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軒，難道新澳港大學比新澳港的公務員考試還要難？”問這話的並不是被士軒反駁的廣仁，而是一直規勸士軒的子琪。
“這個你們就不知道了吧，新澳港的製度與咱們大清的不同，那裏公務員考試並不是大清選拔官員的考試，考上的公務員頂多算是吏員，還不能成為官員，而新澳港大學自從辦學以來就廣招各國最優秀的教授、科學家，單憑師資力量可以與英國的劍橋、牛津，美國的哈佛、斯坦福，德國海德堡、慕尼黑等大學媲美，隻是學生的質量和學校的底蘊差了一點，不過依然收到列強的最捧，自然要比新澳港的公務員要難，前途也要廣闊。”士軒說道。
“原來是這樣，那新澳港是怎麽選士的，是延續以前的科舉嗎？”廣仁和大多數來日本留學的學生一樣，最關心的依然是怎麽做官，所以他在得知清政府已經不再承認這種為留學生準備的速成學校的學曆後就決定離開日本了，他的目的地與士軒相同，都是新澳港這也是他關心新澳港取士辦法的原因所在。
“我在新澳港經商的伯父告訴我，在新澳港的官員分為兩種，一種是有當地民眾選拔出≈，的議員，這些議員雖然不參與政府的任何政務，卻有監督政府政務的權利，政府任何財政支出和政令實施都要接受他們的監督，另一種官員則是由市長任命的政府官員，這些官員與清政府的官員沒有任何區別，隻不過這些人並不是科舉產生的。而是從那些通過考試的公務員中選拔的，與大清的官員不同的是。這些人在上任之前必須公開自己的財產狀況，接受百姓的監督。就算以後他們不再擔任政府官員，也要有十年的公開期。”士軒解釋道。
“公開財產狀況？新澳港的那些官員會同意？”廣仁吃驚的問道。
這件事不由得廣仁不吃驚，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主流思想雖然在口頭上一直強調當官要為民做主，做官就做百姓的父母官，但這種“辛苦遭逢起一經，幹戈寥落四周星”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高昂成本注定了官員們不可能這麽大公無私，所以曆代君主才有了用貪和治貪這兩種本該相互矛盾的治國方略。
“這些都是我伯父寫信告訴我的，其他的事情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伯父在信中告訴我新澳港雖然是一個華人的國度，但其吏治比歐美列強還要清明，他在新澳港經商的時候隻需要按時繳納各種賦稅就可以了，不用討好任何的官員胥吏，更不用為了保證生意的安全而到處托人送禮，就是想要送禮，那些官員也是不敢收的。”士軒解釋道。
“士軒，我有一個不情之請，你方便把你伯父寫給你的信箋借予我閱覽一遍嗎？”一直在聆聽的子琪對士軒突然詢問道。
“這個當然沒問題。裏麵隻是我伯父介紹新澳港的事情，並沒有什麽私密的東西。”士軒說著從自己的書桌的抽屜中拿出一疊信箋，從裏麵抽出一份遞給子琪說道：“這就是我伯父給我寫的信箋，你拿去看吧。”
在日本所發生的這一幕並不僅僅是在這所專門為留學生創辦的私立政法大學內。此時整個留學生國度因為新澳港發布的一項聲明而鬧得紛紛揚揚。
其實這件事還要從清政府得知日本戰敗而拒絕承認日本為留學生創辦的速成學校學曆的政令說起，清政府的這條政令正好引起因為擴張過速而人才匱乏的徐衛的關注，這使他意識到自己忽略了一個中國人才最集中的地方。日本。
日本是華人人才聚集地嗎？
這個答案當人是肯定的，自清政府廢除科舉以來。日本就成了中國士子進入仕途最省錢、最便捷的地方，於是僅有一海之隔的日本迎來了華人留學生的狂潮。這些人雖然有家庭優越花錢買學曆的子弟，但也不乏真正有才華的仁人誌士。
據徐衛從後世的網絡所知，民國時期的軍閥混戰雖然上層人物都是北洋一係的老人，但中下層軍官基本上都是從日本軍事學院畢業的，軍閥的混戰正式被戲稱為師兄弟的戰爭，其中被三造共和的段祺瑞引為心腹的手下大將徐樹錚就是其中的典型，其收複外蒙的功績更是名垂千古，直到國民黨敗退到台灣，其官方的中國地圖依然秋海棠，麵積仍維持1141萬8174平方公裏，是世界第二大國。
這僅僅是在軍事上，在民國政府的行政機構也是留日學生一家獨大，在革命黨的有參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製定的林長民，在北洋中有在趙秉鈞內閣擔任工商總長劉揆一。
有鑒於此，徐衛命令駐日朝鮮公使向外界發布了一份招生聲明，聲明中稱在朝鮮設立的朝鮮大學、朝鮮女子學院，在新澳港設立的新澳港大學、新澳港陸軍軍事學院、新澳港海軍大學將於正月初十之前接受新生入學考試報名，正月十一、十二兩天為考試日，凡考試通過的學生則可在二十日的時候入學學習。
徐衛命令朝鮮公使發布這項聲明在朝鮮可謂是一波激起千重浪，雖然清政府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承認上述所說大學學位的有效與否，但這畢竟不是日本開辦的那種速成學校，而是真正的大學，是受全世界承認的。
在後世，朝鮮曾說明亡之後無華夏，其實這並不是無的放矢的，因為自明亡之後滿清政府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禁絕了無數不利於他們的文史記載，其中影響最大的為乾隆時期由紀昀負責編修的四庫全書，這種編修與明朝的《永樂大典》不同，屬於毀一半留一半，是中華民族文學上的浩劫。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要嚴重。
這場浩劫影響是深遠的，使得後世很多曆史文學的考證沒有了曆史依據。但是在這場浩劫中依然有很多優秀的書籍得意保存，這些珍貴典籍多在日本和朝鮮。這也是朝鮮堅稱自己繼承中國的根源所在，於是一時間朝鮮大學新近成立的國文係成為了國人湧向追逐的對象。
到目前為止，很多有誌之士已經從徐衛氣吞山河的擴張勢態中隱隱察覺到他的大誌，這種察覺並不是報紙上的那種捕風捉影的報道，這種形式在日本旅居的革命黨和保皇派最為顯著。
經過兩次倒孫運動，此時的同盟會已經有四分五裂的趨勢，孫文雖然成功將章炳麟和陶成章的反對鎮壓，但兩人卻是在革命黨中有著很大威望的領袖，尤其是桃李滿天下的章炳麟。同時還因為黃興對他的力挺使他在同盟會事務處理上更加專製，這也引起了絕大多數同盟會的不滿。
新澳港可以說是華人第一個民主政權，自新澳港與日本大戰以來就受到了日本乃至整個南洋華人的所關注的對象。
起初，這些革命誌士並不相信僅有一地的新澳港能夠戰勝強大的日本帝國，即使新澳港已經將日本海軍遠征艦隊全殲，但徐衛隨後的舉動讓他們越來越看不懂了，不僅敢違背世界第一列強英國的命令向日本開戰，還真的將這種宣戰付諸於實際行動。
至此之後，新澳港帶給他們的震驚越來越多。先是一把火將橫須賀和東京燒個大半，然後用一天的時間將朝鮮日軍數萬人的主力部隊全殲，然後以雷霆萬鈞之勢入駐朝鮮，於是這些革命者不再淡定了。他們看到了除孫文之外，另一個能夠拯救中國的領袖人物。
於是，一夜之間這個鬆散的組織崩然倒塌。無數堅定的革命著在沒有經過同盟會領導同意的情況下離開了自己的崗位，然後用一張船票來到了新澳港這塊充滿夢想的地方。
這些革命黨的舉動不僅讓在日本主持會務的孫文不知所措。也讓新澳港的市長史文珍不知如何應對，無奈之下隻好將這個狀況用電報匯報給了徐衛。
與史文珍的張皇失措不同。在朝鮮的徐衛聽到這個消息卻是大喜過望，因為他知道這些人並不同於用大筆的金錢在同盟會擔任顧問的投機者，這些人毀家紓難參與革命絕大多數是真的為國為民，在後世曆史記載中，這裏麵很多人在辛亥革命成功後以為國家已經走向共和就功成身退，所以徐衛稱他們為最純粹的革命家。
這些革命黨既然願意不遠萬裏從日本來到新澳港，肯定是從內心對新澳港有所期待，而此時的新澳港又因為鄰居新華港的建設而被抽調了大量的人手，亟需要新的公務人員的補充，這一點是人才匱乏的新澳港所不能滿足的，於是徐衛大手一揮，在新澳港頒布了一項公務員的考試製度，招收範圍麵向所有中學學曆以上的人員。
與孫文的眾叛親離的境況相似，康有為專製而又腐敗的生活也引起了他弟子的不滿，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梁啟超。
在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下，梁啟超的政治主張也從保皇轉向革命，這段時間，他與孫中山、陳少白等革命黨人的來往開始密切，有時甚至在三更半夜還擁被長談，結果便有了合作組黨的計劃，擬推孫中山為會長，而梁啟超副之。
梁啟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學，聯名致函康有為，勸其息影林泉，自娛晚景，說白了其實也就是讓康有為退休。
康有為得知梁啟超傾向革命的思想之後，非常生氣，立即嚴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並斥責其倡導革命的錯誤，由於多年來，梁啟超已養成了對康有為的敬意和畏懼，他隻得在表麵上答應悔改，但實質上並未放棄對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問題上，梁啟超也開始有意擺脫康有為的束縛。早年的梁啟超，在康有為的影響下，常常談論尊孔保教，好朋友黃遵憲和嚴複分別向他說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後，他開始轉變思想。
1902年，本著“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的想法，梁啟超公開發表文章，認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從今以後，隻有努力保國而已，從“保教黨之驍將”轉變為“保教黨之大敵”，受到康有為的嚴厲批評。
在前世，梁啟超在軍事上最大的支持者為蔡鍔，兩人的結識還要1897年10月，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督學江標等人創辦的湖南時務學堂說起。
甲午一戰將清政府最後的一塊遮羞布撤了下來，也宣告著以奕訢、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創辦的洋務運動的失敗，於是為了救國圖存，各地掀起了效仿日本的維新變法熱潮，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掌握中國最終權利的慈禧是支持變法的，這也是各地官員支持變法的根本原因。
湖南的時務學堂是為培養維新人才而設立的湖南時務學堂，這種適應時代潮流的學堂以嶄新的麵貌吸引著廣大的富於進取、追求改革的學子。
當時，年僅16歲的蔡鍔，由湖南督學徐仁鑄推薦，於1898年初報考新建的湖南時務學堂，並且在2000人中竟然以第三名的優秀成績被錄取，成為時務學堂中年齡最小的一人，而梁啟超則因為公車上書時卓越的表現被聘為時務學堂總教習。
梁啟超在時務學堂時，年僅24歲，風華正茂，他講課氣勢恢宏，大膽潑辣，公開宣傳：“二十四朝，其是當孔子至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於其間，其餘皆民賊焉。”
這種攻擊，帶有強烈的民主思想與要求革新的氣息，然而這種思想並不蔡鍔這種從小經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學生所能接受的，隨後蔡鍔直言不諱的反對梁啟超的觀點，於是兩人在課堂上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問題也變得越來越尖銳。
這種切磋乃是一種追求，不僅不影響兩人關係，反而更加深了師生的情誼，不論雙方具體論述的是非如何，這樣平等的討論，給師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鍔就是從這時起，與梁啟超結下了終生不解的師生之緣。(未完待續。。)
“這個你們就不知道了吧，新澳港的製度與咱們大清的不同，那裏公務員考試並不是大清選拔官員的考試，考上的公務員頂多算是吏員，還不能成為官員，而新澳港大學自從辦學以來就廣招各國最優秀的教授、科學家，單憑師資力量可以與英國的劍橋、牛津，美國的哈佛、斯坦福，德國海德堡、慕尼黑等大學媲美，隻是學生的質量和學校的底蘊差了一點，不過依然收到列強的最捧，自然要比新澳港的公務員要難，前途也要廣闊。”士軒說道。
“原來是這樣，那新澳港是怎麽選士的，是延續以前的科舉嗎？”廣仁和大多數來日本留學的學生一樣，最關心的依然是怎麽做官，所以他在得知清政府已經不再承認這種為留學生準備的速成學校的學曆後就決定離開日本了，他的目的地與士軒相同，都是新澳港這也是他關心新澳港取士辦法的原因所在。
“我在新澳港經商的伯父告訴我，在新澳港的官員分為兩種，一種是有當地民眾選拔出≈，的議員，這些議員雖然不參與政府的任何政務，卻有監督政府政務的權利，政府任何財政支出和政令實施都要接受他們的監督，另一種官員則是由市長任命的政府官員，這些官員與清政府的官員沒有任何區別，隻不過這些人並不是科舉產生的。而是從那些通過考試的公務員中選拔的，與大清的官員不同的是。這些人在上任之前必須公開自己的財產狀況，接受百姓的監督。就算以後他們不再擔任政府官員，也要有十年的公開期。”士軒解釋道。
“公開財產狀況？新澳港的那些官員會同意？”廣仁吃驚的問道。
這件事不由得廣仁不吃驚，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主流思想雖然在口頭上一直強調當官要為民做主，做官就做百姓的父母官，但這種“辛苦遭逢起一經，幹戈寥落四周星”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高昂成本注定了官員們不可能這麽大公無私，所以曆代君主才有了用貪和治貪這兩種本該相互矛盾的治國方略。
“這些都是我伯父寫信告訴我的，其他的事情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伯父在信中告訴我新澳港雖然是一個華人的國度，但其吏治比歐美列強還要清明，他在新澳港經商的時候隻需要按時繳納各種賦稅就可以了，不用討好任何的官員胥吏，更不用為了保證生意的安全而到處托人送禮，就是想要送禮，那些官員也是不敢收的。”士軒解釋道。
“士軒，我有一個不情之請，你方便把你伯父寫給你的信箋借予我閱覽一遍嗎？”一直在聆聽的子琪對士軒突然詢問道。
“這個當然沒問題。裏麵隻是我伯父介紹新澳港的事情，並沒有什麽私密的東西。”士軒說著從自己的書桌的抽屜中拿出一疊信箋，從裏麵抽出一份遞給子琪說道：“這就是我伯父給我寫的信箋，你拿去看吧。”
在日本所發生的這一幕並不僅僅是在這所專門為留學生創辦的私立政法大學內。此時整個留學生國度因為新澳港發布的一項聲明而鬧得紛紛揚揚。
其實這件事還要從清政府得知日本戰敗而拒絕承認日本為留學生創辦的速成學校學曆的政令說起，清政府的這條政令正好引起因為擴張過速而人才匱乏的徐衛的關注，這使他意識到自己忽略了一個中國人才最集中的地方。日本。
日本是華人人才聚集地嗎？
這個答案當人是肯定的，自清政府廢除科舉以來。日本就成了中國士子進入仕途最省錢、最便捷的地方，於是僅有一海之隔的日本迎來了華人留學生的狂潮。這些人雖然有家庭優越花錢買學曆的子弟，但也不乏真正有才華的仁人誌士。
據徐衛從後世的網絡所知，民國時期的軍閥混戰雖然上層人物都是北洋一係的老人，但中下層軍官基本上都是從日本軍事學院畢業的，軍閥的混戰正式被戲稱為師兄弟的戰爭，其中被三造共和的段祺瑞引為心腹的手下大將徐樹錚就是其中的典型，其收複外蒙的功績更是名垂千古，直到國民黨敗退到台灣，其官方的中國地圖依然秋海棠，麵積仍維持1141萬8174平方公裏，是世界第二大國。
這僅僅是在軍事上，在民國政府的行政機構也是留日學生一家獨大，在革命黨的有參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製定的林長民，在北洋中有在趙秉鈞內閣擔任工商總長劉揆一。
有鑒於此，徐衛命令駐日朝鮮公使向外界發布了一份招生聲明，聲明中稱在朝鮮設立的朝鮮大學、朝鮮女子學院，在新澳港設立的新澳港大學、新澳港陸軍軍事學院、新澳港海軍大學將於正月初十之前接受新生入學考試報名，正月十一、十二兩天為考試日，凡考試通過的學生則可在二十日的時候入學學習。
徐衛命令朝鮮公使發布這項聲明在朝鮮可謂是一波激起千重浪，雖然清政府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承認上述所說大學學位的有效與否，但這畢竟不是日本開辦的那種速成學校，而是真正的大學，是受全世界承認的。
在後世，朝鮮曾說明亡之後無華夏，其實這並不是無的放矢的，因為自明亡之後滿清政府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禁絕了無數不利於他們的文史記載，其中影響最大的為乾隆時期由紀昀負責編修的四庫全書，這種編修與明朝的《永樂大典》不同，屬於毀一半留一半，是中華民族文學上的浩劫。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要嚴重。
這場浩劫影響是深遠的，使得後世很多曆史文學的考證沒有了曆史依據。但是在這場浩劫中依然有很多優秀的書籍得意保存，這些珍貴典籍多在日本和朝鮮。這也是朝鮮堅稱自己繼承中國的根源所在，於是一時間朝鮮大學新近成立的國文係成為了國人湧向追逐的對象。
到目前為止，很多有誌之士已經從徐衛氣吞山河的擴張勢態中隱隱察覺到他的大誌，這種察覺並不是報紙上的那種捕風捉影的報道，這種形式在日本旅居的革命黨和保皇派最為顯著。
經過兩次倒孫運動，此時的同盟會已經有四分五裂的趨勢，孫文雖然成功將章炳麟和陶成章的反對鎮壓，但兩人卻是在革命黨中有著很大威望的領袖，尤其是桃李滿天下的章炳麟。同時還因為黃興對他的力挺使他在同盟會事務處理上更加專製，這也引起了絕大多數同盟會的不滿。
新澳港可以說是華人第一個民主政權，自新澳港與日本大戰以來就受到了日本乃至整個南洋華人的所關注的對象。
起初，這些革命誌士並不相信僅有一地的新澳港能夠戰勝強大的日本帝國，即使新澳港已經將日本海軍遠征艦隊全殲，但徐衛隨後的舉動讓他們越來越看不懂了，不僅敢違背世界第一列強英國的命令向日本開戰，還真的將這種宣戰付諸於實際行動。
至此之後，新澳港帶給他們的震驚越來越多。先是一把火將橫須賀和東京燒個大半，然後用一天的時間將朝鮮日軍數萬人的主力部隊全殲，然後以雷霆萬鈞之勢入駐朝鮮，於是這些革命者不再淡定了。他們看到了除孫文之外，另一個能夠拯救中國的領袖人物。
於是，一夜之間這個鬆散的組織崩然倒塌。無數堅定的革命著在沒有經過同盟會領導同意的情況下離開了自己的崗位，然後用一張船票來到了新澳港這塊充滿夢想的地方。
這些革命黨的舉動不僅讓在日本主持會務的孫文不知所措。也讓新澳港的市長史文珍不知如何應對，無奈之下隻好將這個狀況用電報匯報給了徐衛。
與史文珍的張皇失措不同。在朝鮮的徐衛聽到這個消息卻是大喜過望，因為他知道這些人並不同於用大筆的金錢在同盟會擔任顧問的投機者，這些人毀家紓難參與革命絕大多數是真的為國為民，在後世曆史記載中，這裏麵很多人在辛亥革命成功後以為國家已經走向共和就功成身退，所以徐衛稱他們為最純粹的革命家。
這些革命黨既然願意不遠萬裏從日本來到新澳港，肯定是從內心對新澳港有所期待，而此時的新澳港又因為鄰居新華港的建設而被抽調了大量的人手，亟需要新的公務人員的補充，這一點是人才匱乏的新澳港所不能滿足的，於是徐衛大手一揮，在新澳港頒布了一項公務員的考試製度，招收範圍麵向所有中學學曆以上的人員。
與孫文的眾叛親離的境況相似，康有為專製而又腐敗的生活也引起了他弟子的不滿，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梁啟超。
在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下，梁啟超的政治主張也從保皇轉向革命，這段時間，他與孫中山、陳少白等革命黨人的來往開始密切，有時甚至在三更半夜還擁被長談，結果便有了合作組黨的計劃，擬推孫中山為會長，而梁啟超副之。
梁啟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學，聯名致函康有為，勸其息影林泉，自娛晚景，說白了其實也就是讓康有為退休。
康有為得知梁啟超傾向革命的思想之後，非常生氣，立即嚴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並斥責其倡導革命的錯誤，由於多年來，梁啟超已養成了對康有為的敬意和畏懼，他隻得在表麵上答應悔改，但實質上並未放棄對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問題上，梁啟超也開始有意擺脫康有為的束縛。早年的梁啟超，在康有為的影響下，常常談論尊孔保教，好朋友黃遵憲和嚴複分別向他說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後，他開始轉變思想。
1902年，本著“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的想法，梁啟超公開發表文章，認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從今以後，隻有努力保國而已，從“保教黨之驍將”轉變為“保教黨之大敵”，受到康有為的嚴厲批評。
在前世，梁啟超在軍事上最大的支持者為蔡鍔，兩人的結識還要1897年10月，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督學江標等人創辦的湖南時務學堂說起。
甲午一戰將清政府最後的一塊遮羞布撤了下來，也宣告著以奕訢、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創辦的洋務運動的失敗，於是為了救國圖存，各地掀起了效仿日本的維新變法熱潮，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掌握中國最終權利的慈禧是支持變法的，這也是各地官員支持變法的根本原因。
湖南的時務學堂是為培養維新人才而設立的湖南時務學堂，這種適應時代潮流的學堂以嶄新的麵貌吸引著廣大的富於進取、追求改革的學子。
當時，年僅16歲的蔡鍔，由湖南督學徐仁鑄推薦，於1898年初報考新建的湖南時務學堂，並且在2000人中竟然以第三名的優秀成績被錄取，成為時務學堂中年齡最小的一人，而梁啟超則因為公車上書時卓越的表現被聘為時務學堂總教習。
梁啟超在時務學堂時，年僅24歲，風華正茂，他講課氣勢恢宏，大膽潑辣，公開宣傳：“二十四朝，其是當孔子至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於其間，其餘皆民賊焉。”
這種攻擊，帶有強烈的民主思想與要求革新的氣息，然而這種思想並不蔡鍔這種從小經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學生所能接受的，隨後蔡鍔直言不諱的反對梁啟超的觀點，於是兩人在課堂上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問題也變得越來越尖銳。
這種切磋乃是一種追求，不僅不影響兩人關係，反而更加深了師生的情誼，不論雙方具體論述的是非如何，這樣平等的討論，給師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鍔就是從這時起，與梁啟超結下了終生不解的師生之緣。(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