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州知州劉令譽被鍾得五等人帶著聖旨抓捕之後，就地處斬，其身在蒲州的家人親眷也都被錦衣衛帶走，預備交給正在河南募兵的李信，將他們充軍旅順。
而新任的蒲州知州史可法，也正在趕來蒲州的路上。
崇禎元年恩科的狀元公史可法，自到翰林院任職之後，眼看著此前的好友牛聚明、李信，甚至翰林院的同僚張溥，一個個都幹出了一番事業，心中早就按耐不住了，一再上書自請外任，不遠再在翰林院當個花瓶一樣的閑官。
既然如此，崇禎皇帝自然也沒有不同意的道理，為了讓他給朝中那些不願離京外任的清流們做個榜樣，崇禎皇帝這一次，直接將他任命為蒲州的知州。
京官外任通常要提拔一級，這一次，崇禎皇帝將史可法提拔了兩級，從一個從六品的翰林院修撰，直接提拔為正五品的蒲州知州。
對於山西剿賊前線的一係列安排和調整結束之後，崇禎皇帝的注意力很快就轉移到了其他地方。
明末的各種亂象簡直是多如牛毛，即便是如今這位崇禎皇帝，若是事事關心、事事關注的話，也遲早會如同曆史上原本的那位一樣，累個半死，也一樣是徒勞無功。
就在山西境內的賊亂告一段落的同時，遠遠嶺南的廣東也爆發了苗瑤民亂，居住山中的苗瑤亂民們，推舉了一個名叫陳萬的人為首領，在粵北連平、韶關等地占山為王。
對此，崇禎皇帝除了下旨兩廣總督王之臣召集兵馬平亂之外，真是焦頭爛額，毫無辦法。
根據王之臣和錦衣衛南鎮撫司的奏報，這一次的粵北民亂居然與廣東的開海通商也有關聯。
這個名叫陳萬的人，是粵北連平一個世世代代依靠種藍、製藍（一種染料）為生的種藍製靛業行會的會首。
藍，是一種染料，俗稱染草，過去主要是用來製作染布使用的靛藍色染料。
過去廣東一帶乃至南方需要的藍靛染料，多數都是由這些居住在山上的苗族、瑤族人製取收售，是廣州、佛山等地染布業的唯一藍靛來源。
可是隨著兩廣總督王之臣在廣東雷厲風行地大搞開海通商，廣東本地的藍靛不僅沒有賣出去，反而因為廣州、佛山等地布商、綢緞商有了更多更好的選擇而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年年都是二月種，五月收的藍靛，到了今年五月份的時候，突然就沒有人要了。
世世代代依靠種藍製靛為生的粵北苗瑤村寨，一下子陷入了絕境之中，又加上粵北山區多年的幹旱饑荒，以及官府征糧支應朱燮元的西南平亂作戰，粵北的群山就像是遇到了火星子的幹柴一樣，一下子就被點燃了。
不過，當崇禎皇帝說道粵北民亂的消息之後，並沒有感到有多麽的可怕，因為即使沒有開海通商，這樣的事情在曆史上也仍然發生了，不過是晚發生了兩年罷了。
最重要的是，在粵北苗瑤居住區發生的這一場民亂，不出一年就被平定下去了。
但是令崇禎皇帝惱火的是，由於粵北製藍業行會工人和種藍的山區苗瑤一起聚眾作亂，倒是讓朝野之間對於之前的開海通商，再一次出現了爭論的苗頭。
本來還算是配合王之臣推行開海通商政策的廣東巡撫王尊德，對開海通商的態度，隨即發生了變化，與王之臣鬧掰了，上書彈劾王之臣厚待海外番商而不恤治內百姓，請求朝廷重新考慮開海通商之策。
他在朝廷的上書中寫道：“番商百貨通行，而粵民百業凋敝，今日種藍製靛之九連苗瑤作亂，皆因驟開市舶，番商雲集，番貨流行。若不廢止廣州市舶，而粵民變亂必不止！”
到最後，廣東巡撫王尊德還在奏疏中說，朝廷本來是想通過開海通商謀取市舶重利，為朝廷開拓一個新的財源，可是“如今利益未見，而其弊已顯”，若不懸崖勒馬，到時候廣東各行各業都會麵臨“種藍製靛之苗瑤”的境況，到了那個時候，後果可就不堪設想了。
不管怎麽說，如今這位崇禎皇帝可是擁有一顆來自後世的靈魂，所以，他對王尊德上書談及的情況和現象，是完全能夠理解的。
就是說，單憑後世的常識，他也知道開海通商之後發生在廣東的情況到底是怎麽一迴事情。
但是，理解歸理解，對於王尊德叫停開海通商的結論和主張，他卻是不能接受的。
無論如何，他也不會允許如今的大明朝再迴到過去的禁海或者半禁海，也就是閉關鎖國或者半鎖國的封閉狀態之中去。
就在收到來自廣東和南京的奏疏之後，崇禎皇帝讓人請來了在京的閣臣以及戶部和吏部尚書。
王尊德的上書送進通政司之後，首先就分送到了內閣，所以內閣首輔李國鐠和閣臣徐光啟兩位都是看過的，不過他們知道皇帝對於開海通商的態度，所以在票擬之中，除了提議讓兩廣總督府停征支應西南的糧餉配額之外，就是建議南京兵部盡快征調閩浙兵馬入粵，與兩廣總督府一起南北夾擊，剿滅陳萬之亂。
內閣對於廣東開海通商的問題隻字未提，對於王尊德的主張既沒有表示支持，也沒有亮明態度反對。
崇禎皇帝看了之後就明白了，李國鐠和徐光啟對於王尊德指出的問題也是心有戚戚，有著一種同情的理解，但又非常明白，皇帝不可能叫停開海通商，所以幹脆隻字不提。
不過崇禎皇帝卻不能放任這樣的苗頭，內閣的票擬隻字不提可以，但是他作為皇帝卻不能王尊德的主聽之任之。
製靛業行會的小會首陳龍領導下的苗瑤民亂，雖然是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與開海通商的大政方針比較起來，卻是一個小問題。
聽了吏部尚書對王尊德生平及官品的介紹之後，崇禎皇帝對在座的幾位重臣說道：“開海通商乃是國家大政，既已昭告天下，豈可朝令夕改？！廣東巡撫王尊德上書所言斷不可行！
“廣州開設市舶司，鼓勵商民出海或者番商停靠，一定會有一些問題，但是有了問題可以解決，而不是因噎廢食，從此閉關鎖國。
“閉關鎖國對於製靛業者乃至廣東各行各業，短期看雖有小利，但是長遠看，於國於民卻有大不利。
“諸位愛卿都是朝廷重臣，其中的道理，自然不用朕再多說。四月以來，廣州、泉州、寧波、上海、登州五處市舶司皆有報告，戶部南北榷政使司想必也甚清楚，如今雖然未見重利，但其收益已是可觀，五處市舶司上繳戶部關稅銀兩已過二十萬兩，廣州一地獲利尤豐。假以時日，朝廷又何愁財源枯竭！
“因此之故，不論京師地方官員，再有倡言廢市舶者，一律革職論罪！”
趁著皇帝喝茶潤嗓的機會，戶部尚書畢自嚴連忙說道：“今春陛下詔令廣州等五處設港通商以來，除登州市舶司來往商船較少，稅銀未見其利以外，廣州、泉州、寧波、上海新設海港，收繳往來商船之稅銀，皆可與漳州月港相媲美。
“臣也認為，朝廷開海通商如今不過數月，成效已經初顯，假以時日，必將是朝廷一大財源。是以，廢止市舶，叫停開海通商決不可行。”
戶部尚書畢自嚴儼然是如今大明朝的財政專家，他這麽說了之後再說開海通商“其利未見，而其弊已顯”的說法，也就立不住腳了。
這時，內閣首輔李國鐠斟酌著說道：“陛下，臣看廣東巡撫王尊德上書所言，也並非全無道理。開海通商於國有大利益，自不待言，然而番商雲集，番貨流行，對於依靠百工為生的升鬥小民來說，終究有所損害，不可不防也。
“以臣之間，戶部與南北榷政使司還是要盡快拿出一個關稅條例，大明本已豐足之物產，再行輸入者課以重稅，而大明緊缺之物產輸出者課以重稅，而對輸入者課以輕稅乃至無稅。”
聽完這話，崇禎皇帝看著畢自嚴說道：“李愛卿所說不錯，製定關稅條例的事情，就交給戶部與南北榷政使司了，盡快商定條例，報朕審閱。”
說完了這話，崇禎皇帝看著幾位大臣說道：“開海通商，是朕欽定之國策，絕不容許有任何之動搖。王尊德既已明確主張廢止廣州市舶司，那麽他就不能再任廣東巡撫。內閣傳朕旨意，即日起免去王尊德廣東巡撫一職，勒令其致仕歸籍。”
而新任的蒲州知州史可法，也正在趕來蒲州的路上。
崇禎元年恩科的狀元公史可法，自到翰林院任職之後，眼看著此前的好友牛聚明、李信，甚至翰林院的同僚張溥，一個個都幹出了一番事業，心中早就按耐不住了，一再上書自請外任，不遠再在翰林院當個花瓶一樣的閑官。
既然如此，崇禎皇帝自然也沒有不同意的道理，為了讓他給朝中那些不願離京外任的清流們做個榜樣，崇禎皇帝這一次，直接將他任命為蒲州的知州。
京官外任通常要提拔一級，這一次，崇禎皇帝將史可法提拔了兩級，從一個從六品的翰林院修撰，直接提拔為正五品的蒲州知州。
對於山西剿賊前線的一係列安排和調整結束之後，崇禎皇帝的注意力很快就轉移到了其他地方。
明末的各種亂象簡直是多如牛毛，即便是如今這位崇禎皇帝，若是事事關心、事事關注的話，也遲早會如同曆史上原本的那位一樣，累個半死，也一樣是徒勞無功。
就在山西境內的賊亂告一段落的同時，遠遠嶺南的廣東也爆發了苗瑤民亂，居住山中的苗瑤亂民們，推舉了一個名叫陳萬的人為首領，在粵北連平、韶關等地占山為王。
對此，崇禎皇帝除了下旨兩廣總督王之臣召集兵馬平亂之外，真是焦頭爛額，毫無辦法。
根據王之臣和錦衣衛南鎮撫司的奏報，這一次的粵北民亂居然與廣東的開海通商也有關聯。
這個名叫陳萬的人，是粵北連平一個世世代代依靠種藍、製藍（一種染料）為生的種藍製靛業行會的會首。
藍，是一種染料，俗稱染草，過去主要是用來製作染布使用的靛藍色染料。
過去廣東一帶乃至南方需要的藍靛染料，多數都是由這些居住在山上的苗族、瑤族人製取收售，是廣州、佛山等地染布業的唯一藍靛來源。
可是隨著兩廣總督王之臣在廣東雷厲風行地大搞開海通商，廣東本地的藍靛不僅沒有賣出去，反而因為廣州、佛山等地布商、綢緞商有了更多更好的選擇而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年年都是二月種，五月收的藍靛，到了今年五月份的時候，突然就沒有人要了。
世世代代依靠種藍製靛為生的粵北苗瑤村寨，一下子陷入了絕境之中，又加上粵北山區多年的幹旱饑荒，以及官府征糧支應朱燮元的西南平亂作戰，粵北的群山就像是遇到了火星子的幹柴一樣，一下子就被點燃了。
不過，當崇禎皇帝說道粵北民亂的消息之後，並沒有感到有多麽的可怕，因為即使沒有開海通商，這樣的事情在曆史上也仍然發生了，不過是晚發生了兩年罷了。
最重要的是，在粵北苗瑤居住區發生的這一場民亂，不出一年就被平定下去了。
但是令崇禎皇帝惱火的是，由於粵北製藍業行會工人和種藍的山區苗瑤一起聚眾作亂，倒是讓朝野之間對於之前的開海通商，再一次出現了爭論的苗頭。
本來還算是配合王之臣推行開海通商政策的廣東巡撫王尊德，對開海通商的態度，隨即發生了變化，與王之臣鬧掰了，上書彈劾王之臣厚待海外番商而不恤治內百姓，請求朝廷重新考慮開海通商之策。
他在朝廷的上書中寫道：“番商百貨通行，而粵民百業凋敝，今日種藍製靛之九連苗瑤作亂，皆因驟開市舶，番商雲集，番貨流行。若不廢止廣州市舶，而粵民變亂必不止！”
到最後，廣東巡撫王尊德還在奏疏中說，朝廷本來是想通過開海通商謀取市舶重利，為朝廷開拓一個新的財源，可是“如今利益未見，而其弊已顯”，若不懸崖勒馬，到時候廣東各行各業都會麵臨“種藍製靛之苗瑤”的境況，到了那個時候，後果可就不堪設想了。
不管怎麽說，如今這位崇禎皇帝可是擁有一顆來自後世的靈魂，所以，他對王尊德上書談及的情況和現象，是完全能夠理解的。
就是說，單憑後世的常識，他也知道開海通商之後發生在廣東的情況到底是怎麽一迴事情。
但是，理解歸理解，對於王尊德叫停開海通商的結論和主張，他卻是不能接受的。
無論如何，他也不會允許如今的大明朝再迴到過去的禁海或者半禁海，也就是閉關鎖國或者半鎖國的封閉狀態之中去。
就在收到來自廣東和南京的奏疏之後，崇禎皇帝讓人請來了在京的閣臣以及戶部和吏部尚書。
王尊德的上書送進通政司之後，首先就分送到了內閣，所以內閣首輔李國鐠和閣臣徐光啟兩位都是看過的，不過他們知道皇帝對於開海通商的態度，所以在票擬之中，除了提議讓兩廣總督府停征支應西南的糧餉配額之外，就是建議南京兵部盡快征調閩浙兵馬入粵，與兩廣總督府一起南北夾擊，剿滅陳萬之亂。
內閣對於廣東開海通商的問題隻字未提，對於王尊德的主張既沒有表示支持，也沒有亮明態度反對。
崇禎皇帝看了之後就明白了，李國鐠和徐光啟對於王尊德指出的問題也是心有戚戚，有著一種同情的理解，但又非常明白，皇帝不可能叫停開海通商，所以幹脆隻字不提。
不過崇禎皇帝卻不能放任這樣的苗頭，內閣的票擬隻字不提可以，但是他作為皇帝卻不能王尊德的主聽之任之。
製靛業行會的小會首陳龍領導下的苗瑤民亂，雖然是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與開海通商的大政方針比較起來，卻是一個小問題。
聽了吏部尚書對王尊德生平及官品的介紹之後，崇禎皇帝對在座的幾位重臣說道：“開海通商乃是國家大政，既已昭告天下，豈可朝令夕改？！廣東巡撫王尊德上書所言斷不可行！
“廣州開設市舶司，鼓勵商民出海或者番商停靠，一定會有一些問題，但是有了問題可以解決，而不是因噎廢食，從此閉關鎖國。
“閉關鎖國對於製靛業者乃至廣東各行各業，短期看雖有小利，但是長遠看，於國於民卻有大不利。
“諸位愛卿都是朝廷重臣，其中的道理，自然不用朕再多說。四月以來，廣州、泉州、寧波、上海、登州五處市舶司皆有報告，戶部南北榷政使司想必也甚清楚，如今雖然未見重利，但其收益已是可觀，五處市舶司上繳戶部關稅銀兩已過二十萬兩，廣州一地獲利尤豐。假以時日，朝廷又何愁財源枯竭！
“因此之故，不論京師地方官員，再有倡言廢市舶者，一律革職論罪！”
趁著皇帝喝茶潤嗓的機會，戶部尚書畢自嚴連忙說道：“今春陛下詔令廣州等五處設港通商以來，除登州市舶司來往商船較少，稅銀未見其利以外，廣州、泉州、寧波、上海新設海港，收繳往來商船之稅銀，皆可與漳州月港相媲美。
“臣也認為，朝廷開海通商如今不過數月，成效已經初顯，假以時日，必將是朝廷一大財源。是以，廢止市舶，叫停開海通商決不可行。”
戶部尚書畢自嚴儼然是如今大明朝的財政專家，他這麽說了之後再說開海通商“其利未見，而其弊已顯”的說法，也就立不住腳了。
這時，內閣首輔李國鐠斟酌著說道：“陛下，臣看廣東巡撫王尊德上書所言，也並非全無道理。開海通商於國有大利益，自不待言，然而番商雲集，番貨流行，對於依靠百工為生的升鬥小民來說，終究有所損害，不可不防也。
“以臣之間，戶部與南北榷政使司還是要盡快拿出一個關稅條例，大明本已豐足之物產，再行輸入者課以重稅，而大明緊缺之物產輸出者課以重稅，而對輸入者課以輕稅乃至無稅。”
聽完這話，崇禎皇帝看著畢自嚴說道：“李愛卿所說不錯，製定關稅條例的事情，就交給戶部與南北榷政使司了，盡快商定條例，報朕審閱。”
說完了這話，崇禎皇帝看著幾位大臣說道：“開海通商，是朕欽定之國策，絕不容許有任何之動搖。王尊德既已明確主張廢止廣州市舶司，那麽他就不能再任廣東巡撫。內閣傳朕旨意，即日起免去王尊德廣東巡撫一職，勒令其致仕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