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8年,大清國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

    暮春時節,古都北京才徐徐露出一些春意,山杏、碧桃、丁香、海棠、榆葉梅次第開放。而來自居庸關外的北風卻也挾裹著漫天黃沙,唿嘯不止,把好端端的春色葬送了。殘萼敗蕊,落英繽紛,真正是“寂寞開無主”。當年以奇才名滿天下的龔定庵,曾有詩單道這京城落花:“如錢塘潮夜澎湃,如昆陽戰晨披靡,如八萬四千天女洗臉罷,齊向此地傾胭脂!”一支生花妙筆,繪聲繪色,驚心動魄,卻也淒涼而又無奈。等到風沙漸歇,不覺過了清明、穀雨,那短暫的春天已匆匆逝去,立夏就在眼前,天氣驟然熱了起來,禮部依例奏請皇上批準,朝廷官員換去暖帽貂裘,開始戴涼帽、著夏服了。

    天色空濛,太陽從薄雲後麵透出一輪慘白,慵懶地照射著禁宮內苑三海一山,照射著九門五城縱橫街衢兩千胡同十萬人家芸芸眾生。然而在這平靜的空氣之中,似乎孕育著某種躁動不安,一場驚天動地的大風暴正在步步逼近……

    東單牌樓底下,川流不息的人群之中,一位年輕人步履匆匆地往北走去。

    此人高挑身材,頭戴玄緞便帽,身穿銀灰色直羅夾袍,外罩古銅色亮紗暗花馬褂,身後垂著一條油黑烏亮的大辮子,腳下雙梁布鞋。他年紀在二十七八上下,膚色白皙,麵目清臒,兩道長長的劍眉,一雙深邃的眼睛,鼻梁挺且直,口闊而唇薄。此刻,他眉頭微蹙,嘴唇緊閉,臉頰上便顯出兩道對稱的月牙形細紋,隱隱有悒鬱之色。他目不斜視、大步流星地徑直向前走去,那副神情,既不像寄情聲色犬馬的紈絝子弟,也不像留連京都街肆的遠方客商。顯然,他是一個久居京城的人,對這裏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現在正有一件緊急的事情去辦。

    東單牌樓北大街已經走到了盡頭,再往前就是東四牌樓南大街了,這兩條街首尾相連,中間並沒有明顯的分界,而北京人卻把它們看作兩條街,分別隸屬於南北相望的兩座牌樓。他走到這裏,抬眼看了看兩側,左首是西堂子胡同,右首是東堂於胡同。

    他向右首拐了個彎兒,走進了東堂子胡同。

    遠遠地,他望見胡同裏的一座大門樓,門前停了好幾頂綠呢官轎,旁邊守著一些穿著號衣的轎夫。他於是放慢了腳步,緩緩走上前去,端詳著官轎後麵的那座門樓。

    這門樓呈“品”字形,三開間重簷覆瓦,紅柱方礎,頗似一座牌樓,雖不甚高大,卻也威嚴。正中門媚之上,懸一塊匾額,書“中外

    提福”四個大字。匾額下麵,牌樓兩側,分開站著兩名荷槍實彈的衛兵,頭戴紅纓傘形帽,身穿號衣,兩腿筆直地鴿立,表情木然地望著前方,連眼皮兒也不眨。從牌樓往裏再有三尺進深,才是真正的院門,一名蓄著絡腮胡子的彪形大漢在悠閑地踱步,不時用眼睛的餘光瞟著外麵。那是朝廷大員的侍從武弁,滿洲話叫“戈什哈”,就是“護衛”的意思。

    年輕人朝這座牌樓式的大門走去,離“中外提福”的匾額還有兩丈遠,正要拱手相問,門旁持槍鶴立的衛兵已經厲聲發出了警告:“站住!”隨即,那位蓄著絡腮胡子的戈什哈快步走來,警惕地看著他,翹起右手的大拇哥指著後頭,問道:“嗨,知道這是什麽地方嗎?”

    年輕人沒有迴答,他不習慣這種連個稱唿也沒有的問話。

    戈什哈當他是個“雛兒”,鼻子裏哼了一聲,自個兒迴答自個兒的問話:“這兒,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不理民間訴訟,是專跟洋人打交道的地方!”

    年輕人正色說:“這,我知道。”

    “知道?”戈什哈一愣,沉下了臉,“那還不躲遠著點兒?”

    “我有要事……”年輕人說。

    “噢?”戈什哈聽了這句話倒樂了,笑眯眯地打量著他,好似一隻吃飽喝足懶懶洋洋的貓碰上了個小耗子,雖然無心吃了它,卻倒要拿它逗逗悶子,“請問,您是哪國公使?到此有何貴幹哪?”

    年輕人沒有迴答。他當然不是洋人,這一點,對方從他的相貌、穿著、話語便可以判斷無誤,所以才敢於這樣奚落他。大清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是為洋人開的,本國百姓隻有“肅靜”、“迴避”的分兒。假如他生就一副高鼻藍眼,情況就會完全不同了,對方則不知該怎麽巴結才好。他當然也知道,如果此時遞給對方一份“門包”,自己雖然沒有高鼻藍眼,事情也還有商量的餘地,大清國的任何規矩都是可以破的,一物降一物,鹵水點豆腐,世上沒有銀子敲不開的門。然而他不屑於此,自己胸中醞釀的那件大事,本不足與麵前這種董超、薛霸式的小人物道。他隻用銳利的目光盯了戈什哈一眼,好似要把那顆頭顱穿透似的。咳,他在心裏說,可憐,可憐!然後,便轉過臉,背起雙手,緩緩走去。

    他並沒有走遠,隻在這條不長的東堂子胡同來迴踱步,不時地抬眼看著這座衙門,臉上泛出一絲冷笑,輕聲念著匾額上的題字:“中外提福”。

    這塊匾,這座衙門,曆史雖不算悠久,但比他的年齡

    還要長些,算起來已經有三十七八年了。

    早在鹹豐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即公元1861年1月13日,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和戶部左侍郎文祥聯名上摺:“竊惟夷情之強悍,萌於嘉慶年間,迨江寧換約,鷗張彌甚,到本年直入京城,要挾狂悻,夷禍之烈極矣……”這裏所說的“江寧換約”,是指當年在鴉片戰爭中大清國慘敗於英吉利,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元1842年8月29日,英軍兵臨南京城下,大清國欽差大臣耆英、伊裏布戰戰兢兢地爬上英艦“康沃利斯”號,與英國全權欽使璞鼎查簽訂《南京條約》,把香港割讓給英國,開放五口通商,並賠款二千一百萬銀元;“本年直入京城”,也就是奕訢、桂良、文祥上折的鹹豐十年剛剛發生的事,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焚毀圓明園,恭親王於九月十一、十二日即公元1860年10月24日、25日,和英國全權欽使額爾金、法國全權欽使葛羅分別簽訂《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司給英國,增設天津為商埠,賠款由《天津條約》中規定的英國四百萬兩、法國二百萬兩增加到兩國各八百萬兩,準許英、法在大清國招募華工出口,等等。隨後,俄國也自恃調停有“功”,向大清國提出領土要求。恭親王深感“各路軍報絡繹,外國事務頭緒紛繁,”應接不暇,乃出麵聯合桂良、文祥,奏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專責成也”。鹹豐皇帝看了這道摺子,當即禦筆朱批:“惠親王、總理行營王大臣、禦前大臣、軍機大臣妥速議奏。”

    惠親王綿愉領旨遵議,六天之後,於十二月初九複旨上摺,“恭親王奕訢等籌議各條,按切時勢,均是實在情形。”第二天即十二月初十,鹹豐皇帝便降旨批準“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著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這件大事從提議到批準,隻用了短短一個星期的時間,可謂急如星火,刻不容緩。

    然而,憑空增設一座衙門,畢竟不是一句話的事兒,臨危受命的三位大臣肩膀上擔子沉重,不能不詳加策劃。起初,他們曾打算借禮部的地盤設立公所,辦理一切,想想又覺得不妥:禮部乃國家考論典禮之地,本不是辦理“夷務”的地方。如果借用禮部大堂接待外國人,讓那些紅毛洋鬼進進出出,既不成體統,也極不方便。但若是僅僅借用禮部司堂,規格又太低,怕洋人未必心服,說大清國怠慢了他們,那就會沒茬兒找茬兒,無事生非。看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非有個單獨辦公的地方不可。現有的各衙門,都是很龐大的,少者房

    屋百餘間,多者則達數百間,一個個機構臃腫,冗員充斥。奕訢、桂良、文祥認為,“此次總理衙門,義取簡易”,不打算也不可能照抄以往老套,於是再次上折,奏“總理衙門未盡事宜”,並且附上他們三人草擬的《章程十條》。“查東堂子胡同,舊有鐵錢局公所,分設大堂、滿漢司堂、科房等處,盡足敷用,無害另構。惟大門尚係住宅舊式,外國人往來接見,若不改成衙門體製,恐不足壯觀,且啟輕視。擬僅將大門酌加改修,其餘則稍加整理,不必全行改修,並擬由臣等自行估修,以期迅速而資節省。”於是在大門之外建起了這座牌樓,以壯觀瞻。有關人員的設置,恭親王等主張,“總理衙門規製較異,無庸多立名目。擬於司員內擇其老成練達者,挑滿漢各二員作為總辦,再擇二員作為幫辦,辦理折奏照會文移等事,”他們久居官場,深知各衙門都是“額缺既多,候補尤眾”,連一些才具平庸、沒有辦事能力的人也跟著混飯吃,所以特別指出,“總理衙門司員甚少,未可濫竿充數,各衙門保送滿員,則於郎中、員外郎、主事、內閣侍讀、中書,漢員則擇拔貢、舉人、進士出身之郎中、員外郎、主事、內閣侍讀、中書充補。無論候補、實缺人員均準保送,惟須老成謹飭、公事明白、品行醇正者,出具考語諮送。由臣等考試文理字跡,是否優長,公事是否明白,分別去取。不得以捐納及未經奏留資格較淺之員充數。”至於經費,他們提出,“經費宜節,以杜浮濫也。查各衙門司書役,均有桌飯公費等項,以資辦公。每月所費,悉於衙門解到飯銀內開支,並有支領庫項者。此次總理衙門,未便援照辦理,以致經費浮濫。擬將司員供事僅與值班桌飯,均無庸另給公費飯銀,應用心紅紙張,亦無庸於各庫諮取。所有一切心紅紙張桌飯,以及蘇拉等工食,每月不得逾三百兩之數”。那麽這筆錢從哪裏來呢?他們打算從天津和上海兩地的關稅中想辦法,修理衙門的費用就隻好向戶部支領了。《章程十條》的最後還不嫌繁瑣地贅上一筆,“現查鐵錢局除改作衙署外,尚有爐房,稍加修聾,堪作館舍”,供那些“認識外國文字通曉語言之人並學生等”住宿。堂堂的大清國,連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等大事都隻好窮湊和,可見已經窮到了何等地步!

    鹹豐皇帝當天便有廷寄上諭:“所有單開各條,經朕詳加披覽,尚屬妥協。惟內酌撥經費一條,所稱‘心紅紙張等項銀兩,擬於天津、上海酌提關稅起解部款內,按各口提用數目,均勻酌提銀兩,由各該將軍督撫尹監督解總理衙門,以資辦公’等語,此項銀兩,亟資辦公,恐各口

    酌提,一時未能應手。著即按照所定每月支領銀兩數目,徑由戶部關支,將來各口解到酌提關稅銀兩,統交戶部,無庸解交總理衙門,該衙門如有不敷之處,即奏明由戶部支領。”

    看來,皇帝比他們還著急。等米下鍋不是辦法,先從國庫裏拿了銀子再說。於是,在聖上隆恩眷顧下,由恭親王親自出馬張羅,把鐵錢局的舊房於改了個門臉兒,裏麵基本維持原狀,隻粉刷裱糊了一番,大清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便草草開張,掛牌營業了。英、俄、法、美、德諸國使臣隨即便蜂擁而來,或要割地,或要賠款,或要種種特權和利益,仿佛大清國欠下了他們八輩子也還不清的債。

    歲月匆匆,鹹豐之後是同治,同治之後是光緒,轉眼間三十多年過去,大清國每況愈下,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隻出不進的賠本兒生意卻越做越紅火,終日顧客盈門。始作俑者“鬼子六”恭親王奕訢,經曆了協助慈禧發動“祺祥政變”之後的大紅大紫,光緒十年卻又被慈禧一個悶棍打倒,“開去一切差使,並撤去思加雙俸”,責其“家居養疾”。至甲午中日戰爭,朝廷用人之際,經李鴻藻、翁同龢合詞籲請,光緒皇帝秉承慈禧皇太後懿旨,才重新起用奕訢,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添派海軍事務,在內廷行走,又任軍機大臣,節製各路統兵大員。奕訢經過人生的大起大落,權勢野心已不複當年之盛,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小心翼翼仰太後鼻息,隻求得一善終。

    當年恭親王奕訢和桂良、文祥奏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時,曾經有過一番精彩的表白:

    臣等綜計天下大局,是今日之禦夷,譬如蜀之待吳。蜀與吳,仇敵也,而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約共討魏。彼其心豈一日而忘吞吳哉?誠以勢有順道,事有緩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輕於一試,必其禍尚甚於此。今該夷雖非吳、蜀國之比,而為仇敵則事勢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氣者,無不同聲憤恨。臣等粗知義理,豈忘國家之大計,惟撚熾於北,發熾於南,餉竭兵疲,夷人乘我虛弱而為其所製。如不勝其忿而與之為仇,則有旦夕之變;若忘其為害而全不設備,則貽子孫之憂。古人有言:“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事。”洵不易之論也。

    時至今日,這位以諸葛亮自比、聲稱無一日不忘“吞吳”的恭親王已氣焰將盡,臥病在床,朝不慮夕,大清國的外交仍然“以和好為權宜”,也不知“權宜”到何時,當年那番豪言,徒留笑柄而已。如今的外交事務,由慶親王奕劻主持,他自光緒十年奕訢遭貶之際,

    便受命主管總理衙門,十多年來,集內政、外交大權於一身,炙手可熱。光緒二十二年九月,素有“中國第一外交家”之稱的文華殿大學士、原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奉旨“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現在是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初四,公元1898年4月24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剛剛複照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許諾“不將福建省內之地方讓與或租與別國”,以保證日本的“勢力範圍”,緊接著又在進行一場中、英談判。

    大堂門口,兩名“蘇拉”垂手而立,隨時聽候召喚。“蘇拉”為滿洲語,本義指閑雜人等,大清國內廷機構中的勤務,通稱為“蘇拉”。

    大堂之中,並排懸掛著大清帝國的黃龍旗和大英帝國的“米”字旗,設一張紅木長案,賓主分列兩旁,猶如紋枰對坐,黑白對奕。不過,中國自古以來的確是這樣下棋,而用於兩國談判,還是跟洋人學來的,自鴉片戰爭以來,也已經習慣了。

    中國方麵,談判代表是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一等肅毅伯李鴻章,經筵講官禮部尚書許應騤,尚書銜戶部左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張蔭桓。其中以李鴻章職位最高,頭戴白羅胎涼帽,珊瑚頂,插三眼花翎,身穿四爪九蟒官袍,仙鶴補服,項掛一百零八顆珊瑚朝珠,腳蹬玄緞厚底官靴,腿邊斜倚著一根筆直光潔的西式手杖。李鴻章年已七十有六,本來高大的骨架,已經坍塌鬆懈,肩背有些佝僂;臉上的皮肉軟軟地下垂,眼睛下麵兩個鼓鼓的淚囊,稀疏的胡須已經全白了。

    英國方麵,全權代表是駐華公使mac

    donald,漢文名字為竇納樂。他身軀碩壯,著黑色燕尾服,雪白的領口上打著黑色須結。淡褐色的鬈發已經略顯謝頂,更加襯托出寬闊的額頭,高聳的眉弓下,戴一副金絲眼鏡,一雙灰藍色的眼睛熠熠閃光。此人1852年出生於英國的一個陸軍軍官家庭,1872年從軍,1888年進入外交部工作,1896年任英國駐華公使,現年四十六歲,集軍人氣質、外交家風度於一身。

    竇納樂正在操著高傲的英語闡述英國的立場,麵前放著一遝文件,還有一個包紮整齊的羊皮紙卷。中、英兩方的通事各自操著紫鋒狼毫和鵝管筆緊張地筆錄。等他的發言告一段落之後,中方的通事再一字不漏地用漢語轉述一遍,如若某處用詞不夠準確,英方的通事還要以嘲弄的口吻加以糾正。而在竇納樂嘰哩咕嚕地發言的時候,聽不懂英語的李鴻章恰好可以喘息片刻,以準備應付下一個迴合。

    望著強硬的對手,李鴻章鼻腔裏發出無聲的歎息。想想自己自從同治二年以江蘇巡撫兼五口通商大臣,創辦洋務,同治九年繼曾國藩之後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和洋人打了幾十年交道,在別人看來,位高權重,名利雙收,實則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迴頭看去,光緒二年的中英《煙台條約》、光緒十年的《中法會議簡明條款》、光緒十一年的《中日天津會議專條》和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光緒二十一年的中日《馬關條約》、光緒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約》,及至最近的中德《膠澳租界條約》、中俄《旅大租地條約》,都是經他之手簽訂的,不是割地賠款,就是予人特權。每當朝廷危難之際,總是把他推出來,用熱臉貼洋人的涼屁股,一次次在屈辱的條約上簽字畫押,那滋味兒好受嗎?

    去年冬天,德國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強占了膠州灣,俄國隨之占領旅順、大連,上個月法國又提出租借廣州灣,列強瓜分中國之勢已成。李鴻章憑著他多年與洋人打交道的經驗,已經預感到英國人決不肯甘落他國之後,為了保住在華的既得利益,必然也會玩出稀奇古怪的新花樣。果然,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提出了租借威海衛的要求。慶親王奕劻不得已隻好應允,但希望英國在租得威海衛之後,不得更索利益。竇納樂當即迴答說:“本公使拒絕對此作出保證。大英帝國向貴國租借威海衛,隻是為了防禦來自北方的威脅;而在南方,如果法蘭西占領了廣州灣,那麽我們也要別索一處以抵。”他所說的“別索一處”指的是哪裏,當時並沒有明說。

    這項談判從本年陰曆三月二十日正式開始。竇納樂說:“大英帝國的香港殖民地不滿足於它目前的界限,希望展拓界址,以為保衛香港之計。”仍然沒有指出他要拓展到多大範圍。

    慶親王答道:“香港拓界一事,當可兩國磋商,但希望貴國對敝國的領土要求,到此為止。”

    竇納樂當即拒絕:“很遺憾,親王殿下!我不能接受您所提出的任何此類條件,因為大英帝國必須充分考慮自己的利益,如果德意誌、俄羅斯、法蘭西各國有所動作,我們將不得不采取對抗的行動!”

    話說得十分強硬,卻又一如既往,含含糊糊,使人不知道他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麽藥。

    就在初次會談的第二天,竇納樂單獨拜會李鴻章,似乎是解開這個謎團的時候了。

    一見麵,竇納樂就說:“關於香港拓界問題,早在去年年底,貴國兩廣總督譚鍾麟閣下就曾對我國駐廣州領事

    壁利南表示,‘不難就略為展拓一事作出安排’。”

    竇納樂在身居宰相之位的李鴻章麵前引用兩廣總督的話,企圖以此來說服他,顯然是十分不得體的。李鴻章根本不把譚鍾麟放在眼裏。譚鍾麟雖然是四朝元老,官居一品,年已八十有餘,但至今沒有入閣拜相,仍然是個地方官。北京有總理衙門統領外交事務,兩廣總督無權就國土的租讓向洋人作出任何許諾。即便在未設總理衙門之前,當年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在穿鼻洋上脅迫兩廣總督琦善“準許英人在香港地方一處寄居”,琦善也隻是答應代為懇奏皇帝,未敢簽字畫押。縱使如此,道光皇帝已經雷霆震怒,將他革職鎖拿,抄沒家產。這不過是五十多年前的事,譚鍾麟竟然不知教訓,擅自向洋人許諾香港“拓界”,看來,兩廣總督的那把交椅,他恐怕也快坐到頭了!不過……話又說迴來,這香港的“拓界”之事,既然下有譚鍾麟墊背,上有慶親王點頭,他李鴻章身上的責任反而輕得多了。想到這裏,就對竇納樂說:“慶王爺已然發了話,如果展拓範圍不大,可以商量。但不知貴國究竟希望把香港的界址展拓到什麽範圍?”

    誰知竇納樂還是含糊其辭,語焉未詳,隻是說:“大英帝國對於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不會超過防禦所需要的範圍。”

    李鴻章很惱火。心想:你既然明火執仗地上門來搶,就幹脆說清楚要什麽,我們也好打發,何必這麽忸忸怩怩呢?難道還要我們開個單子,主動奉送不成?“防禦所需要的範圍”,誰知道你們的“防禦”需要多大的範圍?中國與英國,遠隔重洋,五十多年前你們的兵艦還不是開到中國來了嗎?如果說這也算“防禦”,那麽普天之下的土地都可劃入你們“防禦”的範圍之內了!

    心裏雖是這麽想,嘴裏卻不敢說。竇納樂起身告辭,把一個問葫蘆仍然留給了他。

    李鴻章心裏總不踏實。過了兩天,他以迴拜為名,來到東江米巷英國駐華公使館,借著上次竇納樂的話頭,點了他兩句:“據上次貴公使所說,貴國之意在於香港港口兩邊設防,修築炮台之類,那麽,所占不過方寸之地,拓界請不要超過這個限度!”

    當時雙方約定在閏三月初四,即公曆4月24日——也就是今天,再次談判,想必竇納樂已經把他要用於“防禦”香港的地盤規劃完畢,李鴻章早已等得不耐煩了。

    ……

    現在,竇納樂的發言已經告一段落。李鴻章收住紛亂的思緒,集中精力聽中方通事把那番嘰哩咕嗜的洋文譯

    成漢語:

    “竇公使說,女王陛下治下的大英帝國的利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當它在遠東的殖民地香港的安全受到威脅時,理所應當地要采取防禦措施。賣公使說,他向大清帝國提出的這一合理要求,十分榮幸地得到慶王爺殿下和李中堂閣下的充分理解。現在,他將正式就拓界的界限問題向中堂和各位大臣閣下作一說明。”

    李鴻章聽完,點了點頭。心說,早該如此,豆兒幹飯們到這會兒,也該揭鍋了。

    “那麽,就請公使明示!”他緩緩地說。

    竇納樂隨即示意他的隨員打開了身旁的那個羊皮紙卷,攤開在桌麵上,原來是一幅地圖。

    李鴻章戴起老花鏡,禮部尚書許應騤、戶部左侍郎張蔭桓也都微微欠身,”伸長了脖子來看。

    許應騤平時隻接觸禮部文牘,不熟悉地圖這玩藝兒,何況那上麵所標的盡是洋文,更如入五裏霧中。於是就問李鴻章:“李中堂,他這是何方地理圖形?”

    李鴻章畢竟是洋務領袖,看了一眼,便說:“噢,這便是我大清國東南海隅一帶。”

    坐在旁邊的那位張蔭桓雖是捐班出身,但自出道以來,官運亨通,曾出使沙俄及歐美多國,見多識廣,在朝臣中也是以外交才能著稱的,於是指點著地圖,一一向許應騤指出,哪裏是香港島,哪裏是大嶼山,哪裏是九龍司,哪裏是深圳河,哪裏是新安縣縣衙駐地南頭鎮,哪裏是深圳灣,哪裏是大鵬灣,許應騤仿佛學童發蒙,覺得十分新鮮,伸出長長的指甲,沿著曲曲折折的圖像移動,眯起昏花老眼詳加辨認,饒有興致,竟忘了這是在和洋人談判,喃喃道:“噫,有意思!想必當年諸葛孔明隆中決策,授劉皇叔三分天下之術,展示的也是這種地理圖形?”

    李鴻章看他那迂腐之態,很為不悅,歎息道:“如今的神州,已是八分也不止了!”

    英方的通事,聽了兩人無意中的對話,掩口而笑。李鴻章發覺,忙拉了許應騤一把,許應騤這才自知失態,斂容端坐,不再聲張。

    竇納樂此時站起身來,伸出右手,指著地圖,從深圳灣一揮而下,一直到大鵬灣,然後說:“本公使認為,從這條線以南的全部地區,都應該劃歸大英帝國,才足以保證香港的安全。”

    李鴻章吃了一驚!他實在沒有料到竇納樂的胃口竟然如此之大,這麽一片地區,不僅囊括了香港周圍的大嶼山以及大大小小的離島,包括了整個九龍半島,向大陸大大推進,將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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