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哈特已經快要放棄直接用變形術變出來一個可控核聚變的想法了，從目前看來他的這種一步到位的變形術似乎很難實現。
但無論如何洛哈特在變形術方麵還是有收獲的，至少他知道了甘普變形基本法則五大例外之外的另一個例外——
變形術不能變形出可控核聚變發電站。
要是洛哈特想，隻要魔法部負責登記新發現專利的相關工作人員聽得懂洛哈特在說什麽，他大可以把這個“重要”的理論發現發表出去，就像鄧布利多掌握了龍血的十二種用途一樣，他可以獲得一些榮譽。
如果在未來，這個世界的魔法界已然流行巧克力蛙卡片，那麽洛哈特的卡片上，估計會加一句“發現了甘普變形基本法則五大例外之外的另一個例外——變形術不能變形出可控核聚變發電站。”
不過，洛哈特認為變形術不能變形出可控核聚變發電站這隻是一個現象，沒有觸及本質，解釋不了這一現象無法用變形術實現的根源所在。
洛哈特有預感，如果能挖清楚變形術各種例外的內在邏輯和緣由，而不隻是總結變形術無法實現的現象，一定會有巨大的收獲。
可惜，魔法界似乎沒有什麽喜歡追求本質和原理的傳統，連鄧布利多這樣偉大的巫師在學術上的成就也不過是與尼可·勒梅合作，總結出來了龍血的十二種用途。
這些都停留在對於現象的發現和總結上，沒有人去探究內部的原理，這種思想有些像中國古代的工匠。
中古古代許多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是長期出於世界前列的，但卻有幾個重要的缺點，讓許多人都不承認中國古代有真正意義上的科學。
曆史學上長期研究中國曆史的英國學者，“絲綢之路”概念的提出者，李約瑟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此問題，其主題是：
“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麽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這個問題後來被稱為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之問”是中國學研究領域的核心課題之一。
這個問題雖然由李約瑟在二戰後提出，但自從第一次一八四年洋人的火炮打破大清的國門開始，中國就有人開始研究這個問題。
代表人物有梁啟超，任鴻雋，錢學森等人，其中錢學森把這一個問題發展成了錢學森之問——“為什麽我們近現代落後了。”
這個問題至今都沒有標準答案，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其中梁啟超認為中西方地理環境的差別導致了民族精神的差別。
海也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者也……彼航海者，其所求固自利也，然求之之始，卻不可不先置利害於度外，以性命財產為孤注，冒萬險於一擲也。故久於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來瀕海之民，所以比於陸居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銳，雖同一種族而能忽成獨立之國民也。
意思就是海洋國家的人民由於經常要出海冒險，以生命為賭注去搏一個未來，所以更加勇猛，更加有進取精神。
對於這一點，洛哈特認為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畢竟中國曆史上真正的衰弱起源於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政策。
而這也和魔法部的現狀有關，自從十七世紀以來魔法部為了保護大部分巫師不受麻瓜的侵害而頒布並且嚴格實行《國際巫師聯合會保密法》以來，魔法界的進化就可以認為是停止了。
魔法部麵臨的環境與晚年的大清有什麽區別？
內有極端主義造反者，外有技術上迎來大發展的威脅者，而魔法部這些統治者還不以為然，堅持閉關鎖國。
清朝人看不起洋人，稱唿為蠻夷，魔法界人看不起不會魔法的人，稱唿為麻瓜。
洛哈特有一種預感，就算沒有自己的出現，遲早有一點，魔法界也會被暴露個底朝天，而到了那個時候，恐怕麻瓜的科技早就發展的比現在不知道高到哪裏去的程度了，到時候就是魔法界的災難了。
而且霍格沃茨的教育也在刻意地禁錮著所有巫師的思想，或許本意本非如此，但造成的結果就是這樣。
霍格沃茨的教育幾乎把魔法教育當做了全體，大清也幾乎把儒家八股文教育當做了全體。
霍格沃茨的教育喜歡直接給出結論，不喜歡講方法，不喜歡讓學生自己思考，大清也是，八股教育限定四書五經，不需多思考，主要理解前人。
麥格教授的變形術課講過變形術的基本原理嗎？講過為什麽火柴可以變成銀針嗎？斯內普是否給魔藥課上的學生說過配置魔藥過程中每一步的意義呢？
他們隻是在課堂上照本宣科地說：“來，先這樣，再那樣，隨後這樣，魔法（魔藥）就完成了。”
授課方式隻講怎麽做，而不講是什麽和為什麽。
霍格沃茨還有一門《魔法史》和一門《麻瓜研究學》，看起來似乎是有些開放的意思，但真正上過就知道了。
教材更新緩慢，《麻瓜研究學》至今還在上中世紀的內容，以至於大多數巫師都不知道槍是什麽東西。
教師上課態度散漫，《魔法史》這麽課程，大多數人用來補覺。
有時候，洛哈特會覺得這是一種故意安排，就是要讓所有的巫師看不見，聽不見，對外界徹底喪失了解。
想一想赫敏，這個從麻瓜世界來的小學霸，她本身對於麻瓜世界飛快地進步是有了解的，但是在霍格沃茨接受了七年（六年半）的教育後竟然成了一個全身心撲在魔法世界，完全忘記麻瓜界的飛速發展的科技。
從頭頂的魔法部，到最基礎的霍格沃茨，魔法界，算是爛到家了。
這麽看來，魔法部就是當初的大清，大清就是如今的魔法部，洛哈特造反的理由又多了一個，畢竟，穿清不造反，菊花套電鑽。
但無論如何洛哈特在變形術方麵還是有收獲的，至少他知道了甘普變形基本法則五大例外之外的另一個例外——
變形術不能變形出可控核聚變發電站。
要是洛哈特想，隻要魔法部負責登記新發現專利的相關工作人員聽得懂洛哈特在說什麽，他大可以把這個“重要”的理論發現發表出去，就像鄧布利多掌握了龍血的十二種用途一樣，他可以獲得一些榮譽。
如果在未來，這個世界的魔法界已然流行巧克力蛙卡片，那麽洛哈特的卡片上，估計會加一句“發現了甘普變形基本法則五大例外之外的另一個例外——變形術不能變形出可控核聚變發電站。”
不過，洛哈特認為變形術不能變形出可控核聚變發電站這隻是一個現象，沒有觸及本質，解釋不了這一現象無法用變形術實現的根源所在。
洛哈特有預感，如果能挖清楚變形術各種例外的內在邏輯和緣由，而不隻是總結變形術無法實現的現象，一定會有巨大的收獲。
可惜，魔法界似乎沒有什麽喜歡追求本質和原理的傳統，連鄧布利多這樣偉大的巫師在學術上的成就也不過是與尼可·勒梅合作，總結出來了龍血的十二種用途。
這些都停留在對於現象的發現和總結上，沒有人去探究內部的原理，這種思想有些像中國古代的工匠。
中古古代許多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是長期出於世界前列的，但卻有幾個重要的缺點，讓許多人都不承認中國古代有真正意義上的科學。
曆史學上長期研究中國曆史的英國學者，“絲綢之路”概念的提出者，李約瑟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此問題，其主題是：
“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麽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這個問題後來被稱為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之問”是中國學研究領域的核心課題之一。
這個問題雖然由李約瑟在二戰後提出，但自從第一次一八四年洋人的火炮打破大清的國門開始，中國就有人開始研究這個問題。
代表人物有梁啟超，任鴻雋，錢學森等人，其中錢學森把這一個問題發展成了錢學森之問——“為什麽我們近現代落後了。”
這個問題至今都沒有標準答案，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其中梁啟超認為中西方地理環境的差別導致了民族精神的差別。
海也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者也……彼航海者，其所求固自利也，然求之之始，卻不可不先置利害於度外，以性命財產為孤注，冒萬險於一擲也。故久於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來瀕海之民，所以比於陸居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銳，雖同一種族而能忽成獨立之國民也。
意思就是海洋國家的人民由於經常要出海冒險，以生命為賭注去搏一個未來，所以更加勇猛，更加有進取精神。
對於這一點，洛哈特認為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畢竟中國曆史上真正的衰弱起源於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政策。
而這也和魔法部的現狀有關，自從十七世紀以來魔法部為了保護大部分巫師不受麻瓜的侵害而頒布並且嚴格實行《國際巫師聯合會保密法》以來，魔法界的進化就可以認為是停止了。
魔法部麵臨的環境與晚年的大清有什麽區別？
內有極端主義造反者，外有技術上迎來大發展的威脅者，而魔法部這些統治者還不以為然，堅持閉關鎖國。
清朝人看不起洋人，稱唿為蠻夷，魔法界人看不起不會魔法的人，稱唿為麻瓜。
洛哈特有一種預感，就算沒有自己的出現，遲早有一點，魔法界也會被暴露個底朝天，而到了那個時候，恐怕麻瓜的科技早就發展的比現在不知道高到哪裏去的程度了，到時候就是魔法界的災難了。
而且霍格沃茨的教育也在刻意地禁錮著所有巫師的思想，或許本意本非如此，但造成的結果就是這樣。
霍格沃茨的教育幾乎把魔法教育當做了全體，大清也幾乎把儒家八股文教育當做了全體。
霍格沃茨的教育喜歡直接給出結論，不喜歡講方法，不喜歡讓學生自己思考，大清也是，八股教育限定四書五經，不需多思考，主要理解前人。
麥格教授的變形術課講過變形術的基本原理嗎？講過為什麽火柴可以變成銀針嗎？斯內普是否給魔藥課上的學生說過配置魔藥過程中每一步的意義呢？
他們隻是在課堂上照本宣科地說：“來，先這樣，再那樣，隨後這樣，魔法（魔藥）就完成了。”
授課方式隻講怎麽做，而不講是什麽和為什麽。
霍格沃茨還有一門《魔法史》和一門《麻瓜研究學》，看起來似乎是有些開放的意思，但真正上過就知道了。
教材更新緩慢，《麻瓜研究學》至今還在上中世紀的內容，以至於大多數巫師都不知道槍是什麽東西。
教師上課態度散漫，《魔法史》這麽課程，大多數人用來補覺。
有時候，洛哈特會覺得這是一種故意安排，就是要讓所有的巫師看不見，聽不見，對外界徹底喪失了解。
想一想赫敏，這個從麻瓜世界來的小學霸，她本身對於麻瓜世界飛快地進步是有了解的，但是在霍格沃茨接受了七年（六年半）的教育後竟然成了一個全身心撲在魔法世界，完全忘記麻瓜界的飛速發展的科技。
從頭頂的魔法部，到最基礎的霍格沃茨，魔法界，算是爛到家了。
這麽看來，魔法部就是當初的大清，大清就是如今的魔法部，洛哈特造反的理由又多了一個，畢竟，穿清不造反，菊花套電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