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來，高大川被陶義的事情攪得吃不好，睡不香，他萬萬沒有想到，我們的部隊竟然可以這樣對待一個士兵，也沒有想到這件事會引出這麽多的往事……各種複雜情感糾纏在一起，激烈地碰撞著他的心，無論是站著，坐著，還是躺著，甚至是走路，他的心都是在這種特殊情感的激烈振蕩中跳動著。但是高大川他還是在冷靜地、認真地思考著陶義的這件事到底屬於什麽樣的性質？
情況是那麽複雜，時間是那麽長，難度是那麽大，管嘛，確實是太難了，不管嘛，他又覺得實在是過不去。想來想去，最後決定：看看情況再說，如果情況屬實的話，就應該還他們一個公道。
他想到這裏，心情輕鬆了許多，又端起了茶杯，慢慢地喝起茶水來。他喝著茶水，邊繼續思考著應該怎樣去處理才好？他想，首先應該把情況弄紮實，必須把情況搞得一清二楚。否則，等辦起來時，萬一事實不是那麽迴事，出現意外情況豈不糟糕！對！必須首先弄清楚基本事實。要弄清事實，必須找陶義親自談一次話；還得與k軍有關方麵接觸，與總政信訪辦接觸，從各個方麵核實情況。
高大川打定主意之後，馬上拿起電話，撥通了陶義留下的電話號碼。“喂！喂！請問你是傳達室嗎？”高大川問道。“是的。什麽事情？”“我是總政的，姓高，姓高，有件事情麻煩一下。”他特地把姓高兩字重複了一下。“什麽事呀？請講。”“在你們那裏上訪的陶義同誌你認識嗎？” “認識，認識。”“請轉告他，讓他明天來我家一趟，告訴他總政姓高的，他就知道了。”“好的。請問他知道你家嗎？”“他知道的，他來過。”“好吧，我們一定告訴他。”“謝謝。”
高大川放下電話之後，又端起了水杯，慢慢地喝起水來……他在屋子裏頭來迴慢慢地搖晃著，心裏想：一個誌願兵，必竟還是一個兵嘛，就因為生了第二胎，還不算違法，竟然遭遇到如此嚴重的處罰和打擊，而且，經過了十多年還未得解決，這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事情。再加上“江花”這個名字所勾起了的迴憶，使他的心確實是沉甸甸的，有些放不下來。這時老伴走進客廳來了，說道：“你又在想那個兵的事，是嗎？”
“是呀。”高大川接著對老伴說：“你來得真好，坐下，坐下，我們一起研究研究，分析分析，陶義的這個事，到底是一個什麽樣性質的問題？為什麽十多年得不到解決？問題到底又在哪裏？”
老伴說：“這件事的確是一件麻煩而糾心的事，看來你已經是放不下扔不開的事了。”說完後，便坐了下來與高大川商談起來。
老伴問道：“你說商量商量，怎麽商量法？商量什麽呀？”
高大川說：“咱們先說說，這件事是個什麽性質的問題？你先說說看。”
老伴說道：“我看，首先得弄清楚陶義他們是不是屬於違法超生？到底什麽是違法超生？”
“從材料來看，開始是鄉政府說他是違法超生，可後來上級地方政府出證明，說他不屬於違法超生。”
“既然上級政府證明他們不屬於違法超生，就不應該處理人家。開始處理錯了就應該給人家改正、平反冤假錯案。”老太太繼續說道：“即便是違法超生，也並不是敵我矛盾，部隊那麽個處理法是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老伴用傳統的思維方式，從矛盾性質上這麽分析說。
“說得好，說到根本上了。”高大川感到老伴說得是正確的，於是，更加讚賞。
“可不是嘛，還把房子給人家扒了，這不是掃地出門嘛！”高大川說道。
“比掃地出門還勵害，雙開了，還押送迴鄉，什麽都不管，這不是處理敵我矛盾的辦法是什麽？”老太太憤憤不平地說。
“嘿！我說老夥伴啊，你的革命銳氣還是那麽強啊！”高大川逗了老伴一句後，又補充道：“你說得有道理，部隊在處理上是太過火了，是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
老伴說：“不是我的革命銳氣強不強的問題，本來處理得實在是太重了，不給人活路嘛，反革命還要給出路嘛。”剛說完，她又補充道：“這話可是毛主席說的呀！”
高大川盡可能讓老伴談看法，又說道：“一個兵生了第二胎，為什麽遭遇如此重的處罰？你說說，這中間是不是還有別的什麽原因？不然，怎麽會這樣幹呢？”高大川提出了另一個問題 。
老伴說道：“按你的說法，這中間是不是陶義有什麽事冒犯了領導？得罪了上司？”“我總覺得有點問題……”高大川若有所思地說。“說不定真有點什麽原因，借故打擊報複。”高大川又進一步提問道：“上訪十多年得不到解決，這裏麵又是個什麽問題呢？”“是啊！一個兵的生路問題，上訪了十多年都得不到解決，又是什麽原因呢？”老伴也跟著思考起來。“這裏有個政策的問題。”高大川說。
“有什麽政策呀？”老伴反問道。“軍隊對黨員幹部的計劃生育有嚴格的規定，違法超生要給黨紀處分，甚至開除黨籍。這就是政策。”“那是對幹部呀，可陶義他是個兵呀。”老伴辯解說。“陶義是個黨員，還是個電機工，還當過司務長，部隊領導可能給陶義打了一個‘擦邊球’，把電機工也當成幹部來對待。”高大川說。
老伴爭辯說：“電機工算什麽？就說他是個黨員，可他必定是一個誌願兵，兵就是兵。黨員幹部和黨員兵，我覺得還是應當有所區別，要求也應該有所不同。”剛說完她又補充說道：“就算他當過司務長，那也隻是個兵頭將尾。”
“沒有區別就是沒有政策！”高大川說完後，又補充說道：“上級要求下級改變處理結論，一般是用說服的方式，如果下麵硬頂著不同意改，真還不好說。”
老伴說道：“所以十多年未得到解決。”“有道理，可能症結就在這裏邊。”高大川說完之後，又緊接著提出另一個問題，他說道：“我看除此之外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在裏麵起作用。”老伴問道：“還有什麽另外的因素？你說說。”“因為陶義是一個兵！”他把“兵”字特別強調了一下。“你是說因為他是一個‘兵’，是‘兵’又怎麽啦？”“因為是‘兵’，往往不被人重視。”“你是說，如果他不是兵而是個官的話，很可能就不是這個樣子？”“是的，你說有沒有這個問題？”
“按你這麽說，似乎也有點道理。”老伴同意高大川的說法。“如果說情況真是如我們所分析的這樣，那麽，這個問題就很難得到解決。”“這麽說來就沒有什麽好辦法？或者說就沒有辦法解決？”
高大川思索著說：“也不完全沒有辦法。如果真是像我們所分析這樣的話，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走上層路線，請出一位上級領導同誌出來，下麵就重視了，可能問題就解決了。”
老伴說：“要是請總部的一位領導出來說句話，就有可能引起重視，得到解決？”“是的。”高大川非常肯定的說道。“照你所說，你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並不是很難。”高大川感到有把握地說道：“是的，隻要是想解決，那就不難。”
老伴說：“你這個人是見不得不平之事的，愛伸張個正義，報打個不平，特別是對那些整人的人是很討厭的，那你就幫助他們一把吧。”
高大川沒有吭聲。老伴繼續說道：“一個兵遭到如此打擊，也真是夠可憐的。我看還是能幫就幫他一把吧，我們把整人的人無可奈何，但起碼得讓挨整的人，能有一條應該有的生活出路吧。”
“唉！這隻是我們的分析，等我和陶義談完話，搞清情況之後再說吧。”高大川盡可能地持慎重的態度。
情況是那麽複雜，時間是那麽長，難度是那麽大，管嘛，確實是太難了，不管嘛，他又覺得實在是過不去。想來想去，最後決定：看看情況再說，如果情況屬實的話，就應該還他們一個公道。
他想到這裏，心情輕鬆了許多，又端起了茶杯，慢慢地喝起茶水來。他喝著茶水，邊繼續思考著應該怎樣去處理才好？他想，首先應該把情況弄紮實，必須把情況搞得一清二楚。否則，等辦起來時，萬一事實不是那麽迴事，出現意外情況豈不糟糕！對！必須首先弄清楚基本事實。要弄清事實，必須找陶義親自談一次話；還得與k軍有關方麵接觸，與總政信訪辦接觸，從各個方麵核實情況。
高大川打定主意之後，馬上拿起電話，撥通了陶義留下的電話號碼。“喂！喂！請問你是傳達室嗎？”高大川問道。“是的。什麽事情？”“我是總政的，姓高，姓高，有件事情麻煩一下。”他特地把姓高兩字重複了一下。“什麽事呀？請講。”“在你們那裏上訪的陶義同誌你認識嗎？” “認識，認識。”“請轉告他，讓他明天來我家一趟，告訴他總政姓高的，他就知道了。”“好的。請問他知道你家嗎？”“他知道的，他來過。”“好吧，我們一定告訴他。”“謝謝。”
高大川放下電話之後，又端起了水杯，慢慢地喝起水來……他在屋子裏頭來迴慢慢地搖晃著，心裏想：一個誌願兵，必竟還是一個兵嘛，就因為生了第二胎，還不算違法，竟然遭遇到如此嚴重的處罰和打擊，而且，經過了十多年還未得解決，這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事情。再加上“江花”這個名字所勾起了的迴憶，使他的心確實是沉甸甸的，有些放不下來。這時老伴走進客廳來了，說道：“你又在想那個兵的事，是嗎？”
“是呀。”高大川接著對老伴說：“你來得真好，坐下，坐下，我們一起研究研究，分析分析，陶義的這個事，到底是一個什麽樣性質的問題？為什麽十多年得不到解決？問題到底又在哪裏？”
老伴說：“這件事的確是一件麻煩而糾心的事，看來你已經是放不下扔不開的事了。”說完後，便坐了下來與高大川商談起來。
老伴問道：“你說商量商量，怎麽商量法？商量什麽呀？”
高大川說：“咱們先說說，這件事是個什麽性質的問題？你先說說看。”
老伴說道：“我看，首先得弄清楚陶義他們是不是屬於違法超生？到底什麽是違法超生？”
“從材料來看，開始是鄉政府說他是違法超生，可後來上級地方政府出證明，說他不屬於違法超生。”
“既然上級政府證明他們不屬於違法超生，就不應該處理人家。開始處理錯了就應該給人家改正、平反冤假錯案。”老太太繼續說道：“即便是違法超生，也並不是敵我矛盾，部隊那麽個處理法是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老伴用傳統的思維方式，從矛盾性質上這麽分析說。
“說得好，說到根本上了。”高大川感到老伴說得是正確的，於是，更加讚賞。
“可不是嘛，還把房子給人家扒了，這不是掃地出門嘛！”高大川說道。
“比掃地出門還勵害，雙開了，還押送迴鄉，什麽都不管，這不是處理敵我矛盾的辦法是什麽？”老太太憤憤不平地說。
“嘿！我說老夥伴啊，你的革命銳氣還是那麽強啊！”高大川逗了老伴一句後，又補充道：“你說得有道理，部隊在處理上是太過火了，是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
老伴說：“不是我的革命銳氣強不強的問題，本來處理得實在是太重了，不給人活路嘛，反革命還要給出路嘛。”剛說完，她又補充道：“這話可是毛主席說的呀！”
高大川盡可能讓老伴談看法，又說道：“一個兵生了第二胎，為什麽遭遇如此重的處罰？你說說，這中間是不是還有別的什麽原因？不然，怎麽會這樣幹呢？”高大川提出了另一個問題 。
老伴說道：“按你的說法，這中間是不是陶義有什麽事冒犯了領導？得罪了上司？”“我總覺得有點問題……”高大川若有所思地說。“說不定真有點什麽原因，借故打擊報複。”高大川又進一步提問道：“上訪十多年得不到解決，這裏麵又是個什麽問題呢？”“是啊！一個兵的生路問題，上訪了十多年都得不到解決，又是什麽原因呢？”老伴也跟著思考起來。“這裏有個政策的問題。”高大川說。
“有什麽政策呀？”老伴反問道。“軍隊對黨員幹部的計劃生育有嚴格的規定，違法超生要給黨紀處分，甚至開除黨籍。這就是政策。”“那是對幹部呀，可陶義他是個兵呀。”老伴辯解說。“陶義是個黨員，還是個電機工，還當過司務長，部隊領導可能給陶義打了一個‘擦邊球’，把電機工也當成幹部來對待。”高大川說。
老伴爭辯說：“電機工算什麽？就說他是個黨員，可他必定是一個誌願兵，兵就是兵。黨員幹部和黨員兵，我覺得還是應當有所區別，要求也應該有所不同。”剛說完她又補充說道：“就算他當過司務長，那也隻是個兵頭將尾。”
“沒有區別就是沒有政策！”高大川說完後，又補充說道：“上級要求下級改變處理結論，一般是用說服的方式，如果下麵硬頂著不同意改，真還不好說。”
老伴說道：“所以十多年未得到解決。”“有道理，可能症結就在這裏邊。”高大川說完之後，又緊接著提出另一個問題，他說道：“我看除此之外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在裏麵起作用。”老伴問道：“還有什麽另外的因素？你說說。”“因為陶義是一個兵！”他把“兵”字特別強調了一下。“你是說因為他是一個‘兵’，是‘兵’又怎麽啦？”“因為是‘兵’，往往不被人重視。”“你是說，如果他不是兵而是個官的話，很可能就不是這個樣子？”“是的，你說有沒有這個問題？”
“按你這麽說，似乎也有點道理。”老伴同意高大川的說法。“如果說情況真是如我們所分析的這樣，那麽，這個問題就很難得到解決。”“這麽說來就沒有什麽好辦法？或者說就沒有辦法解決？”
高大川思索著說：“也不完全沒有辦法。如果真是像我們所分析這樣的話，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走上層路線，請出一位上級領導同誌出來，下麵就重視了，可能問題就解決了。”
老伴說：“要是請總部的一位領導出來說句話，就有可能引起重視，得到解決？”“是的。”高大川非常肯定的說道。“照你所說，你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並不是很難。”高大川感到有把握地說道：“是的，隻要是想解決，那就不難。”
老伴說：“你這個人是見不得不平之事的，愛伸張個正義，報打個不平，特別是對那些整人的人是很討厭的，那你就幫助他們一把吧。”
高大川沒有吭聲。老伴繼續說道：“一個兵遭到如此打擊，也真是夠可憐的。我看還是能幫就幫他一把吧，我們把整人的人無可奈何，但起碼得讓挨整的人，能有一條應該有的生活出路吧。”
“唉！這隻是我們的分析，等我和陶義談完話，搞清情況之後再說吧。”高大川盡可能地持慎重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