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的高考，北崗四中仍居全市四十多所一般高中之首，超過部分重點高中。隨著教學質量的不斷提高，到北崗四中上學的學生越來越多，可到北崗四中讀書的貧困家庭的學生也越來越多。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國家邁開了改革開放的步伐，經濟體製的改革首先從農村取得突破性進展，創造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為基礎的農村經濟體製。他充分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使全國廣大農村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農業發展，農民增收，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可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農村的三提五統等涉農收費項目越來越多，標準越來越高。上到市裏縣裏，下到村裏組裏，從上到下，層層加碼，雁過拔毛。吃喝風盛行，小小的一個村一年招待費就有十幾萬甚至幾十萬。黨政機構臃腫，工作效率低，人浮於事，吃皇糧的人數不斷增加。這些人吃的是老百姓的，喝的是老百姓的，用的是老百姓的。人平三十多人養活一個吃皇糧的，積重難返。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農民不堪重負，開始從農村向城市轉移，造成了一個時期的土地拋荒，農民工盲流現象。許多老百姓的子女讀不起書，許多老百姓的子女成為留守孩子。北崗四中是一個標準的農村高中，學生全是農村的孩子，並且當地農民主要是依靠土地為生，沒錢讀書的學生很多。
於誌堅是個校長，不是個鎮長，也不是個村長，可他非常清楚農民有多窮。按上級政策，當時高中新生的錄取分指令性計劃、調節性計劃和擇校生計劃。所以，根據分數的不同，收費標準也不同。二零零零年秋，高一新生入學報道時，紅橋鎮農民楊道修領著自己孩子到會計室交費，會計清點現金遇到這樣一個麻煩，一部分錢不能用驗鈔機，隻能用手一張一張地清點。因為這錢有十元的，有五元的，有一元的，還有五角，貳角和壹角的。會計說：
“怎麽這麽多零錢呀？”
“會計呀，誰想這樣啊，家裏除了耕牛，其他能變賣的東西都賣了，才湊夠這點學費。人窮了，借錢都難啊！”
老人皺著眉頭，一臉的憂愁。這年代了，大人孩子都穿得破破爛爛的。
即將開學的一天中午，正在忙於開學工作的於誌堅，吃完飯就要到辦公室去，走到離辦公室不遠處，他發現辦公室門前有一個中年婦女和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小姑娘的胳膊上還戴著個黑色孝布。當他走到這兩個人的跟前時，他們一下子跪在地上就哭了起來。中年婦女哭著說：
“校長大人，請你行行好，照顧我們一下，讓我女兒能夠上學。她父親剛剛去世，為了能讓兩個孩子上學，他爹沒日沒夜地幹，有病都顧不上治，等嚴重了，去醫院治療已經晚了，結果錢花光了病也沒治好。臨死前，他爹反複交代，‘一定要讓孩子們上學呀，不能讓她們去種地，種地是掙不到錢的，這費那稅的太多了。’求求校長了！”
於誌堅讓他們二人起來，他們就是長跪不起，於誌堅說：
“你們起來，孩子上學的事我來解決。”
於是母女倆才慢慢站起來。
學生一日三餐都有領導和教師值班，稍微留心一點就可以發現，早晨和晚上有不少學生尤其是女生隻買一個饅頭吃，不喝湯，也不吃菜；有的可能到寢室裏吃自己帶的大頭菜。高三美術班有一個學生叫葉永生，他美術專業課成績很好，尤其是雕塑。他的雕塑作品，老師和同學們看了都讚不絕口，一般人都看不出來是學生作品，有一定的功底。但他家裏窮得幾乎沒錢供他上學，可是他仍然堅持學下去。實在沒錢了，就找同學借，借了還不上，時間一長，沒人再借給他了，就今天找這個同學幫他買一碗飯，明天找那個同學幫他買一個饅頭，很多時候是吃了上頓沒下頓。一次，學校一個老師家裏辦喜事，親戚朋友都要來送禮，喝喜酒。葉永生為了能吃上一頓飽飯，也去坐在人家酒席上好好地吃了一頓飯。他怕露出破綻，狼吞虎咽地吃完就很快走了。主人問客人：
“剛走那人是誰呀，我怎麽不認識呢？”
“我們把他當著也是你們的客人呢，哪知你主人家也不認識。我們更不認識了。”客人說。
“我把他當著是跟你們哪個客人一起來的呢。”主人說。
人們都哄堂大笑。
人們覺得好笑，可葉永生是不是覺得占了便宜呢？他實際上是非常難受的，人不到萬不得已誰會去這樣做。他並不是單純的為了偷吃這頓飯，若隻是為了能吃上飯，他一個四肢健全的人完全可以自己出去打工掙錢來養活自己。他為實現自己人生的遠大目標，隻有受辱受委屈，至於人們的恥笑和議論他已經麻木了。
一天，高崗鎮農民史克建，個頭不大，一米六不到，小鼻子小眼兒小方臉兒，背著一袋饅頭又來到了學校，他是高崗鎮有名的貧困戶。他有三個孩子，妻子常年有病已失去了勞動能力，一家人靠他一個人勞動，也就直會種地。他每隔一段時間就要來給孩子送饅頭，這樣一年下來可以省不少生活費。他和於誌堅成老熟人了，每次來了之後，總還要找於誌堅交談交談，說上幾句話兒。他性格開朗，有說有笑，看不到發愁的樣子。於誌堅心裏想：他真能行，夠堅強了。人那，也應該這樣，就是每天坐在那兒哭誰又能幫他解決這困難呢？既是有人幫助，也隻能解決一時，解決不了一輩子，日子還得靠自己一天一天地過。
二零零一年春季開學，一個中年婦女拄著拐杖一拐一瘸地出現在校園裏，這已經是好幾次了。她丈夫去世了，她也因車禍失去了一條腿。她有兩個女兒，老大已在這裏讀高中，從她女兒高一新生入學起，她就一個人拄著拐杖艱難地找到於誌堅要求照顧她們母女，能讓女兒上學讀書。一連三個學期了，每逢開學，她就一拐一瘸地來到學校找到於誌堅，為的就是能夠讓於誌堅寫個減免女兒學費的批條。於誌堅看她太不容易了，太可憐了，就說：
“你以後不要來了，你的情況我記憶太深刻了，我給你寫個照顧到你女兒畢業的批條，以後開學時，就讓你女兒拿著這個批條來報到就是了。”
這婦女就用她那一條腿一下子脆在地上並含著淚水說：“謝謝，謝謝！”什麽話也不再說了。於誌堅想象得到她內心是多麽感激但她也隻能這樣來表達，老百姓的語言也是這麽淳樸簡單。不像當官的走後門，實際上就是憑他的權勢和地位；但語言複雜，花言巧語裏帶著虛偽。
於誌堅辦公室裏還站著一排學生和家長，有的拿著民政部門出據的證明；有的拿著政府發給的貧困證；有的拿的是殘廢證等。他一個一個地問其原因。
甲學生要說還沒有說出聲就哭起來了，哭著說著：“我父親去世了，隻有我母親一個人幹活養活我們全家，母親說讓我來找找看，學校能照顧了就讓我讀，不行的話就讓我迴去幹活，反正家裏也缺勞力；可我還是想上學呀！”
乙學生說：“我母親殘廢了，不能勞動，就靠我父親一個人勞動，現在還欠隊裏提留款大幾千元，生產隊幹部還在逼著交提留款，家裏實在沒有錢。”
丙學生說：“我們家姐弟三個都在上學，父母就隻會種地，每年掙不到多少錢，一下子付不起我們三個的學費。”
有單親家庭的，有父母殘廢的，有多子女上學的，還有爹死了，媽改嫁了，跟著爺爺長大的。
於誌堅自己也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他經曆過讀書的艱難，深知農民子女尤其是貧困家庭子女上學有多難，當他們麵臨失學的時候是多麽的痛苦。作為一校之長，有義務有責任扶持他們。他決定就貧困生讀書難問題召開一個領導班子專題會，研究一個具體的解決辦法，形成製度，把它當成一個政治任務來完成。
於誌堅利用晚上的時間，召開了領導班子專題會議，專門為解決貧困生入學難、完成學業難問題進行討論。於誌堅首先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我們學校有不少貧困生，他們成績都很優秀，當他們麵臨失學的時候，你要是資助一下，拉他一把，他就會順利地完成學業，有可能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你要是棄之不管，他就會過早地流向社會，造成人才的浪費。做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們有責任來管管這些孩子們。”
付書記羅鋒說：“我們都是從農村出來的，都是農民的子女，忘記了農村，忘記了農民就意味著背叛，我們應該對農村的貧困家庭子女適當照顧，尤其是那些優秀的孩子們，失學太可惜了。”
工會主席楊全亮說：“真正的貧困生確實要管一管，從他們身上顯現出一些生活實例看到後讓人痛心啊！我看到一個女孩子，早晨和晚上都是吃饅頭喝開水，一個學期就是那一套外衣，同學們說她衣服髒了都是晚上洗一洗第二天早上再穿上。”
“真正的貧困生應該管，但要有一個界定的辦法，不能亂竽充數；因為我們學校本身也很困難。”付校長劉鬆誌強調說。
經過討論醞釀，最後決定，學校對貧困生通過走訪、查證、核實、建檔、登記造冊，根據家庭狀況的不同，實行不同程度的減免學費。特困生除免學費外，每月發給一定數額的生活補助費。
也就在這個時間，於誌堅村子的東河兩岸一些土地好多農民都不要了，跑出去打工去了，荒在那裏。誰願意出錢交農村三提五統稅費款，誰就可以要。這對趙金德來講又是一次機遇。他把這些地都要了下來，就用機械開挖成堰塘，繼續擴大養魚麵積。這時，他的兒子已從農業院校養殖專業畢業兩年了，正是充分發揮專業特長的時候。他們的養殖場又經過擴大已形成規模效應，大見成效。趙金德隨著兒子的大學養殖專業畢業和這次水產養殖麵積的擴大，可以說是如虎添翼。他也和於誌堅一樣，不斷地向著更高的目標邁進。
就在二零零一年春季開學不久，連續陰雨天氣，長久失修的學生食堂，外麵大下，屋裏小下。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多，晴天還過得去，下雨天學生吃飯都很艱難，一到吃飯時間，走廊裏、教室裏、寢室裏到處都是吃飯的學生，他們的頭發、衣服淋得濕漉漉的。這種局麵領導和教職工誰都看得清清楚楚，可誰都知道學校的情況，一個農村高中基礎條件那麽差，財政一分錢的撥款也沒有，全靠自力更生，要辦一件大事有多難。能去埋怨誰呢？實際情況擺在人們的麵前，沒有哪一件大事不是逼著當家人要去思考，去決策。自從於誌堅成為這個學校的當家人那天起，就沒有給他喘息的機會。他在想：學校要持續發展，這種局麵必須改觀，教代會製訂的發展目標也提出要繼續改善辦學條件。都啥年代了，一個高中學校還是這樣的食堂，學生還受這麽大委屈。他決定召開領導班子會，研究確定籌建學生食堂。
一天，於誌堅正在縣發展計劃局報批計劃，付校長王長運打來電話說：“高三年級一個學生叫孫蘭香，突然暈倒休克了，送到鎮醫院，醫生診斷後說病情較重，要住院觀察治療，她父母都外出打工去了，也沒有其他親屬來管，你看怎麽辦？”
“她父母那裏有沒有電話可以聯係？”於誌堅著急地問。
“我們問過了，他們出去時沒有電話，現在有沒有她也不知道，無法聯係。”王長運無奈地說。
“那就按醫生說的辦，錢暫時由學校墊付。”於誌堅果斷地說。
就在這次事情之後不久，一天晚上，高二（2）班兩個學生溫英和黃素娟在操場上散步，溫英對黃素娟說：
“我父母都在外麵打工，我也想去打工。我最近看到一個廣告，市內一個食品廠在招女工。”
黃素娟勸她說：“你不能這樣，你父母出去打工掙錢不就是為你讀書嗎？”
“讀什麽書啊，連家都沒有了。”
在溫英產生這個念頭之後，沒過幾天，她突然不在班上了，班主任發現後，問班上的同學：
“你們誰知道溫英到哪裏去了？”
同學們都說不知道。
黃素娟說：“老師，她前些天跟我說過她想去打工，還說我們市內一個食品廠在招女工什麽的。”
可黃素娟沒說她父母外出打工的事，班主任也不知道她父母外出打工。於是就找到她家裏，結果家裏沒人，就問鄰居。鄰居說：
“她父母都出去打工去了，這兩天也沒見這孩子迴來呀。”
班主任迴來後，等了兩天，還是不見溫英迴班上，就把這事情告訴了分管安全的劉鬆誌，劉鬆誌覺得學生父母不在家，一旦出了事，學生父母追究起來問題就大了，就把情況反映給了於誌堅，於誌堅馬上做出決定，跟劉鬆誌說：
“要安排人去找，把範圍首先鎖定在市內食品廠，先到電視台及報社問一下最近哪個食品廠做過招工廣告，範圍就更小一些。”
劉鬆誌就安排了班主任和一個治安人員，按照於誌堅的指示到市內開始尋找學生溫英。他們首先找到了市電視台廣告部，裏麵的人員說最近沒有食品廠招工廣告。接著又找到市報社廣告科，最近也沒有食品廠做廣告的。這就麻煩了，他們就對準市內的食品廠由大到小一個廠一個廠地去找，最後在一個叫美味食品廠裏打聽到了一點線索，班主任首先問了門衛人員：
“師傅，你們最近招工了嗎？”
“沒有大量招，但陸續有人來，前兩天好象還來了一個女孩兒。”
“叫什麽名字？”
“我不知道，你們進去問一下勞資科。”師傅對人挺熱情。
他們二人找到廠裏勞資科一問，勞資科的負責人說：
“是有一個叫溫英的，你們找她幹啥？”
班主任說：“我們是北崗四中的老師，她在我們學校上學，這孩子父母都不在家，她是私自從學校出來的，一旦父母不同意她退學或出了什麽問題，學校是要負責任的。”
勞資科負責人覺得學校做得是正確的，就安排人把溫英從車間裏喊了過來。班主任給溫英做了細仔的思想工作，但她還是有點不想走，班主任最後說：
“溫英，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就得先迴去，等你父母迴來了，再做決定也不晚，你這樣做，學校是要承擔責任的。”
在班主任的勸說下，溫英同意了，跟他們二人一起迴到了學校。
留守子女，因父母都不在家，星期天或節假日期間，既不受家庭的約束，也不受學校的約束，很容易到網吧上網，一些學生上網玩起了網戀。“五•；一”放假前夕，高二年級一個女生叫黃娜，一早晨打車跑到一百多公裏以外的一個城市，到了之後迷失了方向，她一個人，沒出過門，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非常害怕，一會兒大腦一片空白，站那裏哭起來了。民警發現後問她：
“你是怎麽了？”
她隻哭不說。
“你家在哪裏？”民警又問。
“是北崗縣高崗鎮東坡村。”
“你父母叫什麽名字？”
“我父母都不在家，打工去了。”
“你在上學嗎？”
“我在北崗四中讀書。”
“你在讀書跑這裏幹啥？”
她就是不說幹什麽。
“你說呀，你說了我們才能幫助你呀！”
她吞吞吐吐地說：“來——找個——朋友，在——網上——認識的，結果——來後——也聯係不上。”
民警這才知道，她是搞網戀，又跟她說：“你這很危險，上學怎麽能幹這樣的事呢？趕快迴學校去！”
民警通過查號台查到了北崗縣四中的電話，跟學校辦公室取得了聯係，並告知了領人的具體地點。學校辦公室人員直接報告了於誌堅，他馬上讓劉鬆誌安排人把黃娜接迴學校。
麵對留守孩子出現的這樣和那樣的問題，於誌堅又不得不去思考如何應對這新時期出現的新問題。他在想：教學上要因材施教，管理上要因人而異，因時製宜。不同的對象要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要采取與之相適應的具體措施。他把劉鬆誌叫到他跟前說：
“針對留守孩子出現的一些問題，你覺得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我覺得針對留守孩子這個群體，在統一管理的基礎上，要針對他們的具體情況，另外再製訂一個特殊的管理辦法。首先要摸清對象，登記造冊，建立檔案，諸如父母姓名、家庭住址、父母打工住址、父母聯係電話等，最起碼要搞清楚。”劉鬆誌說。
“你說得非常正確，首先要把全校的留守孩子的基本情況搞清楚，這是必須要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另外，就是如何加強管理。我認為，對這部分學生采取分包到人的辦法，每個領導和教師包一至二人，包完為止。做到每個留守孩子有人包，校內校外都要管，上學期間，放假期間都有人管。要有所包學生家長的聯係電話，經常能和家長取得聯係，能把所包學生的情況和家長勾通，做到力爭不出問題或把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於誌堅進一步補充道。
他們二人醞釀好之後，又專門召開了一個領導班子會，在他們二人提出的管理辦法的基礎上，集思廣益，進一步完善，最後形成了一個北崗四中對留守孩子的管理辦法。從此，北崗四中的留守孩子從學習、生活、放假迴家等各方麵，都有人過問，有人關心，有人愛護，有人幫助。他們不再感到孤獨和無助，也同樣享受著父母般的愛。
於誌堅是個校長，不是個鎮長，也不是個村長，可他非常清楚農民有多窮。按上級政策，當時高中新生的錄取分指令性計劃、調節性計劃和擇校生計劃。所以，根據分數的不同，收費標準也不同。二零零零年秋，高一新生入學報道時，紅橋鎮農民楊道修領著自己孩子到會計室交費，會計清點現金遇到這樣一個麻煩，一部分錢不能用驗鈔機，隻能用手一張一張地清點。因為這錢有十元的，有五元的，有一元的，還有五角，貳角和壹角的。會計說：
“怎麽這麽多零錢呀？”
“會計呀，誰想這樣啊，家裏除了耕牛，其他能變賣的東西都賣了，才湊夠這點學費。人窮了，借錢都難啊！”
老人皺著眉頭，一臉的憂愁。這年代了，大人孩子都穿得破破爛爛的。
即將開學的一天中午，正在忙於開學工作的於誌堅，吃完飯就要到辦公室去，走到離辦公室不遠處，他發現辦公室門前有一個中年婦女和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小姑娘的胳膊上還戴著個黑色孝布。當他走到這兩個人的跟前時，他們一下子跪在地上就哭了起來。中年婦女哭著說：
“校長大人，請你行行好，照顧我們一下，讓我女兒能夠上學。她父親剛剛去世，為了能讓兩個孩子上學，他爹沒日沒夜地幹，有病都顧不上治，等嚴重了，去醫院治療已經晚了，結果錢花光了病也沒治好。臨死前，他爹反複交代，‘一定要讓孩子們上學呀，不能讓她們去種地，種地是掙不到錢的，這費那稅的太多了。’求求校長了！”
於誌堅讓他們二人起來，他們就是長跪不起，於誌堅說：
“你們起來，孩子上學的事我來解決。”
於是母女倆才慢慢站起來。
學生一日三餐都有領導和教師值班，稍微留心一點就可以發現，早晨和晚上有不少學生尤其是女生隻買一個饅頭吃，不喝湯，也不吃菜；有的可能到寢室裏吃自己帶的大頭菜。高三美術班有一個學生叫葉永生，他美術專業課成績很好，尤其是雕塑。他的雕塑作品，老師和同學們看了都讚不絕口，一般人都看不出來是學生作品，有一定的功底。但他家裏窮得幾乎沒錢供他上學，可是他仍然堅持學下去。實在沒錢了，就找同學借，借了還不上，時間一長，沒人再借給他了，就今天找這個同學幫他買一碗飯，明天找那個同學幫他買一個饅頭，很多時候是吃了上頓沒下頓。一次，學校一個老師家裏辦喜事，親戚朋友都要來送禮，喝喜酒。葉永生為了能吃上一頓飽飯，也去坐在人家酒席上好好地吃了一頓飯。他怕露出破綻，狼吞虎咽地吃完就很快走了。主人問客人：
“剛走那人是誰呀，我怎麽不認識呢？”
“我們把他當著也是你們的客人呢，哪知你主人家也不認識。我們更不認識了。”客人說。
“我把他當著是跟你們哪個客人一起來的呢。”主人說。
人們都哄堂大笑。
人們覺得好笑，可葉永生是不是覺得占了便宜呢？他實際上是非常難受的，人不到萬不得已誰會去這樣做。他並不是單純的為了偷吃這頓飯，若隻是為了能吃上飯，他一個四肢健全的人完全可以自己出去打工掙錢來養活自己。他為實現自己人生的遠大目標，隻有受辱受委屈，至於人們的恥笑和議論他已經麻木了。
一天，高崗鎮農民史克建，個頭不大，一米六不到，小鼻子小眼兒小方臉兒，背著一袋饅頭又來到了學校，他是高崗鎮有名的貧困戶。他有三個孩子，妻子常年有病已失去了勞動能力，一家人靠他一個人勞動，也就直會種地。他每隔一段時間就要來給孩子送饅頭，這樣一年下來可以省不少生活費。他和於誌堅成老熟人了，每次來了之後，總還要找於誌堅交談交談，說上幾句話兒。他性格開朗，有說有笑，看不到發愁的樣子。於誌堅心裏想：他真能行，夠堅強了。人那，也應該這樣，就是每天坐在那兒哭誰又能幫他解決這困難呢？既是有人幫助，也隻能解決一時，解決不了一輩子，日子還得靠自己一天一天地過。
二零零一年春季開學，一個中年婦女拄著拐杖一拐一瘸地出現在校園裏，這已經是好幾次了。她丈夫去世了，她也因車禍失去了一條腿。她有兩個女兒，老大已在這裏讀高中，從她女兒高一新生入學起，她就一個人拄著拐杖艱難地找到於誌堅要求照顧她們母女，能讓女兒上學讀書。一連三個學期了，每逢開學，她就一拐一瘸地來到學校找到於誌堅，為的就是能夠讓於誌堅寫個減免女兒學費的批條。於誌堅看她太不容易了，太可憐了，就說：
“你以後不要來了，你的情況我記憶太深刻了，我給你寫個照顧到你女兒畢業的批條，以後開學時，就讓你女兒拿著這個批條來報到就是了。”
這婦女就用她那一條腿一下子脆在地上並含著淚水說：“謝謝，謝謝！”什麽話也不再說了。於誌堅想象得到她內心是多麽感激但她也隻能這樣來表達，老百姓的語言也是這麽淳樸簡單。不像當官的走後門，實際上就是憑他的權勢和地位；但語言複雜，花言巧語裏帶著虛偽。
於誌堅辦公室裏還站著一排學生和家長，有的拿著民政部門出據的證明；有的拿著政府發給的貧困證；有的拿的是殘廢證等。他一個一個地問其原因。
甲學生要說還沒有說出聲就哭起來了，哭著說著：“我父親去世了，隻有我母親一個人幹活養活我們全家，母親說讓我來找找看，學校能照顧了就讓我讀，不行的話就讓我迴去幹活，反正家裏也缺勞力；可我還是想上學呀！”
乙學生說：“我母親殘廢了，不能勞動，就靠我父親一個人勞動，現在還欠隊裏提留款大幾千元，生產隊幹部還在逼著交提留款，家裏實在沒有錢。”
丙學生說：“我們家姐弟三個都在上學，父母就隻會種地，每年掙不到多少錢，一下子付不起我們三個的學費。”
有單親家庭的，有父母殘廢的，有多子女上學的，還有爹死了，媽改嫁了，跟著爺爺長大的。
於誌堅自己也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他經曆過讀書的艱難，深知農民子女尤其是貧困家庭子女上學有多難，當他們麵臨失學的時候是多麽的痛苦。作為一校之長，有義務有責任扶持他們。他決定就貧困生讀書難問題召開一個領導班子專題會，研究一個具體的解決辦法，形成製度，把它當成一個政治任務來完成。
於誌堅利用晚上的時間，召開了領導班子專題會議，專門為解決貧困生入學難、完成學業難問題進行討論。於誌堅首先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我們學校有不少貧困生，他們成績都很優秀，當他們麵臨失學的時候，你要是資助一下，拉他一把，他就會順利地完成學業，有可能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你要是棄之不管，他就會過早地流向社會，造成人才的浪費。做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們有責任來管管這些孩子們。”
付書記羅鋒說：“我們都是從農村出來的，都是農民的子女，忘記了農村，忘記了農民就意味著背叛，我們應該對農村的貧困家庭子女適當照顧，尤其是那些優秀的孩子們，失學太可惜了。”
工會主席楊全亮說：“真正的貧困生確實要管一管，從他們身上顯現出一些生活實例看到後讓人痛心啊！我看到一個女孩子，早晨和晚上都是吃饅頭喝開水，一個學期就是那一套外衣，同學們說她衣服髒了都是晚上洗一洗第二天早上再穿上。”
“真正的貧困生應該管，但要有一個界定的辦法，不能亂竽充數；因為我們學校本身也很困難。”付校長劉鬆誌強調說。
經過討論醞釀，最後決定，學校對貧困生通過走訪、查證、核實、建檔、登記造冊，根據家庭狀況的不同，實行不同程度的減免學費。特困生除免學費外，每月發給一定數額的生活補助費。
也就在這個時間，於誌堅村子的東河兩岸一些土地好多農民都不要了，跑出去打工去了，荒在那裏。誰願意出錢交農村三提五統稅費款，誰就可以要。這對趙金德來講又是一次機遇。他把這些地都要了下來，就用機械開挖成堰塘，繼續擴大養魚麵積。這時，他的兒子已從農業院校養殖專業畢業兩年了，正是充分發揮專業特長的時候。他們的養殖場又經過擴大已形成規模效應，大見成效。趙金德隨著兒子的大學養殖專業畢業和這次水產養殖麵積的擴大，可以說是如虎添翼。他也和於誌堅一樣，不斷地向著更高的目標邁進。
就在二零零一年春季開學不久，連續陰雨天氣，長久失修的學生食堂，外麵大下，屋裏小下。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多，晴天還過得去，下雨天學生吃飯都很艱難，一到吃飯時間，走廊裏、教室裏、寢室裏到處都是吃飯的學生，他們的頭發、衣服淋得濕漉漉的。這種局麵領導和教職工誰都看得清清楚楚，可誰都知道學校的情況，一個農村高中基礎條件那麽差，財政一分錢的撥款也沒有，全靠自力更生，要辦一件大事有多難。能去埋怨誰呢？實際情況擺在人們的麵前，沒有哪一件大事不是逼著當家人要去思考，去決策。自從於誌堅成為這個學校的當家人那天起，就沒有給他喘息的機會。他在想：學校要持續發展，這種局麵必須改觀，教代會製訂的發展目標也提出要繼續改善辦學條件。都啥年代了，一個高中學校還是這樣的食堂，學生還受這麽大委屈。他決定召開領導班子會，研究確定籌建學生食堂。
一天，於誌堅正在縣發展計劃局報批計劃，付校長王長運打來電話說：“高三年級一個學生叫孫蘭香，突然暈倒休克了，送到鎮醫院，醫生診斷後說病情較重，要住院觀察治療，她父母都外出打工去了，也沒有其他親屬來管，你看怎麽辦？”
“她父母那裏有沒有電話可以聯係？”於誌堅著急地問。
“我們問過了，他們出去時沒有電話，現在有沒有她也不知道，無法聯係。”王長運無奈地說。
“那就按醫生說的辦，錢暫時由學校墊付。”於誌堅果斷地說。
就在這次事情之後不久，一天晚上，高二（2）班兩個學生溫英和黃素娟在操場上散步，溫英對黃素娟說：
“我父母都在外麵打工，我也想去打工。我最近看到一個廣告，市內一個食品廠在招女工。”
黃素娟勸她說：“你不能這樣，你父母出去打工掙錢不就是為你讀書嗎？”
“讀什麽書啊，連家都沒有了。”
在溫英產生這個念頭之後，沒過幾天，她突然不在班上了，班主任發現後，問班上的同學：
“你們誰知道溫英到哪裏去了？”
同學們都說不知道。
黃素娟說：“老師，她前些天跟我說過她想去打工，還說我們市內一個食品廠在招女工什麽的。”
可黃素娟沒說她父母外出打工的事，班主任也不知道她父母外出打工。於是就找到她家裏，結果家裏沒人，就問鄰居。鄰居說：
“她父母都出去打工去了，這兩天也沒見這孩子迴來呀。”
班主任迴來後，等了兩天，還是不見溫英迴班上，就把這事情告訴了分管安全的劉鬆誌，劉鬆誌覺得學生父母不在家，一旦出了事，學生父母追究起來問題就大了，就把情況反映給了於誌堅，於誌堅馬上做出決定，跟劉鬆誌說：
“要安排人去找，把範圍首先鎖定在市內食品廠，先到電視台及報社問一下最近哪個食品廠做過招工廣告，範圍就更小一些。”
劉鬆誌就安排了班主任和一個治安人員，按照於誌堅的指示到市內開始尋找學生溫英。他們首先找到了市電視台廣告部，裏麵的人員說最近沒有食品廠招工廣告。接著又找到市報社廣告科，最近也沒有食品廠做廣告的。這就麻煩了，他們就對準市內的食品廠由大到小一個廠一個廠地去找，最後在一個叫美味食品廠裏打聽到了一點線索，班主任首先問了門衛人員：
“師傅，你們最近招工了嗎？”
“沒有大量招，但陸續有人來，前兩天好象還來了一個女孩兒。”
“叫什麽名字？”
“我不知道，你們進去問一下勞資科。”師傅對人挺熱情。
他們二人找到廠裏勞資科一問，勞資科的負責人說：
“是有一個叫溫英的，你們找她幹啥？”
班主任說：“我們是北崗四中的老師，她在我們學校上學，這孩子父母都不在家，她是私自從學校出來的，一旦父母不同意她退學或出了什麽問題，學校是要負責任的。”
勞資科負責人覺得學校做得是正確的，就安排人把溫英從車間裏喊了過來。班主任給溫英做了細仔的思想工作，但她還是有點不想走，班主任最後說：
“溫英，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就得先迴去，等你父母迴來了，再做決定也不晚，你這樣做，學校是要承擔責任的。”
在班主任的勸說下，溫英同意了，跟他們二人一起迴到了學校。
留守子女，因父母都不在家，星期天或節假日期間，既不受家庭的約束，也不受學校的約束，很容易到網吧上網，一些學生上網玩起了網戀。“五•；一”放假前夕，高二年級一個女生叫黃娜，一早晨打車跑到一百多公裏以外的一個城市，到了之後迷失了方向，她一個人，沒出過門，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非常害怕，一會兒大腦一片空白，站那裏哭起來了。民警發現後問她：
“你是怎麽了？”
她隻哭不說。
“你家在哪裏？”民警又問。
“是北崗縣高崗鎮東坡村。”
“你父母叫什麽名字？”
“我父母都不在家，打工去了。”
“你在上學嗎？”
“我在北崗四中讀書。”
“你在讀書跑這裏幹啥？”
她就是不說幹什麽。
“你說呀，你說了我們才能幫助你呀！”
她吞吞吐吐地說：“來——找個——朋友，在——網上——認識的，結果——來後——也聯係不上。”
民警這才知道，她是搞網戀，又跟她說：“你這很危險，上學怎麽能幹這樣的事呢？趕快迴學校去！”
民警通過查號台查到了北崗縣四中的電話，跟學校辦公室取得了聯係，並告知了領人的具體地點。學校辦公室人員直接報告了於誌堅，他馬上讓劉鬆誌安排人把黃娜接迴學校。
麵對留守孩子出現的這樣和那樣的問題，於誌堅又不得不去思考如何應對這新時期出現的新問題。他在想：教學上要因材施教，管理上要因人而異，因時製宜。不同的對象要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要采取與之相適應的具體措施。他把劉鬆誌叫到他跟前說：
“針對留守孩子出現的一些問題，你覺得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我覺得針對留守孩子這個群體，在統一管理的基礎上，要針對他們的具體情況，另外再製訂一個特殊的管理辦法。首先要摸清對象，登記造冊，建立檔案，諸如父母姓名、家庭住址、父母打工住址、父母聯係電話等，最起碼要搞清楚。”劉鬆誌說。
“你說得非常正確，首先要把全校的留守孩子的基本情況搞清楚，這是必須要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另外，就是如何加強管理。我認為，對這部分學生采取分包到人的辦法，每個領導和教師包一至二人，包完為止。做到每個留守孩子有人包，校內校外都要管，上學期間，放假期間都有人管。要有所包學生家長的聯係電話，經常能和家長取得聯係，能把所包學生的情況和家長勾通，做到力爭不出問題或把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於誌堅進一步補充道。
他們二人醞釀好之後，又專門召開了一個領導班子會，在他們二人提出的管理辦法的基礎上，集思廣益，進一步完善，最後形成了一個北崗四中對留守孩子的管理辦法。從此，北崗四中的留守孩子從學習、生活、放假迴家等各方麵，都有人過問，有人關心，有人愛護，有人幫助。他們不再感到孤獨和無助，也同樣享受著父母般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