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常有這樣一種怪現象，提到某個人的名字是婦孺皆知，但問起該人的生平和事跡時，卻又是鮮為人知，汪精衛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物。
汪精衛在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大漢奸，可是大家對汪精衛的賣國事跡卻是一問三不知，這也是中國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隻告訴大家他是壞人，卻又不告訴大家他作過什幺壞事，好在中國學生頭腦比較簡單，不喜歡刨根究底，所以曆史老師還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煩。
汪精衛在中國是一個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認為是中國人的恥辱，因此現在的中國曆史教科書中，把汪精衛從辛亥革命和國民黨的曆史中完全抹殺，隻是抗日戰爭的曆史中實在無法抹殺汪精衛的存在，才簡單地提到了汪精衛和他的維新政府。
精衛其實是他的筆名，源自山海經裏精衛填海的故事，含有對革命鍥而不舍之義，而其文章邏輯嚴密，筆鋒銳利，有很大的影響力，以至於像魯迅先生一樣時人隻記住他的筆名，忘記了他的真實名字。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派的勢力大振，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開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取締中國留學生的反政府活動。
盡管日本政府中，對中國留學生的革命行動持同情態度的人很多，但由於考慮到與清政府的外交關係，開始對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反政府活動進行限製，隨後日本文部省發布的禁止中國留學生進行反政府活動的規定，但事實上對中國留學生的反政府活動采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不過日本政府還是迫於清政府的壓力請孫文出國。
此後汪精衛跟隨孫文出走越南和馬來亞等南洋各地，繼續從事革命活動。這時汪精衛已成為孫文最為信賴的親信之一，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在馬來亞的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
陳耕基積極支持孫文的革命，經常為孫文捐錢捐物，孫文則定期向陳耕基贈送《民報》等革命刊物，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非常愛讀《民報》，在孫文等人的革命思想影響下。陳璧君決心以實際行動投身革命。
汪精衛到檳城演講時，台下聽講的陳璧君對汪精衛的風度和才識十分欽服，而汪精衛因為革命的公事不時走訪陳耕基家，所以也經常見到陳璧君，但每次陳璧君與汪精衛見麵都是在母親衛月朗的陪伴下，沒有單獨談過話。
當時雖然兩人之間都很有好感，但還隻是革命同誌的關係，沒有發展到戀人的地步，另外阻礙他們成為戀人的還有另外一層原因。那就是汪精衛和陳璧君都已經和別人訂婚。
根據中國的傳統習慣，陳耕基為陳璧君選了一個華僑巨商的兒子訂了婚，而且準備在近期內就讓陳璧君結婚，不過陳璧君讀了《民報》等宣揚西方個人主義思潮的書報後，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憧憬西方式自己選擇結婚對象的自由結婚。
陳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談到革命，談到自己將來準備投身革命，但她的未婚夫卻思想十分保守。對革命也沒有任何興趣，於是兩人的思想差距越來越大。最終陳璧君終於選擇了退婚。
期初，陳耕基礙於朋友之間的友誼是不同意退婚的，但已經被父母嬌慣的無法約束的陳璧君態度堅決，無奈之下隻好同意讓陳璧君退婚。
汪精衛這邊少年時就父母雙亡，所以長兄汪兆鏞在他十五歲的時候為他選擇了一個同事的女兒劉氏訂了婚。
汪精衛在日本參加革命後，汪兆鏞經常來信訓斥汪精衛忘恩負義。拿了朝廷的公費出國，到國外卻幹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鏞要汪精衛立即懸崖勒馬，放棄革命迴國為朝廷盡忠。
其實汪兆鏞也並非堅決反對汪精衛搞革命，隻是怕汪精衛成為朝廷的罪犯後連累他們整個家族。而汪精衛也明白長兄的用心，在清政府發出對他的通緝令後，汪精衛寫信給汪兆鏞，表示斷絕與家庭的關係，解除婚約。
陳璧君傾心於汪精衛，不僅因為汪精衛的相貌才能，還因為他嚴肅的生活作風，在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賭博酗酒，而汪精衛卻象清教徒一樣生活，被人稱為道學先生，其中最讓陳璧君感動的是汪精衛那革命家不結婚的信念。
汪精衛對陳璧君說革命家生活無著落，生命無保證，革命家結婚必然陷妻子於不幸之中，讓自己所愛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過，然而汪精衛越說不結婚，陳璧君反而越愛汪精衛，但汪精衛卻從來沒有碰過陳璧君一個指頭，因為他不想毀了陳璧君一生的幸福。
在後世，汪精衛真的實踐了他的諾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後便和革命同誌陳璧君結婚，舉行了盛大的婚禮，而汪陳的革命婚姻也在當時一時傳為佳話。
隨後他又為了實踐自己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在與陳璧君舉辦了結婚儀式後攜陳碧君一起赴法留學，中間幾度返國，皆超然於政治之外。
汪精衛婚後也一直嚴守一夫一妻的準則，從來沒有外遇和桃色新聞，汪精衛的道德人品在當時的革命家中是無人可比，估計這也是在抗日戰爭時期陳碧君明知道自己的丈夫在走一條不歸路也要與他風雨同舟的原因。
在審訊汪精衛的時候，肅親王善耆看到從汪精衛身上搜繳的三篇汪精衛的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誌書》之後，感慨萬分，非常佩服汪精衛的人品見識，更佩服汪精衛為革命獻身的精神，這也是汪精衛兩人沒有被判斬立決的主要原因，也讓本打算慷慨赴死的汪精衛在接到免死的判決時有撿來一條命的感覺。
汪精衛入獄後。肅親王善耆親自到獄中看望汪精衛。
汪精衛以前以為清廷的官員都是愚鈍無能的昏官汙吏，沒想到肅親王肯屈身訪問他這個囚犯，而且以禮相待，談吐文雅，讓汪精衛十分吃驚，也很佩服肅親王的見識才幹。後來人們問起汪精衛對肅親王的印象時，汪精衛稱其為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肅親王原想說降汪精衛為清廷效力，但見汪精衛革命誌堅，也就沒有再為難汪精衛，後來肅親王不時來獄中看望汪精衛，兩人之間的關係似乎不是政敵，倒有些近似朋友的關係了。
汪精衛在獄中無事，每日作詩。汪精衛獄中詩作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這首詩從獄中傳出後立即被許多報紙爭相轉載，而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也成為當時革命青年們廣為傳頌的詩句。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
這是白居易放言五首中第三首的詩句，講的是當年周公輔佐成王的時候，在有流言說他懷有篡位的陰謀時，也會感到恐懼。而當年王莽輔佐西漢平帝，尚未篡漢時又表現得謙恭敦厚。禮賢下士。如果周公和王莽都在大家沒弄清楚真相的時候就去世了，那麽他們真正的為人處世的品格就沒人能夠知道了。
這是用周公、王莽故事，說明真偽邪正，日久方驗，不能僅僅經過短時間對人行為的考察，就對他的品德做出評判。而應長期觀察。才能得出正確結論，這也就是中國人常講的蓋棺定論。
汪精衛留學期間，在海外一時有很多革命黨成立，由於中國曆史上就有同鄉結黨的傾向，這些革命黨都建立在同鄉會的基礎上。有孫文的廣東派興中會，黃興、宋仁教的湖南派華興會，章炳麟的浙江派光複會等等，其中以孫文的興中會和黃興的華興會勢力最大。
黃興身材魁梧，儀表堂堂，性格豪放，很有革命家的氣派，很為年青的留學生們所傾倒敬仰，而孫文則身材矮小，說話慎重，在留學生中間的人氣不如黃興高，但孫文提出了一套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比黃興派的單純革命相比，在海外華人中有更大的感召力。
1905年，孫文從美國再次來到日本，汪精衛和胡漢民，朱執信等廣東同鄉一起拜訪孫文，加入了孫文的廣東派興中會。
汪精衛文思敏捷，擅長演講，有很大的組織力和號召力，很快脫穎而出得到孫文的賞識並委以重用。
由於當時的革命黨都是各自為政，力量很分散，這次孫文來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聯合各派的革命黨，組成一個統一的革命黨，於是孫文前往黃興的住所拜訪。
孫文和黃興都是當時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兩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線上，出來沒有見過麵，而黃興對孫文的來訪大喜過望。
在同盟會剛成立的時候，孫文被眾人選為總理，汪精衛作為同盟會的發起人之一，被選為評議部部長，新建的同盟會最初設有三個部，執行部、評議部、司法部，汪精衛當選重要職務的評議部部長就說明汪精衛在革命黨中有相當的影響力。
此時的汪精衛正如詩中王莽未篡位時的情況，在同盟會內勞苦功高，深受會內同誌的敬重，而在國內外華人的眼中也是英雄式的人物，倘若這個時候被滿清政府判個斬立決，他的一世英名決計能夠名垂青史。
然而現實是沒有假設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正值日軍兵鋒正盛的時候他卻冒天下之大不韙出走河內與日本彌合，這對當時的抗日活動是一個莫大的打擊。
如果說汪精衛初時是受日本人的蒙騙以及蔣介石的打壓，但隨著日軍侵華進一步的擴大，任何欺騙行為都將無所遁形，這個時候的汪精衛完全有反正的機會，但是他卻選擇了一口氣與日本走到黑。
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隻有兩個字，權利！
達爾文說人類是從猴子變來的，也就是說人類自生下來就帶有獸性的一麵，隻是人在進化成長和社會的進步中會用理性的思考去學會如何從善棄惡，但不論怎樣人類永遠不會擺脫獸性，在一切的社會活動中人性與獸性是並存的。
一如將要在沙皇俄國發生的那場震驚世界的革命，那些一心想要拯救全世界的革命者在革命勝利後突然發現竟然無人可以遏製自己的權利，於是這些人表麵上以革命者的姿態表明自己的階級立場，實質上在享受特權給他們帶來的獸性樂趣，利用權力來填補他們無盡的**，以至於這個集團的領袖已不再滿足於做人的精神追求，而是選擇了要去做神。
就在汪精衛與肅親王善琦在獄中激烈辯論的時候，徐衛也在朝鮮釜山港布置著他對日作戰的軍事部署。
此時的新澳港軍隊的所有軍事部署對英國政府來說是沒有任何秘密可言的，尤其是英國軍官影響最深的海軍，而此時的英國卻不希望日本步朝鮮的後塵，故而經常將徐衛軍隊的軍事部署告知日本。
搶灘登陸作戰的實施條件非常嚴酷，無論在計劃準備、組織實施、指揮協同、後勤保障等各個方麵，都會較其他進攻樣式更為困難，強渡海區、敵前登陸、背水攻堅帶來的高難度、高損耗和高風險也是其他進攻作戰所無法比擬的，其在作戰中任何環節出現問題都將會造成巨大損失，即便是登陸作戰取得勝利，也可能付出慘痛的代價。
徐衛真正的想要登陸的地點是日本的關東平原，這裏不僅是日本首都東京的所在地，也是日本本土最大的一處平原，屬於人口密集，經濟發達的地區，隻要占領這裏不僅可以摧毀整個日本的政治基礎，還能夠摧毀日本的經濟基礎。(未完待續。。)
汪精衛在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大漢奸，可是大家對汪精衛的賣國事跡卻是一問三不知，這也是中國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隻告訴大家他是壞人，卻又不告訴大家他作過什幺壞事，好在中國學生頭腦比較簡單，不喜歡刨根究底，所以曆史老師還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煩。
汪精衛在中國是一個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認為是中國人的恥辱，因此現在的中國曆史教科書中，把汪精衛從辛亥革命和國民黨的曆史中完全抹殺，隻是抗日戰爭的曆史中實在無法抹殺汪精衛的存在，才簡單地提到了汪精衛和他的維新政府。
精衛其實是他的筆名，源自山海經裏精衛填海的故事，含有對革命鍥而不舍之義，而其文章邏輯嚴密，筆鋒銳利，有很大的影響力，以至於像魯迅先生一樣時人隻記住他的筆名，忘記了他的真實名字。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派的勢力大振，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開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取締中國留學生的反政府活動。
盡管日本政府中，對中國留學生的革命行動持同情態度的人很多，但由於考慮到與清政府的外交關係，開始對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反政府活動進行限製，隨後日本文部省發布的禁止中國留學生進行反政府活動的規定，但事實上對中國留學生的反政府活動采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不過日本政府還是迫於清政府的壓力請孫文出國。
此後汪精衛跟隨孫文出走越南和馬來亞等南洋各地，繼續從事革命活動。這時汪精衛已成為孫文最為信賴的親信之一，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在馬來亞的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
陳耕基積極支持孫文的革命，經常為孫文捐錢捐物，孫文則定期向陳耕基贈送《民報》等革命刊物，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非常愛讀《民報》，在孫文等人的革命思想影響下。陳璧君決心以實際行動投身革命。
汪精衛到檳城演講時，台下聽講的陳璧君對汪精衛的風度和才識十分欽服，而汪精衛因為革命的公事不時走訪陳耕基家，所以也經常見到陳璧君，但每次陳璧君與汪精衛見麵都是在母親衛月朗的陪伴下，沒有單獨談過話。
當時雖然兩人之間都很有好感，但還隻是革命同誌的關係，沒有發展到戀人的地步，另外阻礙他們成為戀人的還有另外一層原因。那就是汪精衛和陳璧君都已經和別人訂婚。
根據中國的傳統習慣，陳耕基為陳璧君選了一個華僑巨商的兒子訂了婚，而且準備在近期內就讓陳璧君結婚，不過陳璧君讀了《民報》等宣揚西方個人主義思潮的書報後，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憧憬西方式自己選擇結婚對象的自由結婚。
陳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談到革命，談到自己將來準備投身革命，但她的未婚夫卻思想十分保守。對革命也沒有任何興趣，於是兩人的思想差距越來越大。最終陳璧君終於選擇了退婚。
期初，陳耕基礙於朋友之間的友誼是不同意退婚的，但已經被父母嬌慣的無法約束的陳璧君態度堅決，無奈之下隻好同意讓陳璧君退婚。
汪精衛這邊少年時就父母雙亡，所以長兄汪兆鏞在他十五歲的時候為他選擇了一個同事的女兒劉氏訂了婚。
汪精衛在日本參加革命後，汪兆鏞經常來信訓斥汪精衛忘恩負義。拿了朝廷的公費出國，到國外卻幹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鏞要汪精衛立即懸崖勒馬，放棄革命迴國為朝廷盡忠。
其實汪兆鏞也並非堅決反對汪精衛搞革命，隻是怕汪精衛成為朝廷的罪犯後連累他們整個家族。而汪精衛也明白長兄的用心，在清政府發出對他的通緝令後，汪精衛寫信給汪兆鏞，表示斷絕與家庭的關係，解除婚約。
陳璧君傾心於汪精衛，不僅因為汪精衛的相貌才能，還因為他嚴肅的生活作風，在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賭博酗酒，而汪精衛卻象清教徒一樣生活，被人稱為道學先生，其中最讓陳璧君感動的是汪精衛那革命家不結婚的信念。
汪精衛對陳璧君說革命家生活無著落，生命無保證，革命家結婚必然陷妻子於不幸之中，讓自己所愛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過，然而汪精衛越說不結婚，陳璧君反而越愛汪精衛，但汪精衛卻從來沒有碰過陳璧君一個指頭，因為他不想毀了陳璧君一生的幸福。
在後世，汪精衛真的實踐了他的諾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後便和革命同誌陳璧君結婚，舉行了盛大的婚禮，而汪陳的革命婚姻也在當時一時傳為佳話。
隨後他又為了實踐自己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在與陳璧君舉辦了結婚儀式後攜陳碧君一起赴法留學，中間幾度返國，皆超然於政治之外。
汪精衛婚後也一直嚴守一夫一妻的準則，從來沒有外遇和桃色新聞，汪精衛的道德人品在當時的革命家中是無人可比，估計這也是在抗日戰爭時期陳碧君明知道自己的丈夫在走一條不歸路也要與他風雨同舟的原因。
在審訊汪精衛的時候，肅親王善耆看到從汪精衛身上搜繳的三篇汪精衛的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誌書》之後，感慨萬分，非常佩服汪精衛的人品見識，更佩服汪精衛為革命獻身的精神，這也是汪精衛兩人沒有被判斬立決的主要原因，也讓本打算慷慨赴死的汪精衛在接到免死的判決時有撿來一條命的感覺。
汪精衛入獄後。肅親王善耆親自到獄中看望汪精衛。
汪精衛以前以為清廷的官員都是愚鈍無能的昏官汙吏，沒想到肅親王肯屈身訪問他這個囚犯，而且以禮相待，談吐文雅，讓汪精衛十分吃驚，也很佩服肅親王的見識才幹。後來人們問起汪精衛對肅親王的印象時，汪精衛稱其為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肅親王原想說降汪精衛為清廷效力，但見汪精衛革命誌堅，也就沒有再為難汪精衛，後來肅親王不時來獄中看望汪精衛，兩人之間的關係似乎不是政敵，倒有些近似朋友的關係了。
汪精衛在獄中無事，每日作詩。汪精衛獄中詩作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這首詩從獄中傳出後立即被許多報紙爭相轉載，而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也成為當時革命青年們廣為傳頌的詩句。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
這是白居易放言五首中第三首的詩句，講的是當年周公輔佐成王的時候，在有流言說他懷有篡位的陰謀時，也會感到恐懼。而當年王莽輔佐西漢平帝，尚未篡漢時又表現得謙恭敦厚。禮賢下士。如果周公和王莽都在大家沒弄清楚真相的時候就去世了，那麽他們真正的為人處世的品格就沒人能夠知道了。
這是用周公、王莽故事，說明真偽邪正，日久方驗，不能僅僅經過短時間對人行為的考察，就對他的品德做出評判。而應長期觀察。才能得出正確結論，這也就是中國人常講的蓋棺定論。
汪精衛留學期間，在海外一時有很多革命黨成立，由於中國曆史上就有同鄉結黨的傾向，這些革命黨都建立在同鄉會的基礎上。有孫文的廣東派興中會，黃興、宋仁教的湖南派華興會，章炳麟的浙江派光複會等等，其中以孫文的興中會和黃興的華興會勢力最大。
黃興身材魁梧，儀表堂堂，性格豪放，很有革命家的氣派，很為年青的留學生們所傾倒敬仰，而孫文則身材矮小，說話慎重，在留學生中間的人氣不如黃興高，但孫文提出了一套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比黃興派的單純革命相比，在海外華人中有更大的感召力。
1905年，孫文從美國再次來到日本，汪精衛和胡漢民，朱執信等廣東同鄉一起拜訪孫文，加入了孫文的廣東派興中會。
汪精衛文思敏捷，擅長演講，有很大的組織力和號召力，很快脫穎而出得到孫文的賞識並委以重用。
由於當時的革命黨都是各自為政，力量很分散，這次孫文來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聯合各派的革命黨，組成一個統一的革命黨，於是孫文前往黃興的住所拜訪。
孫文和黃興都是當時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兩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線上，出來沒有見過麵，而黃興對孫文的來訪大喜過望。
在同盟會剛成立的時候，孫文被眾人選為總理，汪精衛作為同盟會的發起人之一，被選為評議部部長，新建的同盟會最初設有三個部，執行部、評議部、司法部，汪精衛當選重要職務的評議部部長就說明汪精衛在革命黨中有相當的影響力。
此時的汪精衛正如詩中王莽未篡位時的情況，在同盟會內勞苦功高，深受會內同誌的敬重，而在國內外華人的眼中也是英雄式的人物，倘若這個時候被滿清政府判個斬立決，他的一世英名決計能夠名垂青史。
然而現實是沒有假設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正值日軍兵鋒正盛的時候他卻冒天下之大不韙出走河內與日本彌合，這對當時的抗日活動是一個莫大的打擊。
如果說汪精衛初時是受日本人的蒙騙以及蔣介石的打壓，但隨著日軍侵華進一步的擴大，任何欺騙行為都將無所遁形，這個時候的汪精衛完全有反正的機會，但是他卻選擇了一口氣與日本走到黑。
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隻有兩個字，權利！
達爾文說人類是從猴子變來的，也就是說人類自生下來就帶有獸性的一麵，隻是人在進化成長和社會的進步中會用理性的思考去學會如何從善棄惡，但不論怎樣人類永遠不會擺脫獸性，在一切的社會活動中人性與獸性是並存的。
一如將要在沙皇俄國發生的那場震驚世界的革命，那些一心想要拯救全世界的革命者在革命勝利後突然發現竟然無人可以遏製自己的權利，於是這些人表麵上以革命者的姿態表明自己的階級立場，實質上在享受特權給他們帶來的獸性樂趣，利用權力來填補他們無盡的**，以至於這個集團的領袖已不再滿足於做人的精神追求，而是選擇了要去做神。
就在汪精衛與肅親王善琦在獄中激烈辯論的時候，徐衛也在朝鮮釜山港布置著他對日作戰的軍事部署。
此時的新澳港軍隊的所有軍事部署對英國政府來說是沒有任何秘密可言的，尤其是英國軍官影響最深的海軍，而此時的英國卻不希望日本步朝鮮的後塵，故而經常將徐衛軍隊的軍事部署告知日本。
搶灘登陸作戰的實施條件非常嚴酷，無論在計劃準備、組織實施、指揮協同、後勤保障等各個方麵，都會較其他進攻樣式更為困難，強渡海區、敵前登陸、背水攻堅帶來的高難度、高損耗和高風險也是其他進攻作戰所無法比擬的，其在作戰中任何環節出現問題都將會造成巨大損失，即便是登陸作戰取得勝利，也可能付出慘痛的代價。
徐衛真正的想要登陸的地點是日本的關東平原，這裏不僅是日本首都東京的所在地，也是日本本土最大的一處平原，屬於人口密集，經濟發達的地區，隻要占領這裏不僅可以摧毀整個日本的政治基礎，還能夠摧毀日本的經濟基礎。(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