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強}
最近，幾乎所有的音樂電台都推出紀念張國榮逝世一周年的特輯。當然，跟去年他剛死的時候比，聲勢是小多了。我不知道再過些年，是否會有電台推出紀念張國榮辭世十周年的節目——十年，大概是不會了吧。那時流行歌曲的主要消費者都不會再知道張國榮是誰。
“師傅，去國貿商城。”
我不得不暫停我的張國榮，按下另一個按鈕：“乘客您好，歡迎您乘坐某某某公司出租汽車，叫車電話：xxxxxxxx。”
我是個出租車司機。這個城市就是我的辦公室。我熟悉她的每一條街巷就像一個醫生熟悉人體的每一根血管。我不是那種愛和乘客聊天的出租車司機，我更喜歡聽他們說話。從他們的談話片斷裏判斷他們正在聊的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是我的專長。當然我也有判斷失誤的時候，比方說有一次，我拉了一個女大學生。眉清目秀的幹淨女孩，穿著普通的牛仔褲，梳馬尾辮。她的目的地是紅玫瑰歌城，我想一定是她有同學過生日什麽的。她在車上給她聽上去是在外地實習的男朋友打電話，甜蜜了半天，又說剛剛從做家教的那家人家出來，又埋怨那個小孩的腦子硬得像花崗岩。我還微笑了一下，碰上一個未經世事生活幸福的小姑娘總是件高興的事。到了門口，一個滿臉焦急的三陪小姐朝我的車走過來，我還以為我又可以拉一筆活，沒想到她拉開車門朝裏麵嚷：“你怎麽迴事？王經理都發脾氣了。”“我有什麽辦法？”這女學生的聲音還是嫩嫩的，“輔導員今天硬摁著我們幾個寫入黨申請書，誰請假都不行……”
她付錢下車的時候我看見她肩上巨大的牛仔包，我想那裏麵應該裝著她的“行頭”和化妝品吧？我不是沒有見過做小姐的女大學生，但是這個——我隻能說她的人格已經分裂到一定境界。一般情況下，如果那些乘客在電話裏說謊的話，他或許騙得了電話那頭的人，但騙不過我。這次，我碰上了高手。
希區柯克說過：世界上的人隻有兩種，一種是偷窺者，一種是被偷窺者。這女孩嘲弄了我作為一個偷窺者隱蔽的自尊心。不過我倒是希望我能多碰上幾個這樣的乘客，這有助於提高我的判斷力。正如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一樣，判斷力是我們偷窺者的本錢。
天楊曾經說過：“肖強，我覺得你像王家衛電影裏的人物。”這話說得我心裏一驚：這小丫頭。那是一九九五年，天楊和江東上高二，我當時還是他們中學門口的音像店的小掌櫃。天楊第一次走進我店裏來的時候
，兩條麻花辮垂在胸前，藏藍色的背帶裙和白色的短袖襯衫。那是她們的校服，可是很少能有女孩子穿出那種幹淨的味道。她抬起頭衝我一笑，“老板，有《阿飛正傳》嗎？”她毫無遮攔地看著我的眼睛。“有。”我拿出來給她，“好幾年前的片子了，你沒看過？”“看過，”她笑笑，“看過好幾次了。我喜歡張國榮。”
她舒展地微笑著。仔細看，她談不上漂亮。但她的潔淨是從裏到外散發出來的。
那時候她十六歲，十六歲的她肯定不會想到，她二十五歲那年，張國榮就已經不在了。
那時候我十九歲半，那時的我也沒想到，二十八歲的我會變成一個taxidriver。可是遠沒有西科塞斯的taxidriver那麽有血性。最多隻能像王家衛關錦鵬電影裏的人物一樣，躲在暗處以洞察力為樂。說真的，有時這令我自己感到羞恥。不過我很會自我安慰，現如今這世上還剩得下幾個有血性的人了？就連西科塞斯自己，也在榮華富貴歌舞升平裏墮落到了《紐約黑幫》的地步。
你看出來了吧？我是一個影迷。我初二就學古惑仔砍人，為此進過工讀學校。後來老媽把全部積蓄拿出來，又東挪西借地才幫我盤下那個小店。因為從此有了看不完的電影我也不再出去混。再後來我把店賣掉，用這幾年的錢買下我的綠色捷達。十幾年，幾句話也就說完了。
有時我的乘客中會有一兩個昔日的顧客。那所紅色花崗岩學校的學生。他們已不再認得出我。有時我的車會經過那所紅色花崗岩學校，校門口的學生依舊熙熙攘攘，打架的，嬉笑的，談戀愛的，跟那些年一模一樣。他們依然會三三兩兩走到我的音像店裏——不，現在那兒已經變成一家蛋糕店了。這時候我就會想起天楊，想起江東，想起我們一起喝著啤酒看《霸王別姬》，想起那些他倆從晚自習的教室裏溜出來找我的夏夜——路燈把銀杏樹的葉子映得碧綠，綠成了一種液體。我這麽說的時候江東笑著打斷我，“那叫‘青翠欲滴’，還‘一種液體’，說得那麽曖昧。我看是你教育受得太少了。”天楊和方可寒於是大笑，女孩子的笑聲迴蕩在空空的街道上，好聽得很。
江東喜歡損我。不過我不介意，他是我哥們兒。第一次，他跟著天楊走進我店裏，天楊對我說：“老板，這是我男朋友。”當時我想，這就對了。江東不是個英俊的男孩子。我跟他們學校的學生很熟，認識他們的四大俊男和四大美女。我說過了天楊也談不上多漂亮。可是他倆站在一起就像是一個電影
鏡頭。沒錯，他倆身上都有一種不太屬於這個人間的東西。把他們放在行人如織的街道上，你不會覺得他們是“行人”中的一分子，而會覺得所有的行人，所有的噪音，包括天空都是他倆的背景。
很自然地，我和他們的友誼隻能維持到他們畢業。他們上大學之後，他們的學弟妹裏又有幾個會成為我的哥們兒，無論如何，我隻能做他們高中時代的朋友。
上一次見到江東是前年。他打開車門坐進後座，“去北明中學。”北明就是那座紅色花崗岩學校。我於是迴頭看了這乘客一眼。他愣了，“肖強。”我說：“江東。”
他是個大人了，西裝革履，一副上班族的模樣。臉上有了風塵氣，不過不是那種猥瑣的風塵氣。我相信他走到街上的樣子依然和眾人不盡相同。他笑笑，“肖強，有空嗎？咱們喝酒去。”我說下次吧我還得開車。他說對對對我糊塗了。然後我按下了計價器。
我問：“你是迴來看你爸媽？”他的家就在北明中學裏麵，他老爸是那所跩得要命的學校的校長。
他說：“對。我就要移民去加拿大了。迴來再陪他們過一個年。”
我笑，“別說得這麽不吉利。”
他也笑。他付錢下車的時候我對他說：“你保重。”他說：“你也一樣。”
然後我就順著路開到了五百米外的河堤上。這城市有一條河。這些年我最高興的事情便是人們終於治理了這條河。曾經，說它是河簡直太給它麵子了——臭水溝還差不多。早已斷流不說，還被兩岸的工廠汙染得一塌糊塗。還是天楊形容得到位，那年她在一篇作文裏寫到過這河：“它是黃河的支流，已經苟延殘喘了幾千年——我就不用‘女’字邊的‘她’了，沒有女人願意像它一樣。”我還是那句話：這小丫頭。
最近，幾乎所有的音樂電台都推出紀念張國榮逝世一周年的特輯。當然，跟去年他剛死的時候比，聲勢是小多了。我不知道再過些年，是否會有電台推出紀念張國榮辭世十周年的節目——十年，大概是不會了吧。那時流行歌曲的主要消費者都不會再知道張國榮是誰。
“師傅，去國貿商城。”
我不得不暫停我的張國榮，按下另一個按鈕：“乘客您好，歡迎您乘坐某某某公司出租汽車，叫車電話：xxxxxxxx。”
我是個出租車司機。這個城市就是我的辦公室。我熟悉她的每一條街巷就像一個醫生熟悉人體的每一根血管。我不是那種愛和乘客聊天的出租車司機，我更喜歡聽他們說話。從他們的談話片斷裏判斷他們正在聊的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是我的專長。當然我也有判斷失誤的時候，比方說有一次，我拉了一個女大學生。眉清目秀的幹淨女孩，穿著普通的牛仔褲，梳馬尾辮。她的目的地是紅玫瑰歌城，我想一定是她有同學過生日什麽的。她在車上給她聽上去是在外地實習的男朋友打電話，甜蜜了半天，又說剛剛從做家教的那家人家出來，又埋怨那個小孩的腦子硬得像花崗岩。我還微笑了一下，碰上一個未經世事生活幸福的小姑娘總是件高興的事。到了門口，一個滿臉焦急的三陪小姐朝我的車走過來，我還以為我又可以拉一筆活，沒想到她拉開車門朝裏麵嚷：“你怎麽迴事？王經理都發脾氣了。”“我有什麽辦法？”這女學生的聲音還是嫩嫩的，“輔導員今天硬摁著我們幾個寫入黨申請書，誰請假都不行……”
她付錢下車的時候我看見她肩上巨大的牛仔包，我想那裏麵應該裝著她的“行頭”和化妝品吧？我不是沒有見過做小姐的女大學生，但是這個——我隻能說她的人格已經分裂到一定境界。一般情況下，如果那些乘客在電話裏說謊的話，他或許騙得了電話那頭的人，但騙不過我。這次，我碰上了高手。
希區柯克說過：世界上的人隻有兩種，一種是偷窺者，一種是被偷窺者。這女孩嘲弄了我作為一個偷窺者隱蔽的自尊心。不過我倒是希望我能多碰上幾個這樣的乘客，這有助於提高我的判斷力。正如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一樣，判斷力是我們偷窺者的本錢。
天楊曾經說過：“肖強，我覺得你像王家衛電影裏的人物。”這話說得我心裏一驚：這小丫頭。那是一九九五年，天楊和江東上高二，我當時還是他們中學門口的音像店的小掌櫃。天楊第一次走進我店裏來的時候
，兩條麻花辮垂在胸前，藏藍色的背帶裙和白色的短袖襯衫。那是她們的校服，可是很少能有女孩子穿出那種幹淨的味道。她抬起頭衝我一笑，“老板，有《阿飛正傳》嗎？”她毫無遮攔地看著我的眼睛。“有。”我拿出來給她，“好幾年前的片子了，你沒看過？”“看過，”她笑笑，“看過好幾次了。我喜歡張國榮。”
她舒展地微笑著。仔細看，她談不上漂亮。但她的潔淨是從裏到外散發出來的。
那時候她十六歲，十六歲的她肯定不會想到，她二十五歲那年，張國榮就已經不在了。
那時候我十九歲半，那時的我也沒想到，二十八歲的我會變成一個taxidriver。可是遠沒有西科塞斯的taxidriver那麽有血性。最多隻能像王家衛關錦鵬電影裏的人物一樣，躲在暗處以洞察力為樂。說真的，有時這令我自己感到羞恥。不過我很會自我安慰，現如今這世上還剩得下幾個有血性的人了？就連西科塞斯自己，也在榮華富貴歌舞升平裏墮落到了《紐約黑幫》的地步。
你看出來了吧？我是一個影迷。我初二就學古惑仔砍人，為此進過工讀學校。後來老媽把全部積蓄拿出來，又東挪西借地才幫我盤下那個小店。因為從此有了看不完的電影我也不再出去混。再後來我把店賣掉，用這幾年的錢買下我的綠色捷達。十幾年，幾句話也就說完了。
有時我的乘客中會有一兩個昔日的顧客。那所紅色花崗岩學校的學生。他們已不再認得出我。有時我的車會經過那所紅色花崗岩學校，校門口的學生依舊熙熙攘攘，打架的，嬉笑的，談戀愛的，跟那些年一模一樣。他們依然會三三兩兩走到我的音像店裏——不，現在那兒已經變成一家蛋糕店了。這時候我就會想起天楊，想起江東，想起我們一起喝著啤酒看《霸王別姬》，想起那些他倆從晚自習的教室裏溜出來找我的夏夜——路燈把銀杏樹的葉子映得碧綠，綠成了一種液體。我這麽說的時候江東笑著打斷我，“那叫‘青翠欲滴’，還‘一種液體’，說得那麽曖昧。我看是你教育受得太少了。”天楊和方可寒於是大笑，女孩子的笑聲迴蕩在空空的街道上，好聽得很。
江東喜歡損我。不過我不介意，他是我哥們兒。第一次，他跟著天楊走進我店裏，天楊對我說：“老板，這是我男朋友。”當時我想，這就對了。江東不是個英俊的男孩子。我跟他們學校的學生很熟，認識他們的四大俊男和四大美女。我說過了天楊也談不上多漂亮。可是他倆站在一起就像是一個電影
鏡頭。沒錯，他倆身上都有一種不太屬於這個人間的東西。把他們放在行人如織的街道上，你不會覺得他們是“行人”中的一分子，而會覺得所有的行人，所有的噪音，包括天空都是他倆的背景。
很自然地，我和他們的友誼隻能維持到他們畢業。他們上大學之後，他們的學弟妹裏又有幾個會成為我的哥們兒，無論如何，我隻能做他們高中時代的朋友。
上一次見到江東是前年。他打開車門坐進後座，“去北明中學。”北明就是那座紅色花崗岩學校。我於是迴頭看了這乘客一眼。他愣了，“肖強。”我說：“江東。”
他是個大人了，西裝革履，一副上班族的模樣。臉上有了風塵氣，不過不是那種猥瑣的風塵氣。我相信他走到街上的樣子依然和眾人不盡相同。他笑笑，“肖強，有空嗎？咱們喝酒去。”我說下次吧我還得開車。他說對對對我糊塗了。然後我按下了計價器。
我問：“你是迴來看你爸媽？”他的家就在北明中學裏麵，他老爸是那所跩得要命的學校的校長。
他說：“對。我就要移民去加拿大了。迴來再陪他們過一個年。”
我笑，“別說得這麽不吉利。”
他也笑。他付錢下車的時候我對他說：“你保重。”他說：“你也一樣。”
然後我就順著路開到了五百米外的河堤上。這城市有一條河。這些年我最高興的事情便是人們終於治理了這條河。曾經，說它是河簡直太給它麵子了——臭水溝還差不多。早已斷流不說，還被兩岸的工廠汙染得一塌糊塗。還是天楊形容得到位，那年她在一篇作文裏寫到過這河：“它是黃河的支流，已經苟延殘喘了幾千年——我就不用‘女’字邊的‘她’了，沒有女人願意像它一樣。”我還是那句話：這小丫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