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元年二月二十日，距同治帝崩逝僅有兩個多月，飽經折磨的孝哲皇後終於含恨死去，終年22歲。不久，宮裏傳出諭旨，全文如下：
兩宮皇太後懿旨：孝哲皇後孝敬性成，淑慎柔嘉，壺儀足式，侍奉兩宮皇太後，承顏順誌，孝敬無違。茲於本日寅刻，遽爾崩逝；距大行皇帝大喪，末逾百日複遭此變，痛何言哉！
著於壽康宮行斂奠禮，擇期移至永思殿暫安，所有一切事宜著派恭親王奕會同恭理喪儀大臣，暨各衙門查照例案，隨時妥籌具奏。
“同治”結束了，代之而起的是慈禧太後的獨裁。
光緒四年，天山南北路都已平安，總理衙門當然要索迴伊犁。同治十年，新疆迴亂，俄國乘機由西伯利亞派兵占領伊犁。總理衙門照會俄國，質問侵入的理由。
俄國政府答得很漂亮，說是代為收複伊犁，隻要中國政府的號令，一旦能行於伊犁，自然退還。
俄國政府提出兩個條件，中國政府要能夠保護將來國境的安全，同時償還俄國曆年耗於伊犁的政費。這一來，就得辦交涉，檢點第一流的洋務人才，曾紀澤在英國，陳蘭彬在美國，李鳳苞在德國，何如璋在日本，郭嵩燾則交卸未久，不願出山。
算來夠資望的隻有一個久當三口通商大臣、出使過法國的崇厚。總理衙門十大臣，當家的是沈桂芬，他力保崇厚，上頭自然照準，於是這年年底，崇厚以吏部侍郎奉派出使俄國。
滿洲大臣都熟讀《三國演義》，崇厚知道這樁“討荊州”的差使，非同小可，東吳討荊州不成，搞得兩敗俱傷，不可蹈此覆轍。
默察情勢，認為民氣方張，而左爵相又正在西陲立了大功，能將伊犁要了迴來，朝廷的體麵可以保住，對清議也就有了交代，至於暗底下吃點虧，是無所謂的事。
因此，一到彼得堡，與俄國的“外交部尚書”格爾斯的談判，相當順利，不過半年工夫，俄國就答應歸還伊犁。
不過十八條條約，除了第一條“俄願將伊犁交還中國”，以及第十八條規定換約程序以外，其他十六條都是中國要履行的義務，包括賠償兵費五百萬盧布。
割讓伊犁以西及以南土地一千數百裏，俄商貨物往來天山南北路無須付稅，以及俄商可自嘉峪關通商西安、漢中、漢口等地。
十八條條約全文，由俄國京城打電報迴來，恭親王一看不像話，複電不許。
但是崇厚以“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的資格，已經在黑海附近的利伐第亞，跟俄國外交部簽了約。同時啟程迴國，留了參讚邵友濂在彼得堡，署理出使大臣。
這件事，崇厚做得荒唐糊塗之極，但一鬧開來，總理衙門從恭親王以下，都有未便，所以沈桂芬聯絡董恂，取得寶銞的支持。
向恭親王進言，案子要在暗中設法挽迴，請旨密寄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詳加籌劃，密陳參酌。
左宗棠職責所關，理當顧問，直隸總督李鴻章和兩江總督沈葆楨，則已成中外屬望的重臣，國有大政，往往密旨谘詢，這樣的做法，由來已久了。
在外三重臣的複奏尚未到京，崇厚喪權辱國的真相，已經紙裏包不住火，清流無不憤慨，王仁堪一馬當先，盛昱繼起抨擊。不久崇厚迴國，到了天津，不敢迴京。
沈桂芬是薦主的身份，自然關切，秘密派人到天津跟崇厚見麵，問起經過，崇厚自己也知道錯了。
事出無奈，隻好搶著先發了一道上諭，卻還不願指他交涉辦得荒唐，“欲加之罪”隻是：“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諭旨，擅自起程迴京，著先行交部議處，並著開缺聽候部議。”
至於“所議條約章程，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曆次所奏各折件，著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議具奏。”
頭一天發了上諭，崇厚第二天才由天津進京，在宮門請了聖安，隨即迴家，閉門思過。
再下一天，俄國駐華代辦凱陽德，氣衝衝地趕到總理衙門，說依照萬國公法，沒有治崇厚之罪的道理，這樣子做，是對俄國的侮辱。
這一次是董恂接見。聽得凱陽德的抗議，大為詫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又不是辦你俄國公使的罪，何勞質問？
不過他當了多年總理衙門的“管家婆”，應付洋人，另有一套隻陪笑臉、不作爭辯的訣竅，所以一麵虛與委蛇，一麵找人商量，據說國際交涉上是有這麽一種成例。
幸好，還有托詞。
“貴公使誤會了。”他透過通譯向凱陽德解釋，“本國辦崇厚的罪，是因為他不候諭旨，擅自起程迴國。這是我們內部整飭官常，與貴國的交涉無關。”
這番解釋總算在理上站得住，凱陽德無奈，怏怏而去。
董恂靈機一動，認為正好借此鉗製輿論，便跟沈桂芬商議，托出人來，到處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唿：
朝廷的處境甚難，千萬忍耐，不可再鬧，否則改議條約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凱陽德那裏節外生枝，又起糾紛，殊非國家之福。
因此內閣的會議便壓了下來。
但十八款條約已見於邸抄，喜歡發議論、上條陳的張之洞，一看是個好題目，兩天兩夜不睡，寫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單銜獨上，說是“不改此議，不可為國”，而“改議之道”有四：計決、氣盛、理長、謀定。
計決是要“借人頭”示決心，認為崇厚已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則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誅崇厚則計決”。
所謂“氣盛”是詔告中外，指責俄國理屈。
接下來建議，且將伊犁擱在一邊，不必亟亟於爭著收迴，則崇厚所擅許的條約，既未奉“禦批”，好比春秋戰國的諸侯，會盟而未歃血，不足為憑。這就是“理長”。(未完待續。)
兩宮皇太後懿旨：孝哲皇後孝敬性成，淑慎柔嘉，壺儀足式，侍奉兩宮皇太後，承顏順誌，孝敬無違。茲於本日寅刻，遽爾崩逝；距大行皇帝大喪，末逾百日複遭此變，痛何言哉！
著於壽康宮行斂奠禮，擇期移至永思殿暫安，所有一切事宜著派恭親王奕會同恭理喪儀大臣，暨各衙門查照例案，隨時妥籌具奏。
“同治”結束了，代之而起的是慈禧太後的獨裁。
光緒四年，天山南北路都已平安，總理衙門當然要索迴伊犁。同治十年，新疆迴亂，俄國乘機由西伯利亞派兵占領伊犁。總理衙門照會俄國，質問侵入的理由。
俄國政府答得很漂亮，說是代為收複伊犁，隻要中國政府的號令，一旦能行於伊犁，自然退還。
俄國政府提出兩個條件，中國政府要能夠保護將來國境的安全，同時償還俄國曆年耗於伊犁的政費。這一來，就得辦交涉，檢點第一流的洋務人才，曾紀澤在英國，陳蘭彬在美國，李鳳苞在德國，何如璋在日本，郭嵩燾則交卸未久，不願出山。
算來夠資望的隻有一個久當三口通商大臣、出使過法國的崇厚。總理衙門十大臣，當家的是沈桂芬，他力保崇厚，上頭自然照準，於是這年年底，崇厚以吏部侍郎奉派出使俄國。
滿洲大臣都熟讀《三國演義》，崇厚知道這樁“討荊州”的差使，非同小可，東吳討荊州不成，搞得兩敗俱傷，不可蹈此覆轍。
默察情勢，認為民氣方張，而左爵相又正在西陲立了大功，能將伊犁要了迴來，朝廷的體麵可以保住，對清議也就有了交代，至於暗底下吃點虧，是無所謂的事。
因此，一到彼得堡，與俄國的“外交部尚書”格爾斯的談判，相當順利，不過半年工夫，俄國就答應歸還伊犁。
不過十八條條約，除了第一條“俄願將伊犁交還中國”，以及第十八條規定換約程序以外，其他十六條都是中國要履行的義務，包括賠償兵費五百萬盧布。
割讓伊犁以西及以南土地一千數百裏，俄商貨物往來天山南北路無須付稅，以及俄商可自嘉峪關通商西安、漢中、漢口等地。
十八條條約全文，由俄國京城打電報迴來，恭親王一看不像話，複電不許。
但是崇厚以“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的資格，已經在黑海附近的利伐第亞，跟俄國外交部簽了約。同時啟程迴國，留了參讚邵友濂在彼得堡，署理出使大臣。
這件事，崇厚做得荒唐糊塗之極，但一鬧開來，總理衙門從恭親王以下，都有未便，所以沈桂芬聯絡董恂，取得寶銞的支持。
向恭親王進言，案子要在暗中設法挽迴，請旨密寄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詳加籌劃，密陳參酌。
左宗棠職責所關，理當顧問，直隸總督李鴻章和兩江總督沈葆楨，則已成中外屬望的重臣，國有大政，往往密旨谘詢，這樣的做法，由來已久了。
在外三重臣的複奏尚未到京，崇厚喪權辱國的真相，已經紙裏包不住火，清流無不憤慨，王仁堪一馬當先，盛昱繼起抨擊。不久崇厚迴國，到了天津，不敢迴京。
沈桂芬是薦主的身份，自然關切，秘密派人到天津跟崇厚見麵，問起經過，崇厚自己也知道錯了。
事出無奈，隻好搶著先發了一道上諭，卻還不願指他交涉辦得荒唐，“欲加之罪”隻是：“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諭旨，擅自起程迴京，著先行交部議處，並著開缺聽候部議。”
至於“所議條約章程，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曆次所奏各折件，著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議具奏。”
頭一天發了上諭，崇厚第二天才由天津進京，在宮門請了聖安，隨即迴家，閉門思過。
再下一天，俄國駐華代辦凱陽德，氣衝衝地趕到總理衙門，說依照萬國公法，沒有治崇厚之罪的道理，這樣子做，是對俄國的侮辱。
這一次是董恂接見。聽得凱陽德的抗議，大為詫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又不是辦你俄國公使的罪，何勞質問？
不過他當了多年總理衙門的“管家婆”，應付洋人，另有一套隻陪笑臉、不作爭辯的訣竅，所以一麵虛與委蛇，一麵找人商量，據說國際交涉上是有這麽一種成例。
幸好，還有托詞。
“貴公使誤會了。”他透過通譯向凱陽德解釋，“本國辦崇厚的罪，是因為他不候諭旨，擅自起程迴國。這是我們內部整飭官常，與貴國的交涉無關。”
這番解釋總算在理上站得住，凱陽德無奈，怏怏而去。
董恂靈機一動，認為正好借此鉗製輿論，便跟沈桂芬商議，托出人來，到處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唿：
朝廷的處境甚難，千萬忍耐，不可再鬧，否則改議條約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凱陽德那裏節外生枝，又起糾紛，殊非國家之福。
因此內閣的會議便壓了下來。
但十八款條約已見於邸抄，喜歡發議論、上條陳的張之洞，一看是個好題目，兩天兩夜不睡，寫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單銜獨上，說是“不改此議，不可為國”，而“改議之道”有四：計決、氣盛、理長、謀定。
計決是要“借人頭”示決心，認為崇厚已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則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誅崇厚則計決”。
所謂“氣盛”是詔告中外，指責俄國理屈。
接下來建議，且將伊犁擱在一邊，不必亟亟於爭著收迴，則崇厚所擅許的條約，既未奉“禦批”，好比春秋戰國的諸侯，會盟而未歃血，不足為憑。這就是“理長”。(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