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會新政】
“高平之戰”中，劉崇曆經千辛萬苦，沉浸式玩兒了《人在囧途》劇本殺，狼狽逃迴太原。年邁的劉崇經不起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打擊，迴到太原就一病不起，於當年年底（11月）去世，臨終前命次子劉承鈞（長子劉贇早就被郭威所殺）襲位。
劉崇是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罵他的人把他罵得體無完膚，同情他的人卻誇他有情有義。
罵得最兇的是《舊五代史》（薛居正），這不難理解，因為薛居正同誌生於後梁，後唐時進士及第，仕後晉、後漢、後周、北宋，在北宋時達到仕途巔峰，做到了宰相。這部《舊五代史》成書於宋太祖朝，當時北漢還未收複，屁股決定腦袋，他的政治立場可想而知。我們先來看薛居正在《舊五代史》中對劉崇的評價：
“劉崇以亡國之餘，竊偽王之號，多見其不知量也。今元惡雖斃，遣孽尚存，勢蹙民殘，不亡何待？”
哪裏是史官該有的客觀評價，分明就是潑婦罵街。
所以在後來的《新五代史》（歐陽修）中，就做出了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
當時的主流觀點是批評劉崇不以亡國為仇，而以殺子為仇，意思是當郭威滅後漢、騙他說要立他的兒子劉贇為新君時，他沒有反抗，輕信了郭威從而失去了推翻郭威的最佳機會，而當郭威殺了劉贇之後，他才選擇叛亂，終因失去時機而無法撼動中原，所以說劉崇“不以喪君為仇，而以殺子為仇”。
對此，歐陽修針鋒相對，予以反駁。
首先，漢室（太後）已經下詔確立劉贇為新君，雖然這其中夾雜著郭威集團的陰謀，但迎請劉贇入汴、繼承大統是合理合法的，劉崇當然沒有理由出兵，否則劉崇就成了篡權奪位的“叛賊”，隻有當郭威殺害劉贇，露出狐狸尾巴後，劉崇才有了反抗的理由。也就是說，劉崇不僅沒有丟失“道義”，反而是傳統道德、公序良俗、法律的衛道士。
其次，劉崇割據河東之後，“不為周屈”，無論國力對比是多麽懸殊，北漢始終與後周勢不兩立，絕不妥協讓步，就憑這一點，北漢就“異乎九國矣”。北漢是十國中實力最弱小的，卻是鬥爭意誌最堅定不移、矢誌不渝的。
最後，劉崇雖然稱帝，但他至死不改國號、甚至不改年號，仍然沿用後漢隱帝劉承佑的“乾佑”，直到劉承鈞襲位才改年號，且不立宗廟……多次公開表示自己隻是為後漢政權暫時保管皇權、延續漢室血脈。
劉崇稱帝後，將愛將張元徽提拔為武寧軍節度使，在授銜儀式上，劉崇身穿龍袍，文武百官皆穿禮服，現場旗幟飄揚，人們互相道賀，唯有劉崇臉上沒有半點笑容，反而是一臉憂愁，他對張元徽說道：“朕以高祖之業、贇之冤，義不為郭公屈耳。期與公等勉力以複家國之仇！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邪？”
這是劉崇的真情告白。以區區彈丸河東反抗強大的中原，不是我不自量力，而是國仇家恨，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要恢複漢室江山，割據稱帝是一時權宜之計而已，我哪兒算什麽天子啊，你們也別真把自己當節度使！
歐陽修總結道：“旻（劉崇）之誌豈不可哀也哉！”劉崇確實挺不容易的，值得人們尊敬。
劉崇最大的汙點不是割據稱帝，而是投靠契丹。“漢奸”的罵名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洗白的。
關於劉崇死亡的時間，史料存有分歧，有的說是後周顯德二年（955）春天，有的說大約在冬季，《遼史》則記載說是955年11月。《周世宗實錄》和《舊五代史》支持955年（乙卯）11月之說。於是後世的史書多采用這種說法，而王保衡在《晉陽見聞錄》中卻說劉崇是死於“高平之戰”的那一年（954，甲寅），兵敗後，劉崇憂勞成疾，於當年冬天病逝。
王保衡在北漢劉崇身邊做官，北漢末年做到了中書舍人、翰林直學士，所以王保衡的《晉陽見聞錄》才更具參考價值。於是《十國春秋》中就采用了王保衡的說法，而本書亦遵從此說，即劉崇死於954年11月。
另外一個證據，劉承鈞三年除服後才改元，而劉承鈞改元“天會”是在957年（丁巳），往前推三年，也正好是954年（甲寅）。至此，我們幾乎可以完全確定，劉崇就是死於甲寅年的公元954年。
29歲的劉承鈞襲位後，向遼國遣使告哀，以兒子自稱，遼穆宗亦稱他“兒皇帝”，夯實了父子之國的親密關係。
劉承鈞接手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前文詳述過，柴榮在取得“高平之戰”的勝利後，乘勝包圍太原，險些一鼓作氣將北漢完全消滅。在契丹爸爸的及時相救之下，北漢才得以絲血逃生，苟延殘喘。也正因此，劉崇才會驚懼憂憤而死，劉承鈞可謂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劉承鈞的當務之急就是抱緊契丹爸爸的大腿，於是派使節請求給遼穆宗上尊號“天順皇帝”，遼國不準。
除了抱緊契丹爹，劉承鈞還積極尋求外援，與後蜀一拍即合，相約夾攻中原（後周）。
手忙腳亂地忙活了兩三年，終於在公元957年穩住了陣腳。這一年，柴榮已經陷入到了“三征淮南”的拉鋸戰中，鏖戰淮南，無暇北顧，劉承鈞的危機暫時解除，於是正式開啟了一段屬於他的時代——天會新政。
“高平之戰”中，劉崇曆經千辛萬苦，沉浸式玩兒了《人在囧途》劇本殺，狼狽逃迴太原。年邁的劉崇經不起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打擊，迴到太原就一病不起，於當年年底（11月）去世，臨終前命次子劉承鈞（長子劉贇早就被郭威所殺）襲位。
劉崇是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罵他的人把他罵得體無完膚，同情他的人卻誇他有情有義。
罵得最兇的是《舊五代史》（薛居正），這不難理解，因為薛居正同誌生於後梁，後唐時進士及第，仕後晉、後漢、後周、北宋，在北宋時達到仕途巔峰，做到了宰相。這部《舊五代史》成書於宋太祖朝，當時北漢還未收複，屁股決定腦袋，他的政治立場可想而知。我們先來看薛居正在《舊五代史》中對劉崇的評價：
“劉崇以亡國之餘，竊偽王之號，多見其不知量也。今元惡雖斃，遣孽尚存，勢蹙民殘，不亡何待？”
哪裏是史官該有的客觀評價，分明就是潑婦罵街。
所以在後來的《新五代史》（歐陽修）中，就做出了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
當時的主流觀點是批評劉崇不以亡國為仇，而以殺子為仇，意思是當郭威滅後漢、騙他說要立他的兒子劉贇為新君時，他沒有反抗，輕信了郭威從而失去了推翻郭威的最佳機會，而當郭威殺了劉贇之後，他才選擇叛亂，終因失去時機而無法撼動中原，所以說劉崇“不以喪君為仇，而以殺子為仇”。
對此，歐陽修針鋒相對，予以反駁。
首先，漢室（太後）已經下詔確立劉贇為新君，雖然這其中夾雜著郭威集團的陰謀，但迎請劉贇入汴、繼承大統是合理合法的，劉崇當然沒有理由出兵，否則劉崇就成了篡權奪位的“叛賊”，隻有當郭威殺害劉贇，露出狐狸尾巴後，劉崇才有了反抗的理由。也就是說，劉崇不僅沒有丟失“道義”，反而是傳統道德、公序良俗、法律的衛道士。
其次，劉崇割據河東之後，“不為周屈”，無論國力對比是多麽懸殊，北漢始終與後周勢不兩立，絕不妥協讓步，就憑這一點，北漢就“異乎九國矣”。北漢是十國中實力最弱小的，卻是鬥爭意誌最堅定不移、矢誌不渝的。
最後，劉崇雖然稱帝，但他至死不改國號、甚至不改年號，仍然沿用後漢隱帝劉承佑的“乾佑”，直到劉承鈞襲位才改年號，且不立宗廟……多次公開表示自己隻是為後漢政權暫時保管皇權、延續漢室血脈。
劉崇稱帝後，將愛將張元徽提拔為武寧軍節度使，在授銜儀式上，劉崇身穿龍袍，文武百官皆穿禮服，現場旗幟飄揚，人們互相道賀，唯有劉崇臉上沒有半點笑容，反而是一臉憂愁，他對張元徽說道：“朕以高祖之業、贇之冤，義不為郭公屈耳。期與公等勉力以複家國之仇！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邪？”
這是劉崇的真情告白。以區區彈丸河東反抗強大的中原，不是我不自量力，而是國仇家恨，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要恢複漢室江山，割據稱帝是一時權宜之計而已，我哪兒算什麽天子啊，你們也別真把自己當節度使！
歐陽修總結道：“旻（劉崇）之誌豈不可哀也哉！”劉崇確實挺不容易的，值得人們尊敬。
劉崇最大的汙點不是割據稱帝，而是投靠契丹。“漢奸”的罵名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洗白的。
關於劉崇死亡的時間，史料存有分歧，有的說是後周顯德二年（955）春天，有的說大約在冬季，《遼史》則記載說是955年11月。《周世宗實錄》和《舊五代史》支持955年（乙卯）11月之說。於是後世的史書多采用這種說法，而王保衡在《晉陽見聞錄》中卻說劉崇是死於“高平之戰”的那一年（954，甲寅），兵敗後，劉崇憂勞成疾，於當年冬天病逝。
王保衡在北漢劉崇身邊做官，北漢末年做到了中書舍人、翰林直學士，所以王保衡的《晉陽見聞錄》才更具參考價值。於是《十國春秋》中就采用了王保衡的說法，而本書亦遵從此說，即劉崇死於954年11月。
另外一個證據，劉承鈞三年除服後才改元，而劉承鈞改元“天會”是在957年（丁巳），往前推三年，也正好是954年（甲寅）。至此，我們幾乎可以完全確定，劉崇就是死於甲寅年的公元954年。
29歲的劉承鈞襲位後，向遼國遣使告哀，以兒子自稱，遼穆宗亦稱他“兒皇帝”，夯實了父子之國的親密關係。
劉承鈞接手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前文詳述過，柴榮在取得“高平之戰”的勝利後，乘勝包圍太原，險些一鼓作氣將北漢完全消滅。在契丹爸爸的及時相救之下，北漢才得以絲血逃生，苟延殘喘。也正因此，劉崇才會驚懼憂憤而死，劉承鈞可謂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劉承鈞的當務之急就是抱緊契丹爸爸的大腿，於是派使節請求給遼穆宗上尊號“天順皇帝”，遼國不準。
除了抱緊契丹爹，劉承鈞還積極尋求外援，與後蜀一拍即合，相約夾攻中原（後周）。
手忙腳亂地忙活了兩三年，終於在公元957年穩住了陣腳。這一年，柴榮已經陷入到了“三征淮南”的拉鋸戰中，鏖戰淮南，無暇北顧，劉承鈞的危機暫時解除，於是正式開啟了一段屬於他的時代——天會新政。