嘟，嘟，嘟，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將我從酣睡中驚醒。看看牆上的鍾已經是早上九點，今天是大禮拜，一家人都在睡懶覺。其實對於我來說，禮拜不禮拜早就沒有任何意義。緣於五年前的下崗，我天天如此懶睡。年逾半百的人了，哪裏去再就業？一家三口唯靠妻子那點工資度日子。聽到電話鈴聲，我披上睡袍跑去客廳，電話裏傳來好久未聽到的小侄兒的聲音：九叔，我是曉鋼。我爸剛才已經走了，你上來一趟吧。我說，馬上上來。賡即叫醒妻子女兒，穿好衣褲急匆匆出了門。
今天是2006年元月18日。嚴冬的世界天空沉重而陰霾，但也有鴿子在飛翔，將一串串剌耳的鴿哨灑落大地。上了通往成都的大巴，剛剛坐下又接到大侄兒媳婦李曦的電話，告訴我同樣的消息。
哥的辭世，應該並不突然，不過是早一年晚一年早幾月晚幾月的事。古稀年歲的人了，患尿毒症在輪椅上足足捱過了五個年頭。死亡對於他，說不定還是一種解脫，活著也痛苦。記得去年這個時候，他打電話跟我說，冬天坐在輪椅上很冷，記得老家江津有生產軍大衣的後勤軍工廠，問我能不能夠為他購一件軍大衣帶去成都？顯然是他記錯了，實際上那家工廠從未生產過軍大衣，隻是生產軍用棉鞋。但無論如何得滿足他這個微薄的要求，我撥通了一個在成都工作老鄉的電話。老鄉叫舒德騎，在兵器工業部某研究所任黨委工作部長，下麵有經濟民警中隊，料想搞件軍大衣應該不存問題。電話裏舒德騎極是感慨，說堂堂的國務院三線辦副主任退了休患了病，竟為一件軍大衣犯難。於是，他去經警隊分了一件跟哥送去。
月後，舒德騎迴江津過年見著我說，你哥很垂暮，唯怕沒幾天活頭了，最好抓緊時間去看看。可妻子還在值班，一時又走不了。舒德騎迴成都時，我買了箱家鄉特產《桔鄉米花糖》帶去，並在箱蓋上附了張賀年卡。賀年卡是自已在電腦上製作的，除了祝哥春節快樂外，另外附了一句話——
父母本是天上的兩粒種子，碰在一起落到地上長成了一棵樹，兄弟姊妹便成了連在樹梢的枝葉。
可能為這話所感動吧，不待妻子值完班，我就獨自動身去成都看哥。那天，冬日的太陽暖綿綿的，跨進院門看見保健員推著哥在甬道漫行。哥是坐在輪椅上的。哥的眼睛是閉著的。我叫過一聲哥，哥的眼睛就睜開了，抬抬手給保健員介紹，這是我小弟。保健員停下了輪椅車。這裏所說保健員是樂至縣的一個農民，三線辦每月支付他900元工資，負責照顧哥的飲食起居。有40多歲，可哥仍然稱他為小鄧。小鄧是中國本色農民，誠樸厚道，對這份工作盡心盡責，自哥生病後就與他朝夕相處。
聊過幾句將到晌午時，哥硬要留我吃飯，說你嫂子參加離退休幹部活動去了，就我們三個人吃飯。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在長達幾十年期間，以我對哥的了解，還從來沒有硬要留人吃飯的習慣，許是看了那張賀年卡上那段話的緣故吧。也或是他離開職位後遭遇的冷漠太多，在新春伊始，門前冷落車馬稀之時，唯有我這個兄弟前來看望，料想感沛由生，特為之相邀。在小人眾多君子寥寥的今天，故然是高層，也難逃如此法則。難怪前重慶市委書記肖秧病危彌留之際對作家王群生歎曰，這輩子交同誌太多交朋友太少。
於是小鄧攙扶他，我尾隨護衛，顫顫巍巍上了樓。坐下，哥問我想吃啥子，好叫小鄧去買。我說，隨便。小鄧又問吃夫妻肺片不？我說，也可。迴頭再問哥吃啥？哥說想吃豆花，小鄧便提上飯盒子下樓去了。沒見哥給他錢，看來錢財之事也交小鄧打理了。由此可見哥對小鄧的信任程度，小鄧成了哥賴以生存的大樹。
從江津到成都有400公裏，大約4小時。一路上我都在考慮，哥的單位如何操辦喪事。可能不盛況，因為三線辦盛極而衰。改革開放初，他們歸國務院直轄，叫做《國務院三線建設規劃調整辦公室》，每年由國家財政撥出數十個億給他們，負責三線建設企業調整改造，從邊荒僻壤遷徙到城市。規劃調整基本完成以後，主任魯大東、副主任我哥和向嘉貴副主任退了休。另一位副主任蒲海清年輕些，調去了重慶市當市長，還有位副主任朱奎去了雲南任副省長，單位便降格歸了國家計委管轄。據說，現在又劃歸到國防工科委，叫做《國防工科委三線建設協調辦》。毛澤東的“三線建設要抓緊”已經人去樓空，三線辦僅是個保留過渡而已。
說也湊巧，車過內江，舒德騎打來電話問，春節將至，你有否上來看你哥的打算？我說，已經在車上了。是來奔喪，他已於早上逝了。電話沉寂了數秒鍾舒德騎說，下午我要開會離不開。這樣吧，你先去你哥家晚上來我這兒吃飯，然後我再陪你過去。我說，行，就這樣吧。對話驚醒了在我懷裏瞌睡的小女兒遲遲。四歲的孩子不醒事，她問，爸爸，你的哥哥逝了嗎？什麽叫逝了呀？妻在傍迴答，逝了就是死了的意思。你爸爸的哥哥也就是你伯伯，永永遠遠離開了我們再也見不著了，等會兒到那裏，你要給他磕頭。孩子睜大迷惑的眼睛木呆了好久，點了點頭說，是。繼後又自言自語，我的伯伯好可憐啊，就這樣死了。說得我的眼眶潤濕，禁不住緊緊貼著她稚嫩的臉龐。
下午三點到了成都，下了大巴打車去哥的家。家在商業場背後的三倒拐。說起來難以讓人置信，國務院三線辦的住宅院，裏頭住有好些中高職離退休幹部，但住房條件尚不若成都周邊的一般鄉幹部。我曾見過某鄉政府的住宅區，最小麵積都是150平米。裝修都很豪華，院內亭台樓榭，雜樹飛花，瀑布泳池。而他們的住宅，清一色的70幾平米，連外牆也省了裝飾，更說不上環境綠化了。日落日升，時光流瀉，一代三線建設的領導層，別無抉擇的曆史將他們冷落成了逝去輝煌的夕陽。
一年沒來成都街道變化很大，車到三倒拐有些找不著北，司機問停哪兒？躊躇間聽見孩子在說：爸爸，爸爸。你看那裏有花圈！直眼左前方，兩扇冰冷的鐵門邊倚立著三個花圈。走近看，落款分別是國防工科委三線建設協調辦及他們的工會、離退休辦。挽聯上赫然一行大字：
沉痛悼念周長慶同誌
心，便打了個寒顫。
左手牽孩子右手挽妻子推開緊閉的大門，狹窄的院壩簇擁著二三十個花圈，大多是單位同事獻的。凜冽的寒風嘯著，拂得花圈兩旁的挽聯卷曲無定。靈堂搭在背風的住宅樓後麵。首先迎上來的是嫂子的侄兒陳亦然。陳亦然是紅色家族後代，他的叔叔就是著名紅岩英烈陳然，因為挺進報案，被軍統關進渣滓洞，解放前夕殉難於重慶大坪。他的父親陳曦也是職業地下黨，解放後曾任某軍工廠黨委書記，80年代患病逝世。他的姑姑陳佩瑤是我的嫂子，即小說《紅岩》中成瑤雛形。聽大侄兒曉路說過，陳亦然所在工廠破了產，紅色後代的陳亦然淪落成了失業者。冰涼的手和我握了握說，九叔，好些年沒見你。剛到嗎？我點了點頭，朝靈堂走去。
靈堂布置得簡陋而得體，正麵黑幕上懸掛著哥的照片。白襯衣，藍領帶，微笑盯著逝去的歲月。我知道，那是他80年代出訪美國時照下的。照片下麵有枚小花圈，寫著爺爺安息吧，落款為孫兒周天。其次是香爐，三柱殘香忽閃忽閃；再其次是焚燒紙錢的火盆，灰燼飛舞，像一群黑色的蝴蝶紛紛揚揚。兩傍同樣擺放著一些花圈，左邊是親屬的，右邊是原國務院三線辦官員的。
眼淚便潸潸掉落下來。
曉路正蹲在火盆邊燒紙錢，仰頭看見我們趁起身來，眼睛紅紅地叫了聲九叔。我抹了淚水問他，你媽呢？他說，暈厥過去了，現在在三醫院搶救。
再沒說話，都悄聲默息的。於是，我偕妻子焚上一柱香。香煙嫋嫋，人如煙塵隨風飄散。哥，你走好。這時候，遲遲牽著我的袖口問，我該做啥呢？我說，不是車上告訴過你嗎。她眨著小眼睛想了想，然後跪拜在蒲團上，像藏族老阿媽朝聖般虔誠地叩了三個頭。事後我問她，你從來沒叩過頭也沒見過叩頭，怎麽就會了呢？她說，電視見到過。
在小方桌旁邊坐下，曉路倒來杯茶。我問，現在在幹啥？他說他們新光公司破產了，每人發得有四五萬塊錢，以此為資開了家蒼蠅館賣豆湯飯。成都的通俗說法，蒼蠅館是那種隻能容下二三張桌子的小飯館，豆湯飯即豌豆湯泡飯，一種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買賣，農民工進城的營生。
我又問你弟呢，怎麽沒見他？他說曉鋼犯病了，吃了藥在樓上睡覺。
曉鋼是間隙性精神病，受不得剌激說犯就犯。早在1986年他就得有這種病，但仍然有人給他介紹對像——是四川賓館的服務員小袁。小袁長得清清秀秀說得一口標準普通話，不知道咋會看上曉鋼？或許是仰慕虛榮，看上他家庭的緣故唄。私下裏我跟曉路議論過，這是一種不道德不長久的婚姻。可曉路告訴我，事先給小袁講明曉鋼患有這種病且不能有後代，但小袁還是同意了，和曉鋼相依過了20年，把青春與韶華付之東流。固然曉鋼是我親侄兒，從社會道德上來講，連我都替她感到委屈。料想小袁一定是看上了這麽個高幹家庭，能夠大樹底下好乘涼。但事實並非如此，恁多年以來小袁就從來沒有沾過這個家庭的光。90年代初，四川賓館重組，小袁沒有逃過厄運，下了崗不得不到處去打工。而曉鋼呢，患病後僅是吃勞保，每月隻200多塊錢。
姐率她幾個子女從龍泉驛趕來了。哥是真正為她們徇私辦過事。80年代，062基地遷入龍泉驛，以此機會哥發話將姐夫調到龍泉驛任了經委副主任。以前，他們全家都在大涼山。姐和姐夫都是50年代支援民族地區進的大涼山，和雪山查爾瓦相伴了許多年，姐曾多次抱怨空有個身為高官的哥，一點不顧兄妹手足之情。幾十年抱怨過去，直到她兩鬢斑白這才如願以償。以後的事情順理成章，經委副主任的姐夫利用自身優勢逐一挨二將子女、媳婿調到了成都。完成此番宏偉大業之後，他便身患癌症辭別了人世。
姐的一家子拈完香焚完錢，坐下來歎籲哥的一生，說他一輩子為官謹小慎微，錯就錯在在位之時怎麽不提攜個小輩上去為官，弄得剛剛患病的時候差點住不進醫院。
姐就是在這種尷尬的處境中，拐彎抹角找關係找到了同鄉先輩曹鍾梁。
曹鍾梁先生是我們家相隔甚遠的親戚，著名的傳染病學家，留美醫學博士。早在解放前就任華西醫學院院長，又是全國政協的常委，他的長子曹澤毅擔任過衛生部常務副部長，抗擊sars病毒的負責人，因此他們家族被醫學界譽為長老院最具貴族血統的曹門俊傑。如果按歐洲的公候伯子男排位，哥應該和他們父子相同的爵位，不同的之處搞學術的退下來威望依舊，一如終身貴族。而哥隻是個從政官員，退下來人家就會冷你淡你瞧不起你，淪為沒落貴族，一曲末路英雄之悲歌。
姐曾對我說過，曹鍾梁先生我們應該喊八舅。年逾九旬的八舅聽姐說哥住不進病房心裏麵很著急，提上水果拄著拐杖，從小樓步行去醫院看望哥。一到醫院，院方接待不迭，問老院長啥事來啦？他說，有親戚病了住不進病房，聽說住在過道上，我來看看。接下來的事情可想而知，第二天院方便專門騰出病房，哥這才住了進去。
我前去成都照顧他，幾天當中竟無一親朋好友來探視。遙想他在位當年，逢年過節，偶患小疾，關懷備至者絡繹不絕，想擋都擋不住。真正可謂世態炎涼，人情如紙張張薄。
哥的病情稍好，我要迴江津，別時他叫嫂子拿出兩仟塊錢給我。說你個失業職工不容易，來成都得花銷，這點錢權作車馬費，餘下的給孩子買點東西帶迴。我無論如何不收。說，哥，瞧你都這樣子了，我還好要你錢嗎？推來推去相持了好久，哥的眼睛頭就有了淚水，對嫂子說，算了，他實在不收就算了。說完都怔住了，錢悄然默靜地置放在茶幾上。哥的頭驀然垂了下來，麵色枯槁，表情茫然又淒然。這刹那，我心如荒漠，流星劃過……
哥開始步入淒涼的晚年，我揣測，他心靈深處忽閃的是生命後悔的殘焰，後悔當初沒有更多地擔起袒護家族弱者的職責，以致於下崗的下崗失業的失業。
坎坷人生中，我的青少年時代很背，十歲就死了爹，少年的記憶中滿世界冬天沒有暖洋洋的太陽。1976年娘死去的時候，我已經在農村當了五年的知青，接到噩耗我迴到江津。
江津緊挨長江邊上，有些寂寥，街旁禿禿樹木，給人一種蕭瑟的感覺。天，低沉晦暝，蒼青地罩著世界。
家，在偏街，由斑駁黑漆門框進入，叫夏家祠堂。很大，且幽深，明清建築，住有四十二家人。
跨進黑漆門框，沿窄巷七彎八拐到家。門外頭簇擁著好多人。他們說，到了，到了，似乎已經等我好多時了。便讓開一條道，我走了進去。
屋中央擺放著間涼床，呈現在眼前的是涼床上直挺的母親，一張黃裱紙覆蓋著臉。床底，忽悠悠閃著盞菜油燈。哥和曉路垂立在床前，哥扭過頭對我說：“媽隨爸去了。”我木石般定了，頭發茅草似地刷一下豎起來，跟著就撲在涼床上，眼淚嘩嘩淌了出來……
母親靜靜地躺著。揭開黃裱紙，可以看出她臉上凝固著愁苦。自從父親走後，她再沒有笑過，空閑就呆在那間小屋，麵對四堵老牆，捱完了剩餘的歲月——伴隨災荒年辰饑死的父親永遠地去了。我跟這座城市最牢固的聯係也中斷了，我成了一隻孤獨的麻雀，不知所棲，不知所息。
哥那時在重慶市革委，正忙於他的政治生涯。
沒有人說話，傷痛幽幽地盤旋。一隻黑鴉從遙遠飛來，棲息在對麵房頂瓦楞草邊，邪乎乎朝屋裏頭眨眼睛。賊逼的鳥！有人揀起石頭打，沒打著，鴉“呷”一聲飛走了。
夜裏，白霜從天而降，似雪霰冷雨；樹葉簌簌地飄落，像亡魂淒涼的歎息。間或，聽到算盤珠子響，那是父親。父親作過銀號帳房，當過美豐銀行會計，跟算盤打了一輩子交道，咋沒算到自身會餓斃？
母親灰白的影子飄來。
“這個月——”母親盯著她的手掌盤算，日子仿佛座落在她的手掌之中。母親風燭殘年之時，每月靠哥勻10元錢過活，無時不刻在精打細算，常年以粥維生，偶食幹飯算是打牙祭。
北風又猛烈地刮了起來，尖嘯的牙齒啃齧著房樑，撲打得門窗嚓嚓直響。披衣起床，關好門窗。風，突兀又住了，所有聲音蕩然無存，世界空空如也。我沉浸在母親的話語，她說，吾兒切不可與歹人為伍。此為當初下鄉時，老人家對我的諄諄教誨，可能她已經預知自已的光陰十分有限了。
悲傷歸悲傷，仍得送母親出門。兩天後出殯，整過程仍按族人規矩打理。不外乎是請了響器開道，燃了鞭炮，焚了買路錢，潑了水飯。孝子披麻帶孝，哥在前正端靈位，我隨其後垂頭嚎喪，“嘟哩啦嘟哩啦”將母親送了上山。當日，母親就在祖宗墓地實實占據了個位置，與父親並排，一個鮮黃濕漉漉的墳包。應了母親常歎的“芸生眾眾共一丘”之說。
迴家時隊伍走得很緩慢，都沒有說話，一路沉默。草葉蒼黃，風卷起滿地落葉。將到家，哥猛醒似地問：好像你已經下鄉五年了吧，怎麽沒見招工？沉默須臾，我迴答，招過，但無論如何輪不到我。意思明明白白，恁多年以來，這方土地除我和母親外再無其他親人，不可能有人幫我從農村調出。那時候，知青進城是難於上青天的事，非要權力之人幫襯，這一點他應該知曉。
必須承認，哥也曾做過這個工作，卻沒有成功。是他不夠盡心，或沒有相關的關係，這一點我至今都不明白。那時候，他在重慶市革委任秘書處長。
是1975年秋八月，適逢文革中第一次高考。我拚盡吃奶的力氣擠入貧下中農推薦行列，考了個全縣的榜眼。沒想到滿心歡喜，卻遭張鐵生不學“abc”當好接班人的答卷瞬間洗白。
接下來重新推薦不再考試，在第一次五個人選中推薦倆個直接上大學。公社所有知青們議論紛紛，都在揣測哪倆個能金榜提名一步登天。那一日，趕場碰見同社知青羅異鷹——與我同為推薦人選。聽嫂子說過，他父母都是地下黨，母親賀輝是重鋼黨委書記，文革初被打成叛徒，幸虧嫂子簽字作證這才逃過劫難，解放出來重新工作。
我和羅異鷹站在供銷社屋簷下，任側邊人潮人湧，談論起這個我倆都感到敏感的話題。心知肚明，有個劉姓知青穩操勝卷，是駐軍師級幹部的兒子，注定要上軍事院校的。也就是說僅剩一個名額，由四個知青來爭。
可能羅異鷹聽父母說過我哥這層關係吧，認為我最具實力。悲哀地對我說，我是沒法了，以後上了大學別忘了這一方水土，還是迴來耍。話畢，臉上掠過不盡的惆悵。我也幼稚地以為自已實力巍然，除了考前哥對我說過，已經找人去招生領導小組做過工作外，不管咋說，全縣兩佰多名考生中我考了第三名。經張鐵生鬧騰，成績固然不重要，但總可以做為參考依據吧？半個月後名單公佈，事實和預料切然相反，我名落深山——上大學的是劉姓知青和羅異鷹。之後，才聽說本縣革委會主任曾任重鋼宣傳幹事，是羅異鷹父母的老下級。
絕望透頂！在床上昏睡了兩天起來，買掉些許口糧湊足路費去重慶找我哥。哥剛剛跟廖蘇華（老紅軍，曾任重慶市副市長）匯報完工作，見麵後隻輕描淡寫說了句，慢慢來，你還年輕，機會多的是。
說實話，那一刻，我真有點怨恨哥。
今天是2006年元月18日。嚴冬的世界天空沉重而陰霾，但也有鴿子在飛翔，將一串串剌耳的鴿哨灑落大地。上了通往成都的大巴，剛剛坐下又接到大侄兒媳婦李曦的電話，告訴我同樣的消息。
哥的辭世，應該並不突然，不過是早一年晚一年早幾月晚幾月的事。古稀年歲的人了，患尿毒症在輪椅上足足捱過了五個年頭。死亡對於他，說不定還是一種解脫，活著也痛苦。記得去年這個時候，他打電話跟我說，冬天坐在輪椅上很冷，記得老家江津有生產軍大衣的後勤軍工廠，問我能不能夠為他購一件軍大衣帶去成都？顯然是他記錯了，實際上那家工廠從未生產過軍大衣，隻是生產軍用棉鞋。但無論如何得滿足他這個微薄的要求，我撥通了一個在成都工作老鄉的電話。老鄉叫舒德騎，在兵器工業部某研究所任黨委工作部長，下麵有經濟民警中隊，料想搞件軍大衣應該不存問題。電話裏舒德騎極是感慨，說堂堂的國務院三線辦副主任退了休患了病，竟為一件軍大衣犯難。於是，他去經警隊分了一件跟哥送去。
月後，舒德騎迴江津過年見著我說，你哥很垂暮，唯怕沒幾天活頭了，最好抓緊時間去看看。可妻子還在值班，一時又走不了。舒德騎迴成都時，我買了箱家鄉特產《桔鄉米花糖》帶去，並在箱蓋上附了張賀年卡。賀年卡是自已在電腦上製作的，除了祝哥春節快樂外，另外附了一句話——
父母本是天上的兩粒種子，碰在一起落到地上長成了一棵樹，兄弟姊妹便成了連在樹梢的枝葉。
可能為這話所感動吧，不待妻子值完班，我就獨自動身去成都看哥。那天，冬日的太陽暖綿綿的，跨進院門看見保健員推著哥在甬道漫行。哥是坐在輪椅上的。哥的眼睛是閉著的。我叫過一聲哥，哥的眼睛就睜開了，抬抬手給保健員介紹，這是我小弟。保健員停下了輪椅車。這裏所說保健員是樂至縣的一個農民，三線辦每月支付他900元工資，負責照顧哥的飲食起居。有40多歲，可哥仍然稱他為小鄧。小鄧是中國本色農民，誠樸厚道，對這份工作盡心盡責，自哥生病後就與他朝夕相處。
聊過幾句將到晌午時，哥硬要留我吃飯，說你嫂子參加離退休幹部活動去了，就我們三個人吃飯。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在長達幾十年期間，以我對哥的了解，還從來沒有硬要留人吃飯的習慣，許是看了那張賀年卡上那段話的緣故吧。也或是他離開職位後遭遇的冷漠太多，在新春伊始，門前冷落車馬稀之時，唯有我這個兄弟前來看望，料想感沛由生，特為之相邀。在小人眾多君子寥寥的今天，故然是高層，也難逃如此法則。難怪前重慶市委書記肖秧病危彌留之際對作家王群生歎曰，這輩子交同誌太多交朋友太少。
於是小鄧攙扶他，我尾隨護衛，顫顫巍巍上了樓。坐下，哥問我想吃啥子，好叫小鄧去買。我說，隨便。小鄧又問吃夫妻肺片不？我說，也可。迴頭再問哥吃啥？哥說想吃豆花，小鄧便提上飯盒子下樓去了。沒見哥給他錢，看來錢財之事也交小鄧打理了。由此可見哥對小鄧的信任程度，小鄧成了哥賴以生存的大樹。
從江津到成都有400公裏，大約4小時。一路上我都在考慮，哥的單位如何操辦喪事。可能不盛況，因為三線辦盛極而衰。改革開放初，他們歸國務院直轄，叫做《國務院三線建設規劃調整辦公室》，每年由國家財政撥出數十個億給他們，負責三線建設企業調整改造，從邊荒僻壤遷徙到城市。規劃調整基本完成以後，主任魯大東、副主任我哥和向嘉貴副主任退了休。另一位副主任蒲海清年輕些，調去了重慶市當市長，還有位副主任朱奎去了雲南任副省長，單位便降格歸了國家計委管轄。據說，現在又劃歸到國防工科委，叫做《國防工科委三線建設協調辦》。毛澤東的“三線建設要抓緊”已經人去樓空，三線辦僅是個保留過渡而已。
說也湊巧，車過內江，舒德騎打來電話問，春節將至，你有否上來看你哥的打算？我說，已經在車上了。是來奔喪，他已於早上逝了。電話沉寂了數秒鍾舒德騎說，下午我要開會離不開。這樣吧，你先去你哥家晚上來我這兒吃飯，然後我再陪你過去。我說，行，就這樣吧。對話驚醒了在我懷裏瞌睡的小女兒遲遲。四歲的孩子不醒事，她問，爸爸，你的哥哥逝了嗎？什麽叫逝了呀？妻在傍迴答，逝了就是死了的意思。你爸爸的哥哥也就是你伯伯，永永遠遠離開了我們再也見不著了，等會兒到那裏，你要給他磕頭。孩子睜大迷惑的眼睛木呆了好久，點了點頭說，是。繼後又自言自語，我的伯伯好可憐啊，就這樣死了。說得我的眼眶潤濕，禁不住緊緊貼著她稚嫩的臉龐。
下午三點到了成都，下了大巴打車去哥的家。家在商業場背後的三倒拐。說起來難以讓人置信，國務院三線辦的住宅院，裏頭住有好些中高職離退休幹部，但住房條件尚不若成都周邊的一般鄉幹部。我曾見過某鄉政府的住宅區，最小麵積都是150平米。裝修都很豪華，院內亭台樓榭，雜樹飛花，瀑布泳池。而他們的住宅，清一色的70幾平米，連外牆也省了裝飾，更說不上環境綠化了。日落日升，時光流瀉，一代三線建設的領導層，別無抉擇的曆史將他們冷落成了逝去輝煌的夕陽。
一年沒來成都街道變化很大，車到三倒拐有些找不著北，司機問停哪兒？躊躇間聽見孩子在說：爸爸，爸爸。你看那裏有花圈！直眼左前方，兩扇冰冷的鐵門邊倚立著三個花圈。走近看，落款分別是國防工科委三線建設協調辦及他們的工會、離退休辦。挽聯上赫然一行大字：
沉痛悼念周長慶同誌
心，便打了個寒顫。
左手牽孩子右手挽妻子推開緊閉的大門，狹窄的院壩簇擁著二三十個花圈，大多是單位同事獻的。凜冽的寒風嘯著，拂得花圈兩旁的挽聯卷曲無定。靈堂搭在背風的住宅樓後麵。首先迎上來的是嫂子的侄兒陳亦然。陳亦然是紅色家族後代，他的叔叔就是著名紅岩英烈陳然，因為挺進報案，被軍統關進渣滓洞，解放前夕殉難於重慶大坪。他的父親陳曦也是職業地下黨，解放後曾任某軍工廠黨委書記，80年代患病逝世。他的姑姑陳佩瑤是我的嫂子，即小說《紅岩》中成瑤雛形。聽大侄兒曉路說過，陳亦然所在工廠破了產，紅色後代的陳亦然淪落成了失業者。冰涼的手和我握了握說，九叔，好些年沒見你。剛到嗎？我點了點頭，朝靈堂走去。
靈堂布置得簡陋而得體，正麵黑幕上懸掛著哥的照片。白襯衣，藍領帶，微笑盯著逝去的歲月。我知道，那是他80年代出訪美國時照下的。照片下麵有枚小花圈，寫著爺爺安息吧，落款為孫兒周天。其次是香爐，三柱殘香忽閃忽閃；再其次是焚燒紙錢的火盆，灰燼飛舞，像一群黑色的蝴蝶紛紛揚揚。兩傍同樣擺放著一些花圈，左邊是親屬的，右邊是原國務院三線辦官員的。
眼淚便潸潸掉落下來。
曉路正蹲在火盆邊燒紙錢，仰頭看見我們趁起身來，眼睛紅紅地叫了聲九叔。我抹了淚水問他，你媽呢？他說，暈厥過去了，現在在三醫院搶救。
再沒說話，都悄聲默息的。於是，我偕妻子焚上一柱香。香煙嫋嫋，人如煙塵隨風飄散。哥，你走好。這時候，遲遲牽著我的袖口問，我該做啥呢？我說，不是車上告訴過你嗎。她眨著小眼睛想了想，然後跪拜在蒲團上，像藏族老阿媽朝聖般虔誠地叩了三個頭。事後我問她，你從來沒叩過頭也沒見過叩頭，怎麽就會了呢？她說，電視見到過。
在小方桌旁邊坐下，曉路倒來杯茶。我問，現在在幹啥？他說他們新光公司破產了，每人發得有四五萬塊錢，以此為資開了家蒼蠅館賣豆湯飯。成都的通俗說法，蒼蠅館是那種隻能容下二三張桌子的小飯館，豆湯飯即豌豆湯泡飯，一種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買賣，農民工進城的營生。
我又問你弟呢，怎麽沒見他？他說曉鋼犯病了，吃了藥在樓上睡覺。
曉鋼是間隙性精神病，受不得剌激說犯就犯。早在1986年他就得有這種病，但仍然有人給他介紹對像——是四川賓館的服務員小袁。小袁長得清清秀秀說得一口標準普通話，不知道咋會看上曉鋼？或許是仰慕虛榮，看上他家庭的緣故唄。私下裏我跟曉路議論過，這是一種不道德不長久的婚姻。可曉路告訴我，事先給小袁講明曉鋼患有這種病且不能有後代，但小袁還是同意了，和曉鋼相依過了20年，把青春與韶華付之東流。固然曉鋼是我親侄兒，從社會道德上來講，連我都替她感到委屈。料想小袁一定是看上了這麽個高幹家庭，能夠大樹底下好乘涼。但事實並非如此，恁多年以來小袁就從來沒有沾過這個家庭的光。90年代初，四川賓館重組，小袁沒有逃過厄運，下了崗不得不到處去打工。而曉鋼呢，患病後僅是吃勞保，每月隻200多塊錢。
姐率她幾個子女從龍泉驛趕來了。哥是真正為她們徇私辦過事。80年代，062基地遷入龍泉驛，以此機會哥發話將姐夫調到龍泉驛任了經委副主任。以前，他們全家都在大涼山。姐和姐夫都是50年代支援民族地區進的大涼山，和雪山查爾瓦相伴了許多年，姐曾多次抱怨空有個身為高官的哥，一點不顧兄妹手足之情。幾十年抱怨過去，直到她兩鬢斑白這才如願以償。以後的事情順理成章，經委副主任的姐夫利用自身優勢逐一挨二將子女、媳婿調到了成都。完成此番宏偉大業之後，他便身患癌症辭別了人世。
姐的一家子拈完香焚完錢，坐下來歎籲哥的一生，說他一輩子為官謹小慎微，錯就錯在在位之時怎麽不提攜個小輩上去為官，弄得剛剛患病的時候差點住不進醫院。
姐就是在這種尷尬的處境中，拐彎抹角找關係找到了同鄉先輩曹鍾梁。
曹鍾梁先生是我們家相隔甚遠的親戚，著名的傳染病學家，留美醫學博士。早在解放前就任華西醫學院院長，又是全國政協的常委，他的長子曹澤毅擔任過衛生部常務副部長，抗擊sars病毒的負責人，因此他們家族被醫學界譽為長老院最具貴族血統的曹門俊傑。如果按歐洲的公候伯子男排位，哥應該和他們父子相同的爵位，不同的之處搞學術的退下來威望依舊，一如終身貴族。而哥隻是個從政官員，退下來人家就會冷你淡你瞧不起你，淪為沒落貴族，一曲末路英雄之悲歌。
姐曾對我說過，曹鍾梁先生我們應該喊八舅。年逾九旬的八舅聽姐說哥住不進病房心裏麵很著急，提上水果拄著拐杖，從小樓步行去醫院看望哥。一到醫院，院方接待不迭，問老院長啥事來啦？他說，有親戚病了住不進病房，聽說住在過道上，我來看看。接下來的事情可想而知，第二天院方便專門騰出病房，哥這才住了進去。
我前去成都照顧他，幾天當中竟無一親朋好友來探視。遙想他在位當年，逢年過節，偶患小疾，關懷備至者絡繹不絕，想擋都擋不住。真正可謂世態炎涼，人情如紙張張薄。
哥的病情稍好，我要迴江津，別時他叫嫂子拿出兩仟塊錢給我。說你個失業職工不容易，來成都得花銷，這點錢權作車馬費，餘下的給孩子買點東西帶迴。我無論如何不收。說，哥，瞧你都這樣子了，我還好要你錢嗎？推來推去相持了好久，哥的眼睛頭就有了淚水，對嫂子說，算了，他實在不收就算了。說完都怔住了，錢悄然默靜地置放在茶幾上。哥的頭驀然垂了下來，麵色枯槁，表情茫然又淒然。這刹那，我心如荒漠，流星劃過……
哥開始步入淒涼的晚年，我揣測，他心靈深處忽閃的是生命後悔的殘焰，後悔當初沒有更多地擔起袒護家族弱者的職責，以致於下崗的下崗失業的失業。
坎坷人生中，我的青少年時代很背，十歲就死了爹，少年的記憶中滿世界冬天沒有暖洋洋的太陽。1976年娘死去的時候，我已經在農村當了五年的知青，接到噩耗我迴到江津。
江津緊挨長江邊上，有些寂寥，街旁禿禿樹木，給人一種蕭瑟的感覺。天，低沉晦暝，蒼青地罩著世界。
家，在偏街，由斑駁黑漆門框進入，叫夏家祠堂。很大，且幽深，明清建築，住有四十二家人。
跨進黑漆門框，沿窄巷七彎八拐到家。門外頭簇擁著好多人。他們說，到了，到了，似乎已經等我好多時了。便讓開一條道，我走了進去。
屋中央擺放著間涼床，呈現在眼前的是涼床上直挺的母親，一張黃裱紙覆蓋著臉。床底，忽悠悠閃著盞菜油燈。哥和曉路垂立在床前，哥扭過頭對我說：“媽隨爸去了。”我木石般定了，頭發茅草似地刷一下豎起來，跟著就撲在涼床上，眼淚嘩嘩淌了出來……
母親靜靜地躺著。揭開黃裱紙，可以看出她臉上凝固著愁苦。自從父親走後，她再沒有笑過，空閑就呆在那間小屋，麵對四堵老牆，捱完了剩餘的歲月——伴隨災荒年辰饑死的父親永遠地去了。我跟這座城市最牢固的聯係也中斷了，我成了一隻孤獨的麻雀，不知所棲，不知所息。
哥那時在重慶市革委，正忙於他的政治生涯。
沒有人說話，傷痛幽幽地盤旋。一隻黑鴉從遙遠飛來，棲息在對麵房頂瓦楞草邊，邪乎乎朝屋裏頭眨眼睛。賊逼的鳥！有人揀起石頭打，沒打著，鴉“呷”一聲飛走了。
夜裏，白霜從天而降，似雪霰冷雨；樹葉簌簌地飄落，像亡魂淒涼的歎息。間或，聽到算盤珠子響，那是父親。父親作過銀號帳房，當過美豐銀行會計，跟算盤打了一輩子交道，咋沒算到自身會餓斃？
母親灰白的影子飄來。
“這個月——”母親盯著她的手掌盤算，日子仿佛座落在她的手掌之中。母親風燭殘年之時，每月靠哥勻10元錢過活，無時不刻在精打細算，常年以粥維生，偶食幹飯算是打牙祭。
北風又猛烈地刮了起來，尖嘯的牙齒啃齧著房樑，撲打得門窗嚓嚓直響。披衣起床，關好門窗。風，突兀又住了，所有聲音蕩然無存，世界空空如也。我沉浸在母親的話語，她說，吾兒切不可與歹人為伍。此為當初下鄉時，老人家對我的諄諄教誨，可能她已經預知自已的光陰十分有限了。
悲傷歸悲傷，仍得送母親出門。兩天後出殯，整過程仍按族人規矩打理。不外乎是請了響器開道，燃了鞭炮，焚了買路錢，潑了水飯。孝子披麻帶孝，哥在前正端靈位，我隨其後垂頭嚎喪，“嘟哩啦嘟哩啦”將母親送了上山。當日，母親就在祖宗墓地實實占據了個位置，與父親並排，一個鮮黃濕漉漉的墳包。應了母親常歎的“芸生眾眾共一丘”之說。
迴家時隊伍走得很緩慢，都沒有說話，一路沉默。草葉蒼黃，風卷起滿地落葉。將到家，哥猛醒似地問：好像你已經下鄉五年了吧，怎麽沒見招工？沉默須臾，我迴答，招過，但無論如何輪不到我。意思明明白白，恁多年以來，這方土地除我和母親外再無其他親人，不可能有人幫我從農村調出。那時候，知青進城是難於上青天的事，非要權力之人幫襯，這一點他應該知曉。
必須承認，哥也曾做過這個工作，卻沒有成功。是他不夠盡心，或沒有相關的關係，這一點我至今都不明白。那時候，他在重慶市革委任秘書處長。
是1975年秋八月，適逢文革中第一次高考。我拚盡吃奶的力氣擠入貧下中農推薦行列，考了個全縣的榜眼。沒想到滿心歡喜，卻遭張鐵生不學“abc”當好接班人的答卷瞬間洗白。
接下來重新推薦不再考試，在第一次五個人選中推薦倆個直接上大學。公社所有知青們議論紛紛，都在揣測哪倆個能金榜提名一步登天。那一日，趕場碰見同社知青羅異鷹——與我同為推薦人選。聽嫂子說過，他父母都是地下黨，母親賀輝是重鋼黨委書記，文革初被打成叛徒，幸虧嫂子簽字作證這才逃過劫難，解放出來重新工作。
我和羅異鷹站在供銷社屋簷下，任側邊人潮人湧，談論起這個我倆都感到敏感的話題。心知肚明，有個劉姓知青穩操勝卷，是駐軍師級幹部的兒子，注定要上軍事院校的。也就是說僅剩一個名額，由四個知青來爭。
可能羅異鷹聽父母說過我哥這層關係吧，認為我最具實力。悲哀地對我說，我是沒法了，以後上了大學別忘了這一方水土，還是迴來耍。話畢，臉上掠過不盡的惆悵。我也幼稚地以為自已實力巍然，除了考前哥對我說過，已經找人去招生領導小組做過工作外，不管咋說，全縣兩佰多名考生中我考了第三名。經張鐵生鬧騰，成績固然不重要，但總可以做為參考依據吧？半個月後名單公佈，事實和預料切然相反，我名落深山——上大學的是劉姓知青和羅異鷹。之後，才聽說本縣革委會主任曾任重鋼宣傳幹事，是羅異鷹父母的老下級。
絕望透頂！在床上昏睡了兩天起來，買掉些許口糧湊足路費去重慶找我哥。哥剛剛跟廖蘇華（老紅軍，曾任重慶市副市長）匯報完工作，見麵後隻輕描淡寫說了句，慢慢來，你還年輕，機會多的是。
說實話，那一刻，我真有點怨恨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