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小工是來錢的好辦法，經韓紅星向父親請求，三個人一起到建築工地做小工。城裏人一般不肯到工地幹勞力活，搶著來做的多是附近鄉下的農民，農閑時到工地掙點錢貼補家用。
父親從十幾歲開始幹建築這行，先在工地上做小工，後來拜師學了瓦匠手藝，幹久了成為正式工，十多年前老隊長退休，父親因為人老實本分又兼念過私塾識得些字，被工友們選為隊長，一直幹到今天。
三個人被安排在酒廠的工地，工資一塊錢一天。第一天幹的活是用翻鬥車推石子，將石子從幾百米廠外的小洋河邊運到廠裏施工場地。
先由師傅做示範，用鍁將石子鏟進車鬥，裝滿後用雙手抬起鬥車的兩個把手，稍帶點勁就能將車往前推，到了目的地將把手往高處抬，車鬥便隨石子往前麵地上翻灑，緊接著將車把倒拉，車鬥隨車身離開石子堆，再抬起車把，車鬥又迴到車身，整個動作一氣嗬成。
韓紅星從小到大沒少在工地上玩，常看到工人幹這樣的活，可看似簡單的動作，到了自己手上卻分外的難。就說鏟石子，看似簡單，可一鐵鍁下去石子沒鏟到幾顆，卻鏟出火星來，虎口也震得酸麻；裝石子也有講究，重心隻能在車軲轤附近，靠後了車把重，運起來費勁，靠前了車鬥會前翻。經過半天的摸索，三個人好不容易能將石子運起來。
扛水泥、搬磚頭、拌混凝土，十幾天小工做下來，手上已滿是老繭，不過渾身的酸痛倒慢慢沒有了。閑下來時，掰著指頭算發工錢的日子，期盼早點湊足路費錢。
有時也在酒廠裏四處溜，發現瓶裏裝的、壇裏封的、缸裏儲的，旮旮旯旯的地方全是標著“黃海大曲”的酒。聽會喝酒的師傅們說，最好喝的是那窖裏的原漿酒，好酒的師傅們總找機會去嚐上二口，酒廠裏有俗成的規矩，在廠裏喝酒不叫喝，叫品，算是正當行為沒人計較。李愛民說等哪天發工資時，由他負責弄好吃的，也喝迴那窖裏的酒，一來慶祝下掙到錢，二來也嚐一迴好酒的滋味。
李愛民的父親年輕時殺豬，因為有這門手藝，被食品公司雇去當屠宰工，年頭幹久了轉為正式工，在食品門市賣豬肉，黃海鎮憑票供應的豬肉都到這個門市買，8角錢一斤。現在雙軌製，市場也有黑市肉，要2塊多一斤，尋常人家不遇事不買這麽貴的肉。
柴米油鹽是過日子頭等大事，肉有油水，而大家最缺的就是油水，所以，吃肉問題是黃海鎮居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亦已形成了黃海鎮的食**化。
先說買肉：到了食品門市，先憑豬肉供應證和現金到收款員那裏開付貨單，上麵有排序，一匹肉上案是按順序賣的，賣到的這刀肉你看中了就下手買，沒看中就繼續等，大家都看中時，按先來後到順序，童叟無欺；肉貴，買了肉的人一般會較秤，如果2斤肉少五、六錢，買肉人會覺得正常，因為一刀肉剁下去，過完秤再用砍刀將骨頭剁開，總有肉沬骨隙掉下來，就應該折點秤，要不賣肉人就折本了。但假如秤少得再多，就要“少一罰十”了。
再說賣肉：每天從食品公司運來多少肉，就開多少斤付貨單，買肉的人多，來遲的買不到；買肉的人不多，沒賣完的肉上繳公司。肉的問題是市民們的敏感問題，所以肉不好賣，秤高了肉賣折了賠不起，秤低了買肉的不答應，弄不好觸犯眾怒。李愛民父親在黃海鎮人稱李一刀，過去殺豬時一刀斃命，現在賣肉也一刀準——接過買家的付貨單瞄一眼斤兩，將付貨單往案板邊細鋼釺上一戳，提起砍刀就剁下去，上秤一過，至多再補點上去，砍成塊，用油紙包上，隔著案板遞進買家的菜藍子裏，一筆交易轉眼完成。賣肉製度也健全，不僅有“少一罰十”的公示牌，買家會自行監督，公司也會突然來盤貨，將你戳在案上的付貨單和沒賣完的肉加起來與總的重量核對，超出規定的誤差就是問題，要麽得賠錢，要麽有貪汙嫌疑，因此，沒人敢不按規矩。
最幸福的是吃肉：大多數黃海鎮人喜歡買較肥的肉迴家，肉白熬油，熬好的油鎖在碗櫃裏，缺油時拿出來補，家裏小孩哪個表現好可以拿出來做獎勵，吃飯時打開碗櫃上的鎖，用筷子挑點豬油放到表現好的飯碗裏，吃到的特神氣，沒吃到的聞著油香流口水，決心下次也表現好，爭取得到這麽奢侈的獎勵；將熬過油的肉渣和瘦肉、骨頭下鍋，就是一個家庭十天八日內最好的一頓夥食，姐姐讓著弟弟，妹妹讓著哥哥，吃到的肉少，吃到的幸福多；左鄰右舍聞得肉香，會在自家的飯桌上討論，哪天也美美地吃頓肉。
李愛民最讓同學們羨慕的是吃肉不上計劃，不是因為他家有特權，黃海鎮沒有哪家敢有特權，運動一個接一個搞了多少年，大家不敢不守規矩，現在運動不搞了，但規矩意識還在。李愛民家能吃到不上計劃的肉，是因為有時門市裏肉賣不完上交到公司，公司怕豬肉變質會折價處理，也無須憑供應證買，所以才靠山吃山，吃到不上計劃且便宜的肉。城鎮戶口每人每月有2斤肉票供應，一般5口之家每星期能吃上一頓肉。
劉向陽家四口人每月有8斤肉票，極少舍得買肉吃，而是托李愛民父親，等哪天有豬板油賣時通知他家，將板油買迴來熬油，可以省下買食油的錢，油渣還能當肉吃解饞。
劉向陽家日子苦，他父親生前是橋梁隊工人，在一次橋下施工時被橋上掉下的石板砸死，留下六歲的他和兩個更小的妹妹，就靠他母親每個月二十多元的工資養活。直到他大妹妹劉向紅去年招工到朝陽飯店上班，家裏的日子才好起來。
九月的天陰雨綿綿，工地隻能在室內作業，搞搞粉刷、做做雜事。小工的活是輕鬆了，可韓紅星的心情卻像外麵的天，很沉很沉。對比兩個月前坐在一個教室的同學們，經過一場考試，結果上大學的上大學，做苦力的做苦力。
自從李愛民提出去深圳闖的目標，大家為了路費憋足勁在工地上幹，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韓紅星生出想法：即便到了深圳又能幹啥？難道自己有什麽本領在這裏無法施展而到了深圳就能發揮嗎？電視上總宣傳深圳歡迎人才，可自己算人才麽？也曾跟著課本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可一旦考不上大學，連推個翻鬥車都推不好，能有什麽本領去闖深圳？
看不到出去闖的希望，就隻能坐等命運的安排。會有怎樣的命運安排自己？韓紅星又想起黃老師常掛嘴邊的話——考不上，城裏的待業去吧，鄉下去種田去吧。
直到此時，韓紅星才體會到這句話的真意，不由得慶幸起自已是城裏人，可以享受到“待業”的待遇。
班裏同學農村的住校，縣城的走讀，大家身份不同，作息時間不同，不經意間形成兩個世界，老師也用“待業”和“迴家種田”兩種命運鞭策同學們努力學習。農村的同學要改變命運得跳出農門，唯一途徑是考上大學，才能將戶口從農村遷到城裏並安排工作；縣城的同學就是考不上大學也能通過招工找一份工作，所以，農村的同學為了能考上大學往往更拚，可即使這樣，能考上的仍鳳毛麟角。
對於韓紅星這代來說，大學夢是漸行漸近的事。
上小學時，同學們都是紅小兵，在學校裏學工、學農、學軍比學文化更重要，周圍的哥哥姐姐從學校畢業後，上山下鄉是最光榮的事。恢複高考後，黃海鎮上人視考上大學為中狀元，因為能考上的太少，沒有哪家敢有自家出大學生的奢望。
讀初中時，紅小兵已改稱為少先隊員，上麵也沒有上山下鄉政策了，高中畢業後考不上大學可以參加招工考試，成績好的可到全民單位，成績不好的隻能到集體單位，工資待遇有差別，人們已能認識到學習的重要性。
等上了高中，上麵在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幹部年輕化、知識化，政策輻射到黃海縣，全縣上下到處找年輕的、有文憑的人提撥重用，可大學生本就稀缺，能分到縣城的更少，於是有中專文憑的也提撥重用。以前在單位當到一把手要到50歲左右年齡，這兩年為了順應潮流，有文憑的人越年輕提拔得越快。重視知識的改革終於觸動了每個人的神經，大人們期望家庭裏能出個大學生興旺門庭；學生們期望自己能考上大學功成名就。
韓紅星不是個心路高的人，對上大學本沒有太大野心，隻想高中畢業後找份工作。進入高中後，追求升學率的教育模式讓每個同學都認為考不上大學就是失敗，母親對自己上大學也寄予了太高的期望，才讓自己有了考上大學的夢想，可結果卻是失望。
王義軍寄信迴來，告訴大家他學的是電子專業，說大學裏有教授，可同時替幾百人上課；大學裏不再男女授受不親，男生和女生可以在一起唱歌跳舞，還有金發碧眼的外國同學；大學裏老師不再為學習的事沒完沒了地嘮叨，讓人喘不過氣來；周末假日可以出去逛商場、動物園，公共汽車一直通到校門口。總之，外麵的世界很精彩。
讀這封信的三個人無緣大學門，體會不到外麵的精彩。小工才做了不到一個月，攢路費的計劃就流產，原因是李愛民已找到工作：他符合頂替政策，準備到食品公司頂替他父親上班，手續正在做，很快去單位報到。
“這是件大好事啊，有幾個單位能比吃肉不上計劃的食品公司好！”韓紅星和劉向陽一致認為。
“可是，說好了一起闖深圳的，現在卻失言了！”李愛民高興的同時也不好意思。
“其實我媽也早跟我念叨，說寧願在家待業也不到工地做工，就怕出事故。”劉向陽一直不好意思說他的狀況：“街道照顧我家，已答應讓我到街道的菜場裏做管理員，工資8角，雖少二角錢一天，但比工地安全，也輕巧。”
本來，黃海鎮人哪怕一直待業下去，也沒人肯當建築工人，既危險又苦，還沒麵子。當初三個人隻為一個不切實際的想法，才到工地來做小工，現在李愛民找到工作要散夥，韓紅星也看不到去深圳的希望，既然大家都失了奮鬥目標，也就沒必要將小工繼續往下做，於是決定，等幹滿一個月，領到工錢走人。
父親從十幾歲開始幹建築這行，先在工地上做小工，後來拜師學了瓦匠手藝，幹久了成為正式工，十多年前老隊長退休，父親因為人老實本分又兼念過私塾識得些字，被工友們選為隊長，一直幹到今天。
三個人被安排在酒廠的工地，工資一塊錢一天。第一天幹的活是用翻鬥車推石子，將石子從幾百米廠外的小洋河邊運到廠裏施工場地。
先由師傅做示範，用鍁將石子鏟進車鬥，裝滿後用雙手抬起鬥車的兩個把手，稍帶點勁就能將車往前推，到了目的地將把手往高處抬，車鬥便隨石子往前麵地上翻灑，緊接著將車把倒拉，車鬥隨車身離開石子堆，再抬起車把，車鬥又迴到車身，整個動作一氣嗬成。
韓紅星從小到大沒少在工地上玩，常看到工人幹這樣的活，可看似簡單的動作，到了自己手上卻分外的難。就說鏟石子，看似簡單，可一鐵鍁下去石子沒鏟到幾顆，卻鏟出火星來，虎口也震得酸麻；裝石子也有講究，重心隻能在車軲轤附近，靠後了車把重，運起來費勁，靠前了車鬥會前翻。經過半天的摸索，三個人好不容易能將石子運起來。
扛水泥、搬磚頭、拌混凝土，十幾天小工做下來，手上已滿是老繭，不過渾身的酸痛倒慢慢沒有了。閑下來時，掰著指頭算發工錢的日子，期盼早點湊足路費錢。
有時也在酒廠裏四處溜，發現瓶裏裝的、壇裏封的、缸裏儲的，旮旮旯旯的地方全是標著“黃海大曲”的酒。聽會喝酒的師傅們說，最好喝的是那窖裏的原漿酒，好酒的師傅們總找機會去嚐上二口，酒廠裏有俗成的規矩，在廠裏喝酒不叫喝，叫品，算是正當行為沒人計較。李愛民說等哪天發工資時，由他負責弄好吃的，也喝迴那窖裏的酒，一來慶祝下掙到錢，二來也嚐一迴好酒的滋味。
李愛民的父親年輕時殺豬，因為有這門手藝，被食品公司雇去當屠宰工，年頭幹久了轉為正式工，在食品門市賣豬肉，黃海鎮憑票供應的豬肉都到這個門市買，8角錢一斤。現在雙軌製，市場也有黑市肉，要2塊多一斤，尋常人家不遇事不買這麽貴的肉。
柴米油鹽是過日子頭等大事，肉有油水，而大家最缺的就是油水，所以，吃肉問題是黃海鎮居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亦已形成了黃海鎮的食**化。
先說買肉：到了食品門市，先憑豬肉供應證和現金到收款員那裏開付貨單，上麵有排序，一匹肉上案是按順序賣的，賣到的這刀肉你看中了就下手買，沒看中就繼續等，大家都看中時，按先來後到順序，童叟無欺；肉貴，買了肉的人一般會較秤，如果2斤肉少五、六錢，買肉人會覺得正常，因為一刀肉剁下去，過完秤再用砍刀將骨頭剁開，總有肉沬骨隙掉下來，就應該折點秤，要不賣肉人就折本了。但假如秤少得再多，就要“少一罰十”了。
再說賣肉：每天從食品公司運來多少肉，就開多少斤付貨單，買肉的人多，來遲的買不到；買肉的人不多，沒賣完的肉上繳公司。肉的問題是市民們的敏感問題，所以肉不好賣，秤高了肉賣折了賠不起，秤低了買肉的不答應，弄不好觸犯眾怒。李愛民父親在黃海鎮人稱李一刀，過去殺豬時一刀斃命，現在賣肉也一刀準——接過買家的付貨單瞄一眼斤兩，將付貨單往案板邊細鋼釺上一戳，提起砍刀就剁下去，上秤一過，至多再補點上去，砍成塊，用油紙包上，隔著案板遞進買家的菜藍子裏，一筆交易轉眼完成。賣肉製度也健全，不僅有“少一罰十”的公示牌，買家會自行監督，公司也會突然來盤貨，將你戳在案上的付貨單和沒賣完的肉加起來與總的重量核對，超出規定的誤差就是問題，要麽得賠錢，要麽有貪汙嫌疑，因此，沒人敢不按規矩。
最幸福的是吃肉：大多數黃海鎮人喜歡買較肥的肉迴家，肉白熬油，熬好的油鎖在碗櫃裏，缺油時拿出來補，家裏小孩哪個表現好可以拿出來做獎勵，吃飯時打開碗櫃上的鎖，用筷子挑點豬油放到表現好的飯碗裏，吃到的特神氣，沒吃到的聞著油香流口水，決心下次也表現好，爭取得到這麽奢侈的獎勵；將熬過油的肉渣和瘦肉、骨頭下鍋，就是一個家庭十天八日內最好的一頓夥食，姐姐讓著弟弟，妹妹讓著哥哥，吃到的肉少，吃到的幸福多；左鄰右舍聞得肉香，會在自家的飯桌上討論，哪天也美美地吃頓肉。
李愛民最讓同學們羨慕的是吃肉不上計劃，不是因為他家有特權，黃海鎮沒有哪家敢有特權，運動一個接一個搞了多少年，大家不敢不守規矩，現在運動不搞了，但規矩意識還在。李愛民家能吃到不上計劃的肉，是因為有時門市裏肉賣不完上交到公司，公司怕豬肉變質會折價處理，也無須憑供應證買，所以才靠山吃山，吃到不上計劃且便宜的肉。城鎮戶口每人每月有2斤肉票供應，一般5口之家每星期能吃上一頓肉。
劉向陽家四口人每月有8斤肉票，極少舍得買肉吃，而是托李愛民父親，等哪天有豬板油賣時通知他家，將板油買迴來熬油，可以省下買食油的錢，油渣還能當肉吃解饞。
劉向陽家日子苦，他父親生前是橋梁隊工人，在一次橋下施工時被橋上掉下的石板砸死，留下六歲的他和兩個更小的妹妹，就靠他母親每個月二十多元的工資養活。直到他大妹妹劉向紅去年招工到朝陽飯店上班，家裏的日子才好起來。
九月的天陰雨綿綿，工地隻能在室內作業，搞搞粉刷、做做雜事。小工的活是輕鬆了，可韓紅星的心情卻像外麵的天，很沉很沉。對比兩個月前坐在一個教室的同學們，經過一場考試，結果上大學的上大學，做苦力的做苦力。
自從李愛民提出去深圳闖的目標，大家為了路費憋足勁在工地上幹，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韓紅星生出想法：即便到了深圳又能幹啥？難道自己有什麽本領在這裏無法施展而到了深圳就能發揮嗎？電視上總宣傳深圳歡迎人才，可自己算人才麽？也曾跟著課本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可一旦考不上大學，連推個翻鬥車都推不好，能有什麽本領去闖深圳？
看不到出去闖的希望，就隻能坐等命運的安排。會有怎樣的命運安排自己？韓紅星又想起黃老師常掛嘴邊的話——考不上，城裏的待業去吧，鄉下去種田去吧。
直到此時，韓紅星才體會到這句話的真意，不由得慶幸起自已是城裏人，可以享受到“待業”的待遇。
班裏同學農村的住校，縣城的走讀，大家身份不同，作息時間不同，不經意間形成兩個世界，老師也用“待業”和“迴家種田”兩種命運鞭策同學們努力學習。農村的同學要改變命運得跳出農門，唯一途徑是考上大學，才能將戶口從農村遷到城裏並安排工作；縣城的同學就是考不上大學也能通過招工找一份工作，所以，農村的同學為了能考上大學往往更拚，可即使這樣，能考上的仍鳳毛麟角。
對於韓紅星這代來說，大學夢是漸行漸近的事。
上小學時，同學們都是紅小兵，在學校裏學工、學農、學軍比學文化更重要，周圍的哥哥姐姐從學校畢業後，上山下鄉是最光榮的事。恢複高考後，黃海鎮上人視考上大學為中狀元，因為能考上的太少，沒有哪家敢有自家出大學生的奢望。
讀初中時，紅小兵已改稱為少先隊員，上麵也沒有上山下鄉政策了，高中畢業後考不上大學可以參加招工考試，成績好的可到全民單位，成績不好的隻能到集體單位，工資待遇有差別，人們已能認識到學習的重要性。
等上了高中，上麵在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幹部年輕化、知識化，政策輻射到黃海縣，全縣上下到處找年輕的、有文憑的人提撥重用，可大學生本就稀缺，能分到縣城的更少，於是有中專文憑的也提撥重用。以前在單位當到一把手要到50歲左右年齡，這兩年為了順應潮流，有文憑的人越年輕提拔得越快。重視知識的改革終於觸動了每個人的神經，大人們期望家庭裏能出個大學生興旺門庭；學生們期望自己能考上大學功成名就。
韓紅星不是個心路高的人，對上大學本沒有太大野心，隻想高中畢業後找份工作。進入高中後，追求升學率的教育模式讓每個同學都認為考不上大學就是失敗，母親對自己上大學也寄予了太高的期望，才讓自己有了考上大學的夢想，可結果卻是失望。
王義軍寄信迴來，告訴大家他學的是電子專業，說大學裏有教授，可同時替幾百人上課；大學裏不再男女授受不親，男生和女生可以在一起唱歌跳舞，還有金發碧眼的外國同學；大學裏老師不再為學習的事沒完沒了地嘮叨，讓人喘不過氣來；周末假日可以出去逛商場、動物園，公共汽車一直通到校門口。總之，外麵的世界很精彩。
讀這封信的三個人無緣大學門，體會不到外麵的精彩。小工才做了不到一個月，攢路費的計劃就流產，原因是李愛民已找到工作：他符合頂替政策，準備到食品公司頂替他父親上班，手續正在做，很快去單位報到。
“這是件大好事啊，有幾個單位能比吃肉不上計劃的食品公司好！”韓紅星和劉向陽一致認為。
“可是，說好了一起闖深圳的，現在卻失言了！”李愛民高興的同時也不好意思。
“其實我媽也早跟我念叨，說寧願在家待業也不到工地做工，就怕出事故。”劉向陽一直不好意思說他的狀況：“街道照顧我家，已答應讓我到街道的菜場裏做管理員，工資8角，雖少二角錢一天，但比工地安全，也輕巧。”
本來，黃海鎮人哪怕一直待業下去，也沒人肯當建築工人，既危險又苦，還沒麵子。當初三個人隻為一個不切實際的想法，才到工地來做小工，現在李愛民找到工作要散夥，韓紅星也看不到去深圳的希望，既然大家都失了奮鬥目標，也就沒必要將小工繼續往下做，於是決定，等幹滿一個月，領到工錢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