣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養秀才。
毛澤東很風趣地對林一山說：誰要是想睡好覺，聽林一山講一頓。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出人意料地對李銳說：你當我的秘書。南寧會議以三峽問題議題結束，李銳與林一山的再次較量，勝負已成定局。會後，毛澤東將三峽問題交給周恩來負責處理，並囑咐，一年抓幾次。
●隨周恩來查勘三峽：“話不投機驚滿座”
1958年2月下旬，李銳接到通知，隨周恩來總理赴三峽壩區考察，隊伍很龐大：李富春、李先念、李葆華、劉瀾波、張含英、錢正英、張勁夫、劉西堯、胡耀邦、林一山、李鎮南、閻紅彥、王任重等和蘇聯水電專家共百十號人。
2月26日在武漢集會後，晚上乘新造“江峽”輪向三峽進發。陪李銳前往的有水電總局兩位老工程師：陸欽侃和程學敏。陸曾在美國墾務局參加過薩凡奇的三峽規劃。此二位後來都是政協委員，一直參加三峽論證，沒有在最後的論證報告上簽字。船過沙市，周恩來一行上岸視察荊江大堤。
船過南津關，大家上岸遊覽三遊洞。
到美人沱和三鬥坪壩區時，周恩來詳細聽取地質人員的匯報，看了鑽出的岩芯。
這樣一路下船查勘、上船開會，自2月27日至3月6日，一直由周恩來主持開會。李銳迴憶道：3月3日開會，周恩來指定要我先講。在這個會議上，可說我是相當孤立的。其長詩《六鋪炕吟》，關於這次查勘三峽船上會議，有以下八句：
當年大躍進潮頭，諸公袞袞峽中遊；
美人沱覺花崗好，南津關為乳洞愁；
評頭品足觀壩址，闊論高談坐舸樓；
話不投機驚滿座，區區總算逆潮流。
李銳近年承認：“這次周恩來率隊查勘三峽，是三峽工程以如此規模的第一次論證，也是我最後一次在會議上參加此事的論證。”事實確是如此，盡管他矢誌不改初衷，卻幾十年未能正式參加有關三峽工程的各種會議。
下麵，我摘錄幾段有關人士當年針對李銳發言的發言，以確認李銳的“話不投機”：
王任重（湖北省委第一書記）：講綜合效益，三峽工程很理想，技術上雖然有很多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他不同意林一山的意見，反對長江流域規劃確定的三峽為控製利用長江水利資源的主體，他主張先開發支流，先小後大，先近期後遠期。他認為長江防洪問題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決。事實上，1954年荊江地區都淹了（被迫分洪所致）。今後荊江大堤萬一潰口，即使在理想情況下，也要淹死10萬人，其它不可想象的後果和事例更多。
錢正英（水電部副部長）：對林一山與李銳兩同誌爭論的看法，過去階段主要是三峽修建時間，三峽壩的高程和流域規劃中的經濟研究等三方麵的問題。我覺得不止在這幾個方麵，我覺得爭論的是要不要長江流域規劃？是否在長江流域規劃中應將三峽作為突出的問題進行研究方案，作出比較方案？我覺得爭論的實質就是這樣。那時正在反冒進，有些低潮。李銳同誌提出爭論的意見，我認為是屬於一棍子打死，因為我過去是支持林一山同誌的。今天李銳同誌剛才的批評，仍有些過份的地方：幹支流關係，李銳同誌提出先支流後幹流，我認為幹支流應當結合，交叉進行，流域規劃要點提出幹支流結合的基本精神是正確的；關於防洪問題，堤防固然也有它的作用，但不能過份地誇大，堤防是否能進一步提高水位，各省都認為有困難；武漢市提高了洪水位，泛區受不了，三峽未建成以前，有一定程度的確保，超過一定程度則不能確保了，徹底解決長江洪水仍待三峽……
有趣的是，李銳雖然一路上孤立無援，可自重慶抵達成都後，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黨中央成都會議，通過了30幾個文件和決定，都是“大躍進”，唯獨三峽這個文件是個例外：恰恰是反“大躍進”式地倒退。這個“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俗稱“河流規劃七原則”），給已經升溫的“三峽熱”潑了一盆冷水。
●李銳說：我同三峽的糾葛沒有完
眾所周知，1959年黨中央廬山會議批判“彭黃張周”，李銳作為毛澤東秘書列席會議。但他被列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撤銷一切職務，開除出黨，卻鮮為人知。先是被下放到北大荒，後來下放安徽磨子潭水電站，當文化教員。文革開始後，他在1967年11月10日被捕，立即押往合肥，又用專機送到北京，關進秦城監獄。至1975年5月離開秦城，他被單獨囚禁8年之久，囚號67126.出獄後，仍迴磨子潭水電站，直到1978年彭德懷平反昭雪，李銳才於1970年元月迴到北京，重新擔任水電部副部長。這長達20年，李銳苦不堪言。
80年代中期，“長辦”（現長委會）提出三峽“150方案”，國務院原準批準時，李銳的專著《論三峽工程》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在科技界，尤其是水電係統引起軒然大波。
為推遲興建或不建三峽工程，李銳曾於1984年9月22日以《再談關於三峽工程的意見》為題，向中央提出了轟動一時的“替代方案”（即用20個支流水電站替代三峽方案）。
李銳表示：“我個人的看法仍跟20多年前基本一樣，不能單純依靠三峽來解決長江的防洪問題，它力不勝任，且不經濟，更不能等待”。
1988年12月中旬，《光明日報》記者戴晴采訪李銳。李告訴她：三峽主上派壓製反對意見。李向她透露：通過三峽的可行性報告的第10次論證會，將於次年3月舉行，看來是大勢所趨，事成定局。
交談中，李銳指著案頭上厚達一尺的材料，建議戴晴寫一本關於三峽工程的長篇紀實，並出了個頗有詩意的題目——《三峽嗬，三峽》。
於是，戴晴馬不停蹄穿梭采訪，主編了一本《長江，長江—
—三峽工程論爭》的書，並於1989年2月28日，在北京歐美同學會館門前，主持了一個意義非常的“新聞發布會”。戴晴宣布：這本小冊子今天在這裏義賣。
《長江，長江》序言寫道：中國知識界在三峽問題上的發言，可以說是重大的曆史性行動，它好比是向傳統政治體製及其權威扔下一隻白手套，意味著：叫號——也就是挑戰。
時過境遷。李銳早已退休。但他在三峽問題上仍是“持不同政見者”。95年二月他仍舊對三峽上馬表示異議。他說：“現在三峽工程已正式宣布開工，今年投資70億。這個70億的大屁股一擠，紅水河上的龍頭水電站龍灘，以及其它能及早見效的水電新項目，都隻能靠邊站了。其它在建工程也將拖後工期。他說：1980年我去過龍灘。經過10多年反複論證，這是一個早應上馬的工程。”
95年春節，李銳照例參加水電工程學會的團聚，大家對我國水電形勢深感悲觀。李發言時口占一絕：
無窮遺恨篇，水電未優先。
大禹歎何在？煙灰滿地天！
李銳感慨地說：“大禹治水，反鯀之堵截，而以疏導防洪。幾十年來，我們一些誌大氣豪之士，總是想用大水庫裝大洪水也！煤田油田如此發展下去，神州大地環境生態，將何以堪！大好的水力資源如此閑置下去，吾等真是愧對子孫後代啊！”
人生是短暫的。李銳已近80高齡，且必將作古。可他的言論，他的著作以及他的人品，他固執的不斷留給世人的聲音，許多中國人都不會忘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